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00年，印裔美籍作家裘帕·拉希莉凭借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成为“普利策文学奖”史上最年轻得主，此后，她的名字就和后殖民、族裔文学、移民文学等紧密联系在一起。2003年，裘帕·拉希莉首部长篇《同名人》出版（同名电影2006年上映）。沉寂十年以后，第二部长篇《低地》（2013）问世，旋即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英国曼布克奖。

从移民/族裔文学的范畴看，她和“英国移民三雄”（奈保尔、鲁西迪、石黑一雄）等属于同道；如果将书写语言（英文）和创作语境视为最大公约数，又可以将她和哈金、李翊云等归入美国移民文学的谱系。然而，无论我们以何种标签将裘帕·拉希莉归之麾下，都难免犯错。裘帕·拉希莉是一位对文学有着清醒认识的小说家，她不断地“穿越边界”，在叙述“低地”的同时，也构筑起了一块文学“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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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人》的叙事起于1968年。

有心的读者必然会联想到“全球1968”,当时的世界到处都掀起了一阵革命旋风，反对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追求平等……这个特殊的年份成为全球政治气候转变的风向标。无独有偶，到了《低地》，原本只是背景的时间走向了故事前景：“纳萨尔巴里运动”、“联合阵线政府”、革命、暴力、平等、民主……《同名人》中没有涉及的广阔的历史，被裘帕·拉希莉的目光逡巡着、注视着。

身处历史漩涡中的兄弟俩苏巴什和乌达安自幼生活在贫困、肮脏的“低地”，面对革命的发生，兄弟二人采取了迥异的态度：弟弟乌达安向往革命，对托利俱乐部（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恨之入骨。他对革命的向往，对反抗剥削制度、推翻统治阶级、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社会的理想，只有置于1960年代的革命浪潮和印巴分治以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方可得到解释；与此相对，苏巴什更像《同名人》中的艾修克，他保守、务实，对乌达安的行为，充满了困惑，最终他赴笈美国，远离了“低地”。

纳萨尔巴里运动是印度共产党人在1967年发动的农民武装斗争，受其感召，乌达安的“反文化”倾向也愈演愈烈。对他而言，能否取得学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变国家的不平等和落后，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他与高丽相爱，在极端主义思想的侵染下，竟利用高丽为他监督警察，并最终将一名警察秘密杀害。

这也导致乌达安被警察拘捕，乌达安的父亲、母亲，还有新婚的妻子高丽，亲眼目睹子弹打穿乌达安的身体。乌达安因此成为这场革命的牺牲品：“那血不仅仅属于警察，也成了乌达安的一部分。以至于当警察躺在巷子里死去的时候，他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开始消退，不可逆转。”得知弟弟被杀害的消息，已在美国求学的哥哥苏巴什不得不返回加尔各答，最后以婚姻的方式，保护了高丽，将怀有身孕的她带到美国。

裘帕·拉希莉在很短的篇幅内，就勾勒出一幅广阔的社会图景。兄弟俩背道而驰的人生选择、高丽的独立性，都为后文的叙事埋下了伏笔。相比《同名人》大量繁复、细致的“互文”，《低地》显得更为克制。后者不论叙事语言还是场景、细节的描写，都比《同名人》有了长足的长进。这次，没有巨细靡遗的心理呈现，也没有对人物身处的环境作细描。所有的一切，都以相对冷静、客观的语调细细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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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丽随着苏巴什抵达美国开始新生活时，这部小说才真正拉开序幕。也就是说，重要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发生后掀起的滔天巨浪，即所谓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言的“革命的第二天”的问题：“革命观念仍然给一些人施了催眠术。但真正的问题出现于‘革命后一天’。那时，世俗世界将再次闯入意识领域，面对难以驾驭的由物质刺激引起的欲望和将权力传给后代的欲望，道德只是抽象观念。”渺小卑微的个体如何应对革命的创伤？这才是裘帕·拉希莉所聚焦和思索的问题。

