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东欧国家的历史，素来难称是个热门领域。不过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若干个国家的历史从“苏联史（实际是俄罗斯史）”的框架里挣脱了出来，关于这些国家的中文历史读物总算稍有可观。具体到乌克兰而言，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进入读者视野的著作（译注）就已经有了好几种，比如《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研究》（王庆平著）《非常邻国——乌克兰和俄罗斯》（顾志红）《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赵云中著）以及《乌克兰史》（保罗·库比塞克著，颜震译）等。2019年3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所长浦洛基（Serhii Plokhy，以下简称“作者”）大作《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以下简称“本书”），便是其中的最新一本。

浦洛基先生生于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但本书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乌克兰“民族史”，而是关于诸多不同民族在现在的乌克兰这块土地上起自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时代，止于当下的“长时段”内滋乳生生的“地区史”。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之内的人名地名专有名字牵涉甚广，作者与译者也不免顾此失彼，偶有疏忽了。譬如作者将伊凡三世称为首个采用沙皇头衔的莫斯科君主，但历史上第一位沙皇实为其子，著名的“雷帝”伊凡四世；又譬如，斯摩棱斯克是座位于今天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边界的城市，可是本书附图中的“斯摩棱斯克公国”却移到了包括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地区。除此之外，对于历史上唯一一个信仰犹太教的游牧民族，译者也没有采用通行的“可萨（突厥）”的译法而是改译“哈扎尔”；虽然这无可厚非，总归感觉与“马扎尔（匈牙利）”或是“哈扎拉（在阿富汗）”易于混淆了。

不过，这些白玉微瑕之于本书的确是无关宏旨。在作者笔下，乌克兰境内两千年的历史风云变幻跃然纸上。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本书的主标题——“欧洲之门”。这一表述似乎与地理课本上的提法不相一致，却可能是作者“西欧中心主义”潜意识的流露。在很长时间内，“欧洲”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欧罗巴”这个地理概念源自于古希腊的传说，从一开始它就既未得到清晰界定，也不常用。最初，“欧罗巴”所指为希腊本土，后来才把爱琴海诸岛包括进来。在古希腊人眼里，世界的中心就是希腊，舍此皆为蛮邦。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欧洲”一度向东扩展，除了希腊本土、爱琴海诸岛之外，还包括小亚细亚，这是亚历山大东征和征服波斯的结果。到了罗马帝国兴起之后，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海，因而文明世界的中心就是地中海世界。公元二世纪，托勒密以顿河为界，分割了亚洲与欧洲，这一分界一直沿用到十七世纪。最后，就像本书也承认的那样，“俄国重绘欧洲地图，把它的东部边界一直推进到乌拉尔山”——当代地理教科书中的欧洲东界。

联想到本书完成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导致俄罗斯联邦与西方关系急转直下之后，再考虑到布热津斯基在上世纪末出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里所做的论断（“若乌克兰不属欧洲，俄国就不能属于欧洲，但若俄国不属于欧洲，乌克兰却仍可属于欧洲”）；本书中“欧洲之门”的潜台词仿佛呼之欲出：地理上处于东欧腹地的乌克兰成了欧洲（西方）文化的东部边界。

抛开当代的政治意味不论，这样的提法在历史上似乎也能找到一定的依据。毕竟乌拉尔山脉和另一条欧亚分界线（土耳其海峡）一样，在历史上从来不是将欧洲与亚洲截然划开的天堑。一方面，小亚细亚半岛与今天我们称为“欧洲”的这块土地之间的联系，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十分频繁而密切。另一方面，乌拉尔山也同样即没有阻止住匈人和蒙古人的西侵，也没有妨碍俄国哥萨克的向东扩张。本书作者因此提出，将乌克兰一分为二的“欧亚大草原与东欧稀树草原”的分界线“至关重要”。

只不过，这条看似意义重大的边界真的存在么？诚然，在古时在其一侧的确居住着诸如斯基泰人或者保加尔人这样的草原游牧部落；而在另一侧，由于维京人（“瓦良格人”）的征服或者开化（苏联时代的历史学家对此坚决予以否认），东斯拉夫人也建立自己的早期国家——基辅罗斯。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抑或白俄罗斯，今天都把自己的文明源头追溯到了这一古国。本书作者倒是无意纠缠于这场祖先之争，而是做出了持平之论——“基辅罗斯的崩溃则催生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然而，这条看似“泾渭分明”的边界早在公元13世纪就已不复存在了。就像本书记述的那样，突如其来的蒙古征服与接踵而至的“鞑靼之轭”（更通行的译法似乎是“鞑靼桎梏”），导致整个东欧平原（包括草原与林带）都被置于金帐汗的权威之下了。

