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公元前332年，雅典被马其顿征服。对雅典民主的研究过去一直都集中在此前的时期，因为古典时期留下来的文献比较丰富。这不免给人留下印象，仿佛雅典式的民主到此戛然而止了。其实，情况未必真是这样。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至少在接下来的希腊化时期（323—前31），希腊的不少城邦（包括某些年份中的雅典）依然实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希腊化时期的民主使用抽选不如古典时期的雅典那么普遍，但抽选依然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于政治生活。事实上，前面提到的抽签机便出土于希腊化时期的遗址，而不是古典时期的遗址。直到公元前1世纪，仍有出土的雅典铭文把抽签与“民主”联系到一起。

雅典民主是抽签而非选举

自从19世纪以来，当人们在听到“民主”二字时，他们往往首先联想到的便是选举。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抽选，更不会把抽选看作雅典民主的利器。当他们得知雅典民主曾广泛使用抽选时，往往会有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怀疑抽选是否真的存在过，因为在他们看来，用抽签的方式随机挑选议事会成员、法庭审判员、公职人员实在荒唐，不可能被作为西方文明摇篮的雅典接受。曾有学者试图证明，雅典其实从未实行过抽选，所谓抽选不过是对秘密投票的误解而已。但关于抽选的文献以及考古证据大量存在，不容置疑，这种怀疑完全站不住脚。

第二种反应是怀疑抽选是否与民主有关。由于现代人无法想象没有选举的民主，即使承认抽选在雅典广泛存在，他们往往会把抽选与神秘主义或宗教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

这个思路倒是可以找到一些证据，因为在古代，占卜、问卦、掷骰、抽签的确是被普遍使用的决策方式。古代中国如此，古代印度如此，古代希腊也是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从荷马时期开始，希腊人便十分迷信，时时处处试图寻求神的旨意，尤其在开始干某件事之前，或在做某项决定之前。抽签就是他们用来与神进行沟通的备选工具。事实上，古希腊神职人员的产生方式之一便是抽签，抽签的结果被解读为神选择了自己的仆人。据此，有些人确信，当抽签被运用于政治领域时，它带有的依然是宗教色彩；他们进一步推论，正是因为带有宗教色彩，抽签才会在政治领域被广泛使用，但与民主与否毫无关系。

不过，在古代雅典文献中，把抽选与宗教挂钩的说法如凤毛麟角，大概只有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两段话，而他谈的恐怕是理想状态，而不是雅典的实情。实际上，公元前5世纪以后，在政治中使用抽签并没有太多宗教色彩。例如，苏格拉底曾公然对抽选表示蔑视，对他的指控却纯粹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对神祇的不敬。这就是为什么汉森断言：“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以抽签的方式挑选官员带有重要的宗教意义。”换句话说，在雅典民主制下，抽签已被世俗化了；创立雅典政制的那些人之所以大量引入抽签元素与宗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关心的是抽选的政治效果。反倒是在没有实行抽选的罗马共和国，对宗教化抽签（religiosortis）的谈论才更多。后面，我们将看到，其实罗马共和国使用抽签时，迷信也不是主要原因。

第三种反应是承认抽选与雅典民主有关，但认为它对民主无关紧要，不把它看作雅典民主的利器。现代谈论民主的主流学者 往往“言必称希腊”，但当他们说到希腊时，几乎完全不提抽选；即使提到，充其量也只是一笔带过。如约翰·邓恩（John Dunn）文采洋溢的近著《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它只有一两句话提到雅典的抽签。那些专门讨论希腊或雅典的著作也许会对抽选多一点描述，但一般不会对此专门做深入分析，仿佛抽选只是偶然与雅典民主挂钩，成为它可有可无的小点缀。例如，英国历史学者乔治·格罗特（1794—1871）于19世纪中叶出版的12卷巨著《希腊史》，几乎完全没有解释抽选在雅典政制中的意义。

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最早讨论民主的人（如希罗多德、伪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会如此轻看抽选。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民主与抽签的联系看成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这绝不可能是凑巧。在他们看来，抽选是雅典民主不可或缺的机制，有没有抽选是区别民主与非民主的试金石，尽管他们本身并不喜欢民主。可以这样说，不了解和不理解抽选，便不可能真正了解和理解雅典民主。

