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钱，生育，知己，都能带来一种近似幻觉的“万能感”，但乌托邦并不存在。

这是我读完文景最新出版的角田光代三部得奖作品后的感悟，充沛的细节带来强烈的共情力，逼近当下的现实题材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出生于1967年的角田光代是日本文坛的得奖达人，1990年就以《幸福的游戏》摘得海燕新人文学奖，1996年以《假寐之夜的UFO》获野间文艺新人奖，2005年以《对岸的她》获得直木奖，2006年以《摇滚妈妈》获第32届川端康成文学奖，2007年以《第八日的蝉》获第2届中央公论文艺奖，2012年以《纸之月》获得柴田炼三郎奖，同年，《彼岸之子》获得泉镜花文学奖。顺着这份得奖名单，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位女性作家关注女性主题、视角不断细化的创作脉络。

《纸之月》得奖后，日本文艺评论家池上冬树曾表态：角田光代以富有唤醒力的浓厚而细腻的描写，捕捉到了日常生活中看似平静的“地雷阵”。故事讲述的是一起银行公款挪用案件，嫌疑人是极普通的41岁家庭主妇梅泽梨花。东窗事发后，她只身逃亡，而她身边的人都在内心默默追问，究竟是怎样的实际遭遇与心理动机让一贯崇尚正义的她在婚外情中难以自拔，并犯下这等滔天大罪？虽然案件表面上缘起于年轻情人的需求，但角田光代在梨花的婚姻关系上着墨更多，恰是为了说明犯罪的真正心理动机是渴望自我的存在感，恰是一种近似幻觉的“正义感”让她觉得可以帮到情人，也可以帮到自己，“我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这才渐渐深陷泥潭。

《我是纱由美》可以说是角田光代迄今为止最具前瞻性、最大胆的一次小说创作，以人类是否有生育与出生的自主权利为题，令人反思：血缘关系是不是家庭的必要条件？幸福有没有必要条件？经过精心设计的出生，是否意味着幸福的人生？故事跨度30余年，讲述了7个家庭接受了人工干预生育，因而成为朋友，每年暑期聚会，但当捐精机构发生问题被曝光后，7个家庭的聚会停止了，但7个孩子成长后知晓了秘密，他们的人生态度也随之改变……这次创作非常有意义，对焦在技术上早已成熟、但在社会人伦层面始终不曾在亚洲作品中正面亮相的人工生育议题，也最大程度展现了角田光代对多种性格、多种可能性的群像写作技巧。

《对岸的她》围绕两位自强不息的女性，详尽描述了她们携手开启家政服务的艰难过程，从少女时期的迷茫弯路，回到挣扎的主妇生活，以其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极致刻画而荣膺日本大众文学最高奖项。这部关注女性成长、女性友谊的小说开拓了当代小说的题材领域，渡边淳一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真实写出现代女性的切身问题，将她们狡猾、温柔、友情等感受融入日常生活中，化为杰出的作品，是过去所未有的现代女性小说。”

在这三部新作的中文版面世之前，我们已读过角田光代早年的《空中庭园》和《第八日的蝉》，深知她的语言朴实无华，作为大众都能接受的文学作品，其文学性完全体现在对时代性题材的精准把握上，很明显，她是一位担负着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创作者。当代日本女性身处日益尖锐的矛盾之中，传统的家庭经济结构、社会职业惯例都很难满足她们对自我、对理想、对幸福的追求，因而，她们乖巧有礼的表象之下掩藏着躁动，用角田的话来说：“即便是最普通的女性，只要有些许狂乱的意念，也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境地。”她用小说展现的正是女性在狂乱意念之下走上的人生拐点——《纸之月》中的梨花被金钱带入奢侈的生活方式；《我是纱由美》中的女性们被生育的渴望带进复杂的人伦矛盾；《对岸的她》中的小夜子被貌合神离的传统家庭模式逼得丧失自立感，是葵给了她获取自我价值的动力。这些拐点，最初都有乌托邦式的美好，葵在少女时代的密友鱼子身边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盗用客户钱款的梨花感受到了金钱的无所不能，但拐点过后，她们面对的依然是崎岖的人生道路，正如曾经兴奋于人工授精成功的母亲们在得知捐精人伪造资料后顿时觉得乌托邦破灭了。

万能感的幻灭，乌托邦的不堪一击。

角田光代笔下的众多女性都有过努力，愿意付出，给给给……结果却只有事与愿违的悲伤——给女儿奢侈的生活，却眼看着女儿变得虚荣；以身作则教育女儿勤俭节约，女儿却在拜金主义的校园氛围里变得自卑，继而去偷窃；给情人奢侈的生活，却眼看着他毫无上进心地习惯了奢侈，继而背叛自己；给丈夫、婆婆、孩子完美的家庭生活，却得不到尊重和赞赏，勉强地去上班，得到的只有冷嘲热讽；选择精子时的准母亲们恨不得把所有优秀基因都给孩子，但孩子出生后并不会因此而必定得到幸福。

这些女性都无处坦承心声，无处安放梦想，而与她们相对应的是缺乏力度的男性形象，这也是观看角田光代作品的另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角。《纸之月》中，梨花的丈夫时时刻刻不忘强调自己的家长地位，或是用昂贵餐厅，或是用名牌手表提醒妻子：我才是这个家真正的经济主力；而梨花的情人则长期处在欠债、退学的状态。《我是纱由美》中的7位父亲都是没有生育力的，在决定购买精子、产下孩子后，好几位父亲都在孩子身上反观到巨大的自卑，确切地说，还有一种实质意义上的父权丧失后的空虚感。《对岸的她》中是有一位慈爱体贴的父亲，但他得瞒着家人才能协助女儿和好友见面叙旧。这些男性角色中，没有一个能给女性角色带去实质性的、精神性的鼓励，徒有一家之主的头衔，两性间的沟通止于生活表面。而这显然也更加反衬出女性争取自由、独立、进步的过程是相当孤独无助的。

现代女性的出逃，已不再是像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或爱玛那样的逃离两性情爱困境，而是要从不平等的两性社会关系、不利于自我发展的家庭关系中挣脱出来，从各式各样的孤独无助的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角田光代说过，自己的写作动力与创意来自愤怒，来自不平则鸣。她目睹了也亲身感受到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当代都市女性的生存困境、精神困扰，所以，她执意去写表面幸福、实则脆弱的家庭人伦，写各种视角与维度下的感情形态。这既是对现实的尊重，对女性题材的慎重，也是作家对自己的挑战，因为没有什么比写当下的寻常生活更难的主题了。

但是，无论其母题、人物还是风格，角田光代都维持了客观的调性，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女性特色，忠实于平淡的现实叙述，从来没有依靠抨击男性、质问命运、怨怼社会或聚焦惊悚新闻等手法来传递极端的思想；男性也从来不是她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敌对面，而是被刻意安置在了边缘位置，重在衬托女性个体的自我追寻和成长、女性之间的互勉与共容。从这一点说，角田光代的女性写作是从容而平和的。

金钱，生育，知己，都不能带来“万能感”，这些女性角色以身试法，想必会让读者们掩卷反思：究竟，当代城市女性该如何获得幸福的存在感？幸好，角田光代始终是正能量的传递者，她的小说结局多半是光明的：纱由美认识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小夜子干劲十足地和葵重新携手，她们或许经历了一两次短暂的幻灭，但终究是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