从那时起，另一条（东西方基督教的）分界线似乎在乌克兰的历史演进中浮出了水面——一如作者所言，罗斯的精英需要做出决定，“是选择草原游牧民族和拜占庭基督教传统共同代表的东方，还是选择承认罗马教皇权威的中欧君主们代表的西方”。作者同样提及赛缪尔·亨廷顿在大名鼎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绘出的“东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分界线正好穿过乌克兰”。人们都还记得，在这位美国政治学家看来，文化的“丝绒幕”已取代意识形态的“铁幕”，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这条界线穿过乌克兰，使乌克兰成为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割裂的国家”。

只不过，作者紧接着就否定了亨廷顿的论点，“在乌克兰这样的国家，画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异常困难的……所有的文化的边境地区都是如此”。而且“17世纪初，要想在乌克兰境内画出一条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清晰分界线，比现在更加困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乌克兰“被这条线归于天主教一侧的地方几乎没有罗马天主教的痕迹”：这里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虽然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但其宗教仪式与东正教别无二致。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被作者视为“近代乌克兰雏形”的哥萨克国家，恰恰诞生于前一条边界线附近，也就是草原与林带的交会之处。“哥萨克”的词源可能来自突厥语，第一批哥萨克是游牧民，但他们同时又是说斯拉夫语的东正教徒。过去曾经彼此对立的两者此时已经合而为一。作者强调，正是由于“哥萨克国”的“很大一部分正好位于被早年间的波兰和法国制图师称为‘乌克兰’的草原地区”，故而“不久以后，哥萨克国将以‘乌克兰’之名为人所知”。

到了1667年之后，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人都开始使用“乌克兰”来称呼他们的祖国。在此之前，哥萨克人已经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通过《佩列亚斯拉夫协议》（1654年）与沙皇俄国联合起来。后世的苏联历史学家曾经以不容置疑的口味告诉读者，“这是两个斯拉夫民族的重新合并，乌克兰人民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渴望与俄罗斯重新合并，如果没有合并，乌克兰民族不可能得到拯救”。但本书作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它既不是乌克兰与莫斯科沙皇国的重新结合，也不是两个‘兄弟民族’的再次携手”——因为当时没有人会从“族群”的角度看待这份协议。

这听上去有些令人诧异，但很有可能就是《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历史真相。毕竟如此重大历史意义的协议正本居然已经丢失；更有甚者，按照俄罗斯古文献学家彼得·沙夫林的考证，即便副本也有可能是沙皇伪造的！根据本书的论述，在与（东正教）俄国签订《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之前，哥萨克人曾经与鞑靼人的（伊斯兰教）克里米亚汗国结盟；曾经承认（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素丹为宗主；同样考虑过（重新）效忠（天主教）波罗国王。甚至在签订《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之后不久，哥萨克人还曾企图与北欧的（新教）瑞典结盟。尽管他们“每一次改变阵营，都会失去更多的主权”，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丝毫不见“文化”的界线在哥萨克人令人眼花缭乱的纵横捭阖中起过什么作用。

起初，哥萨克以为与沙皇联合形如“就像给溺水的人投去救生圈”。然而等待他的是“未卜的将来”。莫斯科并不是慈祥的解放者。革命导师恩格斯对此洞若观火：“俄国首先的和主要的贪求，就是把所有的俄罗斯部落都统一到沙皇的政权之下，沙皇自称为全俄罗斯其中也包括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专制君主。”沙皇逐步取消了哥萨克人的自治权力，取而代之的是与俄罗斯本土一致的行省体系；甚至“乌克兰”的名称也遭到禁止，被更加政治正确的“小俄罗斯”取而代之。随着俄国的向西扩张与三次瓜分波兰，过去的哥萨克人土地在十九世纪时已经被两个帝国——俄罗斯帝国与奥地利帝国——分割殆尽了。

从表面上看，这两大帝国间的国界不仅是政治分界线，同样也是天主教与东正教“文明”间的界线。但本书告诉读者，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十九世纪是民族主义的时代，这当然要归功于拿破仑·波拿巴与其士兵，他们“用歌声和枪尖将民族和人民主权的观念传遍整个欧洲”。在乌克兰，当然有认同“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在这方面通过用俄文撰写《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作品被跻身著名作家之列的尼古拉·果戈里就是一个典型。但塔拉斯·舍甫琴科却对他嗤之以鼻——“这个人根本不用自己的语言写作”。舍甫琴科虽然身处彼得堡，却坚持用乌克兰文创作，因此而被视为乌克兰最伟大的民族诗人。

舍甫琴科无疑代表了另一股思潮，认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乌克兰民族认同并未追溯到遥远的基辅罗斯，而是活跃在几个世纪前的哥萨克国。对此，作者也给出了他的解释：“在19世纪的乌克兰，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与当地人共享同一种文化的唯一地区就是前哥萨克国。”

