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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生于北京，光绪六年(1880)考中进士，任刑部主事、郎中等职。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成立“强学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丁忧离职，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在两湖书院主讲史学。此后又历任安徽提学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宣统二年(1910)，因病辞官。沈曾植在政治上属于洋务派，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安徽任上时，大力兴办实业，开设工厂。他支持康有为变法，但又认为其行事过于激进。清帝退位后，沈曾植以遗民自居，寓居上海，号其楼为“海日楼”。

沈曾植很早便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爱好和藉此经世致用的思想。他早年用力最勤的是关于辽金元史、四裔地理方面的研究，有《蒙古源流笺证》八卷，《元朝秘史补注》十五卷。他曾和徐同溥辑《汉律辑存》一卷，后又作《〈晋书·刑法志〉补》一卷。沈曾植的诗，被同光派诗人陈衍、王仁堪(可庄)、郑孝胥(苏堪)等奉为“同光体之魁杰”，有《海日楼诗》二卷，文《海日楼文集》二卷。沈曾植所著“杂说”之属，有《海日楼札记》二卷、《东轩温故录》一卷、《潜究室札记》一卷、《护德瓶斋涉笔》一卷、《寐叟题跋》二集各上下册。

沈曾植的著作正式刻印出版的少，未加整理刊行者尚多。1947年夏，沈曾植之子沈慈护将所存其父的有关书籍、书札等交与钱仲联先生。“书名繁多，或数页而止，短书杂札，往往书于帐册之背或杂纸之上，虽标明为书，实不过未经整理排比之读书笔记、简端评识而已。”(钱仲联:《沈曾植遗墨选·序》)钱先生客居于海日楼中，按《困学纪闻》、《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的体例加以编次整理，是为《海日楼札丛》，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出版，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列入《新世纪万有文库》再版。

《海日楼札丛》共八卷，卷一为经学，卷二为史学，卷三为域外史、舆地、姓氏、风俗、目录版本之学;卷四为儒道、政论、术数、医学;卷五为佛学;卷六为道教、回教、波斯教等;卷七是有关诗、文、词、曲、乐律之学;卷八为碑帖、书画之学。该书“虽此属畸零汇辑之书，未足见寐叟学术之广博弘大，然未尝不可窥豹一斑”(钱仲联:《沈曾植遗墨选·序》)，“我们在这里可以多少看到沈氏的一些思想倾向和治学方法，以及这一时期的学风和有关于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一些研究材料。”(钱仲联:《海日楼札丛·前言》)

《海日楼札丛》体现出沈曾植深厚的经学功底与独见。如“比兴近易赋近书”条论《诗经》赋比兴说:“《诗》之比兴，辞近《易》。赋则近于《书》，于《风》偶一见，《雅》则全体相类矣。国史之言，本其所掌，本其所学，以为吟咏，而洁静精微、疏通知远之美，不期而与温柔敦厚之情交发而迭起焉。”这里，沈曾植指出《诗》之比兴近于《易》之卦象爻象，赋则近于《书》，有史学存真的意义。沈曾植认为国史在编著《诗经》的过程中，以其所掌所学进行加工，使得《易》之洁静精微与《书》之疏通知远，与《诗》之温柔敦厚之情有相互发明、助益之功。

《海日楼札丛》讲史地部分，每有卓见。如卷二“金史宗浩传北方兵事”条，王国维在《萌古考》一文中的许多论点，他已言之在先。卷二“撒里部陀括里”条中，他敏锐地认定“陀括里”就是《元史》中的王罕脱斡璘，《秘史》中的脱斡邻勒。钱仲联先生指出，沈曾植“……考《魏略》的劭提，即《魏书·鲜卑秃发乌孤传》的寿阗;《魏书·蠕蠕传》的天山，即畏兀儿祖居和林川的天灵山;《隋书》的獘刺国即布拉特，阿得水即额尔齐斯河的下游，《新唐书》的室韦即索伦;《元史》钦察之地即喀山，会通河在金、元之际民间已自开运;指出《水经注》叶榆河的错误;雷翥海是里海而非盐海，据道书以参证地志，知D、闽二地各有霍山都称南岳;都是发前人所未发。”(《海日楼札丛·前言》)

沈曾植“博于佛学”(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六)，1906年他出游日本，获得《大藏经》全部，乃专心钻研佛学，颇有心得。《海日楼札丛》卷五“证不可量”条谓:“《华严经》说:‘十地菩萨，一举足证智功德，九地菩萨所不能知。’说者仅以不思议境视之，漫无著落，非入理谈也。积土成山，积水成川，积巧成神，积善信美大而成圣，积信解行证而成佛。同此知见，积之久而慧异。同此功用，积之久而力异。”“十地菩萨”即佛。沈曾植汇通释、儒，指出成佛极尽艰苦之能事，境界不同，其生命体验自不相同，但循序渐进，安忍精勤，恒久不息，虽不成佛，也会有“慧异”“力异”的效果。

《海日楼札丛》中有关道教的内容亦有不少，涉及道教史考订、《道藏》源流、道佛关系及道教与政权的相互作用等问题。卷六“陶隐居”条说:“张陵之法，扩于葛玄;葛玄之法，裁于宏景。自唐以后，宏景之道大行于世，伪鄙之仪，荒诞之说，浸以废灭。”沈曾植指出自张道陵的五斗米道至陶弘景开创的茅山上清派，道教的民间色彩逐渐淡化，从而迎合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需要。

沈曾植论诗颇具史家眼光，高屋建瓴。《海日楼札丛》卷七“史例治诗词”说:“以事系日，以日系月，史例也。宋人以之治诗，而东坡、山谷、后山之情际，宾主历然，旷百世若披帷而相见。彼谓诗史，史乎史乎!沤尹侍郎乃今复以此例施之于词，东坡其乘韦也。”在沈曾植看来，诗词未尝不可以史例治之，通过对诗词作系月系日的编辑，可使创作者个人的情感、经历等得以清晰、完整的展现。

沈氏早岁精帖学，后来从包世臣那里悟得笔法，壮年嗜张裕钊，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派为一体，“错综变化，发抒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王蘧常《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引金甸丞语)，论艺者许为大家。《海日楼札丛》论书画部分，颇多精论。例如卷八“论行楷隶篆通变”条说:“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完白(邓石如)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董其昌)、天瓶(张照)、石盦(刘墉)以行作楷之术也。碑额瓦当，可用以为笔法法式，则印篆又何不可用乎?”在沈曾植看来，各种字体如行、楷、草与八分、隶、篆，都有一种相通的精神气质，可以通过调和而变化生新。

沈曾植以乾嘉考据学的治经方法，承续道咸边疆舆地之学，又综览百家，试图通过对传统学术的系统清理，校订史文，阐释有关人事、地理、名物和制度等，以期达于经世致用，这是完全值得肯定的。他因考据而求通识，故常能慧眼独具，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作为有着多方面学术成就的一代国学大师，沈曾植当受到更多的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