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希姆博尔斯卡，第三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被称之为“诗界莫扎特”，她的诗歌“通过精确的反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现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其诗集《万物静默如谜》中译本是近年来中国最为畅销的诗集之一，绘本作家幾米根据她的《一见钟情》创作了《向前走，向右走》。

此次出版的信札包括230余封信件。希姆博尔斯卡回答文学爱好者、投稿者的来信时，文字不拘一格，简洁巧妙，任性有趣，可窥见诗歌外其警辟而活泼的另一面，饱含她对创作、对读者、对世界、对人生的洞察和体贴。

信札观察者：

您指责我们糟践文学青苗。“对幼小植物应该细心呵护”——我们在您的来信中读到——“而不是像你们那样批评它们的弱点和青涩的果实”。我们并不赞成在温室中养殖文学幼苗。植物必须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提前适应环境。有时候，植物会觉得自己能长成参天大树，但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一棵小草，哪怕是最精心的呵护也无法让它变成一棵大树。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诊断错误，但是我们也不会拦着这些小苗生长啊，我们也不会把它们的根刨出来。它们可以继续生长，直到有一天证明是我们判断失误。我们会很激动地承认自己的失败。

致E.T.：

我们读啊读啊，伏案于那些修改得乱七八糟的文稿，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因此郁闷一下呢？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呢？为什么我们就得愿意读这些东西，而作者连誊抄一份书写整洁的文稿都不愿意？当然，我们可以不愿意读这些东西，我们还能找到如下的理由：因为下雨了，因为吉尼亚很傻，因为我们膝盖疼，因为亚拉有只猫，因为科瓦尔斯基一家活得挺好，因为谁也不带我们去看电影，因为时光流逝，因为无聊，而世界末日早晚会到来。然后我们还是要虚心地回到案头，想办法把文稿读完。可是要说再给作者回信，就真不知道能写啥了。

致M.Z.：

作为《文学信札》的编辑，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意外。人们总对我们提些无法实现的要求。举个例子，我们经常被委托写信（私人信件！），或者是写一些能够达到出版要求的东西。有些人请我们帮忙收集学校习题的相关材料或者撰写发言稿。还有些人请我们列出必读书籍的书单，就好像作家的成功之路不需要独立选择和思考一样。您，马莱克先生，用十分友好的方式填补了这个记录——您寄给我们一沓芬兰语诗歌（还是原版！），让我们选出几首想要出版的。您还答应我们，待我们做出选择，您就负责将这些诗翻译出来。所有的诗都非常合我们的眼缘，写在漂亮的纸上，字体清楚干净，行间距、页边距整整齐齐，只有一个词被蓝色笔划掉。这并不十分影响诗的美观，而且还证明作者曾仔细地检查过在打字机上誊写的诗歌。致阿塔：

那些优雅又充满宫廷式夸张表现的诗歌令我们陷入幻想。如果我们拥有一座城堡和周边的土地，您八成会是管理女诗人的御前官，会嗟叹玫瑰花瓣迎来苍蝇这位不速之客的懊恼，还会赞扬我们用温柔的手指将那丑八怪赶下了秀美的花瓣。当然，那位讲述用酸菜肉毒死十二位叔父的诗人被当作毫无天赋的人扔进地牢。最奇怪的是，关于玫瑰的短诗堪称杰作，而关于叔父的诗则毫无文采……是的，是的，缪斯女神从不在乎伦理道德，总是喜怒无常，有时也会青睐平庸之作。但一个诗人至少要用本时代的语言写作。您的诗歌从形式和概念上来看都十分古老，特别像一位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姑娘写出的。难道这是您从曾祖母的日记本中抄录的诗句？

致J.Szym.：

好吧，好吧。您仔细地抄写了杨·斯托贝尔斯基的小说片段，然后寄给我们，希望我们将它作为您的处女作出版。和某位来自格但斯克的“巨匠”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他曾光明正大地抄了《魔山》中的一个章节，还特意改了人物姓名以掩人耳目，抄袭的片段有30页左右。您那手抄的4页根本不够看，必须要加油干了。建议您从《人间喜剧》开始抄。这本书写得不错，还很厚。

致J.G.，A.Z.，H.K.：

春天，春天来了。这些狠心的姑娘为了一些诗人而抛弃了另一些，结果编辑部收到的诗歌成倍增长。这些诗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情绪，例如，自责：“你曾那样地夸赞我，尽管我有不少小毛病。”决心：“任何困难都不能让我放弃，即使全世界也无法将你从我身边夺走。”苦涩：“当我躺在墓穴之中，你并未因此悲伤，我的灵魂曾伴你身旁，而思想早升入天堂。”急迫：“我绝不允许命运将你带入虚无。”还有友好的鼓励：“当我成为你的人，请在我眼中戏水沉沦。”……所有这些都贴合人性，也以某种方式引人入胜，但每一个春天到来之际，编辑们心中都会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慌，这样真的好吗？