结果，新生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恰恰又一次颇为吊诡地无视了文化界线（如果存在的话）。一方面，“（奥地利）加利西亚的平民主义者和他们的出版物成为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乌克兰爱国者的天然盟友”，另一方面，“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将基辅的乌克兰爱国者的思想变得更加激进，让一个独立于泛俄罗斯帝国版图之外的乌克兰民族进入了他们的想象”。一言以蔽之，“当一方的情况恶化，另一方的活动家就会接过火炬，并向他们的同胞施以援手”。

对这样的局面，俄罗斯帝国的统治者似乎无计可施。古老的罗曼诺夫王室已经垂暮，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突然死亡。1917年11月20日，乌克兰中央拉达宣布成立“独立、自由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几乎在此同时，听命于莫斯科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在1919年前后，在欧洲国家的近代史上还不曾有哪一个国家像乌克兰一样经历如此激烈的内战、政府权力如此彻底的瘫痪。在乌克兰一度同时存在多达六种互相仇视的武装力量：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佩特留拉匪帮”、布尔什维克的红军、反布尔什维克的邓尼金白军、协约国军队、波兰军队和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武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古城基辅竟然在“佩特留拉匪帮”、白军、红军、波兰军队间五次易手。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生动地描述了市民在这种局势下无所适从的窘境：“……要是抢劫犹太人，那就准是佩特留拉的人，要是‘同志们’，那一听说话，也就知道了……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就是因为没看准，糊里糊涂地把列宁的像挂了出去。刚好有三个人冲他走过来，没想到就是佩特留拉手下的人。他们一看见列宁像，就把格拉西姆抓住了。好家伙，一口气抽了他二十马鞭……”最后，保尔·柯察金为之奋斗的苏维埃红旗战胜了“佩特留拉匪帮”的蓝黄旗（今天乌克兰共和国的国旗）和其他的势力，乌克兰成为了苏联的创始成员之一。

在经历了工业化、大饥荒、肃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看起来苏联成功解决了“乌克兰问题”。原属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的“西乌克兰”并入乌克兰意味着族群边界与政治边界终于相互重合——即乌克兰的西部国界。作者进一步提到了约瑟夫·斯大林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强行进行的“人口交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人口交换广为人知，相比之下，二战结束后波兰与乌克兰之间的类似举动却显得籍籍无名。按照本书的说法，在乌克兰，七十八万波兰人被“遣返”回国，反过来，世代居住在波兰的十四万乌克兰人也被从家乡赶走了。结果，曾经以波兰人口占主导的利沃夫，从此成了乌克兰极西部的中心城市。东正教的东部乌克兰与天主教的西乌克兰的文化差异尽管依旧存在，似乎也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保证，“会在不远的将来在电视上播出最后一名宗教信仰者的镜头”。

当然，赫鲁晓夫未能如愿。他大概更不会想到，“牢不可破的联盟”在他去世后不到三十年就宣告解体了。正是乌克兰的独立，给了“819”事件后已然奄奄一息的苏联最后的致命一击。1991年12月1日的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是耐人寻味的。尽管乌克兰人有着错综复杂的文化背景：俄罗斯族或乌克兰族，东正教徒或天主教徒，说俄语或是乌克兰语……但“投票率高达84%，其中支持独立的选民超过90%”。

其中，作者特别提到了克里米亚。这块鞑靼人的故土是在1954年才由俄罗斯改隶乌克兰的。在作者看来，“尽管官方宣传机构竭力把克里米亚半岛的移交描述为两个兄弟民族情谊的证明，这一行动的真实原因却没有那么浪漫”。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克里米亚的经济，从俄罗斯来到当地的移民也无法适应当地的环境。因此赫鲁晓夫认为“乌克兰有责任帮助这个陷于经济困境中的地区，也相信乌克兰的农业专家知道该如何对付干旱和在干草原地区种出粮食”。“基于地理和经济考虑而非出于族群因素”，克里米亚才成了乌克兰的一部分。在1991年的全民公决中，克里米亚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是俄罗斯族，但最后赞成独立的克里米亚选民同样超过了一半。这就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俄罗斯族人也选择了与“俄罗斯母亲”的分离，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乌克兰东部的其他俄语地区。

作者在本书的末尾进一步强调，即使在2014年开始的动荡与冲突之后。克里姆林宫也“未能得到俄军直接控制地区之外俄罗斯族居民的支持”。占乌克兰总人口百分之十七的俄罗斯族人中的大多数人依然认为“乌克兰是我的祖国，俄语是我的母语”。以此看来，“现实中很难找到一条将不同文化背景的乌克兰各地区分隔开来的清晰文化边界”。相反，在这些人身上，看到的并不是文化的界限，而是彼此的融合。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中用作政治隐喻的“欧洲之门”一词尽管看似“弹眼落睛”，其实倒是些名不副实。还是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在乌克兰，“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张由各种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交会地区连成的网络”。如果这也算是一扇大门的话，恐怕其上也早已是千疮百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