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工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作家的全集（文集）、年谱和研究资料，为作家研究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文献保障体系。但是，作家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几乎所有作家的全集都不全，即使最为完备的《鲁迅全集》也逃不脱被补遗的命运。文学研究是一种接力的事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发掘同样是一种接力的事业。长期以来，经过几代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在作家全集或文集的出版和其研究方面均有较为显著的实绩和规模，但仍有大量的作家佚文佚简亟待搜集、整理与研究。以严谨科学的态度搜集整理、辑校和考辨史料，搜集更为齐全的作家作品，编订更为翔实的作家著译年表，编纂更为规范的作家全集或文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建设工程，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必由之路

汪曾祺自言“我年轻时写的信都已散失”，孙犁痛惜“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我曾给通讯员和文学爱好者，写过不少信，文字很长，数量很大，但现在一封也找不到了”，杨苡遗憾“从 1936 年到 1938 年我在天津的这一时期，巴金先生写给我的十多封信早已同另外 40 封珍贵的信一起全部化为灰烬”。由此可知，作家书信保存殊为不易，正如解志熙所言，“佚简的发现比佚文的发现更难，因为佚简往往隐藏在私人手中，而由于时移世易、人事代谢，许多佚简恐怕都被弃置不顾而难免湮没的命”。幸运的是，我们在旧期刊或旧书网站或拍卖图录上还可以搜寻到部分散佚的作家书信。不过，并非所有的佚简都值得钩沉。我们不能为打捞而打捞，不能为拾遗而拾遗。史料的搜集、整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研究的深化。单是笔者近年就辑录了蔡元培、巴金、曹禺、郁达夫、朱湘、梁实秋、沈从文、夏衍、田汉、熊佛西、王统照、洪深、于伶、吴宓、吴组缃、萧军、陈望道、袁昌英、李霁野、赵家璧、施蛰存、冯至、郑敏、柯灵、吴小如、陈忠实、铁凝等众多名家的佚简，并在此基础上对佚简涉及的文学史话题略作梳理。

现当代作家几乎没有不作过演讲的，但留存下来的演讲稿未必完全可信，尤其是那些未经演讲者审阅的记录稿。1933 年 7 月 8 日出版的《华年》周刊第2卷第27期读者来信栏有蔡元培致《华年》记者的书信一通，其中提到：“贵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五期，有《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真相》一篇，对于六月十六日《时事新报》所记鄙人谈话，纠正六点，鄙人完全赞同。先生疑《时事新报》所载谈话，非鄙人意见，深佩先生之明察。该报所载，不但非鄙人之真意见，而适为相反。”无独有偶，《学校新闻》1937 年第 64 期刊有《曹禺先生来信关于他在中大的讲演》，曹禺在给编辑的信中提到：“贵刊所载鄙人在中大演讲，与当时实情大有出入：第一、当时只是闲谈，并无这样吓人的题目，如‘中国话剧应走的路线’。第二、我并没有提起任何剧团来批评，所谓‘南国剧社’的记载，不确；提到‘四十年代’说他们演出的戏‘是给有闲有钱的人看了消遣的’更不确。（相反地，我以为‘四十年代’在南京的几次完美的演出，有些戏决不为‘有闲有钱，只图消遣’的观众所喜的。）至于说到第一次在中国上演话剧的是‘南国剧社’，这位代我投稿的先生确实杜撰得太离奇了。其他，或删或改，或添或误，尤其是语气上的恣肆，都令人莫名其妙。诚恳地希望先生能把这封信刊登出来，免滋误会。”单是这两封佚简，就提醒我们在研究作家的演讲稿时要格外慎重。作家的演讲稿有的早已散失，即使保存下来的，也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讲稿记录失真。胡适对此就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明确表示“讲演的笔记，除非是我自己写的，我向来不收入《文存》里”。演讲稿的搜集、整理、研究需要研究者的水磨工夫，作家演讲的题目、内容、日期、时间的长短、主办单位、演讲地点、听讲的人数、效果以及演讲稿的存佚情况等，都需要研究者进行辑录、校勘等细致的考证工作。对现当代作家的演讲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无疑有利于开拓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可惜这一微观研究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作家的笔名“纷繁复杂，千变万化，不了解某些作家的笔名，他们当年载诸报刊的文章就无从寻觅，而翻看当年的报刊，那署以各种笔名的作品，又难知出于谁的手笔”，为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必须“揭开这些斯芬克司式的谜语”。《演戏记》《相声记》《画梅小记》署名绿鸽，陈子善“从各方面寻找蛛丝马迹，进行逻辑推理”，参照梁实秋的回忆文《回忆抗战时期》《忆老舍》《岂有文章惊海内》，推测《演戏记》《相声记》《画梅小记》三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梁实秋，绿鸽是梁实秋的笔名。笔者翻阅《益世报•语林》1947 年 6 月 29 日“儒林新语”，注意到一则《梁实秋致弟函》：“耀弟：临行时寄上一函请至裕中取行李二件，不知收到否。如尚未收到，盼速至裕中，有箱一只，盖脱，有绳捆罐头包袱一个，暂为存储，俟返家时带回。我昨早登车，十时开，午后二时抵桥，尚未修复，步行二里，爬桥时袋内五十万元不翼而飞，过桥后无法登车，雇人登肩跃入窗口，入后始知系一厕所，五人挤在其中，颇为舒适，据云稍臭，至夜间十时始到平。惨矣。小琴尚在藩，今晨接祖同电，定期后再来电。平津电话是否不通？匆此即问近好。绿鸽十七日。”梁实秋的这封家信不但证实了绿鸽是梁实秋的笔名，而且如《益世报·语林》编者所言，“述平津行路难情况，甚生动，可当小品读”。梁实秋的佚信提示我们，好的作家书信集文学性、史料性、趣味性于一体，可读性非常强。另外，已有学者从书法文化这一新颖的视角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家的书信无疑是最好的研究素材之一。

