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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同时代英国评论家希瑞尔·康纳利做过一个颇具毛姆色彩，也颇有概括力的评价。他说：“这个我们时代里最世故的小说家，着迷的却是那些抛弃世界的人。”

毛姆当得起“最世故”的评价，与其说他本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势利眼，倒不如说他最看不得势利眼。作为一位对世俗世界有着深刻理解的作家，毛姆不惮以最刻薄的语言说出自己的看法。他18岁那年进入英国圣托马斯医院教学部实习后开始写笔记，开篇第一句即是：鉴于人们做起事很愚蠢，聊起天很友好，如果他们多说话少做事，也许更于世有益。毛姆说俏皮话的天赋已是展露无遗。

更多时候，毛姆通过笔下人物之口说出他对人生、人性的观感。他在《月亮和六便士》里写道：“那时我还年轻，我不知道真挚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到美德。”这般为人熟知的话，让人莞尔一笑之余，也能感悟到某种省思。毛姆作品异乎寻常地流行，或许部分得归功于其中俯拾即是的名言警句，它们着实影响过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

虽然流行，但从来都不是廉价的流行小说家

像毛姆这般洞悉人性，不屑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想法，确是如评论指出，用一把手术刀解剖人们的内心，翻出那些隐藏在文明下的虚伪、自私和浅薄，并不惜以最刻薄的语言对之进行嘲讽。可想而知，与他接触交流并不见得是件赏心悦事。据说连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都忌惮毛姆的毒舌，并因此和他立下君子协定：“以后你不取笑我，我也永不取笑你。”两人因此做了五十多年的朋友。

但毛姆的文学同行们对他未表现出如此善意。毛姆80岁那年，专门负责出版他作品的海涅曼公司委托小说家乔斯林·布鲁克编一本纪念文集，收集文学同行们的文章给他做生日礼物。欧洲大陆有这样的风俗，当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到了70岁，他的朋友、同事、弟子就一起写一本散文集向他致敬。毛姆自然就有了期待。无奈他70岁时二战还未结束，他人在美国，没有机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敬意。但都到了80高龄，毛姆自觉理当得到这么一份礼物。布鲁克果然特别敬业，向很多当年最优秀的文学界人士组稿，结果只有安东尼·鲍威尔和雷蒙德·莫蒂默两个人接受，其他人都礼貌地回绝了。只有两篇文章，显然凑不够一本文集，这项计划也随之搁浅。

可以想见，毛姆内心怎样受伤。虽然他知道自己一向不为同行待见，这未必多出乎他的意料。青年作家邓安庆援引毛姆传记作家塞琳娜·黑斯廷斯的调查表示，早在1930年，三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调查就商量好了似的完全忽略毛姆。埃米尔·勒古伊和路易斯·卡扎米恩合著的《英国文学史》没有他的一席之地；A.C.沃德的《20世纪》只提到他的戏剧作品，他的《20世纪20年代》则根本没提毛姆；《牛津引语词典》也直到1953年版才收录属于毛姆的词条。即便是近半个世纪后，198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30年代不朽的英国作家》一书也只是简略且不准确地附带地提了一下毛姆的短篇小说《雨》。

