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精英的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标志就是嘲笑民众落后。

——马克斯·韦伯

“世界改变得太慢了。”

2016年，贾樟柯说，他开始对知识精英无止境的内耗感到疲倦。

那年底，他离开北京，回到故乡汾阳。他希望这样的距离能够让自己获得认识这个世界新的维度。

这种改变不仅在“更新”一个艺术家的创造力，同时也在重塑一个知识分子的行动力。贾樟柯不再仅仅满足于用“电影”的视角观察这个时代，他选择跃入其中，成为被自己观察的一部分。

2017年，由贾樟柯发起的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

2019年，首届吕梁文学季在汾阳启航。作家莫言、余华、苏童等齐聚贾家庄。

与此同时，贾家庄作家村、贾樟柯艺术中心、种子影院揭幕。

贾樟柯宣布，最新电影《一个村庄的文学》开机。

“快50岁了，回到故乡，我把电影和文学带回来。”他说。

北青艺评：还挺好奇你会怎么去拍《一个村庄的文学》的。

贾樟柯：《一个村庄的文学》我觉得它既是一个蓄谋已久的电影又是一个意外。为什么说蓄谋已久呢？我大概是在2005至2006年开始连续地拍了两个关于艺术家的作品纪录片，一个是关于刘小东的《东》，一个是关于服装设计师马可的《无用》。其实我原来对艺术家不感兴趣，我对拍艺术家也不感兴趣。但是我逐渐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我把艺术家当作是一个知识群体的话，他们对于时代做出的回答、回应，其实有非常多精彩的东西。但是这些精彩的东西，因为人们已经不爱听他们说话了而变成越来越小众的话语。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首先我有了解的渴望，因为虽然我喜欢艺术，但是并没有机会很深入地去跟他们交流。通过一个电影去了解他们，把他们对于时代的回应，通过电影传递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连续拍了两部，一直想拍第三部。做导演都想拍“三部曲”，可能是有这个情结，但是第三部拍什么呢？我一开始因为想很快完成，就想拍建筑师，因为我们的人居环境和建筑对建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建筑师，特别是我想拍那种小城市的建筑师，他们是怎么考虑这些事情的，他们有没有考虑这些事情，我觉得特别有趣。

但是到后来这个就没有拍，我一直觉得我有个东西没有完成。但它又是一个意外，我一直筹备吕梁文学季，都没有想到要拍片。因为我知道，已经够忙了，不可能做别的事，也从来没动过拍片子的理念。但是我看到最后节目单出来之后，我开始想象一个8天的流水席，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者，来来去去，集中在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超现实的图景，突然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在流动，我觉得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在一起，好像应该去拍一个片子。我才想到去拍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它实际上从叙事上来说，是从一个乡村的文学聚会开始的，由这个文学聚会，带出了我所关注的一些人，包括像余华、包括像梁鸿，还有别的人物，但是在拍的过程中，还会发现新的人物，他们又是不同年龄段，不同生长背景的作家。每个人的作品史都是个人经验的精神历程。它跟个人密切相关，因为他写这些作品的过程，也是经历这些心境，这些情感的过程。所以我会将作家个人的个体经验和他文学中的情感经验会聚在一起，它从结构上可能最终会形成一个最近这几十年的一个精神的历史。我其实不是在拍乡土作家，而是说因为乡村的文学聚会，带来的这样一个文学与个人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图景。

北青艺评：它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作家群像，背后所呈现的是一部精神史，而这一切又是从乡村出发。现在还没有完全想好拍哪些人吗？

贾樟柯：我们现在在拍余华、梁鸿，马上会拍贾平凹，其他人物也还在考虑，这三个是我相对来说更了解的。但是因为纪录片会有很多意外，在这个基础构思上，肯定会有很多新的人物，新的角度出现，慢慢地让它丰富起来。

北青艺评：这些年，你做的很多事情都和故乡有关，特别是这次在村庄里建电影院、艺术中心，搞吕梁文学季，做这些事情的初衷是什么？

贾樟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北京，也长期地回到山西，所以我有两地的经验。两地的经验就比较容易看出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就是像北京这样的千万级人口的城市，文化资源相对来说是非常集中的。北京的电影放映会，读书会，演讲，几乎可能每天要赶场都赶不过来。但是在中小城市，它就变成一个稀缺的资源。

