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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弗兰纳根（Richard Flanagan, 1961-）是澳大利亚近年来出现的一位非常具有澳大利亚特色且取得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家。在评论界他有“澳大利亚的海明威”之称。澳大利亚文学史上还有多位值得放在这里介绍的作家，比如第一位澳大利亚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帕特里克·怀特，再比如2006年移民并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另一位布克奖与诺奖双料得主J.M.库切等等。但是本书重点推荐这位仍然在世的当代澳大利亚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的多元化视野以及文本创作的功底注定这位作家不仅仅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巨匠，也将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用12年的时间写出来的小说《深入北方的小路》为他赢得2014年度布克奖的桂冠。

理查德·弗兰纳根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人，童年在塔斯马尼亚西海岸的偏远矿镇罗斯伯里（Rosebery）度过。19世纪40年代他的祖先从爱尔兰来到塔斯马尼亚，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战俘，被迫参与修建那条有“死亡铁路”之称的泰缅铁路线。他的妻子玛杰达·萨莫拉杰是斯洛文尼亚移民。弗兰纳根本人是牛津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但是他并不是天生学霸的类型。按照他自己对笔者的讲述，他儿时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语言表述方面存在障碍，所以要用字卡表达自己的意思。也许正是这种儿时的经历为他成年之后以文字为生提供了契机。弗兰纳根16岁就从高中辍学，做过门童、搬运工和河道向导等工作。在社会闯荡6年之后，22岁的弗兰纳根回到校园，到塔斯马尼亚大学攻读学士学位，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他申请到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到英国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继续深造，并取得历史硕士学位。牛津大学毕业的弗兰纳根并没有留在欧洲，而是回到自己的祖国继续从事创作。

到目前为止，弗兰纳根已经出版了7部小说，这些作品都与他的生活经历相关。他的小说处女作《河道向导之死》，来自其亲身经历。在他辍学在塔斯马尼亚州弗兰克林河（Franklin River）上做河道向导期间，曾经发生过一次事故，他坠入水中，被人们发现时几乎已经死亡。这一事件曾被当地的报纸长篇幅报道。弗兰纳根在作品中，通过对向导濒死时刻获得的“幻象”的描述，讲述了塔斯马尼亚作为罪犯流放地的悲惨历史，痛斥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美丽的大自然、特别是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土著人的残忍践踏。这本书对塔斯马尼亚风景的优美描述，以及深刻的寓意受到读者和学界的高度好评，荣获了澳大利亚的两个区域大奖维多利亚州总理文学奖和南澳大利亚州总理文学奖，并入选澳大利亚文学界最重要奖项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的短名单。

《深入北方的小路》是弗兰纳根创作的第6部小说。该作品以弗兰纳根父亲的真实经历为蓝本，再现澳军战俘被日军奴役修建泰缅铁路的那段不堪回首、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弗兰纳根呕心沥血12年创作出的这部作品，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深层次上看，他要从中探究人性的本质，作品体现出他独到的深度和哲学反思，可以说是弗兰纳根的巅峰之作，也是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一颗瑰宝。《深入北方的小路》在出版后得到了世界各地读者与学者的重视，并一举摘得2014年度布克奖的桂冠。目前为止，共有5位澳大利亚作家获得此奖，另外4位是托马斯·基尼利、J.M.库切、彼得·凯里和D.B.C.皮埃尔。

泰缅铁路的绰号是“死亡之路“，它是日本人为了战争期间的军备物资的运输修建的。缅泰铁路所经之处，多是热带雨林区，或人迹罕至的地方，地形险峻，气候恶劣，瘟疫肆虐，所以导致大量人员的死亡。早在20世纪初，英国人为了殖民需要，就勘测了泰缅铁路，但是发现当地自然条件过于恶劣，技术条件也不允许，就放弃了。他们认为就是要修建也需要六七年的时间。而日军要求在18个月内修完这条铁路。他们胁迫6万多名盟军战俘和约30万名东南亚劳工，来到这个区域修建铁路。同时也派了许多日本的士兵和军官来看守。在疾病、饥饿、过度疲劳、奴役、虐待、体罚、屈辱的境遇之中，大约1.6万名战俘和9万名劳工失去了生命。可以说这长达415公里的铁路，平均每修筑1公里，就有约600人丧命，它是一条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的铁路。弗兰纳根的父亲阿奇·弗兰纳根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作为澳大利亚士兵，二战期间他在爪哇岛被日军俘获，然后被运往泰缅边境，参与修建死亡铁路。幸运的是，他没有在这场劫难中成为白骨，而是侥幸活了下来，可以有机会给自己的孩子讲述那段历史。