不过，了解是一回事，理解是另一回事。雅典的思想家的确都把抽选看作民主政体最重要的特征或混合政体中的民主元素，但他们却没有解释雅典到底为什么会广泛使用抽选，也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把抽选定性为民主。结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抽选成为没有理据的现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成为无本之木，容易枯萎。这种理据的缺失也许是因为，雅典人把抽选与民主看作天作之合，无须解释。但更大的可能性是，那些能为抽选提供理据的人没有为它提供理据的意愿。琼斯早就注意到，尽管雅典产生了浩瀚的文献，但其中没有关于民主的政治理论，因为其著作能流传至今的那些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寡头政治的拥趸。

抽选是雅典民主的利器

理论上，当我们说抽选是雅典民主的利器时，这并不意味着抽选本身就是民主。抽选只是实现民主理想的工具（“器”），而政体是否具有民主性质取决于政治游戏的开放范围。如果抽选仅限于少数贵族、有产者，把大多数普通民众排斥在外，这种抽选显然不是民主的。历史上曾存在过一些实行抽选的非民主政体；当梭伦引入抽选时，雅典也算不上民主。但反过来，如果政治游戏向所有人开放，但大多数人的角色仅限于选举少数精英出任统治者，没有一种机制让他们担负起当家做主的责任，这种政体 也够不上民主的称号。这也就是说，抽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有了抽选，未必是民主；但没有抽选（或类似的制度安排），便肯定不是民主。

那么，凭什么可以断定抽选是雅典民主的利器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分为两个层次：（1）无论政治游戏的开放范围有多大，抽选都有利于防止政治操控；（2）当政治游戏的参与范围扩大至公民全体或其绝大多数时，抽选有利于促进人民当家做主。前一个层次的关键词是“防止”，后一个层次的关键词是“促进”；两个层次合起来，使抽选成为可守可攻的民主利器。

先看第一个层次。像火与轮子一样，随机抽选是古代人类的一大发明。虽然它是理性的人类创造出来的，但它最重要的特征却是，理性地选择将挑选过程去理性化，使之带有非人决策的色彩。在抽选中，爱、恨、情感、偏好、判断、预测、谋划、掌控统统没有施展余地；谁当选完全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它不可预测、不可操控。在抽选中，任何人，不管他占有多少资源，多么能掐会算，都不具优势。不仅如此，如果存在配套的任期限制，即使某些能人走运在抽选中当选，他们也无法长久执掌权力。

只要有了抽选，出现一个稳固统治集团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哪怕政治游戏只是开放给上层阶级（如梭伦改革后的雅典），也足以防止某个人、某个家族、某派势力垄断政治权力。一旦排除了某派垄断权力的可能性，与争权夺利形影相随的党争便会无疾而终，因为哪怕党争再激烈、谋略再高明，都不可能增加某派获得权力的概率。没有当选，也再正常不过，怪不得任何人。而一旦消除了党争，城邦内部的政治稳定就比较容易形成与保持。

这与以选举为特征的政体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举不胜举。一言以蔽之，谁掌握资源多，谁的胜算就大。如果不加任期限制，选举使某个人、某个家族、某派势力垄断政治权力成为可能。一旦有了这种可能性，各派系之间定将纵横捭阖、波谲云诡、徇私舞弊、任人唯亲。这种恶性争斗很容易引发内乱或政体更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有些城邦之所以用抽签代替选举，就是为了确保内部和平。避免政治操控及其相关的恶果，很可能是雅典在建立民主制之前便采用抽选的首要原因之一。

再看第二个层次。当政治游戏开放给全部或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后，抽选还有一项重要的防御功能，即防止出现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统治集团，挑战公民大会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在雅典，设立500人议事会、法庭以及其他公职机构的目的，是为了让它们与公民大会一起，促进普通老百姓当家做主，而不是为了制衡公民大会的权力。用抽选方式产生这些机构成员，可以确保它们不变为滋生野心家的温床或方便野心家篡权的平台。

更重要的是，当政治游戏的参与范围扩大至公民全体或其绝大多数时，抽选带有了一个新的特征：去理性化后的随机抽选结果不偏不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选中。这便有效降低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门槛，形成了柏拉图所说的属于所有人的“平等的机会”。尽管柏拉图并不认为，这种平等是“真正的平等”或“最好的平等”，但这种平等的机会，不仅仅赋予所有人参与挑选他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挺身而出，承担起当家做主的责任。这种平等观实际上体现在雅典民主制度安排的方方面面，包括公民大会，它暗含了一个未加言明的假设：普通人就可以承担起当家做主的责任，他们理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完全不必谦卑地把当家做主的资格拱手交给某些“聪明人”“能干人”“上等人”。反过来说，那些在抽签中被选中的人没有任何理由洋洋自得，自视高人一等，因为其他任何人被选中的概率不大不小、与他们一模一样。

