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一封信开始说起

亲爱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谢尔古年柯夫先生：

这是一封迟到了很多年的信，它在通向您的路上走了整整二十四年……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我坐在电脑前写下了这封信的开头。正如信中所说，在二十四年前，我已经给这位远在圣彼得堡的伟大作家写过一封无法投递的信。而这个故事，要从一九九○年十月我读到的一本《世界文学》讲起。

那年秋天，这本杂志静悄悄放在河南省文联小小的图书馆进门左排、向北数第三个书柜里。这么多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从稍显幽暗的图书馆窗户照进来的阳光。

我要借的是《世界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这一期杂志的封面是一张照片，背景是层林尽染的群山，山峰裸露着灰白色的岩石。在山脚下，也是照片聚焦的地方，是一座被劈开的岩石宛如双手向上举捧的巨大雕塑。有三个小小的人影正在雕塑下站着。这是南斯拉夫雕塑家米·日夫科维奇的作品《苏捷斯卡战役纪念碑》。

这一期的《世界文学》是外国散文专辑。我记得第一篇是美国作家亨·路·门肯的《致威·杜兰特书》。但我要找的也不是他，而是一个几乎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俄罗斯作家鲍·谢尔古年柯夫——这么说吧，在一九九五年之前，和我提到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耿占春先生，另一个是后来不幸早逝的好友苇岸。在这一期《世界文学》的专辑中，有他一篇散文《五月》，译者是许贤绪先生。有意思的是，许贤绪先生在介绍作家的文字里写的是：“散文《五月》系作家的抒情体中篇小说《秋与春》的一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明白了在俄语中，散文和小说是一回事，它们和诗歌的不同仅仅在于无韵文和韵文，并不像我们在汉语中分得这么清晰。

谢尔古年柯夫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他的童年多随父母辗转在各地居住，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生活。一九五〇年他考上了哈尔科夫大学新闻系，后又并转为基辅大学，一九五五年毕业后进入一家官方报纸做新闻记者，半年后因不能忍受那个时期苏联令人窒息的氛围而辞职。此后，谢尔古年柯夫做过放马的牧人、矿工、水手等。一九五七年，他去森林里当了一名守林员，一个人在森林中整整待了九年，写下了一部近二十万字的《秋与春》，记载的就是他在这九年时间里的生活。《世界文学》从中选取的一万多字的《五月》就是这部书中“春”那一部分。想想看，一个人在森林里待了九年！

我的中学时光是在豫西的一个小县城度过。县城里有个文化馆，文化馆很穷，藏书也不多，但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世界文学》这本杂志。实话说，那个时候我能看懂的不多，而且我也没钱订阅。我真正开始几乎每期不落看这本杂志，是上了大学之后的事情。大学毕业后，我到了河南省文联工作，正是这期刊有谢尔古年柯夫作品的杂志，让我骑着自行车去了邮局，订阅了我自己的《世界文学》。这是因为——

他启蒙了我的自然观

一本书如果仅仅是一本书，一本杂志仅仅是一本杂志，就没什么意义。

一本好书或好杂志，一定不会让你阅读后放回书架然后落满尘土。细想起，《世界文学》是我今生订阅最久的杂志了，它们整整占去我两个大书柜。这里面有我自己订阅的，也有从旧书网和旧书店买来的很久以前出版的。河南省文联的图书馆在九十年代初期关闭时，大量的图书分流到各个编辑部，我在书堆里心跳着找到了我曾借阅过的那一期《世界文学》，它和第五期合订在一起，枣红色的硬皮封面，我如获至宝把它带在身边，一直到今天。

一个印度人曾说：“一个五十岁的人应该走进森林寻求真理。”森林是无顶教堂，是生机勃勃又宁静寂寥的天然寺院，是隐士们修行、圣哲们悟道之地。它远离人世却并不拒绝人的走进；它容纳各种植物和动物，呼唤阳光和雨露。它是自然绿色的肺叶，是培养人类童年灵魂的圣洁场所。谢尔古年柯夫在二十七岁时就走进了森林，他说：“花儿在大自然中出现是为了向你表白它们对你的爱……我想，你应该向它们表白爱情——因此它们才会来到世上，像人一样寻找爱的对象。倘若没有它们——你该向谁表白你的爱？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向树桩表白过爱情。”

