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希腊的理由
来源:文艺报 | 李建军 2019年11月11日08:02
契诃夫说:告诉我你读什么书,我就会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准乎此,似乎可以这样说:告诉我你读过什么书,我就会知道你可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因为,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固然决定于自己的个性和时代的风气,但也是他所读作品影响的结果。作家阅读的经典作品越多,他的写作意识和写作经验才有可能趋于成熟。
就20世纪的情况来看,中国作家的阅读视野和知识构成,显然不够开阔,普遍不够完整。我们否定和排斥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极大地忽略了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的英国文学和古希腊文学。尤其是伟大的古希腊文学,我们对它的阅读和接受,对它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都很不充分。完整地阅读《伊索寓言》的中国作家也许不少,但系统地阅读《古希腊神话和传说》和古希腊戏剧的中国作家,恐怕就不是很多了。至于《荷马史诗》,一行一行细细读过,且颇有所获的中国作家更是屈指可数。
如果说,古希腊人就像伊迪丝·霍尔在她的那本著名的《古希腊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中所说的那样,具有质疑权威、渴望知识、善于表达等“十种特殊品质”,那么,古希腊文学,在我看来,就具有富于人性、热爱自由、追求荣誉、悲剧精神、英雄主义、欢乐活泼等精神品质,以及庄严崇高、朴素亲切、清晰准确、坚实有力、不尚雕琢等文学气质。用伊迪丝·汉密尔顿的话说,希腊的诗人“喜欢事实。他们对铺张的辞藻没有什么兴趣,他们讨厌夸大其词”(《希腊精神》,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53页);这样,他们就始终保持“对事实的敏感”,“对幻想和形容词一直保持警觉”(《希腊精神》,第54页)。在艺术创造上,希腊人倾向于限制而不是放纵自己的自由。他们热爱秩序,服从法则的约束,致力于寻找将混沌引向秩序的线索。在伊迪丝·汉密尔顿看来,对秩序的热爱,对法则的服从,乃是“希腊人最大的特征”(《希腊的回声》,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6页)。
要知道,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的寓言、戏剧和史诗,不仅是欧洲文学获取灵感和技巧的武库,而且是西方文学生根和成长的土壤。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都从荷马史诗里汲取了丰富的文学经验。1855年,在写《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27岁的托尔斯泰,就从荷马那里获得了深刻的启示:“为什么荷马和莎士比亚一类的人讲的是爱情、光荣和苦难,而我们的当代文学却只有‘势力’和‘虚荣’的无穷无尽的故事呢?”(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19页)事实上,托尔斯泰的一些艺术手法,也是向荷马学来的。例如,他描写渥伦斯基与卡列宁见面,用一条狗在下游喝被上游的一条狗搅浑的浑水,来比喻渥伦斯基的懊恼心情;他的这种高妙的比喻技巧,就是荷马最擅长的“事喻”修辞。
如果说,伟大的文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那么,古希腊文学也应该成为中国文学的武库和土壤。我们应该像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那样,从荷马史诗等伟大作品里,获得丰富的文学经验资源。虽然作为一种指代性的修辞,“言必称希腊”不过是对教条主义学风的象征性批评,而不是针对希腊文化和希腊文学的具体批判,但是,从后来的情形看,关于希腊文化和希腊文学,确实很少有人认真对待和热情称道了。事实上,关于希腊文化和希腊文学,中国作家的了解实在有限,所以,纵有“言必称之”之愿望,亦无“称引无碍”之能力。就文学实践来看,我们在中国作家的写作中,几乎完全看不到古希腊文学影响的影子。对古希腊文学的疏离和隔膜,限制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也不利于我们的叙事能力和修辞能力的提高。
值得庆幸的是,最近,我终于意外而惊喜地读到了一本书,一本由中国作家写出来的讨论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书。
这本书,就是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理由先生所著的《荷马之旅:读书与远行》。
作为一部“开拓性的文学笔记”,此书卓异而厚重,包含着作者理由对希腊文学的深挚的热爱与深刻的理解。
正因为热爱,理由才肯不远万里,走近希腊,走近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时代;正因为热爱,他才会如此耐心地阅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16000行,《奥德赛》12000行,他一行行地细读,用心地体会。
足历目见,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致知方式。在阅读中行走,在行走中阅读。理由将行走与阅读结合起来,以所见的外部世界,来印证所读的文本世界。通过观察希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理由为自己阐释荷马史诗,建构起了可靠的语境和根据。再加上优美的文学表达,遂使他的这部著作,达到了文情并茂、诗意沛然的境界。
理由走近有着2000多座岛屿和13000多公里海岸线的希腊。他行走在这个曾经有过22个城邦的国度里。他探访特洛伊废墟,登上险峻的迈锡尼城堡,徜徉在雅典的帕特农神殿。他眺望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凝视阳光映照下的爱琴海。他像一个目光敏锐的艺术家一样,发现了爱琴海独有的蓝色。那不是蔚蓝、碧蓝、湛蓝,也不是瓦蓝、青蓝或宝石蓝。用这些形容词,并不能状写出爱琴海所独有的蓝。于是,理由这样写道:“哦,它是妖蓝!就像魔女勾魂的神秘的秋波在闪烁;那颜色说不上妩媚,却极具诱惑力,令人心旌飘摇。”“妖蓝”,这是理由的一个发现。如果没有足历,就不会有目见,就不可能窥见爱琴海那魅惑人的别样的美。
向外,走向自然,走向大地母亲的怀抱;向内,走进文本,走进作者的心灵世界。理由主要从文学性和人性两个角度进入文本,展开阐释。他的目的是说明这样一些问题:荷马史诗的难以企及的诗性之美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为什么说它包含着叙事文学的全部奥秘?在人性表现上,它达到了怎样的深刻程度?在人文精神表现上,它又达到了什么样的崇高境界?
