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老子多了，对于正常人来说，可不是好事；《老子》这部书的传本多，对于爱好者来说，也不是好事。多到什么程度？元代有“注者三千余家”之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无求备斋老子集成续编》中，收录有三百五十六种！到今天，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不仅说明老子学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也表明《老子》的确存在让人难以洞彻之处。

好在，被后人推崇的《老子》传本并不多，常见有以下几种：

一、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本《老子》

竹简分为三组，形制、主题各不相同，行文古朴，时间可以追溯到战国中期，距老子生活的年代最近。甲本存简三十九枚，乙本存简十八枚，丙本存简十四枚，汇总起来，文字只有今本的五分之二，由于年代久远，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字残缺。我推测楚简本《老子》很可能是摘抄本，其主人只是留取了对自己有用（主要）的一部分；当然也有可能是《老子》一文最初的流行版本，毕竟从现有内容来看，竹简“被盗”的可能性并不大。虽说“近古必存真”，但写文章的人都知道，初稿不一定就是定稿，也不一定最好，更何况古人原本就有“完善”经典、“箭垛”前贤的嗜好，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今本和楚简本相比，词句要流畅、华丽了许多。

二、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篆书和隶书两种《老子》

这两种《老子》俗称“帛书甲本”、“帛书乙本”，时间被认定为汉初前后。在郭店楚简本出土前，帛书本《老子》被一些人奉为圭臬，因为最早嘛！其实，还是注者高明在《帛书老子校注·序》中说得公允：“帛书《老子》甲乙本在当时只不过是一般的学习读本，皆非善本。书中不仅有衍文脱字、误字误句，而且使用假借字也极不慎重。”同时，高明在“校勘说明”中第一条就写道：“本书以王弼本为勘校帛书老子之主校本。”

三、北京大学西汉竹简本《老子》

2009年初，北京大学获赠了一批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其中包括全本《老子》，比之帛书本保存得更为完整。到今年都已经十年了，不知什么原因，人们对“海归本”的重视程度普遍远远逊于“本土本”，我曾向北京大学的几位老学者请教，西汉竹简何时、何地出土？大家都摇头。有一位老先生直接建议：与其研究一个来历不明的传本，不如直接读王弼本《老子注》。

四、王弼本《老子注》

今天我们读到的王弼本《老子注》，出自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底本为明代张子象刻本，是当下《老子》各种传本中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者，可以上溯到郭店楚简本，渊源有自。王弼本中，凡是存疑被后人修改之处，在帛书本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几乎没有“衍文脱字、误字误句”，难能可贵。在帛书本《老子》出土之前，王弼本《老子注》是最早的研究传本之一。王弼虽只活了二十三岁，却留下《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指略》、《老子注》等著述，他这一生，真是为读书而来。

五、唐玄宗本《御注道德经》与《唐景龙二年河北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

古人好攀龙附凤，唐朝皇帝也不免俗，他们自称是老子后裔，颁布了《先老后释诏》，称“令老先，次孔，末后释”，确立了“老子天下第一”的顺序。高宗李治在位时，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见《新唐书》），玄宗李隆基更是“恐失无为之理……随所意得，遂为笺注”（见唐玄宗《御注道德经》自序）。李家皇帝的真实水平自不待言，但他选择的传本，我推测一定是初唐时期公认的最佳，十分值得我们关注。同理，《唐景龙二年河北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景龙碑）作为现存最早的唐代道观《道德经》碑刻，不容忽视。

六、其他

《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严遵道德真经指归》、《老子道德经敦煌五千文本》、《傅奕道德经古本篇》等也曾广为流传，限于篇幅，就不介绍了。至于宋以下诸公，东拼西凑、脑洞大开者多，不看也罢。

那么，到底是哪个《老子》更靠谱，更可信？繁琐的建议是不妨以王弼本《老子注》为基础，以帛书本《老子》、唐玄宗本《御注道德经》、《唐景龙二年河北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郭店楚简本《老子》作参照，辅以《说文解字》、《尔雅》等工具书，比较《论语》、《礼记》、《庄子》、《文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史记》等典籍的相关内容来阅读，这当是很有趣的方法。任何名家的翻译、新注、心得和新观点，都不如自己用心读原典靠谱，毕竟直接从老子的原文中求其大义，看老子如何自圆其说才最为可信。当然，如果只是泛泛一读，王弼本《老子注》就够了。

读书如读人，总要有些恭敬心，胡适先生说：“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古人读过的书，我不一定读过；我见过的典籍，古人未必没有见过。在没有翔实证据的情况下，质疑前贤或者拼凑“百衲本”以为学术成就，如此做法稍显草率。作为不朽的经典，《老子》恰似一曲优美的乐章，一直有谱，有时，不靠谱的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