关于《文学信扎》

特蕾莎·瓦拉斯（以下简称瓦拉斯）：是谁构想出了《文学生活》的《文学信札》专栏？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以下简称希姆博尔斯卡）：这并不需要由谁来构想，这是文学杂志的传统。我们总会需要回复一些作者，特别是初涉文坛的作者，而我们往往又不会给他们回信，只是简单答复说“恕不录用”或是“建议再加以修改”。我们感到有时候也该向他们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有这种种决定。

瓦拉斯：“我们”？都是谁？

希姆博尔斯卡：伏沃基米日·马奇翁格和我。我们两人轮流主持《文学信札》。很容易区分我们俩的回信。伏沃德克（伏沃基米什的小称——译者注）用男性过去时态写“我读过”“我想过”，而我用第一人称复数。因为当时团队里只有我一名女性，如果我用女性过去时态写“我读过”“我想过”，那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是我写的。

瓦拉斯：刽子手都喜欢戴上面具，隐姓埋名。

希姆博尔斯卡：这么说有点过了。不过我想这并非无可挽回的行刑。被我们拒绝过的读者也可以继续写作，只是会向别的杂志投稿。或者他们开始写得更好一点，不一样一点。和我们通信的多数都是年轻人，而年轻就意味着拥有无限可能。有些人甚至可能后来就成了真正的作家。

瓦拉斯：当你面对一位无助的、战战兢兢的作者的处女作之时，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残忍？

希姆博尔斯卡：残忍？我自己的文学之路也是从那些糟糕的小诗和小故事起步的。泼头冷水常有醍醐灌顶之效。我只在遇到那种自以为是却还犯拼写错误的作者时才会真的残忍。

瓦拉斯：那是无知，还不是写作艺术的问题。

希姆博尔斯卡：在《文学信札》这个层面上，根本还谈不到写作艺术。我只是努力教给他们一些常识，鼓励他们认真思考自己写出的文章，并来一点自我批评。我鼓励他们读书。或许我这是在自欺欺人，但我还是希望这个习惯能让某些人受益终身。

瓦拉斯：对自己的评判标准，你一贯都是自信的吗？

希姆博尔斯卡：并不总是这样，但在劣作层出之时，答案就会是肯定的。

瓦拉斯：瞧，你用了“劣作”这个词，丝毫不留情面。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在人类的其他活动领域，不尽如人意的工作不会被冠以带有如此强烈感情色彩的贬义词。比如“笨手笨脚”的人，虽然这也不是好词，但比起“拙劣的作家”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不好的木匠、水工、修表匠都平静自在地生活着，也没遭受过这种谩骂。遭殃的净是这些创作者——拙劣的作家、画家、演奏家，以及那些倒霉的情人，因为“阳痿”和“劣作”一样是具有侮辱意味的。

希姆博尔斯卡：我觉得“拙劣的作家”这个词在我的这个领域是可以用的！完全可以用！简直太可以用了！况且，我记得我还没有在“信札”里用这个词称呼过任何一个人。我一般是尽力将文学上的这种亢奋引导到其他方向去，比如写信、写日记，或者为身边的人写诗。

瓦拉斯：也就是说，你是将这个词用来形容那些太过于业余的作品？

希姆博尔斯卡：说对了。比如有个人写了一首还不错的应景诗，他的朋友赞赏有加：“兄弟，你这诗写得太棒啦，应该找个地儿发表！”于是，这首也许在某时某地听起来还不错，能俘获一位大眼睛美女芳心的小诗，就被寄给了一个坏心肠的编辑，可是这位编辑却并不赏识他。

瓦拉斯：也许这是现代人的特质。在以前，如果某个受教育程度一般的人在美术方面表现出兴趣和特长，人们会感觉这是司空见惯的。写应景诗就和画水彩画、弹钢琴一样稀松平常。

希姆博尔斯卡：只是那时候没几个人会想到要立刻把自己的作品投给报社，和朋友们自娱自乐就够了。

瓦拉斯：后来写作成了门职业，而浪漫主义文学的成功则将作家（特别是诗人）的社会地位提升了不少。

希姆博尔斯卡：其实在我们做《文学信札》专栏的时候，并不是浪漫主义主导的时代，可那时候诗人的地位更高。别忘了，那是一个灰暗、落后又粗野的时代。淹没在无名的人群中，也会使个体倍感幸福。但是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想与众不同，想要为自己而活。但那时候可选择的道路并不多，而想要出名，最快的途径就是让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

瓦拉斯：读“信札”的时候，我发现你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告诉文学新手“写作需要天分”这一事实的人。许多严肃批评家都不愿意使用这个词，刻意回避，以免遭到非议。

希姆博尔斯卡：回避也许是对的，因为天分的确是一个很难进行科学定义的词。但这并不意味这个词没法描述，从不存在。况且我也不是批评家，我还是有一定自由度的。天分……有的人有，有的人则永远得不到。但这并不代表他将一无所获。也许他会是一位优秀的生化学家，也许他能发现北极。

瓦拉斯：我记得北极早就被发现了。

希姆博尔斯卡：当然，我说漏嘴了。我想说的是，文学天分只是众多天分中的一种，我们也可以拥有别的天赋。

（《希姆博尔斯卡信札》[波兰]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著，李怡楠、龚泠兮/译，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