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寂寞芳心小姐并不是小姐，而是一位男士。寂寞芳心小姐最大的人生困境不是寂寞，不是芳心凄楚，而是绝对的虚无。

事实上，寂寞芳心小姐是一位年轻人的笔名，因主持同名专栏而得。在“从前慢”的20世纪30年代，报刊专栏还是苦闷人士直抒胸臆的出口。寂寞芳心小姐每日收到的读者来信，大都来自绝望的人、伤心的人、厌倦一切的人……即便每一封来信都椎心泣血，内容却依旧“千篇一律，字里行间仿佛是用心形蛋糕刀切出的痛心面团在纸上盖的章”。

营造如此灰色、懊丧的专栏并非作者韦斯特的本意。在整个《寂寞芳心小姐》里，他所描绘的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不依赖于特定的阶级和他人的援助、只要努力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美国梦”，是如何被衰退的现实击垮的。深谙隐喻及反讽的韦斯特，塑造了大量繁复的意象，去佐证经济萧条时期个人生命的惶惑无依，并最终被侮辱被损害。借由寂寞芳心小姐的双眼，韦斯特看见“貌似濒临死亡的男人，跌跌撞撞地走进一家放映电影《金发美人》的电影院”，又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甲状腺肿大的女人，从垃圾箱里捡出一本爱情故事的杂志，居然激动得如获至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韦斯特试图展现的是机械复制时代，尼采振臂高呼“上帝已死”的时代，人逐渐失去“人的本质”，在本质上成为“非人”的异化过程。可以说，人在失去“本质”的时刻，灵魂已经荡然无存；也可以说，人尽管失去了“本质”，但灵魂依然可以飞升，挣脱肉身的奴役，寻找信仰。显然寂寞芳心小姐属于后者。韦斯特不吝笔墨地渲染这种被异化的心理危机，“虚无”“信仰缺失”几乎成为小说的基调，俯拾皆是：“生活是一片缺乏慰藉的沙漠”，“美食、美酒、美人都不能给我欢乐——艺术也不能。我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

与20世纪初，同为犹太人的弗兰茨·卡夫卡相较，他们共同的主题是“现代人的困境”，即身处现代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精神压迫。卡夫卡曾做过最好的注解：在文学的框架内，他将巴尔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还原到《寂寞芳心小姐》，男主人公的意外身亡，更像是陷入现代生活的“无物之阵”，最终被巨大的虚无摧毁、吞噬。

值得一提的是，韦斯特与卡夫卡的困境，都与其犹太身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卡夫卡对自己的犹太特性所抱的态度，常常是游离的、复杂的，甚至不无憎恶；韦斯特亦将典型的犹太姓氏“温斯坦”，改为“韦斯特”。因此，将《寂寞芳心小姐》视为“用卡夫卡的方式诉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既是契合，也是隐喻。

《寂寞芳心小姐》用第一视角展现了专栏作家的困境，除此之外，雪片一样飞来的书信则是一种强调，并更荒诞不经——有“脸上正中央有个大洞”的无鼻舞者，也有被躲在床底的丈夫吓到瘫痪的主妇。从理智上看，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是韦斯特将生活中的滑稽、阴暗等放大、扭曲，用“哈哈镜”式的夸张喜悦，去铺陈痛苦，像1960年代“黑色幽默”美学形式的探索与先驱，也似“以乐景写哀情”的中国古典美学精魂。

诚如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所言：“《寂寞芳心小姐》比《太阳照常升起》《了不起的盖茨比》《圣殿》更卓越，它是现代美国小说中负面想象的完美案例。”但即便是书写负面，韦斯特并未在小说中表现出“颓废至死”的态势。寂寞芳心小姐的生活没有一“丧”到底，而是起承转合，尚有一丝微光，令他“无拘无束、清澈无比”。

小说的最后，寂寞芳心小姐死了。与其说他死于枪支走火，不如说他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死于带着疑问寻找答案，去往投奔信仰的那条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