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几年前读彭恩华先生的《日本俳句史》，于众多俳句名家中，我最钟情小林一茶。他的俳句，或刚或柔，亦庄亦谐，有时候像唐代诗僧王梵志，专注日常事物，年糕、风筝、青蛙皆可入诗，俗而不腻；有时候又充满雅趣，寥寥数笔，禅意十足。于是揣想，这必定是位在俗世与出世间神游的高人，不免心向往之。直到读了新近出版的《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小林一茶俳句300》，我才知晓，一首首短妙诗句的背后，竟然是诗人无比坎坷的人生历程。

在译者序中，陈黎和张芬龄交代了小林一茶的生平。1763年5月5日，一茶出生于日本信州柏原，原名小林弥太郎。小林家属小康之家，谈不上富裕，但生活无虞。不料，一茶三岁时母亲去世，导致家中收入减半，陷入贫困。几年后父亲续弦，继母不喜欢一茶，加之很快有了自己的孩子，对一茶更为酷虐。不得已，一茶于1777年春只身前往江户，那一年，他才15岁。

之后，一茶成了有家归不得的浪子，常年在外漂泊。苦熬到50岁，一茶同继母达成协议，分得亡父遗留的屋子，才得以重返故里。两年后，他与一位名叫“菊”的女孩结婚。菊小一茶24岁，勤劳能干、善解人意，两人相处融洽。不久，菊诞下一男婴。然而，打击接踵而至。男婴未满月即夭折，此后菊又生过两男一女，也都没能活过周岁。37岁时，身心俱受重创的菊撒手人寰。过了一年，一茶二度结婚，但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三个月即告破裂。1826年8月一茶第三次结婚，次年，65岁的他突发中风病逝。一茶身后萧条，只留下尚在母腹中的女儿，及两万余首俳句。

总结起来，一茶幼年丧母，少小离家，年轻人能受的苦，他都受了。灰暗大半辈子后，忽然得以重返故里，并娶妻生子，人生一下子明亮起来。本以为咸鱼翻身，却又如坐过山车般瞬间跌落，好容易搭建起来的小世界一点点被摧毁，终至崩解。造化弄人，真是莫此为甚！

这样看一茶的俳句，就多了几分沉郁之感。“虫儿们，别哭啊，即便相连的星星，也终须一别。”据译者注，“相恋的星星”指牛郎星和织女星，意为连天上的星星都难免分离，何况世间的人类呢？显然，诗人是借劝慰虫儿，追悼亡妻。“中秋之月——她会爬向我的餐盘，如果她还在。”恰逢中秋，本应一家人共同赏月，诗人却想起刚过周岁即夭折的长女。团圆之月，映射出的竟是幽明永隔，这是怎样的一种哀痛呢！

难怪一茶会说：“父在母在我在的——啊，美如繁花之日。”家人齐整，本是再寻常不过的人伦，而对一茶，就是繁花般的珍贵了。繁花还出现在另一首俳句里：“此世，如行在地狱之上，凝视繁花。”联系前作，此处之“繁花”当指“父在母在我在”的日子。然父母已亡，往昔已逝，“我”只能于地狱之上，凝视那温馨而即逝的亲情。

一茶将“地狱”和“繁花”这组截然相反的意象并列，使看似平缓的诗句从内部被撕裂。这是命运对人生的撕裂，是悲剧对平凡的撕裂。一茶俳句所内蕴的巨大张力，正来自这持续不断的撕裂。诗人的生活因此千疮百孔，却也被锻炼成一位俳坛名宿。

从诗艺上说，一茶也是别开生面的。据彭恩华《日本俳句史》记述，俳句起源于中国绝句，但更短小。一般以三句十七音为一首，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形成“五七五”的格式。自“俳谐三祖”（山崎宗鉴、荒木田守武和松永贞德）以来，俳句大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吟咏。尤其是经过松尾芭蕉（1644-1694）的精炼与升华，俳句的艺术性大幅度提高。松尾芭蕉因此被称为“俳圣”，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诗圣”杜甫之于中国文学史。

一茶开始学习俳句时，松尾芭蕉谢世已近百年，俳句早就是相当成熟的体裁了。这一方面意味着，有大量经典可供后来者模仿，入门会很快（一茶曾拜“葛饰派”沟口素丸、小林竹阿为师，技艺日益精进）；可另一方面，经典也会构成对后来者沉重的压力。相信每一个面对“俳圣”的日本诗人，都会发出长叹，就像被“李杜”的巨大身影所笼罩的中国古典诗人一样。超越前辈，谈何容易。

松尾芭蕉的文风，后人总结为“闲寂风雅”四字，其名作《古池塘》最能代表：“古池——青蛙跃进：水之音。”三句皆白描，无一字抒情，诗人隐身不见，颇有王国维所谓“无我之境”的味道。一茶的“同题作文”则是：“古池——‘让我先！’青蛙一跃而入……”看，青蛙张嘴说话了。这就将青蛙从被动的观察对象，变成了主动的行为者，自然界无意识的客体，由此升格为具备自我意识的主体。

一茶笔下的生物多是如此，举凡青蛙、蝴蝶、蟋蟀，甚至于跳蚤、蚊子，跟人类没什么分别。这是对“芭蕉体”的突破。简言之，小林一茶将松尾芭蕉编织的无我之境翻转，动物反客为主，成了诗境的主人。这或许是一茶对俳句最大的贡献。

最后说一下翻译。《小林一茶俳句300》译者为陈黎和张芬龄夫妇，陈黎自身是诗人，善于理解另一位诗人的内心世界和艺术追求，因此他既翻出了韵味，又有分寸感。以一茶的名作为例：“露の世は 露の世ながらさりながら。”此句经常被译作“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实为意译，直译就该是陈黎那样的：“露珠的世界是露珠的世界，然而，然而……”看似平直，却将阐释权交给了读者，保持了诗的多义性。这是译者的美德。当然，出版社要考虑效益，所以书名仍然沿用了通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