弗兰纳根本来就是历史专业的学生，不过为了把父亲这段历史放到作品中来展现，他认真地创作与修改了12年，才最终完稿。令人欣慰的是，他的父亲临终前看到了这本书的完整手稿。到目前为止，《深入北方的小路》已经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在43个国家畅销。回答中国记者对于该书受欢迎原因的问询时，弗兰纳根的回答是，“我想可能是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没人知道明天会怎样，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亚洲，人们都有类似的感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世界都毫无秩序可言，今天对的事明天可能就错了。既然所有人都不知道明天将会带来什么，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他们想起，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我们还拥有彼此的爱，这大概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唯一能确定的事了。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你得亲自问问我的读者们。”

布克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安东尼·格雷林（A.C.Grayling）高度评价《深入北方的小路》这部小说，他认为作者涉及了“文学的两大主题是爱情与战争……弗兰纳根文体雅致、行文雄辩，他用一个兼具罪恶与英雄色彩的故事，在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实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不仅仅是爱情的力量

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在讲爱情。当然，不能否定它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小说，也非常适合拍成电影。主人公多里戈与艾米的爱情不是完全符合俗世标准的。尽管他第一次在阿德莱德书店遇到艾米时，还不知道她是自己的叔叔的妻子。艾米簪在耳后的那朵鲜艳的茶花在后来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脑海里，这也是该书的封面用了一朵红艳艳的花的部分原因。就如引子里用的松尾芭蕉的那首俳句，“一只蜜蜂/步履蹒跚地爬出/牡丹花”。多里戈最喜欢的诗人是丁尼生，他与自己所倾慕的艾米谈论丁尼生的《尤利西斯》。甚至于在与艾米的情爱活动中，触摸着她的肌肤时，他都会朗诵丁尼生的诗句：“尚未游历的世界在门外闪光/而随着我一步一步的前进，它的边界也不断向后退让。”

这部小说值得玩味的地方是它对爱情产生根源的展现。郎才女貌似乎不是描述艾米和多里戈爱情类型的词汇。从小说的文字描述来看，多里戈并不是一下子就被艾米的容貌所吸引，用多里戈自己的描述来解释：“他完全不知道。它似乎是一种超乎于爱情之上的力量。他回想他们第一次见面，觉得很平常。他注意到她嘴唇上方的痣被尘粒遮蔽得模糊了，不是因为她漂亮，而是因为透过飘满尘粒的光柱，她给他很深的印象。他想着他们奇怪的对话，不是因为它让他意乱神迷，而是因为它让他隐约觉得开心好玩。他记得第二天回店里去买卡图卢斯诗集，他记忆最深的是书，而不是她。跟戴红茶花女孩的偶遇是新奇有趣的邂逅，他认为他会很快忘掉。” 这里所说的“超乎于爱情至上的力量”其实就是诗歌，诗歌是他们的共同话题。在这部小说中，不仅主人公多里戈和艾米都喜爱诗歌，连看守战俘的日本军官都非常喜欢诗歌，特别是俳句。

不仅仅是战犯的罪恶

战争小说都会描写战争的血腥、生命的渺小，并以此来激发读者对和平的渴望。该小说也是如此，而且文笔非常生动。多里戈救治他的战友杰克·彩虹的场面描写得如此细节化，读者尽管不在战场上，但是还是会被弗兰纳根的文字牢牢地定在那里，被迫目睹战争的血腥和残忍。

“到处是血，竹桌上，他们身上，血滴到下面黑泥地里，流成滑溜溜的一条条。吉米·比奇洛和瓦特·库尼又用了好一会儿才抓牢杰克·彩虹，把他稳住，但那骨瘦如柴、小得可怜的身体还在上下抽动，好像从顶至踵通着电；他们摁着他，但手在血里打滑，眼下似乎所有东西都黏糊糊沾着血。”

