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希望就像是人生的灯塔，希望不灭，生活不竭。希望是什么？希望是一个可期的目标，希望是一个激人奋进的空间。即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许多时候，人们对街头司空见惯的地摊不屑一顾，偶尔还会露出一丝不悦。当读者跟着米切尔·邓奈尔深入到街头后会发现，那些貌不惊人的地摊，往往承载着一个人的全部希望。

1961年，从事城市重建计划报道工作的简·雅各布斯通过对纽约、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的调查，推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该书挑战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一经推出，深受好评，至今仍为规划界专业人士的必读书目。

雅各布斯作品出版40多年后，长期从事美国民族志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邓奈尔以社会学视角，深入到雅各布斯曾调查过的纽约第六大道和格林尼治路口人行道摆摊的群体之中，与那些无家可归的摊贩、拾荒者、乞讨者打成一片，起早贪黑，共同生活，逐渐发现了一个充满非法行为、缺陷和羞辱的世界，也发现了一个相互支持、为尊严而挣扎、饱含生存的创造力和复原力的世界。邓奈尔据此所著《人行道王国》出版后同样获得好评，一度获得美国米尔斯奖、洛杉矶时报奖、《纽约时报》年度图书奖。

作为一部民族志，邓奈尔的田野调查饱含浓浓的人性温度。其笔下人物，虽然非裔占据权重较大，但也不乏其他的人生失意者。从邓奈尔的文字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底层并非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这些底层人物中，有的虽走过弯路但不想沉沦，渴望融入社会，进入非正式经济，最终实现“体面的生活”；有的希望得到亲人的理解和接纳，就像四处漂泊的船只渴望驶入宁静的港湾，比如原本从来不刮胡子和洗脸的罗恩，因为在人行道上“从事正经的职业”而被姑奶奶接纳，从此一改邋遢形象，整洁体面；有的上过大学，有过稳定的工作，但像哈基姆这样，为了追求“完整的人格”，宁愿在人行道上摆书摊，挣取并不丰厚却还算自由的收入；有的虽捡拾垃圾为生，但以自食其力为荣……

邓奈尔虽然努力尊重他们，但并没有刻意美化人行道上的生存者。事实上，他们中虽不乏“正经的生意人”，也有一些人确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如吸食毒品，从事鸡鸣狗盗勾当。他们怀有一种共同心理，即希望依托人行道，通过劳动，重燃生活的希望。

希望是重塑尊严的力量。在人行道生存群体的眼里，哪怕是乞讨，那也是“一种诚实的谋生手段”。当他们与顾客讨价还价时，流露出的是“一种强烈的骄傲和自尊”。虽然许多时候他们每天的营业额不过百来美元，但在他们眼里，这也是一门值得好好经营的生意。邓奈尔调查时发现，也确实有人通过小本经营，渐渐付得起房租，告别了街头露宿，实现了人生的小小跨越。

人行道既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也是社会和经济的神经末梢。在这里，邓奈尔看到了“许多作用力的影响：有些是全球性的（去工业化），有些是全国性的（种族、阶级与性别的分层），有些则是本地的（针对街头小贩的惩罚政策）”。这些“作用力”在人行道生存群体身上的投影，恰恰折射出人行道上的每一个人与社会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庞大的社会组织中，每个群体都不可或缺，人行道生存者也是社会的重要根基。正因如此，邓奈尔坚信，社会福祉“将因为允许更多的人——而不是更少的人——参与非正式的经营活动而得到改善”。或者说，如果底层群体失去了最后赖以生存的空间，很难想象，有人能在绝望下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更不敢想象，当所有的上升通道均向他们关闭时，他们的未来将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最大限度远离警察的介入，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这些人行道生存者形成了自我规范机制。这种约定成俗的内在秩序，本身也是他们争取生存空间的内容之一。在邓奈尔看来，“人行道生活至关重要，因为人行道能够让陌生人之间产生互助的感觉；如果陌生人想共同生活，这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必不可少”，显然不只是物质上的有益补充，而是底层群体借助人行道这个小小的平台，实现与其它群体的交流互动。这些交流虽然极为短暂，但至少从商业层面看是公平和平等的，这也是人行道生存者重塑自尊的重要源泉。

阅读邓奈尔描述的纽约人行道生存者，让人不禁想起另一种景象。2010年初，日本NHK电视台曾推出纪录片《无缘社会-无缘死的冲击》，描述了日本正步入“无缘社会”的可怕现状：一是没朋友，“无社缘”；二是和家庭关系疏离甚至崩坏，“无血缘”；三是与家乡关系隔离断绝，“无地缘”。“无缘社会”的出现，实际上是与社会的全方位切割。如果他们能像第六大道的这些人行道生存者一样，可以保留一条与社会交流互动的纽带，也许他们的生活之火不至熄灭。

人行道虽然算不上天堂，但在底层群体眼里，这里是他们赖以生息的“王国”。是守法还是违法，努力奋斗还是自甘堕落，有时只是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跨过这一步，他们也许就有了生活的基本保障，就可以当一名守法公民，就可以以此为人生的起点。跨不过这一步，他们就可能沦落街头，四处流浪，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人行道空间，看似逼仄，但对有的人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