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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年8月3日，梅特涅在上任拜会塔列朗的同时，也向他递交了国书。他已经从典仪大总管路易·菲利普·德·塞居尔伯爵那里领教了新成立的法兰西帝国对待仪式和礼节问题非常认真的态度。这位典仪大总管曾作为驻圣彼得堡和驻柏林公使为波旁王朝效力，现在，则要准备单独为梅特涅重新启用盛大的典礼仪式，新任大使在上任觐见拿破仑时，将亲历这一盛典。

拿破仑的弱点

8月1 0日，在圣克卢宫的朝见厅，梅特涅平生第一次面对拿破仑本人。圣克卢宫是法王路易十六作为送给王后玛丽娅·安托瓦内特的礼物而购置的，1804年5月18日，第一执政也是在这座宫殿里自封为法兰西的皇帝。在梅特涅后来对这次朝见的描写中，从拿破仑如何进行表演的方式里，导引刻画了拿破仑的性格特征。经历过1790和1792年两次皇帝加冕典礼的梅特涅知道，在真正的古代传统中，象征性的典礼仪式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作为一个持批评态度的观察者，记录下了拿破仑是如何利用这一经过历史认证的典礼仪式，将其变为一场化装表演，以达到将其帝国的、超国家的统治霸业合法化的目的。

梅特涅

1820年，在一篇特写随笔中，梅特涅描绘了当时的这幕表演：拿破仑站在房子的中间，被外交大臣及其“宫廷的六位人物围绕”。由于这是一场盛典，可以从他们的身份识别一下这些宫廷的命官：大宫廷总管让-雅克·雷吉斯·德·康巴塞雷斯、宫廷名誉大侍从参议查理-弗朗索瓦·勒布伦、宫廷大元帅杰拉尔德·克里斯托夫·杜洛克、宫廷御马大总管阿尔芒·德·科兰古、宫廷狩猎大总管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以及宫廷典仪大总管塞居。拿破仑身着皇帝卫队的步兵军服、头上戴着帽子。对典仪事务非常熟悉且敏感的梅特涅，感觉戴着帽子不合规矩，因为觐见仪式不是在露天举行。一时间，梅特涅也有些茫然无措，并暗自发问，自己是否也要在头顶戴上帽子。亲眼见到对古老皇宫中的职务生吞活剥的模仿抄袭，让他进一步感到，拿破仑戴帽子的举动更是一种不合适的、不自量的僭越，暴露出他的“暴发户”心态。在这里使用的这个形容性格的措辞，梅特涅通常是避免使用的。它证实了这位皇帝缺乏与其等级相符的“门第相当的出身”，在贵族圈子里，通常就是用“门第相当的出身”这个说法来形容这类现象的。

在此处，公使发现了拿破仑的心理弱点，尽管拿破仑在梅特涅这位古老的世家贵族面前，竭力掩盖着它。原因是，这位法国皇帝不认同自己的平民出身，而总是想以贵族的荣光来装饰自己的先天不足。他的举止做派反而暴露了他的拘束，甚至狼狈不堪。与现在试图将拿破仑的身高说成是普通身高的做法相反，梅特涅认定他既矮又胖，“是个矮子或矮胖子。在梅特涅所写随笔的靠后段落中，他确信，拿破仑“为了增加身高，以及为了他的形象显得高贵一些，不惜作了相当大的牺牲”。他踮起脚尖走路，并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摆动身体，似乎是在模仿波旁王朝的人。在这里，拿破仑让人们认识到了他性格中的一些基本特性，一种自编自导的自我表演，以及自顾自地进入角色的癖好。他的很多东西都显露了这种性格：比如，由安格尔绘制的肖像，他身着大礼服，坐在皇帝宝座上；再如，他化装后出现在假面舞会上的癖好。梅特涅注意到，他依靠对比效果极为强烈的服装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们或者是极为简朴的士兵制服，或者是极尽奢华的装束，比如大礼服。为了提高他手势的表现力，他还特意请教著名的戏剧演员弗朗索瓦-约瑟夫·塔尔马来指导他某些特定的姿势和手势，对这些，梅特涅也续有报道。

即使在公众面前亮相讲话，特别是关于会战大捷的军事公报，拿破仑也都属于精心策划的做状。当梅特涅向拿破仑指出这一点时，他哈哈大笑，并解释，公报不是为他而写的，而是写给巴黎人看的，巴黎人什么都相信。他把巴黎人看成了小孩子，把巴黎比作一座“大歌剧院”，这倒也符合他的性格。各种宣传也要为拿破仑自己创作和制造的这件总艺术品服务，目的是要在意识形态上为他的统治进行论证。从接触伊始，梅特涅就已经将他面对的这个人看透了，他就是一个“角色和假面”大师戈特弗里德·埃瑟尔曼。而有了这一洞悉，在与拿破仑打交道时，就已经暗中赋予了他某种优越感。