对于中小城市来说，我们逐渐地会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就认为中小城市的居民，特别是年轻人不需要这些，或者是不欢迎不接受这些东西，然后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在误解之下的恶性循环。因为我自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的，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不仅是我自己，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其实成长过程中都有很强烈的阅读的欲望和讲述的欲望。

阅读的经验，它来自于对世界的不了解，比如说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孤独感，它是很需要通过阅读来结交朋友。如果每一个作家是一个朋友的话，他是有这样一个精神需要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写，我觉得写这种生活，大概会滋生出人的表达欲望。无论是读还是写，都有很强的需求。但是很多写作者，无论是在初中还是在高中开始写作的人，可能逐渐地就不写了，或者说这个表达就停顿了，或者说阅读也越来越减少了，我们说的阅读是系统性的阅读，是纯文学的阅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想做一些资源流动的事情。

我很不喜欢那种所谓基层文化，弄几个民歌，认为农村就是窗花、剪纸，它其实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精神需要了，不要说现在，80年代的我都满足不了，怎么满足2019年的当代人呢？所以拿电影来说，像我们的农村院线，我们在城里面看的电影院，都是2K的影像，影像很好的。但是农村院线是1.2K的，少了0.8K。我就觉得不平等在里面。

北青艺评：文化上的不平等。

贾樟柯：对，这很不平等，为什么给乡下人看，给小城市的人看就可以是影像质量比较差的作品？我正好是山西人，就选择在平遥做电影节，在吕梁做一个文学季。

北青艺评：在北京，我的一些朋友也在给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做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她发现《安娜·卡列尼娜》有很多工人都很喜欢。

贾樟柯：我们小城里文学素养高的人很多。这个确实不能这样去理解。文学素养文学感受敏感的人大有人在。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网络化的时代，任何的活动都有直播，目前它是有区别的。就是一个人在直播上分享一些来自远方的信息跟近在咫尺，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对于一个中小城市的爱好者来说，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北青艺评：对乡村的回归让我想到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梁漱溟他们说， 为什么中国文化要从乡村中着手建设呢？因为“乡村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有形的根”。他的思路是创造新文化，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您有想那么多吗？

贾樟柯：我以前讲过一个观点，就是我对共识越来越不感兴趣，它并不是说共识不重要，而是对于一个个体的感受而言。大量的时间整个文化讨论的都是陈旧的问题，那些问题或许能找到答案，或许不能。我们一直纠缠在一些老问题上，它会让我个人觉得疲倦。今年在讨论的问题，可能80年代已经讨论过很多回了。

最近几年，我想去实际做一些事情。我的公共发言在减少，写作也在减少，但是做的事情在增加。在诸多的事情里面，我觉得创建平台很重要，也就是创建某座广场。如果说平遥电影展是一个关于电影的广场的话，吕梁文学季是一个关于文学的广场，让众多的声音能有一种交汇、碰撞的机遇。特别是我们在用办电影节的方法在做文学季，就是把精英的思想成果，很好地转化为公共资源，介绍给公众。

广场的效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注重节目的编排，公共传播的可能性，它是一个由线下的公众参与互动到线上的一个立体模式，特别是八天的时间，它能形成某种聚光灯效应。当然不一定能够改变，但是我总觉得在我的成长阶段，阅读是一个非常愉悦的事情，阅读是我们最主要的娱乐方法。我觉得为什么今天会认为阅读是一个很沉重，很累的事情，这是对阅读的妖魔化。我觉得如果能够重新提升人们对阅读的兴趣，这可能是吕梁文学季想做的事情。

北青艺评：谈到乡村建设这个问题，现在各地也有很多模式，各种民间力量也在参与，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多方的合作，政府、企业，你是怎么考虑的？