朱自清、杨振声、胡适、周作人、沈从文、苏雪林、废名、台静农、林庚、周扬等人在各地的大学讲台，讲授名为“新文艺试作”“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新文学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各体文习作”等或必修或选修的有关新文学的课程，但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吴组缃也开设过相关课程。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的《清晖山馆友声集》收录了吴组缃于 1947 年 8 月 20 日给陈中凡的书信一通，其中提到， “关于课程，除大一国文而外，其他国文系专开三课，是否皆是全年课程？其中‘现代文学史’一门，以五四以来无论诗歌散文小说或理论，为时甚短，成就不多，内容殊嫌贫乏，缃在中大及四川教育学院国文系任此课有年，均偏重西方文学之渊源影响方面。一因中国新文学实由国外接种，苟于西方文学毫无了解，即难研究中国之现代文学；二因今日研究文学者，当具世界眼光，关于西方文学之知识，实为国文系学生所不可少者。北大、清华及燕京中文系均以此为主要科目（其与外文系所开课之异点，在于此专讲中国现代文学所受之影响方面），名之曰‘现代文学’或‘文艺思潮’，全年二点钟”。吴组缃格外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渊源影响，尤其值得称许。此外，吴组缃 1932 年曾选修过朱自清开设的课程“新文学研究”；1942 年在老舍的介绍下，曾兼任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讲师，先后讲授“现代文艺”“现代文”“小说研究”“文学概论”等课程。为上“现代文艺”课，曾向朱自清和李何林分别索寄《新文学研究纲要》《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嫌《新文学研究纲要》“太简率”，“拟作《纲要》续篇”，但因“托菽园借全国书目未得” 作罢。1949 年 9 月，应清华大学聘请，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讲授“现代文学”“历代诗选”等课程。1952 年 9 月，调任北大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 等课程。1986 年 1 月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 1937）·散文集》写导言《关于三十年代的散文》。吴组缃虽然未有正式出版的讲授现代文学的讲稿或专著，但他写有不少关于现代文学的经典批评文字，比如《说〈阿 Q 正传〉》《说〈离婚〉》《〈日出〉漫谈》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理应有吴组缃的位置。吴组缃的书信启示我们，作家的身份是多元的，无论是作家论还是文学史研究，切勿将作家研究单一化，而应该多角度、多层面、多方法地研读作家作品，呈现文学史的鲜活性和丰富性，不断寻求新的学术生长点。

1946 年 5 月 22 日出版的《月刊》第 1 卷第 6 期，刊有吴组缃给曹辛之的书信一通，其中提到：“渝版《鸭嘴涝》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号码为 ‘世图字第二七三七号’。报载沪上亦已撤销审查，想必可以不用了罢。关于此书各方评介文字，当初弟未留心搜集，报纸上的多闻而未见，杂志上的偶然看到过五六篇。刚才翻阅所存杂志，除抗战文艺小书专号上面有篇以群兄的而外，再没有找着别的。著作广告，以收宣传之功，弟以为有余冠英一篇即已足，余是西南联大教授，其文可以重刊，弟与之相熟，谅无蹊跷也。”将吴组缃 1946 年 3 月 15 日的这封信与方锡德整理的《吴组缃日记摘抄》（1942 年 6 月—1946 年 5 月）作一对读，正好可以梳理出上海星群出版公司 1946 年 5 月版吴组缃长篇小说《山洪》出版的种种细节（书名的更换、新版题记的撰写、文学广告的撰写以及臧克家、老舍、曹辛之等作家的“媒介作用”）等等。如樊骏所言，我们如果把作家的书信与日记缀连在一起，可以发现“作家的日常生活、人事往来、文学活动、生平经历、思想感情（包括一闪而过的念头、难以向人们诉说的心灵波动、毫无保留的自我解剖等），以及文坛事件、社会历史变故等方面丰富而且可靠的素材或者线索，成为认识作家和把握文学历史演进轨迹的重要依据”。

郁达夫致《汎报》编辑的信涉及文学刊物与文学社团的所属问题，洪深致吴祖光的信涉及作家的人际遭遇，萧军致许广平的信涉及作家的周年及其纪念活动等一系列文学史细节。作家佚简发掘的潜力很大，当然难度也不小，尤其是对辑录者的要求并不低，比如信札真伪的辨别、书信释读的问题意识等等，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