在《低地》中，无论是高丽、苏巴什，还是高丽的女儿贝拉，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处在扭结、错位的状态：乌达安虽然死了，但他的幽灵无处不在；苏巴什渴望和高丽重组家庭，但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乌达安的“替代品”；而高丽在丈夫死后，囿于精神和心灵的创伤，一直无法坦然接受新的婚姻。她内心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乌达安死去的1971年（也即纳萨尔巴里运动被镇压的那年）：“她是她的罪行唯一的原告，唯一的守护者。由乌达安保护，被调查员忽视，让苏巴什带走。正是在遗忘的行为中被判刑，因释放而受到惩罚。”也就是说，在乌达安死后，高丽意识到自己是他的共谋，然而，乌达安却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她，使她免于灾难。时过境迁，即便换了新环境，高丽仍旧无法释怀。她对哲学的热爱，对独立生活的渴望，最终使她抛弃了家庭，在完成博士学业后，独自前往加州生活，从此杳无音讯——给女儿贝拉留下了无法挽回的精神伤害。

贝拉在母亲缺席的情况下长大成人，她的人生追求和家庭、婚姻关系无关，大学毕业后，她四处游走，辗转不同的牧场和社区工作，过着一种游牧民族般的生活。她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残酷的“谎言”当中，为了保护贝拉，苏巴什和高丽掩盖了乌达安是其生父的真相。他们制造的谎言是革命、历史、家庭、兄弟情义和无可奈何的爱的产物，当贝拉意外怀孕并决定将婴儿生下来时，苏巴什意识到，如果不戳破这个谎言，那么伤害将遗传至下一代，“他取代了乌达安，变成了她的父亲。但是他不能以同样鬼鬼祟祟的方式成为一个祖父”，可对贝拉而言，“她一生都被骗了。然而这个谎言拒绝容纳真相。她的父亲仍然是她的父亲，即使他告诉他他不是。即使他告诉他乌达安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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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隐藏在《同名人》和《低地》存在的延续性：命运的轮回和重演。高丽对叔本华和尼采的循环时间异常着迷，“在英语里，过去的是单边的；而在孟加拉语里，昨天对应的单词，kal也用于明天。在孟加拉语中，你需要一个形容词，或者依靠动词的时态，来区分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在印度哲学中，三个时态——过去，现在，未来——据说同时存在于上帝那里。上帝是永恒的，但时间被人格化为死亡之神。”对高丽而言，她的所有选择，都是一种重置时间，遗忘过去的努力，“有了孩子，时间就会重置。我们也就忘了之前的事情。”

但遗憾的是，时间笔直向前，发生过的永远无法更改。这也使得《低地》在探讨命运、家庭关系的同时有了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这是小说内含的叙事线索，时间为这部小说织就了一张“巨网”：《低地》八个篇章的叙事，依靠的是不同人物视角的转换，叙事人利用小说人物各自的限制性视角推动情节，而不像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因此，不同的时间、故事片段、人物与人物的关系，构成了巨型的时间迷宫，只有读到最后，我们才能得知故事的真相。这是《低地》更为成熟之处，没有《同名人》那么明晰的叙事指向，它所营造的“迷宫”和悬念，吸引读者一路追逐，并最终抵至故事的核心。

对裘帕·拉希莉而言，“低地”在小说中不仅仅是革命暴力的发生地，也是乌达安被逮捕的地方。当雨季来临的时候，雨水就会从高处流向低处，这是对低地作为表层的地理空间的意义，而延伸开来，低地还是一个叙事的装置，读《低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的叙事最后都像水流一样流向低地，不管人物命运最后走向如何，最终都会回到这里，比如高丽，故事的结尾，她最后回到了加尔各答，回到了低地，试图寻回过去。小说里很多人的命运都从这里出发，而叙事不管如何分叉，最终都会归结到低地。因此，“低地”至少有三重功能：一个叙事的装置，一个地缘政治空间，一种历史革命的象征。裘帕·拉希莉远离印度，却时刻心系着那片热土。通过对时间的追寻和重构，借助《同名人》和《低地》这两部小说，裘帕·拉希莉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奥德赛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