这与以选举作为制度特征的体制非常不同。选举暗含的假设是，依据能力，人分两类，一类治人，另一类治于人。前者是少数，是精英；后者是多数，是群氓。即使不得已允许后一类人进入政治游戏，这些人唯一能扮演的角色是，从相互竞争的前一类人中，选出自己比较中意的对象，让他们替自己做主。普通人也许在投票时兴奋一时，误以为自己是主人；但直到下一次选举之前，他们再也没有什么机会影响政府决策了。当然，允许后一类人进入政治游戏总比把他们全然排除在外更“民主”一点。

现代人颂扬雅典民主时，往往不会忘记引用伯里克利著名的国殇演说辞：“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任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具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就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值得注意的是，在葬礼演说中（见图1.12），伯里克利全然没有提到抽选；他强调的是，法律上人人平等，但治国理政的重任只对有才能的人开放。这恐怕就是这篇演说深受现代民主人士青睐的原因。

对抽选的批评

既然选举的目的就是选出一批出类拔萃之辈，选出来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显然会与普通民众有天壤之别。而抽选的结果则不同，他们有可能在方方面面构成人民整体的缩样。从理论上说，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全体公民参与抽选；二是抽选出来的群体规模足够大。雅典未必完全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因为它从未正式将官职开放给第四等级。但据亚里士多德所说，在公元前4世纪，当为某一官职进行抽签时，没有一个人会说自己属于这个阶层。就第二个条件而言，雅典可以说完全满足了，因为法庭、议事会、公职人员的规模都相当大。

当抽选产生的群体构成人民整体的缩样时，这些群体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全体人民的替身。他们比选举产生的群体更具代表性。现代民主的鼓吹者十分强调制衡，但无一例外，他们所指的都是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制衡，如三权分立、联邦制等。而政治中最关键的制衡却往往被忽略，如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制衡、平民与精英之间的制衡。而抽选在雅典就起到了这种制衡作用。

因此，有理由相信，雅典民众对抽选产生的机构有天然的信任感，因为这些机构几乎就是他们自己的镜像。柏拉图说，抽选可以避免民众的敌视，显然并非只是逻辑推论，而是有感而发。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家做主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历代精英分子往往借口普通老百姓素质不高，反对抽选。实际上，抽选不仅为广大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铺平了道路；而且有利于人民群众在当家做主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质。在雅典，除参加公民大会外，相当大比重的普通公民在一生中都有机会担任审判员、议事会成员和/或其他公职人员。出任一种公职，他们必须学会处理一类自己此前从未经历过的事务，学会与同僚打交道，学会与没有担任公职的公民打交道，学会开会的技巧、讲话的技巧、商议的技巧、合作的技巧、妥协的技巧。假如有机会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城邦的立法、司法、行政、节庆、宗教、军事、经济活动，这些亦工亦农、亦官亦民的普通人一定会对城邦方方面面的运作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有了切身体会，他们也许不再会把政治看作某种神秘、深不可测的事务。这种丰富的人生经历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参与城邦生活的方方面面，回报一定丰厚。如果在全方位参与政治生活之前，他们曾经是愚昧无知的，当家做主的经历会让他们不那么愚昧无知，因为只有实践才会出真知。

对于抽选是民主利器的说法，有些人并不否认。但他们既不认可民主，也不认可抽选。古希腊的大部分哲人便是如此。在事实层面，他们可以坦然指出抽选是民主最显著的特征；然而，在价值判断层面，他们认定民主与抽选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究其原因，他们会回答说，因为民主与抽选会为愚昧的民众参与治国打开大门。

苏格拉底对抽选的批评众所周知：“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建筑师、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的。”伪色诺芬（老寡头）的看法同出一辙。他指摘在实行抽选的民主制下，当权的是那些缺钱、缺少教育、愚昧无知的穷人、坏人、下等人，而不是独具德行和智慧的富人、贵族、优秀分子。即使不那么情绪化的亚里士多德也持同样看法，他把民主政体定义为“穷人当政”，把寡头政体定义为“富人当政”，可两者在他看来都是偏离正途的蜕变政体。而当柏拉图说“对一切人不加区别的平等就等于不平等”时，他也许想到的正是抽选及其后果：所有人不加区别地参与政治。

后世思想家持类似看法的人也相当多，只不过他们的话往往说得不如古希腊思想家那么直白。虽然从心底里不信任人民大众，但他们往往要摆出支持民主的姿态。不过，他们都不希望恢复抽选，因为他们不敢相信，抽选适用于现当代社会。

本文摘录自《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王绍光 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