贾樟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乡村建设你是参与不了的，因为它是在一个行政管理中，它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做的事情。但是在现在的经济模式之下，变得有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专门做乡村厕所的，他彻底改造乡村人居环境里面厕所的情况。也有人会着重于社区结构，如何建立保护传统的社区结构，比如说从农村的社区结构到城市单元，小区的社区结构，里面是有变化的。过去亲族、宗族、朋友、街坊邻居，那样的一种社区结构跟单元楼里彼此不认识的社区结构，它们之间是有共性的。很多做乡村建设的，在理解乡村的社区结构，通过建筑通过规划来保护这种社区结构，让人际结构不被居住和环境的改变所改变。也有人在做文化的项目，在乡村做书店，在乡村做文化设施。

我关注的角度在于文化方面的双向流动。这个双向的流动，首先就是乡村它不单单是作为一个怀旧的存在，不单单是作为一个美化的田园存在，而乡村首先作为一种现实，怎么样在这个现实的情况下，人们能够注意它，或者是身体双脚能够再踏足乡村。这里面，文化的吸引力就比较重要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乡村的与中小城市的人怎么样去接触到新的资源，用新的资源带来新的观念。吕梁文学季，它的作用远远不是说具体我能带来多少人来到这个地方，为期八天的活动，能够产生多少的流量，这个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说双向的流动交汇在这个地方。在书斋里写作的大作家、编辑可以流动到一个最现实的生活场景里面，来讨论客观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乡村问题。在中小城市生活的人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地方，来接受外来的目光或新的观点的一种冲击，这种双向的流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说卖几本书，或者说放几场电影能够取代的，它是一种经验的流动，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场景，这个场景的意义，不应该远远局限在此地，它应该有一种示范效应，让它可能会被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北青艺评：在这个过程里，资本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很多人对资本充满了警惕。

贾樟柯：因为我们接触资本没有经验，资本它可以带来某种巨大的能量能力，相对来说资本的摧毁性也确实很大。这种对资本的警惕跟划清界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资本的能力很大，所以它的建设性也非常巨大。目前的人类结构就靠商业来连接的，大到国家小到人和人之间，我们几乎都是在商业原则里面生活，商业在组织我们，你是逃不开商业的。所以怎样善用资本，在跟资本共处的时候，保持你的专业性跟独立性，你去影响资本，引导资本，当然也包括资本拥有者的见识跟他们的文化心态逐渐地合理化，这是问题的所在。所以资本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它既不贬义也不褒义。

北青艺评：它是一个中性词。

贾樟柯：它是一个能量，这个能量你可以把它变成负能量，也可以把它变成正能量。但我曾经说过，这个时候需要一些强悍的人，能够与社会的各个层面来共舞。这里面就包括了对资本的态度，你如果有一种意志力，有一种专业性，能够让资本发生相应的良性建设作用，那是非常重要的属性。乡村的诸多瓶颈里面，当然资金的瓶颈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北青艺评：确实很多很好的项目都夭折了，由于各种原因。所以需要不断探索一种新的模式。

贾樟柯：目前在短暂的初期的阶段，乡村的建设主要还得靠情怀。因为真的没有太好的商业模式。在商业的逻辑里面，在短视的商业逻辑里面，目前没有太好的方法跟形态能够成为一个良性的商业模式。但是它需要开始，它需要摸索。它需要一个种子让它生长。

北青艺评：就像我们的种子影院。

贾樟柯：对。我们的运营部门测算下来，三十年都收不回成本。但是它确实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北青艺评：你曾经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离开这么久以后的回归，对故乡汾阳有什么新的感受和理解？

贾樟柯：因为城市越来越强大，所以乡村的概念才越来越清晰，它们看起来是反义词，但是城市是因为乡村而存在的，城市这个概念，还是个美学概念，不单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是一种精神的概念，它是相对于乡村而言的。所以“从乡村出发写作”，中心词是“乡村”，但是它是一个更宽泛的观念。

我总是做一个比喻，14亿中国人如果都在赶路的话，每个人其实都拎着一个行李，这个行李都是从乡村带来的，乡村是一个可以携带的概念。它有你的生活方法，它有你的伦理，有你的浸入到骨血里面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