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2年，写完《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后，茨威格和妻子在巴西服药自尽。在那之前，茨威格经历了漫长的流亡。纳粹在德国掌权后，茨威格离开奥地利的家，并在之后辗转于英国、美国和南美。“时代提供了图景”，他在《昨日的世界》里写道。“我所讲述的，原本也并非单单是我的命运，而是全部一代人的命运”。

作为一部自传，《昨日的世界》记录了茨威格从出生到“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彻底结束”时的生活。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社会图景，在《昨日的世界》里缓缓展现，而他的犹太家庭，他和罗曼·罗兰、里尔克、弗洛伊德等人的交往，也在这部自传中逐一登场。他在序言中写下的话，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之一：

“为我们所经历的紧张、惊奇而又富于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似乎是我应尽的义务。我再说一遍，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次大变动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我们这一代人不存在任何逃避的可能，也无法像前辈那样置身事外；由于同步性的新技术，我们与时代的联系更紧密了。”

茨威格的这种写作手法，可以追溯至公元五世纪时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以拉丁文写下的、记录了自己三十三年人生的《忏悔录》，普遍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自传，在西方，“忏悔”（Confession）这个词，也因此被用来指代自传。《昨日的世界》和《忏悔录》里，作者都对读者讲述了亲身经历过的人与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命运无可避免地和时代融在一起。

非虚构文学有许多形式，它可以是回忆录、传记、游记、新闻、书信和随笔。16世纪，法国作家蒙田首次用“随笔”来命名自己的作品，在法语中，“随笔”（Essais）的本来意义是“尝试”。这种尝试着将思考和观点放入作品之中的写作方式，同样是不可被忽视的非虚构类别之一。

20世纪60年代，以汤姆·沃尔夫、杜鲁门·卡波特、诺曼·梅勒等美国作家为代表的新新闻主义兴起，革新了现代新闻的形式。新新闻主义作者将第一人称视角带入了新闻报道，以文学的表达方式来报道新闻。有别于传统新闻，在新新闻主义作品里，可以看到强烈的作者个人意识，作者的采访和研究结果并非直接以信息的方式呈现，而是通过故事的形态被阅读。新新闻主义至今影响着新闻报道的写作方法，但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之中，非虚构写作更容易仅仅被视为新闻“特稿”。

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被认为是对非虚构文学的补偿。正如评委会主席所言：“这不仅是内容的成就，也是形式所取得的真正成功。”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以一个女人的口述开始。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她的写作手法源于俄罗斯的口述故事传统。

对个体经验的关注，是非虚构写作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重要转变。美国作家巴里·简·波里奇指出，长久以来，个体经验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当一名士兵对着作者回忆一场亲历的战争时，作者的重点是战争而非士兵本人。在过去的非虚构作品里，作者往往认为，只有公共事件值得被关注。如果一个人不是丘吉尔、肯尼迪这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人物，那他的私人回忆则不值一提。

但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在历史上缺席的个体经验，正开始在非虚构作品中成为主角。例如，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里，讲述故事的就是一名普通消防员的妻子。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依赖官方的新闻报道，而是直接把消防员妻子的话记录下来：“我丈夫回家，把消防帽扔给儿子，在不久后，我儿子就得了脑癌死了。”值得注意的是，在《纽约客》的访谈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曾提到，这个女人的话语和莎士比亚的语言一样伟大，但“你知道要耗上多久，才能让她说出这只有区区两页纸的内容吗？”

集体和个人的记忆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别。新闻亲历者的个人回忆，有时会更为贴近事件的原貌。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方式：“我决心去收集来自大街小巷的声音，捡拾散落在身边的素材，正是这样，每个人都说出了属于自己的片段。”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奖的同一时期，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杂志对非虚构写作的关注。记录普通个体经验的写作方式，正在变得越发普遍，而对公共事件的高度敏感，也成为了文学杂志的一种倾向。2015年，《格兰塔》以 “我们都做了些什么”（What Have We Done）为题，关注了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其中，科学作家弗雷德讲述了英国塞拉菲尔德核电厂事件之后，人们尽力守卫塞拉菲尔德的过程。2016年，《格兰塔》策划了“无人之境”（No Man’s Land）专 题，在 这 期《格兰塔》里，新闻记者从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发回报道，让读者看到战区超现实一般的宣传手段。在2018年的《格兰塔》里，读者可以看到叙利亚帕尔米拉的古城如何因为战争而消失殆尽。