当年，这些文字让我这个在村庄的田野上长大的人，作出了不可思议的冒失决定：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表达我的崇敬之情。我到河南农科院找到了一位俄语很好的农业专家，请他把这封信翻译成俄语。我通过《世界文学》的高兴先生打听到了译者许贤绪就职的单位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我托朋友和许先生家人联系，希望得到谢尔古年柯夫的联系方式，但得到的回音是许先生不幸刚刚去世了。

线索断了。我没有放弃，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里，继续四处打听。做俄罗斯文学研究的顾宏哲女士告诉我，有关谢尔古年柯夫的评论少得可怜，一些读过他作品的人只知道他是童话作家。我从许贤绪先生的翻译注释中知道，有批评家把谢尔古年柯夫誉为“擅长描写人的心灵、对自然景致具有罕见洞察力的作家”。而二〇一一年谢尔古年柯夫八十岁生日时，前来祝贺的也几乎都是“没什么名气”的作家。“谢尔古年柯夫显得有些孤独，因为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作家。”顾宏哲女士这样告诉我。也就是说，谢尔古年柯夫在他的祖国俄罗斯也是不被人注意的。但这无妨他在我心中的伟大——这是一位尚未被更多人认出的大师和思想者。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注意着每期《世界文学》和其他外国文学杂志，希望还能遇到谢尔古年柯夫的文字，就这样，我收到了朋友们赠送给我的礼物：谢尔古年柯夫的两本童话《狗的日记》《战士与小树》。知道了他在俄罗斯并不出名，这让我对名声这个东西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几次三番，和顾宏哲女士交流沟通，我不断提及谢尔古年柯夫的文学创作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希望《世界文学》上的《五月》有一天能够变成一本完整的中文译作。我甚至想，如果有一个高于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如此期待它来到中文里，那么它一定会到来。

一部翻译作品的诞生

《世界文学》留下的一颗种子，在慢慢长成一片茂密的森林。这本杂志所介绍的世界各地的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在近三十年的时光里一直影响着我，它让我了解到其他的人们在思索什么，关注什么，它也让我明白汉语诗歌创作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和意义。而且，它也给了我一个向它表达感谢的机会。

诗人、翻译家高兴先生向我约稿，《世界文学》有一个“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目，我写了一篇关于谢尔古年柯夫的随笔《从一棵蒲公英说起》，发表在二〇〇三年第六期的《世界文学》上，这也是我唯一在《世界文学》发表过的文字。这篇文章凝聚了我对谢尔古年柯夫深深的敬意，也表达了我对这本陪伴我成长的杂志由衷的感激。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

二〇一四年，辽宁大学的顾宏哲女士翻译的谢尔古年柯夫的《秋与春》出版。当顾宏哲女士告诉我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印数只有两千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即在网上多订购了十几本。这是我第一次全文读到谢尔古年柯夫的这部作品。那几天，就像一个不舍得一下子吃完好东西的孩子，我每天只看十几页，再翻回去重复着阅读。实话说，我不确定会有多少人喜欢这部书，甚至我担心或许有人根本不能把它读完。在等待这本书出版的二十四年间，我读我喜爱的加缪、本雅明、卡尔维诺，我读许许多多诗人的诗集，但我一直等着这本书，而现在，它真的就出现在我的手中。

即便如此，我对它在读者中的接受状况依然不是那么乐观。并不是说这本书“难懂”——不，相对于“晦涩”的作品，这本书简直太容易被忽略了：从头到尾，就是作者在翻来覆去写森林里的事物——松树、蒲公英、露水、甲虫、乌鸦、马林果、雪、秋天和春天的风，“絮絮叨叨”，不厌其烦。但若说这本书真的就像文本里显示的那样“通俗易懂”，却是大谬。我的一位朋友这样评价谢尔古年柯夫的文字：“白描的白描”，这简单吗？——不。