理由认识到了荷马史诗的丰富价值。单就艺术成就和文学价值来看,“荷马史诗几乎展现了长篇叙事文学的全部艺术技巧”。他用生动的例子,揭示了荷马的两个最重要的艺术手法:一个是明喻,一个是直叙。他还揭示了荷马史诗在叙事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作者态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荷马把所有人都当作人来写,绝不随意而浅薄地显示自己的爱憎态度,既不明显地同情自己的同胞,也不简单地仇恨祖国的敌人。理由根据自己的理解,并借助克里斯蒂安·迈耶的观点,完整地概括了荷马在叙事上的三个鲜明特点,即成熟性、隐匿性和现代性。可以说,正是这些成熟而非凡的叙事能力,使荷马史诗克服了3000多年的时间阻隔,赢得了现代读者的强烈共鸣。
人性是理由进入荷马史诗的另外一个通道,也是他阐释荷马史诗的另外一条线索。理由接受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人性观——“人总是人性的人”。他相信人性是文学的恒久主题。在他看来,久远历史上形成的人性,有一个普遍而稳定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结构;这些内容和结构,就是“人的动物性加之以语言为标志的灵性”。他对那种未受扭曲的“裸露的人性”,即纯真天性和健康性格多有肯定。布克哈特在《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中说:“在那个时代,情感还没有被反思割裂开来,道德的准则还没有被分离到存在之外”。正因为这样,荷马笔下的人物,全都“凭着欲望、本能、感情以及情绪行事放纵,尽兴宣泄他们的愤怒、恐惧、痛苦欢乐和野性”。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也许不是充分健全和完美的,但却是非常自然和可爱的。
在荷马的叙事里,希腊人将一切都人化了。宗教是人化的宗教,神是人化的神。神像人一样自然和真实。在理由看来,荷马根据人性创造了神,界定了神性,从而最终影响了希腊的历史进程。然而,荷马的这一伟大成就,可能被我们低估了。理由因此发出了深深的感喟:在荷马之后,“人们不再裸露鲜活的自身”。不仅如此,他还在开阔的比较视野里,深刻地揭示了东方国度民族身心弱化的原因。有必要指出的是,两相比较,始终是理由的一个研究视角。他时时将目光转向自己的母国,顾盼有情,认真思考那些可与古希腊相互比照的问题,例如,中国人为什么不像希腊人那样自然而健康地生活?中国人的人性为何没有朝着希腊人的自由境界发展?中国为何没有产生《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样的史诗?
对荷马的两部史诗的文本解读,是理由这部书最为出彩的部分。他像摩挲瑰美的玉器那样,摩挲着荷马史诗的每一行文字和每一个细节。他还从艺术上阐释了荷马的文学天赋和伟大成就,例如,《伊利亚特》主题的巧妙转换,以及荷马所发明的包括“内心独白”在内的所有技巧。他最终的结论是:荷马在3000多年前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不仅难能可贵,而且难以企及”。
但是,如果认为理由仅仅满足于阐释荷马史诗的诗学价值,那就错了。因为,他也关注人性,关怀现实。他从荷马的叙事中看见了复杂的人性——看见了攻击天性、嫉妒心和贪欲,看见了人们对荣誉的渴望、对友谊的忠诚,看见了恻隐之心和高尚的利他主义,看见了体育对战争的升华和超越。他试图从古人的叙事里,寻找疗治今世人心的良药。他反对“性恶论”,因为,人性是复杂的,而且是可变的。他肯定孟子、休谟和斯蒂芬·平克等人的积极人性论,但也强调了环境决定论。在分析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差异性的时候,理由表达了对某些“蛊惑”之论的不满,甚至情不自禁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对抗意识。
尽管在本书的结尾,关于人性,关于人性所导致的现实冲突,理由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案,但是,他称道和阐释希腊文学的理由,却是充分的:研究荷马史诗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伟大的文学,是因为它能对我们认识人性并升华人性,提供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