如果对照毛姆当时在图书市场上的巨大影响力，就可见他在当时英国知识阶层受到怎样对比鲜明的冷遇了。据邓安庆考证，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曾在《纽约客》杂志上撰文称毛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刀锋》不堪一读。但恰恰是这本书于1946年出版后在大西洋两岸获得不少好评，道布尔迪公司印了250万册，两个星期就卖了将近100万册，电影版权也以2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对于毛姆来说，此乃寻常之事。他活着的时候，可以说是全世界名气最大、赚钱最多的作家。在上世纪20年代，《大都市》杂志为他提供写短篇小说一字一美元的天价稿酬。他做访谈以分钟计费，2分钟500美元。更不要说，他的剧作屡屡创造票房奇迹，他的小说每本都能有数百万册的销量，被译成各种语言。在有生之年，毛姆也是英语作家中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数量最多的一位。据统计，截至2009年，毛姆的作品共有98个电影电视改编版本，仅次于他的是柯南·道尔。毛姆生前在世俗世界里如此成功，他拥有很多别墅、游泳池和配备专职司机的豪华轿车，还获得天价稿费和版税，倒是很可以理解当时以精英自许的英国知识阶层，尤其是极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流派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为何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而更重要的是，毛姆虽然流行，但他从来都不是那种廉价的流行小说家，他的作品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赢得后世许多作家对他推崇备至。马尔克斯说毛姆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奥威尔说现代作家里毛姆对他影响最大。村上春树会时不时将毛姆作品翻出来阅读。而在英国国内，当代作家安东尼·伯吉斯也认为，毛姆观察的广度以及乐于探索禁忌的道德领域给英文小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一生都致力于讲述“局外人”的故事

毛姆的作品如此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善于讲故事。作为迄今依然被广泛阅读的英语世界的畅销作家，他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会讲故事的人”。毛姆的老朋友德斯蒙德·麦卡锡在出版于1934年的小册子《毛姆：英国的莫泊桑》里说：“处于最佳状态时，他能把故事讲得像任何活着或死了的作家一样好。”

但毛姆讲的通常都是局外人、边缘人，或者如康纳利所说“那些抛弃世界的人”的故事。以麦卡锡的观察，毛姆和莫泊桑一样，他既是艺术家，又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他似乎特别能感知到什么最能引起读者广泛的兴趣。这并不是说，毛姆为持久吸引读者的兴趣，把触角转向各式人物。实际上，用翻译家冯洁音的话说，毛姆是个很专一的作家，他独独擅长写局外人。“无论是《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还是《人性的枷锁》中的菲利普，虽然他们的职业、社会地位、时代背景不同，但我们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一种疏离感。他们都拒绝被纳入到主流社会，而是在内心中构建起一片属于自己的避难所。”

《刀锋》里的拉里·达雷尔，可谓毛姆眼里“局外人”的完美化身。拉里出生在美国上层社会，一战时服役于空军，曾在浩瀚无垠的天空中高飞，想要“远远超越世俗的权力和荣誉”。在军队中，拉里结识了一个置生死于度外的飞行员朋友，但在一次遭遇战中，这位好友却因为救他而中弹牺牲。战友之死让拉里惊觉生命之无奈与不可超越。退伍后，拉里不上大学，也不愿就业，并且解除婚约，抛下亲友，到欧洲游历，最后远赴印度，在一位象神大师的静修院受到启发，顿悟了生命的真义。

而我们似乎能从毛姆完成于1921年的短篇小说《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里的巴纳德身上找到拉里最初的形象。冯洁音介绍说，巴纳德也是在美国的上流社会长大，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友，还有一个很好的伙伴。有一次，他突然去了太平洋岛屿，就再也没有音信。朋友去找他，发现年轻时很讲究穿着打扮的巴纳德穿得很随便，并且在岛上的一个店里卖布。他根本没觉得这是什么堕落，相反他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并且还喜欢上了岛上的女孩。他甘愿抛弃远大前程和美貌的未婚妻，在海岛上平凡地度过一生。

收录于近期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一片树叶的颤动》里的这篇小说接近尾声时，巴纳德才20多岁。让冯洁音感到好奇的是，如果毛姆继续写下去，巴纳德今后的生活会怎么样？事实上，毛姆在同一本集子的《水潭》里，对这同一个主题进行了另外一种演绎。英国人劳森在太平洋岛上，爱上了当地已土著化的混血姑娘，并同她结婚。当他对岛上的生活感到厌烦后，开始怀念英国的花园和街道，就带着妻子回去了。但他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办法融入英国的生活，甚至连像样的工作也找不到了。而他的妻子不适应英国的生活，先逃回了太平洋。他不能割舍对妻子的爱，也追随她回到了岛上。