《秋与春》描写了作者在阴冷潮湿的秋天和万物萌芽的春天对森林中一切事物最惊心动魄的观察，他像一个陷入了癫狂状态的恋人，时而羞涩忐忑、时而平静欢乐、时而纠结不安、时而欣喜迷醉地爱着、打量着大自然和它的神秘。整部书就像一封长长的情书，也像一部刚来到世间的祈祷书和赞美书，作者不遗余力地描写他眼睛中的森林，他听力所捕获的大自然悉索的响动，他的嗅觉所崇拜的事物——那些花香、树叶和沼泽的气味。他坚定地认为，大自然是人类永恒的安慰，是心灵的导师，因为它始终不离不弃地“和你在一起”。

他对人们常常无意识地信任大自然赞美有加：“你自己根本意识不到你知道。意识到了——就失去了准确性，意识不到——你就什么也不会知道。”自然之大之美，超出人类的意识，这样一来却常被人忽视，似乎它所有对人类的意义都不存在，而这是最可怕的。作者自言自语，提出无数的问题，又自问自答，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给他的回答，是抚慰，是触摸，是亲吻和拥抱。那是一种从不求回报的爱——即便是万木凋敝的秋天，风雪迷漫的严冬，作者依然能够深情地接受它们，因为春天不远，一切生命都会回来——“我有时觉得，对于人来说美是第二性的东西，而第一性的永远和到处都是——你存在着。你存在的欢乐大大强过看到某种美的东西，哪怕是世上最美妙的奇迹而得到的欢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最完美的美——就是你存在着：你，白天、小河、太阳、海洋、草、蚂蚁、土地、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美能拯救世界。而罗马尼亚作家马内阿则说：“我从来不敢相信美能拯救世界。但我们可以希望，它能在慰藉和补偿我们的孤独时，发挥一己之力。我们还可以希望，它所具有的美的愿景，对真相的诘问，对善的重新定义，以及它不可预知的有趣，终将难以抛弃，即使在无常与危险的时代。”在谢尔古年柯夫看来，大自然固然是美的，但这样的美并不比它们的存在更美，因为存在本身就是奇迹，是对尊重的呼唤，是对万物之间建立联系的赞美，是共享同一个世界。在此情形下，那些普通的、正在凋敝的事物，也获得了尊重和平等的对待——换言之，美若能拯救世界，那么它一定首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最完美的美”。即使如有着“创造者”之称的诗人或者英雄，也同时是存在着的人，而非“天才狂人”或“九头怪物”——加缪称之为“什么也不像”的绝对孤独之物。

故事还没有结束

就在《秋与春》刚出版不久，希腊的一个朋友通过俄罗斯驻希腊大使馆，找到了谢尔古年柯夫。消息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八十四岁的老人家身体健康，住在圣彼得堡的皇村，写童话，写随笔。他的夫人是个画家，为他的作品画插图。希腊的朋友发来了他的照片，一个须发皆白的宁静老人，背着柴捆，在自家的木屋前。他的院子里，有很多苹果树，丰收的苹果铺满了地板。一切都如我想象的那样。

于是，我就给他写了本文开头的那封电子邮件。

我写道：

……我偶尔在中国最好的外国文学杂志《世界文学》上读到了许贤绪先生翻译的您的作品，他从您的《秋与春》中选取了一万字，以《五月》为题目发表。这些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确认我遇到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在当代极其罕见的杰出的作家。毫不夸张地说，从那个时刻起，您的作品就和所有养育我灵魂的那些人类伟大的思想家的作品一样，深深影响着我，也在帮助我生活……今年，我终于看到您的《秋与春》在中国出版了。我对这部书的喜爱，都写进了我为您写的书评《永恒的安慰——孤独是不存在的》这篇文章，它发表在每天发行量约九十万份的《新京报》，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了解您和您的作品。读完这部书，我更加确认我早年对您的评价——您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罕见的思想家，您恢复了人在大自然中最初的宗教感，您创立了一种自由而纯朴的冥想文体，您的文字将会帮助那些在人类社会感到无助和绝望的人们，使他们重建对世界的爱和信任。