小说中两位日本军官的世界观可以用三点来总结：第一，他们的天皇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第二，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对天皇的无限崇拜和绝对服从；第三，他们会为了推广与传播大和文明（包括俳句）而勇往直前，目标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就在同时，纳粹德国正在欧洲尝试建立另一个共荣圈“第三帝国”。“第三帝国”原本出于宗教世界的挂念。12世纪的宗教思想家冯·费奥勒（1130—1202）把历史解释为一种上升的、相互衔接的三个国家或三个时代——“圣父帝国”（法律）、“圣子帝国”（福音）、“圣灵帝国”（爱和自由）。这一按顺序发展的三个帝国概念，被欧洲的社会神话和历史哲学逐渐固定下来。作家布鲁克（1876—1925）在1923年出版的《第三帝国》，预言在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公元962—1806）和俾斯麦—威廉第二帝国（1871—1918）之后，将从“种族魂灵”中出现一个“第三帝国”。然后希特勒把这种“救世说”变成了一种政治口号,在一次演说中宣称，“第三帝国”已经来临。这其实就是一种蛊惑宣传的手段，目标是建立纳粹的“新秩序”。与“大东亚共荣圈“一样，这些口口声声讲“爱与自由”的政客和战争狂们真正要建立的是极权主义。

另一位目前定居澳洲的作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曾经创作了一本同样有深刻寓意的作品《等待野蛮人》。作品讲述的就是当“第三帝国”的官员来到一个边疆区域，把原本和平相处的各族人民变成了敌对者，最后官员跑掉了，留下来的是惴惴不安、时刻担心被袭击的边境居民。该书中最振聋发聩的段落如下：

帝国注定要存在于历史之中，并充当反历史的角色。帝国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长治久安，苟延残喘。在明处，它到处布下他的爪牙，处心积虑追捕宿敌；暗地里，它编造出一些假想敌：城邦被入侵，民不聊生，尸骨遍野，赤地千里，并以此来巩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同样，弗兰纳根作品的经典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地讲述战争中的好人或坏人，或者战争的暴虐；而是赋予作品多层面的阐释可能。他也会公正地赋予“敌人”以“人性”，深入挖掘像中村这样的施暴者其背后的政治、历史、信仰等因素。战败回到日本、饥寒交迫之中，中村会为了两个锅贴和一沓美元杀死一个无辜的少年。好在有妻子郁子的爱。在爱的滋润之中，中村人性中向善的部分被激发，开始努力做好人。中村认为“我是好人”的观念和行为让他感觉到内心能够安顿下来，面对疾病与死亡的威胁也能处变不惊。与昔日部下友川重逢后，中村终于认识到了他生命的悲剧意义，“他继续闭着眼睛，意识到环绕周遭，人世间活着，那感觉就像他从没意识到他活过似的，当他终于把自己向前这喜乐开放时，他意识到他要死了。”这又再一次呼应小说的主题：人生不过是一次次不可逆转的从生到死的轮回。

主人公多里戈是一个充满矛盾、性格复杂的人。他是一位战争英雄，在二战期间，竭力挽救了许多战友的生命，在战后的医疗管理工作中，也在努力发挥更多的作用。但是这位英雄也做过许多不那么名誉的事情。第一个是他对妻子艾拉的不忠。整个的婚姻生活中，他只是尽丈夫的义务，但是从没有真正爱过艾拉。他心中只有一个他永远没有得到的爱人艾米。他有过许多情人，但对谁都没有真正的爱情。第二，他不能安心接受战后所得到的荣誉。荣誉越多，他越觉得空虚乏味，而这个时候，能够拯救他的就是书籍。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本书的主题是对书的颂扬。对于多里戈来说，战后空虚的状态中，让他没有自杀或者自暴自弃的自救方法就是“读书”。

主人公多里戈从小就喜欢读书。很小的时候，他和大人一起读《简报》《史密斯周报》；他尤其喜欢《尤利西斯》：“因为我决心/要驶过日落的地方和西天众星/沉落到水里的地方，要到死方休”，“长昼将近月徐升；大海的呜咽里/有种种的召唤。来吧，我的朋友/找个新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他把这些视为人生可见的美好，并以此作为支持生命的激情所在。

在战俘营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仍然是书籍和诗歌帮助他支撑下来。作者善于用诗歌中的文字来表达他对人生的隐喻。比如他引用的日本诗人小林一茶的诗“这个世界，是露水的世界，每颗露珠都是一个挣扎的世界”，它象征着每一个个体都是挣扎中的个体，用不同的方式顽强地进行着抗争。

