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本雅明便作为上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而被全世界范围内的读者所熟知。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阅读、阐释和研究之后，他依然吸引着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从阿伦特所编《启迪》的惊鸿一现，到阿多诺与肖勒姆之间编撰选集时在立场上亦敌亦友的角力，再到直接影响亚历山大·克鲁格这样的电影导演，尽管研究范式历经迁移，本雅明仍然一直是理解当代世界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除了传统的文学批评和政治面相之外，包括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史在内的各个学科，都能从本雅明那些灵光乍现的片段中吸取营养。

也许在大部分读者的心目中，本雅明仍然是一位文学批评家。诚然，他生前曾是一位成功的文艺评论家和一位也许不那么成功的文学译者，深受霍夫曼斯塔尔等同代文学家重视。在苏尔坎普出版社五十年代销售《本雅明选集》之后，“本雅明生前寂寂无名”的广告词便以讹传讹，长期成为本雅明的标签，甚至影响了大量专业读者。事实上，尽管并未受到德国学术界接纳，本雅明的文学批评在他生前就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也曾受过法国小说家纪德两小时的专访。他极力强调文学批评的价值，时至今日仍然是比较文学最重要的作者之一。除了大量学科内论文之外，他的洞见也直接刺激了包括唐诺（《文字的故事》）在内的作者们的写作灵感——他确实希望自己能成为“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得益于本雅明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长期合作，将本雅明纳入批判理论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是另一种传统且在学界占主导的研究方式。这一路研究主要关注本雅明的《暴力批判》和《论历史的概念》中那些对政治独到也略显飘渺的箴言。在这两种主要路径的交叉地带，本雅明的美学品味与犹太情愫也是学者常常提起的话题，尽管他在艺术和神学上都自成一格。近年来，随着阿甘本的风靡，本雅明与施密特之间有关“政治神学”的论战也吸引了很多国内学者的注意（阿甘本《例外状态》）。这场论战事实上是八十年代编纂本雅明全集时由雅各布·陶伯斯（Jacob Taubes）带出的一个学术热点，到九十年代初就已经基本得到了充分讨论。尽管阿甘本解读出两人在哲学立场上深远的差异，可本雅明本人写给施密特的信件措辞却更像是投效，而施密特当时的反应也是大教授面对江湖来客主动赠书时的标准反应——没反应。

这种一本正经的惊诧更多暴露了我们尚且不熟悉本雅明多面手的形象。简略地说，我们可以用四位本雅明生前的好友来定位本雅明的四个主要维度。五十年代推动《本雅明选集》出版的两位生前密友肖勒姆和阿多诺分别代表着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神秘主义与德国传统美学的积淀——这是八十年代之前，本雅明研究主要被讨论的话题。在近年本雅明协会的征稿启事中，明确提及当今研究者早已跳脱出政治左翼和神学先知这两个面相的“辩证对立”。另外两位则是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和后世主要以电影研究闻名的克拉考尔，他们分别象征着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诉求和他对现代都市生活的观察，最后一种路径尤其受到文化研究的热捧。

在此之外，本雅明思想中技术和社会的维度尚且没有得到理论的单独重视，只在之前的主要思路中被部分地涉及。尽管比较文学对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感知有深入研究，将本雅明对媒介的讨论完全纳入文学却存在着龃龉：本雅明对现代文化的讨论，正是始于十九世纪末文学世界的坍塌。报纸的广泛普及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进而导致小说作者必须直面读者，催化出一批十九世纪末报业的起点小说式写手。歌德和福楼拜享受的独立创作空间与时间都不复存在。此外，工业革命创造的都市奇观也吸引了大量原先的文学读者。尽管这些内容最终都诉诸纸端，但这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文学，似乎是一个悖论。

本书明确将本雅明思想中的第五重维度命名为媒介研究，这并不意味着新的研究与传统研究完全隔离乃至将其全盘颠覆。自八十年代本雅明全集编纂基本完成之后，除非能发掘新的材料，学界已经很难重现这样的颠覆。但这一维度尤其有利于我们理解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之间的距离。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纳粹视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病灶并加以分析的同时，本雅明却更多关注的是纳粹传播自身学说的方式。同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以近代英国作为典范，分析了公共领域的形成是如何以报纸、咖啡馆这样的公共空间为载体；而在本雅明眼中，这个领域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在技术上被取代了。举例来说，启蒙时代的书信是公共生活的一个部分，主人会在宴请客人时朗诵远方来信，既传达信息，也彰显自己交际广泛。而本雅明和阿多诺的书信则充满对稿费、教职和待遇的讨论，私人性质十足。这也是为什么从学理上讲，本雅明与阿多诺之间就“辩证意象”的讨论标示着现代媒介研究与传统哲学之间的分野。

作者康在镐教授也不是初来乍到的闯入者，本书的讨论是建立在他对此前研究的熟稔之上。在2003年于剑桥大学取得了媒介社会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康教授在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下来到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而指导他的正是刚刚退休的法兰克福学派掌门人霍耐特教授。此外，在多年的研究中，他也曾得到弗里斯比（David Frisby）、汉森（Miriam Hansen）这些过去对本雅明研究做出原创性贡献的先辈学者的指导，他对传统的批判理论和本雅明研究可以说都浸淫已久。此后他先后在纽约新学院大学和伦敦大学任教，在授课中将这些草稿归纳整理成这部作品。

