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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将在10月10日揭晓。每到这个时候，文学爱好者们津津乐道谁将摘得这一荣誉，同时也掀起一波对于过往的得过诺奖或与之错肩的作家的讨论的热潮：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家们他们如何看待诺奖与自己的写作，在一些对他们的访谈中或许能找到答案。

继之前名声大噪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后，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轻便简短的作家访谈录《最后的访谈》系列，选取了影响20世纪的六位文学与思想大师，分别为：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波拉尼奥、冯古内特与华莱士。《最后的访谈》系列选取了影响20世纪的六位文学与思想大师

《最后的访谈》系列选取了影响20世纪的六位文学与思想大师

每一位作家单独成一册，收录一篇对于该作家的评论（作为引言），并在之后收录三到六篇访谈，访谈均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尚先生》等国外较为重要的媒体对该作家的访谈。其中偶有与《巴黎评论》重叠的访谈，但是译者不同，读者可相互参看。虽然名为《最后的访谈》，但其实也不全是作家的人生最后阶段，比如博尔赫斯的那本，三篇访谈分布于1968年、1980年与1985年，只有最后一篇切中“最后”和“盖棺定论”的这个预设的主题。

《最后的访谈》系列被讨论的一个原因是它较有设计感的封面，六本书封面引进了美国布鲁克林插画师的手绘，且开本足够轻便，以最小的文字体量开辟一个读者可以进入的门径。

看作家访谈是非常有趣味性的事情，从中可见的作家的性格、他们对于生命、创作、文学、爱与死亡等命题的理解，访谈能够不拘泥于一个话题、天马行空地对于一切命题的讨论，这种“点到为止”又恰巧为读者理解该作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海明威：当你谈论写作，他们的构造就会轰然瓦解，而你一无所得

1954年时，海明威凭借《老人与海》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这个年份采访格外密集的原因，而这一年海明威已年届五十五，《海明威在古巴》文章中描述了当时海明威的境况：“他在试图修补一个破裂的肾，破碎的头骨，两根被压缩、一根断裂的椎骨，和一年前冬天，由于他乘坐的飞机在乌干达失事所遭受的惨烈的烧伤。”此外海明威头部还有几处创伤，身上有两百多个弹片疤痕。迥异于大多数作家的文弱，海明威过分强悍的气质和近乎传奇的经历是绝好的人物故事的素材，同时他的自我和必然给记者们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最后的访谈》关于海明威的一册共收录四篇采访，分别为《巴黎评论》的采访《欧内斯特·海明威》，《大西洋月刊》的采访《海明威在古巴》，《多伦多星报》的采访《顺道拜访海明威》，《时尚先生》的采访《下午的生活：最后的访谈》。

这些访谈都是在1954年和1958年采写的，且都是在古巴哈瓦那的海明威的宅邸进行的，而有趣的是采写这些文章的记者无一不在文章中吐露出约见海明威时的一波多折，而《巴黎评论》的文章后的对话体中也如实收录了海明威对于他认为的记者提出的问题是多么不耐烦并耿直地进行回怼，这也让这些访谈非常真实并充满了趣味。同时海明威的这些访谈也让人对“访谈”本身的意义以及作家谈论自己写作的意义产生怀疑。

在几篇访谈中，不顺利是随处可见的，海明威毫不掩饰对采访这种形式的抗拒，如《顺道拜访海明威》中所谈及的海明威自述：

“书的进展仰赖于我的注意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接受采访，”他说，“有个家伙到这儿来，为了写清他故事里的某个部分一直不断地打扰我。当我重读自己写的东西时，我都能从段落里看出他什么时候到，又是什么时候走的。他摧毁了我的注意力。”海明威顿了顿，抿了口咖啡。当你是个作家的时候，”他道，“你必须得努力让文思持续，因为一旦它没了，天晓得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当然，采访除了挤占他的写作时间之外，海明威或许本质上也怀疑采访本身的意义，比如《巴黎评论》中，海明威多次评价“这个问题不怎么有趣”、“这是一个长效的累人问题”、“老套无聊的问题”、“这话题到此为止”……

而这对从事媒体行业的人来说也有一些借鉴意义，比如需要警惕那些被认为是足够重要的、有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是否对任何作家都适用，比如记者一再问及海明威是否受其他作家影响，是否受到乔伊斯、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影响等等，被一再否定后，最后海明威只好说：“这类私下的文学八卦，捣腾三十五年前的丑事，让我恶心。”

罗贝托·波拉尼奥：作家该如何在虚构故事中处理历史的真实？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历史上是有许许多多的遗珠的，且以《最后的访谈》中涉及的作家来看，博尔赫斯、冯内古特、波拉尼奥都未曾摘得这一殊荣，而其中，波拉尼奥的经历似乎格外令人唏嘘。

早在1992年，他就患上了严重的肝病，在他最后的长篇、也是一生最大部头的作品《2666》完成的最后时光他都一边和病魔奋战一边持续着工作，在他死后一年这个作品终于得以出版。这个作品他写得太过艰辛，也是在他死后，褒奖与溢美之词才接踵而来，大家表彰《2666》是21世纪第一本可以进入大师殿堂的作品与他纯正的文学信仰，并认为如果他没有离世，将有足够的潜力摘得诺贝尔文学奖。

