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海巴金故居的周立民馆长，告知《巴金全集》修订版的书信集进入截稿期，我回复他：找一找，巴老的事情，一定要做的。

巴老给我爷爷的信，我这里有一封，是1988年夏天的，周馆长随即也拿出来一封我爷爷写给巴老的，时间完全合得上，再仔细一看内容，正好是一来一往。这在书信征集中，很难得。

巴金故居在2007年将此信整理出来进行扫描，而《夏衍全集》是2005年出版的，此信未能收入。

时光倒流三十年。

1988年7月20日，我祖父在大六部口的家中写给巴金一封信：

巴兄：久违甚念，阅报知您能“拄着手杖把客人送到门口”，深以为慰。

今晨冰心打电话来，说您给她的信中提到我没有出席她的纪念会，可能是病了，关注到我的健康，十分心感。今春我到广东去走了一圈，自不量力，十天内坐面包车跑了广州、深圳、蛇口、珠海、中山、顺德六个地方，一路能吃能睡，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回到北京就患上了腰肌劳损。一时连拄着拐杖也不能走路了，西医治了两个星期反而越来越利（厉）害，后来有人介绍请中医按摩同时服中药，才开始好转，现在总算可以坐起写字，有人扶着也可以走路了，“伤筋动骨一百天”，我已经过了一百二十天了，人过了八十多，希望早日恢复，看来是不可能了，好在我内脏没有毛病，所以可以告慰老友，度过了酷暑，看来还是会渐渐好起来的，请释念。

六月间记者来访，我发了一阵牢骚，讲了不少出格的话，这位记者不经我同意，就在刊物上发表了，接着路透社和美国之音又加油加酱地传布到国外，特别是香港，于是来访者不断，疲于应付，好在现在不是六十年代了，没有人来干预或责难，所以除了来客太多之外，没有什么别的麻烦。

闻上海气温达三十九度，一切祈珍摄，“过堂风”也不宜直接吹，最近翰笙也感冒进了医院，老年人还是“服老”为好，祝您健康长寿。问

小林及全家好！

夏衍

八八、七、二○一个月以后，巴老寄来了回信：

夏公：信收到快一个月了。迟复的原因只是“天热”写字更吃力。今年气候反常，持续高温。每天早起，坐了一个钟头，就烦躁不安，站起来走几步又满身是汗，真有度日如年之感。这样，什么事都做不了。不能读书，也无法接触文艺……我病魔缠身，不便接受采访，因此也少却许多麻烦。但是我要说，您那番谈话的确精彩，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痛快。我要为您鼓掌。您的回忆录也望写下去。

您说：“老年人还是服老为好！”说得对！我还想多活两年，也希望朋友们活得更久。现在需要您的这支笔，请多多保重！

祝好！

巴金

八月二十日从目前的发现来看，这样往来完整的通信，在两位老人家的交往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少见，即便是在80年代他们复出以后。

夏衍书信，是我研究的重点。在陆续发现的500多封信件中，与巴金有关的最早的一封通信，是1962年2月27日，夏衍从广州写给萧珊的，那时，他称巴金为“老巴”。

一场浩劫之后，巴金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夏衍的书信里，已是十几年过去了。

1977年9月2日致李子云的信中，他写道： “柯灵来了信，我已复信，并嘱他转向巴金、罗荪致意。”

这是一封大难过后，情深谊长的书信，夏衍对他的老友柯灵千言万语，同时也惦记着在上海的巴金：“……往事如麻，不知从何说起。一九七五年我‘解除监护’后，由于‘四害’横行，深恐牵累，和上海诸旧未道音问，只间接地、零星地获悉了一些您的近况，不仅语焉不详，而且互相矛盾。‘四人帮’垮台后，开始有些上海的朋友来看我了，但所知的也不是可以使人高兴的消息。到今年五月，才从报上看到巴金同志的文章，才感到春来的讯息。得手札，更觉得确实情况是在变了……我衷心希望你把你设想已久的、以上海半个世纪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写出来！更希望巴金同志今后不仅搞翻译，而且能像托尔斯泰那样，在暮年写出划时代的好作品。如晤巴金同志时，乞代致意问好，特别是对萧珊同志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致柯灵，1977年8月29日）

信中提到的巴金的文章，即1977年5月25日发表在《文汇报》的《一封信》，这一被文坛嗅出 “春来的讯息”，并不意味着春回大地。又过了两个月，10月20日，夏衍致信李子云：“巴金来京瞻仰遗容，是沙汀告诉我的，据说只能停留两天，连访友也不能，真是怪事。”接着，他把这一失落的心情，转化为对气候的感叹：“北京开始有冬意了，尽管供应差，似乎比上海还好一些……”

他说过：“我不急，能策杖而观天下治，已经很满足了。”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大气候下，乌云散去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在家赋闲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也就是在1977年，周扬、苏灵扬夫妇来到朝内南竹竿胡同113号，久别重逢。浩劫之后，两位从左翼时代就开始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周扬和夏衍，再一次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同样是在1977年，10月，身在重庆，尚未摘帽的荒煤，辗转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尽管在‘四人帮’倒台后，才有少数同志和我通讯，过渝时看看我，但都对文艺界现状表示忧虑。领导没有个核心，没有组织，真叫人着急。我真心盼望你和夏衍同志出来工作才好。”

1978年，我祖父全面复出，正式出来工作。

“我已中央批准，当对外友协副会长……”（致李子云，1978年1月4日）

1979年，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彻底为文艺黑线平反，周扬、夏衍等重新回到了文艺界的领导岗位。