由此可见，毛姆虽然是在异域背景上展开这些局外人的故事，南太平洋诸岛上的风光美丽而凶险，安逸而诡谲，赋予了小说神奇而迷人的魅力，并起到了烘托气氛的作用，但毛姆并没有因此把人物往浪漫里写。相反，就像冯洁音感慨的那样，毛姆其实一点都不浪漫，他只是讲合情合理的故事。“他比较爱八卦，不是一个有宏大理想的人，但你也不能说他没有理想。他最大的理想，就是人应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而不是去成为在大家眼中成功的人。”

悖谬的是，毛姆本人正是很多人眼中成功的人，他也的的确确做到了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他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个传奇故事。他一生创作丰厚，共写了长篇小说二十部，短篇小说一百多篇，剧本三十个，此外还有游记、回忆录、文艺评论等。他始终活跃在文学一线长达50多年，直到91岁去世，在68岁那年还写出广受欢迎的小说《刀锋》。而他创作的素材都来自他的经历和游历。他做过前线救护车驾驶员，拿过手术刀，也做过演员，还当过情报间谍。他更是一位资深旅行家，年轻未发迹时，他就勒紧裤带穷游欧洲，成名后更是几乎每一两年都要出远门一趟，足迹遍布欧洲、北非、东南亚。当然毛姆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成功。他出生于法国巴黎，父亲是律师，当时在英国驻法使馆供职。不满十岁时，父母先后去世，他被送回英国由严苛的伯父抚养。进坎特伯雷皇家公学之后，由于身材矮小，且严重口吃，经常受到大孩子的欺凌和折磨。这些经历日后都被他改头换面写进了自传体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里。虽然毛姆自称，天生富有洞察力，拥有写对话的诀窍，写作对他来说像呼吸一样自然。在他64岁时的写作生活回忆《总结》里，也不忘总结说：“我刚开始从事写作时，感觉写作好像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喜欢写作，就如同鸭子喜欢水一样。”但事实上，毛姆写了九年，历经很多挫折后才等到了真正的成功。而使他名利双收的也不是小说，而是戏剧。1907年10月26日，喜剧作品《弗雷德里克夫人》被搬上舞台，毛姆得以一夜成名。他日后回忆说：“我的成功是壮观的、始料不及。”

事实上，毛姆讲了各个不同的精彩故事，但主题或许简单到用两三个问句就能概括：怎样才算成功的人生？我们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持守着旁观者的距离和清醒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最会讲故事的人”，毛姆似乎太满足于讲故事了，以至于在艺术的探索上打了折扣。毛姆说小说是一门艺术，艺术的目的就在于娱乐。有的时候，他就是想让大家在娱乐中看清楚真相，仅此而已。他也曾说过，因为满脑子都考虑题材，他就没有多大工夫考虑写作的艺术性了。

也因为此，毛姆的作品就像评论家王宏图所说，内容或许很丰富，形式上却未必很新颖。“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先锋艺术探索意识特别强烈。毛姆在这方面没什么实践。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碰不到他很多同时代作家竭力表达的那种复杂句式，混乱的词语和意象。所以，虽然他的作品很畅销，但他在批评界、学术界的评价一直不高。乔伊斯说，他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可以让批评家忙上300年。但我们读毛姆，非常轻松。”

但毛姆无疑成功地拓展了英国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的版图。用王宏图的话说，毛姆作品中的异国情调，总是对人有特别的吸引力。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殖民地的官员、传教士、商人、冒险者、种植园庄园主、土著人、奴隶，这些人在其他英国作家的作品中虽然也会有表现，但是像毛姆那样表现广泛、色彩绚烂的并不多见。（下转第6版）

