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目前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王玠《金刚经》由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取回，是其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本书是英国国家博物馆首次公开的修复全过程，围绕敦煌古书的浮沉命运，向读者展现一幅历史深厚、知识广博的有关文物发掘、保存、修复的画卷。

一

斯坦因当时最为关注的，是要让最好的语言学专家来研究他的中亚发现，以确定这些东西的内容和价值。因而他对这些遗书的保存和修复，或多或少地不是很在意，这也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在他那个时代，邮政服务既快捷又可靠。所以，他经常把一些珍贵的遗书寄给欧洲各地的学者，以便他们空闲时可进行研究。1907年，在牛津的鲁道夫·霍恩雷收到过一包遗书的残片，乃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寄给西姆拉考古总部的伏戈尔，然后伏戈尔又寄给了霍恩雷。斯坦因也曾在1911年亲自把200多种敦煌遗书寄给巴黎的伯希和。这些遗书，承蒙通济隆公司邮寄，寄送时所用的盒子没有里衬。

用邮寄的方式来寄送珍贵的古籍文献，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因为古籍文献的收藏和保护乃博物馆与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重。这部《金刚经》的修复历史，也反映了自其抵达伦敦的1909年以来的100年中，英国国家博物馆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对古籍文献保护态度的不断变化。

二

查看该《金刚经》早期的照片，很明显，早在1000多年前被藏入第17窟之前，它就已经破损，而且在它的背面已经粘有裱补纸。现存最早的照片，是收在斯坦因1912年的著作《华夏大漠废墟记》中的那张。这张图片显示，扉画上有一道延伸穿过整个页面的严重水渍，左面卷起来的部分显示背面有两大块裱补纸。历经十多年后，斯坦因终于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记》（其间干扰出版的原因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本书的附图上，那些水渍和补丁都不太明显。遗憾的是，从1909年到1960年没有留下有关修复《金刚经》的任何记录。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观察它的旧照片、察看《金刚经》的原件来推测它的修复过程。

1914年，作为斯坦因的考古新发现，《金刚经》第一次在英国国家博物馆被展出。看来为了筹备这次展览，对它做过一些修复。为了避免经卷遭受更多的损伤，也可能为了使它更为平整，经卷背面原来的裱补纸很可能被揭下来。这些早期的裱补纸粘贴在破损处，而尤以沿卷轴中段的部位为多。中式卷轴为了存放方便，要将其卷起来，并用一条飘带（它被固定于卷轴右端的天竿上）缠绕卷轴并将其扎紧。所以，沿着卷轴中段的部位，因飘带摩擦或捆扎过紧而造成破损就十分常见。唐代对于写本和文书的裱补有时并不很理想。裱补用的纸张时常与原纸有很大的差异，不少较原纸更为厚重或粗糙。此外，有时还会随意地使用糨糊甚至其他黏合剂，这样往往会进一步对已经脆弱的卷子造成更大的破坏。现在我们一般会设法保留卷轴被发现时的状态，并尽量保留原来的裱补纸，以尽可能地保留卷轴的历史原貌。而这种方式在早期尚未被认识。当时很可能采取的方法是，将那些古代的不适当裱补视为一种破坏，从而对其进行揭除。

在《西域考古图记》中，《金刚经》照片上的那道水渍已不十分显眼。看来人们曾为清除这条水渍做过努力。可能是采用水洗，即将卷轴浸泡在热水中，或者更为严重的是用漂白剂。中国的佛教典籍，无论是手写本或印刷品，通常都用黄颜料染过。而上述两种修复方法，都会给黄色染料带来有害的后果。这种染料是从黄檗树皮中提取，给纸染上黄色。这种颜色与佛教有联系，有很多僧人的袍子就染成这种颜色。不仅如此，它还有强烈的杀虫效果，可以用来保护古籍不被虫蛀。这种颜色看上去很深，但很容易在水里稀释。《金刚经》卷轴的前部分看上去很可能是被水洗或漂白过，使原来的黄色褪色不少。

这张照片摄于何时，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在1921年之前，或许还可能早至1914年。上面有古代裱补纸的痕迹，同时也还没有进行托裱。托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所有在第17号洞窟中发现的敦煌遗书，无论是写本还是刊本，初被发现时都没有托裱。因为它们原本都是“书”和文件，传统上不会进行托裱。然而一旦这些古代遗书离开其固有的历史语境，被作为珍贵的古代文物看待，人们往往会对其进行一系列托裱的作业。在日本这种情况尤其普遍。具体来说，其做法包括对其背面进行衬托，并在上下加以精致的丝绸溜边。这种做法一般用于绘画。东亚的绘画经常被装裱起来并配以丝绸溜边。同样的方法也被推而广之，用于有价值的古代写本。例如日本所存的称德女天皇所刊印的《陀罗尼经》便经过了这样的处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英国国家博物馆的馆长以及修复人员，已就敦煌遗书的最佳保存方式达成一致的认识：只要有可能，尽量不要触动原来的形态。而日本的代表团依然对这种保护敦煌遗书的措施提出批评，认为这些遗书应当被恭敬地装裱起来。不过，时至今日，英国国家博物馆的负责人和修复人员仍旧秉持同样的共识：敦煌遗书应当被视作一种古籍文献收藏，而非绘画，保存它们的方式就是要尽可能地保存其原有的样式与形态。

三

然而，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托裱此部《金刚经》的决定，亦曾出现在英国国家博物馆。这个决定的出发点，可能基于这件卷轴出现了酥、脆等情况，而这种情况，在古代的裱补纸被揭除后，又显得更加严重。由于在揭除古代裱补纸的同时，也造成原纸背后的表层被揭去，从而使原纸更加单薄。而用水洗除水渍的办法，也可能影响到纸张的质地。对敦煌遗书的修复，还包括曾用较粗硬的马尼拉纸托裱脆弱的卷轴，或将残片粘贴到深棕色的糖袋纸上。敦煌遗书在英国国家博物馆的时候，绝大多数文书的修复都是由博物馆的装裱处进行，而这里的修复人员，更熟悉欧洲的纸张以及欧洲书籍的装帧形式。这部《金刚经》可能因卷首精美的扉画而被单独挑出来，当作“艺术品”而不是纯书籍对待，因而对它的修复方法看起来与其他敦煌遗书有所不同。可能在拍过《西域考古图记》中那张照片后不久，这一件《金刚经》卷轴被修复人员用优质的日本宣纸加以托裱。

对《金刚经》的托裱看上去十分仔细、小心，对托裱纸应该也曾精心选择。这次托裱很可能出自一位日本装裱专家之手，此人曾供职于英国国家博物馆，是劳伦斯·宾雍的手下。宾雍自己是个诗人，他最著名的一首诗篇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他们不会像我们一般变老，而我们留下来，慢慢老去；时光不能吞噬他们，

岁月亦不能与之为敌。

每当日落与清晨，

我们都想念着他们。

宾雍曾担任英国国家博物馆印刷和绘画部的助理保管，他管辖的东方印刷和绘画部创立于1909年，同年斯坦因第二次探险的发现物运抵伦敦。虽然宾雍也撰写过关于中国艺术方面的文章，但他这方面的素养却大多来自日本，出自日本友人和顾问，或日本的艺术杂志《国华》以及东亚绘画的藏品。这些以日本艺术为基础积累起来的知识随着他的履任而成为英国国家博物馆的一部分。所以，他请一位日本装裱师来进行这项工作也顺理成章。对于《金刚经》的首次装裱，很可能由宾雍负责监督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