在梅特涅看来，这第一次朝见中，拿破仑的装束还算“正常”，尽管如此，他依然拼尽全力给人以一种要唤醒人们认识到他高大形象的印象。如同现代的发展心理学一样，梅特涅公使感觉在自己身上也产生了“初次印象效应”，这是种第一印象会持续性地影响判断的现象。对于他来说，拿破仑的出场就造成了这种印象，因为这第一幅画面永久性地留在了他的意识之中，并且，即使在他与法兰西皇帝情绪最容易激动的会见中，第一幅画面也栩栩如生，犹在眼前。在他的精神中，对一个“暴发户”永远挥之不去的想象，使这位全世界都在其面前发抖的人，于他而言失去了魅力；而这位“暴发户”在帝国伯爵面前，却在竭力争取让对方认可其身高和“门第相当的出身”。

双面拿破仑

尽管如此，在两人之间仍旧充斥着相互的吸引力：梅特涅对拿破仑的吸引力在于，一个与他在智慧上旗鼓相当，却在精神上独立的人，一个敢于反驳他，而他却对此人的堂堂仪表、练达世情以及高贵出身无比羡慕；这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于他而言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经历。而拿破仑对梅特涅的吸引力则在于，一种具有行动和无可羁绊意志力的男人的领袖气质，这是很多人都可感受到的。但是，梅特涅一直有着眼于未来去思考问题的倾向，他已经预感到，拿破仑所具有的“别人少有的智慧”——梅特涅将这一美誉赋予拿破仑当然毋庸置疑——将无法阻止他自掘坟墓，尽管他有时具有威他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梅特涅与拿破仑

梅特涅绝没有循着“敌意的立场”去回忆拿破仑，但也未对他进行大肆颂扬。在他的许多书信中，更多是在对拿破仑战争政策所造成的屠城后果表示谴责，1813年在德累斯顿，他曾当着拿破仑的面公开谈论这种后果。他在1820年，也就是拿破仑去世的前一年撰写的随笔中，对这位从前的斗争对手的描写，既无偏见又保持距离，既无感情色彩又目光敏锐。多年之后，他曾多次并一如既往地评价拿破仑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将头脑敏锐、理解迅速、以极强的联想天赋去判断事物发生的原因和预测可能发生的后果，以及对可能对其有用的人的特殊洞察力等优秀特质集于一身的人。与拿破仑的谈话对梅特涅产生了一种他本人都很难对其进行定义的“魅力”。

拿破仑能够将错综复杂的会谈主题，从那些毫无价值的、拉闲散闷的附带话题中分离出来，并直奔重点；他总是能够找到合适的概念形容一个事物，或者当我们惯用的语言失灵、不中用的时候，他总是能发明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因为他主意极多且出言轻率，因此，他晓得如何巧妙地抢过话头，主导谈话进程。他经常使用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知道您想要什么；您希望达到的是这个目的，行呀，那我们就别绕圈子，直奔主题。”在此期间，他会很注意倾听针对他的评论和不同意见。他听取意见，进行辩白，必要的话也进行反驳。从个人的观点出发，梅特涅也会毫无顾忌地将他认为正确的意见表达出来，即使他对面的这个人不喜欢听，他也全然不顾。

在他的随笔中，梅特涅还记录了自己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即拿破仑究竟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像个心理学家一样作了评判，因为他不想陷入仅仅在道德层面上作简单的评价，而是试图进行条分缕析的解释，因此，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提法是不合适的。他更愿意将拿破仑描写成一个人格分裂的人物，这个人物有两张面孔：在私人的生活中，拿破仑虽然不那么招人喜欢，但是他随和迁就，是个好儿子、好父亲，具有人们在意大利平民家庭中看到的那些特征。他平息了家族圈子里那种过度的、无节制的要求，也拒绝了他的姐妹们的无理要求。他原谅了他的夫人玛丽-路易莎的一些举止失当的错误，因为他对她是那么迷恋，以致对她太放纵并言听计从。

与之相反，根据梅特涅的观察，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这位皇帝却不能容忍自己有任何的感情用事，他从不出于喜好或者憎恶来作出决定。只要他认为是必要的，或者是他想摆脱某人，他就会消灭他的敌人或者让某人靠边站，而从不顾忌其他的事宜。目的一旦达到，他就会将他们抛诸脑后并不再追究。由于他自认肩负着代表很大一部分欧洲利益的使命，因此，他没有被千千万万、不计其数的单一的个人所遭受的战争苦难吓住，为了实施他的计划，他不得不承担造成这些苦难的骂名，就像一辆已经进入高速奔驰状对那些不来接受他保护的人，就是说，不愿臣服于他的人，毫无顾忌与怜悯，并骂他们是傻瓜笨蛋。他对远离他的精神和政治路线的一切事物都不感兴趣，既不从好的角度，也不从坏的角度去理睬它们。这样一种分裂的人格，使得他只有在家庭和朋友的圈子里，才能共同感受一些小小不言、平民常有的不幸和倒霉，以及激动人心之事。