非虚构作品也常年占据着畅销排行榜的首位。2018年，《受教育》（Educated:A Memoir）和《滴血成金》（Bad Blood）都成为现象级的非虚构作品。前者的作者塔拉·韦斯托弗出生于美国摩门教家庭，17岁前从未去过学校，最终通过教育而改变人生；后者的作者约翰·卡瑞尤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在对“女版乔布斯”伊丽莎白·福尔摩斯进行了三年半的调查之后，他披露了近年来美国硅谷最大的创业骗局。

在西方创意写作教学中，创意性非虚构写作（Creative nonfiction）已经成为越发受到重视的教学部分，其关键在于场景和信息的结合。创意性非虚构写作者以讲述故事的手法，逐渐将信息传达给读者。场景和信息，成为创意性非虚构写作的经典结构。大众往往很难对政治、商业、历史、科学类的信息产生阅读兴趣，因此，作者需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吸引读者去了解这些信息。一旦读者产生足够兴趣，作者就可以开始提供信息，而在读者对过多信息感到厌倦之前，作者又有责任将读者引回故事。从宏观上看，信息融合在故事之中，虽然每个故事有所不同，但结构依然相似。

为了吸引读者，创意性非虚构作者可能会选择使用多重叙事声音，补充事件发生背景，描写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对话时的语气。因此，如何制造戏剧性的张力，如何通过冲突、行动和结局这三个关键要素来搭建精彩故事，成为创意性非虚构写作需要处理的问题。

在当下的新闻和传记写作中，这种小说化的叙事方式尤其普遍。《卫报》指出，现在的传记写作似乎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无论是从传记人物的出生还是死亡写起，都会显得普通且老旧。越来越多的传记作家开始从所写人物的中年切入，用一件带有强烈戏剧色彩的具体事件作为开头。一份丢失的手稿、一场决斗或者一次彻底改变传记人物的意外，都可能成为人物传记的开头。“这件事必须充满张力，让读者觉得，他们刚打开书就被卷入了一场动作电影之中，并且也不知道电影里是否有人能够生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写作手法已经成为容易被复制的套路，因此需要注意的是，故事是手段而非目的，创意性非虚构写作最终需要传达信息、让读者在最大程度上了解事实。把故事讲到最精彩，并非创意性非虚构写作的第一目的。

为了讲出精彩故事而虚构事实、虚构人物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1981年《华盛顿邮报》记者珍妮特·库克虚构新闻事件，珍妮特·库克因此被收回普利策新闻奖。1998年，本杰明·威尔科米尔斯基的回忆录《碎片：回忆战时童年》被发现造假。在这部回忆录中，威尔科米尔斯基声称自己是出生于拉脱维亚的犹太人，童年时代，他的家人在纳粹的屠杀中丧生，他本人则被带入波兰的集中营，并最终生还。这部回忆录以德语出版后，被迅速翻译成12种语言，并在美国、英国、法国获得众多文学奖项，但最后，《碎片：回忆战时童年》被证实是一部完全虚构的作品。威尔科米尔斯基出生于瑞士，从来没有进过难民营，甚至不是犹太人。

美国作家巴里·简·波里奇认为，后现代生活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如今，“有价值的人物”正被重新定义，少数族裔、残疾人等曾在公共记录中缺席的人物，也在当下的非虚构写作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个体的意识和感受，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视为隐私，而是成为非虚构写作者热衷于挖掘的对象。

这一现象的问题在于，读者很可能受到“真人秀”文化影响，只对猎奇的隐私故事产生兴趣。商业媒体的炒作，容易让读者对非虚构写作产生误读。在巴里·简·波里奇看来，非虚构写作中的这些变化，最终还是源于现实世界的变化。

非虚构文学和媒体炒作之间的区别在于，非虚构文学以记录真实而非满足猎奇心态为写作目的，并满足文学层面上的审美要求。“我试图描绘住在我们这一带的人，并不是只出于好奇心，而是因为他们都是这故事的一分子。”乔治·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里写道，

“我在书写贫穷，而我正是在这个贫民窟里第一次接触到它。这个肮脏的贫民窟和住在其中的古怪众生，既是贫穷的实例教材，也是我亲身经历的背景环境。正因如此，我才努力想让人们了解那里的生活。”

讨论后殖民处境时，奈保尔和他的作品，依然是可靠的历史材料；海明威《流动的盛宴》里的巴黎是真实的巴黎；回顾1665年的伦敦瘟疫时，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和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仍会被援引——前者虽然使用了虚构的人物，被划分到了小说的类别，但其写作手法依然会被视为非虚构。非虚构写作所记录的时代图景，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而它的基本要求，或许正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所说的一般：“我至少能具备完成一部真正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需的首要条件：公正和无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