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前一阵，由于巴黎圣母院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使法国书店里的雨果经典作品《巴黎圣母院》，一夜间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冠军。在中国的书店，据说此书的中文译本也迅速升温了。

对于《巴黎圣母院》，中国读者大多不陌生。但将雨果的这部浪漫主义长篇小说第一次译为《巴黎圣母院》书名，并且是全部译出、完整呈现给中国读者的，则是我国九叶派诗人陈敬容。而更早的译本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分别译为 《活冤孽》和 《钟楼怪人》。1949年四月，陈敬容的《巴黎圣母院》中译本（上下册），由上海骆驼书店初版。我摩挲着七十年前的旧版本，脑际总闪过一幕幕过去的影像。

1946年夏天，陈敬容辞去重庆的小学教职，来到上海入文通书店就职。她是诗人，写诗当然无法养家糊口。她就一边做着编辑，一边创作诗文，同时还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况且居无定所，在“一个亭子间转到一个亭子间”的困境中，她忙得辛苦而又充实。七月开始，她投入《巴黎圣母院》的翻译，依据1832年的法文版定刊本，还参考了两种不完整的英文译本，一点点抓紧时间孜孜以求，筚路蓝缕。“现在我竟不揣冒昧，以有限的法文程度来试作全译，每章每段，每行每句，完全依据原文，吃力是当然的”。用了约半年时间，她译完全书，又用了半年时间，进行了三次大的校改。在交给出版社之前，她“又在百忙中作了最后一次校订。从着手翻译到现在全部校完，为时倒有两年了”。可见陈敬容是非常认真、细致从事这一工作的。

当年，陈敬容怀着沉郁的心情，决意翻译雨果这部杰出小说。她在《译后小记》中写道：“巴黎圣母院的悲剧，已是远年陈迹，但人间悲剧何时没有？何处没有？历来名家，不讳言悲，不过想叫人由悲悯而激起反抗决心，将人间惨剧一一消除，虽不能一扫而尽，至少也可以逐渐减少。埋头将近一年，终于把这四十万字译完之后，面对阳光满窗，想起连年烽火，遍野哀鸿，按不住一腔悲愤。”正如“年年有冬天，冬天年年被阳春驱走；天天有黑夜，黑夜后却紧接着黎明。即使在黑暗里，也还是要打起火把，向光明进军！”陈敬容充满坚定信念，相信光明终会来到。

陈敬容的这部译著，首先准确无误并流畅地译出小说前面的作者《原序》，那写于一百九十余年前的文字：“许多年以前，当本书的作者造访——或者说得恰当一点，当他研究圣母院的时候，他在两座塔楼之一的暗角上，发现了这个用手刻到墙上的字:ANAГKH（希腊语，意为命运）。这些字所封锁着的悲哀与不幸的意义，很快地激动了作者。他觉得好奇怪，久久地深深地思索，他设法去猜测那个痛苦的灵魂是谁——他非要把罪恶或不幸的印记留在古老教堂前面，才肯离开人世。这样一来，除了本书作者在此供给它的一点微弱记忆之外，刻在圣母院幽暗的塔楼里的神秘字迹，和它悲惨地记述的陌生命运，如今都已一丝无存。在墙上写这个字的人已经消逝，好几个世纪以来，在一代一代中间，也轮到这个字从教堂消逝，就连那教堂本身，或许也快要从大地上消逝了。作者就根据这个字写下了这部书。”

雨果仿佛是天才的预言家，知道人间悲剧不会轻易消逝。我看到这段文字，心里一颤，真是一语成谶啊。幸好扑救及时，不久前的这场大火，没有把教堂的双塔烧毁。

同时，陈敬容译出雨果的《定刊本前记》，表现出作者对建筑艺术的挚爱和真知灼见。她说：“作者在其中有一章里表现并引申到了近代建筑学在衰落，说到它的毁灭，依他的看法，现在这个艺术之王的毁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知道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有希望于未来，人们将在本版第二册里看出为什么缘故——元气已不能回复到这个建筑学的古老的土地，它几世纪以来一直是最好的艺术园地。我们在期待新的纪念碑之中，还是保存着古老的纪念碑吧。假如可能，让我们给我们的民族吹进一些对于民族艺术之爱吧。作者宣告，那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那就是他生命的主要目的之一”。

这就是雨果对世人的告诫。我曾在《巴黎圣母院》另一位译者管震湖译于五十年代初的《维克多·雨果》中，见到这样的评述：“他的书籍曾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热情地阅读。雨果对我们是接近的，由于他对人类兄弟友爱的理念，由于他对祖国的献身，由于他对人类的保卫。他没有死，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心中”（爱伦堡《法国伟大的作家》）。

当年离开重庆前，陈敬容将自己七十余首新诗编为《盈盈集》，又将若干散文编为《星雨集》，一并交给也在重庆的巴金。此时巴金随文化生活出版社迁沪，把这两部书稿带到上海，列入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和第十集出版。同年陈敬容到了上海，她说“写得较多的是1946年至1948年在上海的那些日子”。她参与了诸多诗歌活动，《诗创作》《中国新诗》和“森林诗丛”的创办，她都是积极的一份子。她的一部新诗集《交响集》，也列入诗丛出版。

陈敬容生于1917年，是四川乐山人，1989年因病在北京去世。也许，被她的诗名遮蔽，她的译事似乎并不广为人知。除了《巴黎圣母院》，她还在骆驼书店翻译出版了六卷本的《安徒生童话选》，以及翻译了影响甚大的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等。

陈敬容译完并出版《巴黎圣母院》后，仿佛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她受命调往北平华北大学任职，建国后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直到新时期文学复苏，她复出担任《世界文学》编辑，创作诗集《老去的是时间》，翻译出版法国诗选《图像与花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