《最后的访谈》关于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一册伊始处有一篇漂亮的引言，名为《孤身在众幽灵间》。作家们总是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的故事中哪些是真实的？是否有原型？是否影射着某一个历史时期、某一个政权？在小说中，你如何处理这些真实？《孤身在众幽灵中》就是对这些问题一个很好的答复。

这篇文章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波拉尼奥的最后一篇作品《2666》，《2666》的写作源于一则可怕的新闻：自1993年以来，在墨西哥奇瓦瓦州，尤其是华雷斯城，有超过四百三十名妇女或者女孩被谋杀。《2666》一书中有五个独立又彼此呼应的故事，其中“罪行”一部分，读起来非常惊悚。

作者认为，波拉尼奥对于凶案的调查细节与审判主嫌的现场事件的描写“精准到离奇”，且鉴于波拉尼奥写作《2666》时，他远隔重洋，且有关华雷斯城的消息正被严格封锁，波拉尼奥如何获取这样精准的一手材料就变得非常值得探讨。接着在“关于那位记者”和“关于往来书信”的部分，马赛拉·巴尔德斯引出了记者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的故事：这位记者曾用三年的时间往返华雷斯城与墨西哥，并用大量的一手材料拼凑出“华雷斯城的警察、政府官员和贩毒分子沆瀣一气，与杀害女性难脱干系”这一结论。

顺理成章的，记者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及其所写的非虚构作品《荒野白骨》就是波拉尼奥《2666》故事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位记者后来在对媒体回忆时谈道：“波拉尼奥要的是精确，举个例子，比如武器，波拉尼奥想知道的不只是牌子，还有型号和口径，他还对华雷斯城警方的心态感兴趣，希望联系起来以理解他们的正常行为和不端行为的细节……他想要一份尸检报告的复印件，甚至验尸报告的语言风格。”最终，这些素材在《2666》中，被“再创作”：名字、国籍全部更换，角色凭空创造，全部情节都借助想象力、风格和印象加以渲染。

作者说：“《荒野白骨》和《2666》都不是容易读的书。我读它们的时候，噩梦萦绕不散。两本书的书页就像新挖出来的墓穴，但笼罩二者的邪恶哲学有所区别。在《荒野白骨》中，华雷斯城是疯狂腐败的受害者。当警察和法庭视而不见，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认为，残暴的行为成了平常之事。强奸和谋杀女性，暗杀记者，为赎金而绑架人：这些罪行在墨西哥可没有一样是偶然事件。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引爆一种灭绝机制，不输于任何一个极权主义独裁政权所有的。这种野蛮的常态化是今日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2666》的整个终章，时间跨度从一战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波拉尼奥告诉了我们强奸和凶杀故事之后的故事。在德国的山峦中，一个人杀了妻子，政府当局选择无视。战争期间，逃到乡下的城市居民遭到沿路打劫、强奸和谋杀。罗马尼亚一座城堡周围的土地，埋葬了累累人骨，纳粹大屠杀的暗示处处可见。在这残暴和罪恶不彰的景况下，圣特莱莎（以华雷斯城为原型）似乎也难脱常轨。它只是众多地方中的一个，隐藏其下、充斥各处的罪行上涌并冲破表面。《2666》中，罪恶如大海，广袤远播，永无休止。”

在人生的最终篇章《2666》中，波拉尼奥持续着他一生所热衷的写作方向—— 侦探故事和具有争议性的言谈。究其本质，侦探故事是对暴力的动机及机制的调查，而波拉尼奥——他在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那年搬家去墨西哥，他说自己在1973年祖国智利的军事政变中身陷囹圄——也为这类事物深深着迷。他全部作品中的重大主题，就是艺术与罪恶、职业与犯罪，以及作者本人与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实，波拉尼奥所有成熟的长篇小说都在审视作家该如何应对专制政权。

在《孤身在众幽灵中》的最后，作者写道：

“一位外行且独立的骑士”，这个说辞可用来描述在《2666》书页间漫游的那几位伟大的侦探和伟大的作家。他们都是献身于阅读和泅泳于深渊的独行者。在这个世界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侦探一样危险，须得行过坟场，对视鬼魂。

马尔克斯：享有名气就好像操作大型喷气客机，是很精细复杂的活儿

《最后的访谈》中马尔克斯的一册有些乏善可陈，一篇引言加上四篇访谈共同拼凑出的内容都没有《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中关于马尔克斯的一篇访谈中的内容丰富深刻，而且其中的一篇引言中记者时不时就扯到自己的自大的口吻非常让人反感，比较有价值的且契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的是其中的一篇访谈中，他回应了摘得诺奖以后对他生活的影响。

1982年，瑞典学院认为，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即围绕着马孔多的世界”，“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因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马尔克斯回应：“获得诺贝尔奖唯一的好处可能就在于我不需要排队。一旦他们注意到你在队伍中，就会邀请你直接站到队伍的最前面。享有名气就好像操作大型喷气客机，是很精细复杂的活儿。当然，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诺贝尔奖是尊严的某种象征。因此在那些挑剔你的人面前，你无法再直言不讳。

“《百年孤独》的出版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时我发现一位友人将我的信件卖给美国的一间图书馆。自此之后，我就不再写信了。名气对我的个人生活来说是一场灾难。就好像你可以通过周围众多的人群来感知自身的孤独一样。围绕你的人越多，那种渺小感就愈发强烈。”马尔克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