那一年，我祖父正好七十九岁，巴老七十五岁。他们两位的南北互动进入了常态化，虽然并不以直接通信的方式。

“巴（金）、吴（强）都见到，因‘作协’即将开理事会，选巴公代理主席，故他们大概要在十九日左右回沪。”（致李子云，1981年4月15日）

“广东作协及省顾委邀我去避寒，可能去十天或两星期，据说也请了巴金，请打听一下，巴公去不去？”（致李子云，1981年12月29日）

“九月底，文联要派一个七八个人的代表团去意大利，请你问一下巴老，他能不能去？我认为他去最合适，时间是连来回路上在内为两周，是礼节性回访，并无座谈、演讲等任务，问后请将结果告我。”（致李子云，1982年8月31日）

……

诸如此类的内容还很多。当然，两位大文化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绝不可能停留在这些礼节性的琐事上。在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一书中讲述了一件发生在1983年春天重要的事情。

“1、我已经八十了，想退出文艺舞台，当然我不会放下手中的笔。请考虑我是否不要再任作协主席了……”

巴金在家里深思熟虑说的这段话，被仔细地记录在纸上，回到北京后“照本”向张光年转达，张光年一一记下后，说： “巴老既然托你转告我，你已照他的意思办了。”（吴泰昌《我亲历的巴金往事》，三联书店2010年8月版）

1983年5月，在收到巴金两点意见后一个多月后，张光年飞往上海，他是带了任务，有准备而来的。在张光年的日记里说，赴沪之前，他先“去北小街看夏衍同志，听他谈巴金近况，嘱（我）劝巴放宽心些，超脱些，谈约一小时。剩下一点时间，又去周扬家谈半小时，他的意见大致相同”。

得到了周扬、夏衍明确的表态以后，当张光年来到武康路巴金家中，走上二楼的时候，想法是与周、夏二人一致的，而且是坚定的。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他们在楼上具体谈了什么，张光年自己在日记里写道：“……应邀在二楼书房谈二小时，他十分关心文艺界团结，希望在‘批判’‘讨论’时多考虑一下。我谈了作协远景规划等问题，他心情愉快，不肯休息。”（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卷，海天出版社1998年9月版）

又过了一个多月，6月17日，荒煤写信给巴金：

“巴老：光年同志回京后，在周扬同志家里相见，听他详细谈到您的情况，得知您健康恢复较好，并愿继续担任作协领导工作，心情也较好，十分欣慰！

我参加政协会议，也和于伶同志常谈您。于伶、白杨、柯灵等同志也向上反映，建议您担任政协副主席。昨日主席团已通过名单，今日下午即进行选举，当您见到信后，可能早见到报导了。文艺界同志还是很高兴您担任这样（的）荣誉职务的……”（《陈荒煤文集》第10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

周扬、夏衍，包括张光年，他们深知，在茅盾去世之后，巴老在文学界旗帜般的价值和感召力，在80年代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前沿，他们和巴老一起是同一战壕冲锋陷阵的紧密盟友。

这些耄耋老人，豪情和气势不减当年，他们判断准确，决策果敢，行动力极强，他们未雨绸缪，为即将召开的第四次作代会运筹帷幄。

一年之后，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巴金高票当选为主席。

在夏衍书信与巴金有关的内容中，还有一部分是与 《收获》杂志来往的，很单纯，很纯粹，作者与编辑的关系——

“我的回忆录上集（一九〇〇—一九四九）已完成初稿。但这些都很少‘文学性’，所以不宜在《收获》发表，如遇小林或巴老，乞代致意。稍暇，当为《收获》写点短文，当然，现在‘文思枯竭’能不能写好，没有把握。”（致李子云，1984年10月27日）

这次欠下《收获》的“稿债”，应该是很快就还上了——

“来信及稿均收到，正在赶写《收获》的那篇文章，要明天才能看。《左联六十年祭》，请即交小林同志，看看是否可用？反正不能在三月二日以前发表了，所以小林看后有什么意见，请电话告知，因为几处向我约稿也。”（致李子云，1984年12月20日）

说来有趣，我祖父对于“文学性”似乎有着自己的理解。最近读到一篇对袁殊的访谈：对《文艺新闻》及《记者座谈》的回忆。访谈时间为1984年7月10日。刚好文中有一段是谈我祖父与报告文学的：“夏衍也常来《文艺新闻》，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顾问一样的人物。我们是好朋友。我就是这时认识他的。夏衍和《文艺新闻》有一件事可稍提一下。‘报告文学’这个名称就是夏衍最初和我谈的。‘报告文学’说指日本出现的墙头小报，日语叫‘壁新闻’。昭和初期出现于日本的工厂和学校，中国话就是指‘墙报’，说作为日本思想运动的一个武器发展而来的，内容多是对当时社会表示不满。夏衍曾对我说：‘像这类文章，你们应该多多提倡。’”

此为多余的话。

祖父发表在《收获》上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92年的《无题》，“短文请交小林同志，还了一笔文债。你们看看，可改可删，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致李子云，1992年4月27日）

同年金秋，祖父应浙江省政府邀请再次回到杭州，并在家乡度过了他92岁的生日。期间，巴老也在杭州休养。两位老人两次聚首。10月8日，巴金来到西子宾馆回访的时候，留下了一张最后的合影。坐在轮椅上的他俩，戴着遮阳帽，在绿树丛中，随意地闲聊着，跟平常公园里的普通老人没有区别。

我祖父用他与生俱来的幽默对这张照片作了点评：

“两个老叫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