一件事印证了梅特涅所描写的这种拿破仑在私人生活和公务活动间性格上的不一致性。当皇帝拿破仑看到夫人玛丽-路易莎在生产时那种难以控制的巨大痛苦后，他变得脸色惨白，慌忙逃到隔壁房间，后来他承认：“为了生孩子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再也不要孩子了。”然而，面对由政治而引发的灾难和人类的痛苦时，他却无动于衷，甚至毫无人性。他要在经过精心算计接受者对他能有多大用处之后，才会行些善举或者表示下仁怀厚意。拿破仑本人曾确认过梅特涅在他身上观察到的这种分裂人格。在进行当年的大战之前，拿破仑在与他1813年任命的司法大臣路易-马修·莫莱谈话时承认：“只是请您不要相信，似乎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有一颗敏感的心灵。我甚至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已经习惯于让这根心弦静默，而现在，它已经完全哑了。”

精于算计的特点，是梅特涅首先在拿破仑的贵族政策中发现的，这种政策决然不仅仅是缘于缺少“门第相当的出身”的自卑感。梅特涅极其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位新贵的基金情况，以及与此有关的中饱私囊和通过再分配而大发横财的行为，因为他自己就属于被剥夺者的行列，是这些被剥夺者将金钱贡献给了新富们（此话他本人并未说出）。早在1808年，他就已经获得了令人惊讶的、详细的有关拿破仑的新贵们是如何运作，以及他的新贵们是如何在欧洲大发横财的情况。

通常，在对拿破仑体制进行历史性赞美的时候，总是将其与旧秩序相比较，突出其“现代化”的一面，而梅特涅看到的，是拿破仑体制的黑暗面：“欧洲已被驱赶、被强奸，即使在当前的时刻也还在被穷追猛打；野心、虚荣心、贪婪之心：人类所有这些灵魂的原动力，在规模巨大的毁灭行动的同谋犯中都被利用。当时很多人得到了满足，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满足；在后续时代就需要更多的诱饵，于是就在能找到的地方到处寻嗅，而这种将猎物分发给内奸的制度，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恶劣的例子不胜枚举，拿破仑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拿破仑体制的阴暗面

内伊元帅就曾亲口告诉梅特涅，他从在意大利、波兰、威斯特伐利亚和汉诺威转赠给他的财产中，收了500000利弗尔的佃租和地租。那些宫廷高官的收入已经赶上了王公贵胄：大宫廷总管康巴塞雷斯从帕尔马“永久性地”岁入150000法郎，外加公爵头衔，宫廷名誉大侍从参议勒布伦作为皮亚琴察公爵一年的收入也是这么多。宫廷典仪大总管塞居尔、1807任外交大臣的尚帕尼以及第一秘书“巴萨诺公爵”马雷，每人每年从威斯特伐利亚和汉诺威的财产中均可获得50000及100000法郎的收入。梅特涅1808年说，人们估计拿破仑也想授予宫廷大元帅杜洛克、御马大总管科兰古以及秘密警务大臣萨瓦里以同样的公爵头衔。欧洲是怎样受到剥削的，看看拿破仑的那些被晋封为公爵的元帅们获取收入的地区就知道了：奥热罗被晋封为卡斯奇里恩和马塞纳公爵，内伊被晋封为埃尔欣根公爵，达武被晋封为奥尔施塔特公爵，拿破仑的表弟阿利吉上校被晋封为帕多瓦公爵，朱诺则被晋封为阿布兰特什爵。

拿破仑完全按照旧帝国的方法，为他的追随者加官晋爵制造了大量的头衔，分封他们采邑，并赋予他们的家族以长子继承权。此外，还给皇帝卫队发放额外津贴，并且给予所有的军官永久性的养老金，而且直系后代可以继承——上尉2000法郎，中尉1000法郎，少尉500法郎。梅特涅报道说，拿破仑的帝国统治，不仅仅在地域上到达了维斯瓦河河畔，而且，这种统治还减少和削弱了那些在他的保护下，在巨大帝国中各省进行统治的、归顺了的君主的权力与财力。他将这些财富给予法国的臣民，让他们由此成为莱茵邦联的邦国中最富有的业主，从而也扩大了自己的权力。梅特涅看到，他是如何抓住发财的新机会，以使别人与他自己、他的继承人以及他的征服活动绑定在一起，在这方面，他的确是“天才拿破仑”。

在回顾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梅特涅确信，拿破仑通过与此相关的一切手段，使自己拥有的领地数量无法估计。这样，梅特涅就更加具体地将其对旧有社会秩序被颠覆的理解，以及他为什么称法国革命充其量是一场社会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展现在人们面前。

本文摘录自《梅特涅：帝国与世界》，[德]沃尔弗拉姆•希曼（Wolfram Siemann）著，杨惠群 译，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