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鲁滨孙自述生于1632年，然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其文学生命开始于1719年，即《鲁滨孙漂流记》出版之时（以下简称《漂》）。适逢其300周年华诞，因郑重试撰颂辞如下：

英人鲁滨孙·柯洛苏君，战士，水手，贸易商，殖民者，农场主，建筑师，泥水匠，风水专家，天象学家，冶金学家，日记作家，制陶工艺家，悟道的圣徒，上帝的证人，民间外交家（人见人爱，即使土著、海盗、食人生番，也概莫能外），假冒的总督，自命的领主，黑奴拐卖未遂犯，屡悔屡犯的冒险家……

弄虚文至此不由心生疑惑：撇开这个英伦约克郡人的那些道德可疑行径不言，这不是那个白日垂钓大海，深夜奋笔疾书，身心平衡，内外兼修的未来理想社会的 “全人”吗？

300年来，正是这个前分工时代的“全人”形象激发了在社会分工这个异化黑洞中越陷越深的一代又一代全球读者的想象。常常泡在安逸的温水浴缸中思虑万千的我们，叶公好龙般非常真诚地羡慕着“单舸猝出，侮狎风涛”的鲁滨孙；在社会越来越大，个体越来越小的今天，孤岛上那个衣不蔽体、顶天立地的男人让我们凭窗远眺，悠然神往；在“人工智能”意味着人的驱逐，“虚拟”近乎代替现实的时代，阅读《鲁滨孙漂流记》能唤醒我们的肌肉，唤醒我们许多沉寂的官能。

无论古今，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心智之肌肉均没有因为文明的进化而退化疲软到无用，我们想象自己假若被置于“百顾无援、孑然孤立”的死地，也能像“失望之岛”上的鲁滨孙一样“兼羲轩巢遂诸氏所为而为之”（借林琴南译序中语），不屈不挠，傲然自立。我们那么着迷地看着他播种，收获，做面包，酿麦酒，“百计制作，始成一居室，用力亦经一年矣”，仅以“斧凿二物，幻出无穷之用”，“百事既竟，乃谋制几榻”。我们耐心地看着他“靡费”无数个日子，从零开始制作桌凳。

也许可以说，曾经，海上霸主西班牙等国，距离“日不落”的辉煌，只差一部《鲁滨孙漂流记》

打个比方：鲁滨孙之沦落荒岛，就是亚当的第二次失乐园，是他创业的新契机。这个亚当属于整个大航海时代，属于那个资产阶级开始崛起、个人主义悄悄勃起的时代，他应和了殖民扩张的野蛮欲望。19世纪著名英国小说《月亮宝石》中，代表社会中间（中坚）阶层、代表诚实与世俗智慧、代表实用主义的管家角色贝特里奇，就将此书视为自己的《圣经》，已经读烂了七本《鲁滨孙漂流记》，每每遇到家中出了大大小小的状况，精神稍有不安，他就翻开这本小说来读，寻找“圣训”：“始知天下断无弃物”云云，均为倦于文明的“陆居者”鲁滨孙不顾“二亲善言酸泪”而犯险，不得已淹留荒岛，依凭“文明的残骸”（失事船只上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遗留物件）而得幸存后的新感悟。

事实上，一部《漂》给整个大英帝国都“带了节奏”。这个“节奏”不只是前述的影响了无数个中产者贝特里奇的书中“圣训”，更重要的是，鲁滨孙成了后来的英国殖民者的“先贤”，成了他们可以效法的偶像。鲁滨孙的“缕缕琐言”一点点引着当年的英国人出了神，入了胜，“入了巷”，挠到了他们的第一个“殖民痒点”，令他们思之神往，殖民之“情根”深种。

挠到了他们第二个“殖民痒点”的，是故事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结构。鲁滨孙与钻进了鲸鱼肚子的约拿相似，他是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叛逆者，有了叛逆才有探索，才建功立业，拓展了“上帝”的物质与文化疆界。鲁滨孙创业的同时，从“不信”到“微悟天道”，中间又几次反复，常对上帝暗怀怨怼，终于完全信服跪拜，“此余第一次祈祷也”，最后成为自觉的传道者。在这个意义上，《漂》成为了“圣徒鲁滨孙传”，成为“上帝”的新证言。对在帝国时代跃跃欲试身手的一众英国读者而言，《漂》为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提供了灵魂指引。