（上接第3版）无怪乎康纳利也不无艳羡地称赞毛姆准确地描绘了生活在远东的英国人：“一旦我们走进永恒的毛姆世界,就像走进柯南·道尔的贝克街一样,怀着快乐的、永远回到家的感觉。”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姆写异国情调不只为博人眼球，而是包含了某种艺术追求。在另一部根据他在上世纪20年代初两次游历马来半岛及周边地区时的见闻写成的短篇小说集《阿金》的前言中，毛姆写道，身处异域环境中的人，在个性的发展上要远超于其他环境中的人。事实也是如此，在他笔下，那些脱离了原本西方文明世界生活的西方人，来到荒僻偏远的陌生环境中，往往会为情欲所左右，变得行为古怪，难以捉摸，干出不同寻常的事情，因而小说结尾常常出人意外又发人深省。毛姆还在“前言”中写道，若是一个作家已经成功刻画了异国环境中的陌生人或是陌生事件，那么他便能驾驭所有的故事。

为驾驭这些故事，毛姆必是到实地深入考察。每到一地，他便如同人类学家般走街串巷，深入生活。而即便出门在外，他也不忘八卦，叮嘱朋友“一定要给我写信哦”，“把伦敦所有的秘史全告诉我”。翻译家龚容介绍说，毛姆写《阿金》时，到陌生人家里，会大着胆子提出要和他们一起住宿、吃喝。他没想到自己在异国他乡会如此受欢迎，能听到那么多故事，他正是凭借这些记下来的素材，写出了他的短篇小说。但他写出来发表后，就再也不敢去了。“因为当地人认为毛姆碰巧抓住了个别坏蛋的事迹，把它渲染成一篇小说。留宿过他的人都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也就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事情坏就坏在，毛姆写作时从来不多转几个弯，把那些素材经过一番伪装再写出来。”

实际上，这是毛姆写作惯用的手法。他也常将熟人朋友写进小说，而且利用真实人物时基本原样照搬。有据可查的是，1930年《寻欢作乐》出版时，读者几乎拿着它比对文坛群星。比如爱德华·德里菲尔德与作家哈代如出一辙，庸俗可笑的阿尔罗伊·基尔则出自毛姆的好友休·沃尔波尔。毛姆向沃尔波尔写信解释：“我完全没有想过要描述你……基尔是由一打人组成的，更大的那部分源于我自己。”但1961年沃尔波尔去世后，毛姆在给另一位朋友写信时，却又残忍地写道：“休真是个可笑的家伙，我写《寻欢作乐》的时候当然想到他了。”

虽然如此，毛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即便是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是身边亲朋好友的经历，也总是能保持极为客观和冷静的态度。1919年，毛姆访问中国，还曾和辜鸿铭侃侃而谈，并领教了这位梳着灰白大辫子、讲流利英文的老先生的慷慨陈词。“你们将邪恶的发明强加给我们，可是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对机械有天赋的民族吗？当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白种人还剩下什么优势呢？”毛姆把这些话记在本子上，原封不动地用在1922年发表的戏剧《苏伊士之东》中的角色李泰成身上。为这趟中国之旅，毛姆还写出了另外两本书：一本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的小说《面纱》；一本题为《在中国屏风上》的游记。诚如有评论所说，毛姆总体的态度不是游客式的少见多怪，更不是殖民者的指手画脚，而是持守着旁观者的距离和清醒。

与此相仿，毛姆对自己的创作也有着清醒而又谦逊的判断：“我处于二流作家中的最前列。”因为他自觉自己的作品思想性不高，也缺少极致的艺术探索，诚如书评人黄薇所说，毛姆更像一名诚恳的手艺人，告诉人们好的故事有着不朽的魅力。事实上，读毛姆的书会让不同的人感觉，仿佛是与一位世事洞明的长辈对晤闲谈，看他敲敲烟斗里的灰烬说：“好吧，让我们来谈一谈人生。”

当然，毛姆并不是现身说法谈人生，他实际上是让他笔下的主人公来演绎人生。他们总是试图追寻某种“真谛”，总是会以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来引领我们思考：人的一生到底该如何度过？这其实是生存于世的每个人，尤其是在年轻时都会扪心自问的问题。而毛姆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或许就在于他让我们感同身受着他笔下主人公的犹疑、彷徨和思考，心向往之他们过尽千帆后的返璞归真，并仿佛在他们的故事里“预演”了一遍自己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