本雅明一生命运多舛，研究兴趣也多次迁移。这给很多本雅明研究者造成了切实的困难，研究者除了按照本雅明的创作顺序顺流而下，似乎别无他法。而对他在研究兴趣上的跳跃，除了佐以本雅明传奇的生平经历之外，似乎很难把话说圆。即使在汉语学界，刘北成教授写于九十年代的《本雅明思想肖像》已经贯彻了这种研究路径。而英文世界权威的《本雅明评传》（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的中译本也可能将在近年面世。后学如果再重复类似的工作，都难免有骥尾之嫌。本雅明理论研究和本雅明生平研究纠缠在一起的痼疾，始终是每一位后来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根据研究兴趣重新整理本雅明略显杂糅的作品，将更有利于我们理解本雅明的理论而非人生。在这方面，本书作者的目的极其明确，他非但没有按创作顺序逐一论述，而是将本雅明早期和晚期有关于语言的类似讨论放置在一起，并几乎割舍了《论亲合力》和《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两部作品。熟悉本雅明生平的读者也许知道，本雅明在此期间有一个未遂的学术之梦，而这些作品也是他所有作品中离当时的德国学界最近、当今社会最远的。尽管这两部作品目前又成为德国文学路径下本雅明研究的热点，但这些内容大都不在本书的辐射范围之内。

本雅明对媒介的讨论始于他早期对文学和语言的关注。十九世纪欧洲的公共领域随着报业的兴旺而略显嘈杂，与其说是民众道德水平低下，不如说是媒介自身普及的结果。印刷业的发展为很多杂音也提供了平台，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创作开始直接从属于报纸的格式乃至付费系统。这就是信息工业对整个文化的重新塑造。当代读者对这种情况完全不会陌生，从网络小说到公众号，网络时代的我们见证一轮又一轮的信息泡沫。本雅明并不局限于这样的观察，而是讨论新的信息平台对感官的改写，并试图从中发现扭转信息受众消极地位的可能性。

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又迎来了一波媒介革命，本雅明也亲自参与了很多尝试，其中首推当时方兴未艾的广播。本雅明博士“屈尊”主持儿童节目，不仅仅有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原因，也有他在理论上的诉求。一战末期的媒体在大战的阴云下集体失声，而口头传播在民间和前线再次获得了公信力。这源于人类“说故事”的古老记忆，而从文字中挣脱出来的语言自有其局限和无限可能性。“如何向孩子讲故事”被本雅明抬升到一个具有语言学、文学本位高度的问题，拥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向度。至于声音的潜力到底有多大，近年来大陆升温的播客行业也走在了本雅明的延长线上。

当然，本雅明绝不是唯一对这些新媒介感兴趣的人。纳粹在其坐大的过程中制作了大量电影为其邪说鼓噪，又以广播来对人们洗脑。本雅明对这种行径予以了抨击。相比其他更聚焦于纳粹学说本身的驳斥，是本雅明将讨论的重点引向了这种媒介的威力上。也就是说，真正核心的问题在于政治与大众传媒之间自古以来的紧密联系。这也有助于我们不要过度乐观地看待新媒介之于知识或社会的意义。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讨论在理论界从未缺席过，却似乎总是关注如何重建逝去的“光晕”。本雅明之于媒介研究的意义，恰恰在于他更关注如何重建未来的“公众”。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在其美国总统选举中利用社交媒体与选民进行了广泛互动，而主流媒体的风评却大相径庭，颇有“昔日小甜甜，今日牛夫人”之感。

城市和现代媒介的诞生是同步的，因为人的集合就意味着信息的交换。在研究巴黎的《拱廊街计划》中，本雅明逐一分析了现代城市兴起中伴随的媒介现象，及其进一步导致的人在感官上的演化。公共空间被具体落实在了十九世纪后半叶之后人的生存空间之中，而不仅仅是以伦理或理性为规范的击剑场。现代不仅是某种时间感，而且也意味着认识论上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和区别都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置身于现代大都市中，现实和虚幻也有了各自新的定义。

这样的本雅明也有足够的余地与其他媒介理论家展开对话，因为钟情于文学的本雅明在写作时总想兼顾理论和文采，这让他有时算不上一位多么直白的作者。如果习惯于重复他一些颇为神秘的修辞，也许对文学或美学研究有所裨益，对媒介这样的社科研究却显得过于敷衍。作为一位曾留学剑桥、长期在海外任教的韩国人，作者清晰且结构分明的英文写作反而是一大优势，便于将本雅明的洞见提炼。随着与国外学界交往日益深入，即使在研究一些以晦涩艰深而闻名的作者时，读者也会逐渐习惯这种清晰而浅白的论述方式。当然，只要不在过于虚浮的概念中空转，论点的精确性或价值始终值得商榷。很多人也许尚不熟悉这样一个并不忧郁而婉转的本雅明形象。不过即使在蒸馏掉他的传奇或不幸之后，本雅明依旧能以理论自身的意义触及现代人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