主人公多里戈的死亡也与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中是这样讲述的，当他和情人告别要回家的时候，情人抱怨得不到他的心，那种感觉：“太难了，当你想要什么而得不到的时候。”这恰恰也是对多里戈心理状态的描述——他对艾米同样是爱而不能得，所以他急于逃避。

东西方的对话

《深入北方的小路》可以被看作是与300年前另一本同名日本书籍的对话。如果读者在英文网站上购买这本小说，会发现另一本日本作者松尾芭蕉的同名文集《奥之细道》。该书用俳句记述了松尾芭蕉与他的弟子河合曾良从江户（东京）出发，游历东北至北陆的经历。而《深入北方的小路》也是在记录一个人在通往北方的路途中的艰难经历。

《深入北方的小路》一书对东方文化的吸纳不仅体现在每部分对日本俳句的引用。其中最主要的是精神上的趋同性。比如关于书名在文本中的出现方式就非常有特色地体现了这一点。尽管幸田上校逃脱了二战之后军事法庭的审判，在日本安度晚年。但是他的晚年特别凄凉，甚至于他已经死亡的事实也不为世人所知。其原因是他的子女为了领他的津贴，让他一直干尸在自己的住处，而不向政府申报。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去世已经有多久。书中这个场景的描述是这样的：“这个目前已死的活菩萨，在他身旁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版本很旧的芭蕉的经典游记《奥之细道》。有一页用一片干草叶标记着，桥本翻到那一页。上面写着：‘日月如百代过客，去而复返，反而复去。’”

这是他死去前留给人世间最后的箴言。这句话的出处是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里园序》，原文是：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它表达的是这样的含义：在人的一生中，如果把它看作是与时间的抗衡，人永远不会是获胜者，而人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轮回。

这种感觉在另一处关于《死亡之诗》的引用和介绍中可以找到端倪。小说交代了一个关于创作辞世诗的故事。临终前，18世纪俳句诗人紫水终于回应了让他写辞世诗的请求——他抓起毛笔，画下他的诗，然后等着死去。紫水受惊的门徒看到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圆圈。

紫水的诗回转过多里戈·埃文斯的潜意识，一个被收纳的空无，一个无终结的谜团，没有长度的宽度，宏伟的轮轴，永恒的回归：圆——“线”的对立面。在这里，细路的另一个意象就是最终是一个不断轮回的“圆圈”,这是作者弗兰纳根对生活的哲学认识基础，也是他在该书中的创作思想基础。

弗兰纳根在这部小说中有许多充满禅意的表述，比如他说：“人类不过是诸多事物中的一种，所有这些都渴望活着，活着的最高形态是自由：人成为人，云成为云，竹子成为竹子。”这很自然会让读者联系到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

弗兰纳根一直非常善于借用东方文化的力量为他的文学作品添彩。这不仅体现在本部作品之中，在他的其他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特别是他的《只手之声》。该书的题目来自美国作家J.D.塞林格的中短篇小说集《九故事》扉页里对中国禅宗公案的介绍：“吾人知悉二掌相击之声，然则独手拍之音又何若？”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塞林格的作品只是间接用这个禅宗公案表达自己的创作理念，弗兰纳根则大胆地把它用在作品的名称上,讲述的是欧洲移民在澳洲的故事。这个源自中国禅宗灵感的名字也确实帮助作者成功地吸引到读者的注意，使得这本书在上市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仅是在澳大利本土就获得了15万册的销量。这个数字对于整个人口不到2000万的澳大利亚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销量，该书也获得澳大利亚出版协会最佳图书奖和万斯·帕尔默文学奖。该作品在第二年被拍成电影，也得到了很高的赞誉。一个东方的充满隐喻含义的公案，从中国到了美国，又传到了澳大利亚，通过不同的文化语境，用不同的方式被不断重述与再现。

回到《深入北方的小路》，弗兰纳根与松尾芭蕉的对话方式讲述了另外一个人——多里戈·埃文斯从起点到终点的一生。在他生命的尽头，“他记起另一首诗，他能看见整首诗，但他不想看见它或知道它，他能看见卡戎热切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但他不想看见卡戎，他能尝到银币被塞进嘴里的味道，他在变成虚空，他能感觉到这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