……我的这封信，和二十四年前的那封信一样，只是想让您知道，在中国，有人是如此喜爱您的作品，珍视您为人类留下的这份珍贵无比的精神珍宝……

第二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

亲爱的蓝蓝女士：

二十四年的时间，对于李白、陶渊明、老子、孔夫子以及众多伟大的中国人来说，不算什么。他们如同其他民族的天才一样，在过去的数千年中，来到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他们是我每日的良师益友，我们应该对他们心怀感激。无论他们何时到来，他们终将到来。

您给我的充满诚挚善意的信，（对于我短暂的生命而言）它也许在永恒的时间中早已抵达我。感谢您的盛赞，我不能配得上您的赞誉。

关于我自己，我说几句，我已年迈，今年八十四岁，出生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和一个艺术家成婚，育有一子，有一孙子，一孙女。我冬天居住在圣彼得堡，夏天在村中居住，我在那里有一个带花园的房子，园中有八株苹果树，一株两百年龄的老橡树。

中国福建省的一家出版社在一九八二年曾出版了我的故事书《战士和小树》。

诚挚祝愿您有美好的新的一年！

您诚挚的鲍里斯·谢尔古年柯夫

两天后，正值二〇一五年元旦新年，我给他回了一封信，祝福他新年快乐——

亲爱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谢尔古年柯夫先生：

问候您的八棵苹果树——比白雪公主的七个小矮人还多出一个。问候您的老橡树爷爷，在您的童话里，我能认出它巨大的身影。我的朋友翻译并转来了您的回信，我感到无限欢乐，这是二〇一五年最好的新年礼物，我也在北京祝愿您新的一年健康、快乐。

我拜读过您的《战士与小树》，我马上就有一本给孩子们写的诗集出版，它的名字是《诗人与小树》——这是向您致敬的一本书。

我写诗，我也写童话和散文，以及少量戏剧作品。我在农村长大，童年在中国东北部的渤海边度过，少年在中国中部的山区度过——一座名叫伏牛山的山区。那里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的故乡，山里有很多森林和溪水——和您笔下的森林一样美丽。

我会给您寄去您的中文版新书。我想委托您的译者把我写给您的文章翻译成俄语寄给您。我有一本和俄罗斯诗人合出的俄语诗集电子版，随信发给您，愿您能喜欢。

如果您很忙，请不要急于回信——一切都很好，森林还在，大海还在，星辰在远处和近处闪亮。

祝福您和您的家人新年快乐。

蓝蓝以童诗集致谢谢尔古年科夫

信发出以后，我又专门请热心的顾宏哲女士把我为《秋与春》写的书评翻译成俄语给他发去。

二〇一五年初春，帮我找到谢尔古年柯夫的希腊朋友去俄罗斯旅行，他专程从莫斯科转道圣彼得堡，去看望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为谢尔古年柯夫带去了中文版的《秋与春》。因为知道这本书出版时没有版权费，好心的希腊朋友自掏腰包给老人留下了两千元。他为谢尔古年柯夫夫妇拍了很多照片转发给我，并在不久后为我捎回了老人送给我的礼物——一本他写的、由他妻子画插图的童话书，几张有他签名的他和他妻子的照片。其中的一张，现在正挂在我家中的墙壁上。

歌德曾说：“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多么幸运，《世界文学》这本杂志像一扇扇洞开的窗口，让我们看见更广袤的世界，看见了他人的生活，最终让我们前去与我们亲近的灵魂相认，让我们能以自己的创造为世界增添它的光荣。

谢尔古年柯夫说自己只是个讲故事的人，是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