挠到了英国人第三个“殖民痒点”的就是鲁滨孙对“礼拜五”的规训与收编。鲁滨孙对“食人生番”“可教化性”的认识，与一百多年后改变了美国历史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如出一辙。正是这种态度与实践，将殖民的野蛮行径“高尚化”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尚化并不只是掩盖了真相，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帝国殖民事业的精神走向，同时给英帝国的殖民扩张赋予了道德与文明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又反过来更强化了英国的殖民扩张冲动，重新塑造了它的实践，引导着英国走向了“日不落帝国”。想一想，英国本非最早的海上霸主，在它之前就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诸多海洋强国，法国也是殖民的急先锋，但后来，在各路胜出的为什么竟是不列颠？

也许可以说，曾经，海上霸主西班牙等国，距离“日不落”的辉煌，只差一部《鲁滨孙漂流记》。

《鲁滨孙漂流记》之所以成为西方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并非偶然

但《漂》其实是一个谎言。历来文学史研究者都认为，《漂》的“本事”是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柯克的经历。塞尔柯克因为梦见船只失事而闹着要下船，不得已，船长将他“放生”于南太平洋某小岛（后该船果然失事），淹留此地四年多（1704年至1709年），后被伍德斯·罗杰斯船长所救，回到英国，成了被围观的名人。

当时有很多出版物记述议论塞尔柯克的事迹，包括罗杰斯本人。从他的叙述可以看出，塞尔柯克的许多生活细节与鲁滨孙相似，包括驯羊、在树上刻字、诵读《圣经》以应付精神危机等等。可以说，塞尔柯克的故事就是《漂》的蓝本，但作者丹尼尔·笛福在这个蓝本上进行了再刻写，这个再刻写的最大差异就是我所谓的“谎言”：塞尔柯克固然渡过了他最初致命的孤独与忧郁危机，但他从未在绝境中崛起奋斗，他始终只是荒岛的绝望囚徒。在罗杰斯救起他时，他“穿着羊皮”，“比山羊还山羊”，大家“都听不懂他说的话，因为他已经荒废了语言能力，只能半个字半个字地往外蹦”。他的精神下降曲线其实是这类荒岛余生“本事”的标准轨迹。

因此，可以说，《漂》就是一个“谎言”，但这不是作者笛福本人的谎言。塞尔柯克当年所淹留的荒岛于1966年被正式改名为“鲁滨孙岛”，而不是“塞尔柯克岛”，说明全世界都需要这个神话。这世界并不缺“塞尔柯克”这样的真实人物，这世界稀罕的是鲁滨孙这样的虚构形象。这世界固然需要真相，这世界更需要真理，特别是有着神话之恢弘维度的真理。

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神话之所以借笛福之手而诞生，又并非纯属偶然，而是因为笛福之“有趣的灵魂”。

丹尼尔·笛福（1660或61-1734）与莎翁一样没上过大学，一样“不谙拉丁，更疏希腊”，而他商人基因中的不安分因素再加上他的文学天才更是让他作天作地，无时或休。他早年经商写作两不误，迎娶了富家女为妻后，热衷于投资，但为了造就日后的文学辉煌，他的投资屡屡失败，多次因欠债不还而入狱，为了还债就像今天的传销派一样骗家人骗朋友，用尽黔驴之技。他最后于1692年因欠债无力偿还而宣布破产。他的人品似乎有些可疑，有些商业操作缺乏操守，发财后好炫富，喜欢招摇过市，但他破产后还努力还清了大部分债务的行为又让人肃然起敬。因文学写作而赢得财务自由后，他又故态复萌，再次干起了投资（机），最后客死于逃债藏匿地。他树敌无数，一生好论战，对于同道中人也不放过任何攻击贬损的机会。1703年，他因为一篇文章被判入狱，并戴枷示众三天（每天一小时），大概由于辉格党反对派的有效组织，他被围观但未被围观者羞辱，他们扔向他的不是石子瓦片，而是鲜花。笛福因此而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因为戴枷示众而暴得大名之人，让他的无数敌人又气又好笑。他如此玩得倍儿爽之后付出沉重代价，境遇十分不堪。获救出狱后，他投身贵族门下，并被派往苏格兰游说“苏英合并”，共历时十年左右，直至该贵族于1714年倒台。日后关于笛福的许多传记，都以他写给这位贵族的“告密信”为重要依据。

细数这些生平细节并非全为猎奇，更在于这些细节所包含的丰富度、矛盾性与复杂性，而这种张力正是小说（本文所谓“小说”皆为西方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的本质之所在。由此似乎可以推导，《鲁滨孙漂流记》之所以成为西方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并非偶然。

1880年代的一个调查中，有人称：“这本书的影响超过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东西。”

《漂》的正常读者固然认可其经典地位而不疑有它，但对于非正常读者（主要是文学教授们）而言，《漂》是一个无解谜团：它怎么就横空出世，开创了一个日后成为文坛主流的文类呢？正常读者也许认为《漂》无非是一个文学天才改写了一个常见的冒险故事，但并不了解它的独创性：它的日常性与细节描写（不同于宗教寓言），它的主观视角（不同于纪实与历史写作），它的精神维度（不同于普通故事），它的丰富度与多义性（如果缺了这个标准，1678年的《天路历程》就该列为英语小说的开篇之作）都是此前并未写过小说的已经59岁的“笛福老折腾”的独创。

也许笛福本无意独创什么。他一是为了生计——发现了这个冒险故事中的投机价值，而这将成为他一生最成功的投资与生产项目；二是为了自我认同。笛福一生福薄，非议伴随一生，自我怀疑恐怕是他的秘密苦恼，晚年专门撰长文自辩。不管创作《漂》的原初计划如何，从结果来看，他写着写着，似乎就写成了他的灵魂自传。笛福的前半生经历了血腥的宗教政治，他本人有浓厚的宗教情怀，深度卷入其中，但后来又似乎有宗教变节行为。他的“有趣的灵魂”并不单纯，似乎也不够“纯洁”。而正是他对鲁滨孙一生折腾形象的塑造，进取精神的塑造，强韧的个人主义形象的塑造，隐喻性传达了他自己的形与神。

鲁滨孙淹留荒岛的28年基本与笛福本人的前半生同步，与纠缠他前半生的纷争同步。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鲁滨孙登岛日为9月30日，小说中将之列为圣徒日，而这个日子于笛福本人而言也非比寻常，均与他卷入其中的当时的英国宗教政治纷争有关。另外有一个文学证据不可忽视：笛福一生写到自己因债蒙难时，都有意无意地将之比喻为“海难”。笛福一生好大喜功，好自我夸耀，但一介平民，要写自传在当时是没有合法性的，借《漂》之烈酒来浇自己的心中块垒，恰在情理之中。但小说这个文体有天然的颠覆性，鲁滨孙并没有被笛福写成无可置疑的圣徒，例如，贩卖他的第一个黑奴之时，小说的心理描写虽有曲意回护之嫌疑，但卖价60元银币（正是犹大出卖耶稣所获之两倍）之设定，似非随意。这类“异质”细节所在多有，增加了日后研究者再阐释空间。此处不敢赘述。

《漂》于1719年问世后，一时伦敦纸贵，四个月中出了四版，笛福生前总共出了七版，盗版不可胜数，简写盗版横行，仿写纷起，笛福本人也出了两个续篇。小说的流行也引来精英阶层（包括《格列佛游记》作者斯威夫特）的深刻鄙视，因其以“低俗趣味乞欢于低俗读者”也。但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小说开始了其“正典化”过程，文坛巨侠约翰逊博士首先将之与《堂吉诃德》《天路历程》并列，浪漫主义者卢梭有褒有贬，世纪之交的英国文坛宠儿浪漫派诗人、小说家司各特撰长文鼓吹，到19世纪，俨然已经成为英帝国时代资产阶级的俗世《圣经》，英国所有学校中的必读书目。1880年代的一个调查中，有人称：“这本书的影响超过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东西。”

到了现代主义时期，它又成为高雅现代主义派的礼赞对象。维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它不像是某个个人的创作，而更像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匿名创作”，换言之，它是一部“民族神话”。乔伊斯称它为“现实主义运动的先驱”，认为它促进了英帝国的殖民事业，鲁滨孙是“帝国人的原型”，当然乔伊斯作为一个来自爱尔兰的殖民受害者，其评价并非不含贬义，他在1911年的一次授课中说，他在鲁滨孙身上“发现了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灵魂”，“男子气的独立精神，不自觉的残酷，不屈不挠的精神，迟钝但有效率的智商……实用、平衡的宗教情怀，拙于言辞而精于算计”。大英图书馆中的书目中，迄今为止， 《漂》已有英文版700种（实际版数应为其数倍或十数倍），翻译版不可计数。

于非正常读者而言，《漂》的开创性价值难以估量，但正常读者津津乐道的是它开创了“鲁滨孙体”，也称为“荒岛叙事”类文学。实际上它开创的是整个“荒岛产业”，包括大量以此为主线的影视故事，更有流量的是许多电视真人秀，比如最先在瑞典一炮而红的《鲁滨孙探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流行的多种“客厅游戏”也是以鲁滨孙为主题的，它们直接发展为今天的许多电子游戏。

每一天，每一个深夜，全世界都是至少数万个宅男鲁滨孙活跃在各种屏幕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脑海里确实也会浮起那个鲁滨孙式的问题：如果某日你被迫独居荒岛，你愿意身边带着的唯一一本书是什么？

是《鲁滨孙漂流记》吗？

本文所引译文均来自林琴南、曾宗巩两先生，以此致敬先贤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