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好骨头》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河南大学出版社

今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八十岁。而老去可以是一桩有趣的事。

十九世纪的诙谐诗人爱德华·李尔有一首传唱甚广的滑稽诗《猫头鹰与猫》，讲这两只相爱的动物搭上豆青色小船去加勒比海里漫游，弹着吉他，月光下跳舞。阿特伍德改写了它，诗变成《猫头鹰与猫，若干年后》。

她说：

喔，我的爱人，

纸板做的漏水刚朵拉已带我们航行了这样远，

载着我们，还有纸吉他……

现在的我们是秃顶猫头鹰和风湿猫……

可是唱吧，继续唱吧……

我们仍旧拥有月光。

谁会想到一首哄孩子的小诗还会有唱和，在一百年后？谁会想到寓言式粗线白描加上自黑细节种种，能变成淘气老太太关于年华、经验和救赎的浪漫自嘲？绕着李尔留下的一簇细丝——无意义小诗，一张晶莹的蛛网织成，而意义在蛛网的每一个连结点生成。与前人的文本互文，和周遭世界的价值、关切与生活方式互文，阿特伍德可是一把好手。而她轻瘦的小品集《好骨头》，则是蛛网四结的幽暗洞穴，是意义蔓生的午夜游乐场。

阿特伍德生活的世纪，是一个剧变的世纪。当一代又一代的父母给孩子讲述小红母鸡的童话——那只无人帮助，自己拾稻、耕种、打糠、磨面，烘烤面包，并且拒绝与并未付出劳动的 “朋友”们分享的小母鸡的故事——天真的讲述者不知道，这看似亘古不变的道德训诫，关于清醒负重、自力更生和财富聚集的道德训诫，其实来自那若干个世纪里西方世界上升阶级所开创和信奉的秩序。让这只小家禽在二十世纪仍然理所当然、安静无闻地吃完一条手工面包？阿特伍德可不会同意。她重写这个被习以为常的童话，让《小红母鸡倾诉了一切》，大刀阔斧地改变了故事的走向。旧童话中的小红母鸡骄傲地吃掉了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懒惰的朋友们在一旁直咽口水。而阿特伍德的小红母鸡被以公平之名要求分一杯羹的猫咪、猪、狗、羚羊、牦牛、石龙子和虱子绑架，他们指责、自残、威胁——想想蔓延在今日西方的平均主义、福利主义的诉求吧——这个时代的小红母鸡面对的可不是一个单一资本逻辑的世界，它要令人眩晕得多了。

更妙的还不止于此。阿特伍德的小红母鸡居然当真将面包拱手相让！她抗议旧童话的结尾，声称这是对母鸡天性的悖离。母鸡怎会不谦逊、顺从和忍让？她为自己是一只母鸡却曾想过独占果实而道歉。小红母鸡这习得的谦卑在《好骨头》中不断复现。她们是险些不能嫁入宫殿的灰姑娘、白雪公主、海的女儿和莴苣姑娘，是一听蛇夸夸其谈的蛊惑便吞吃知识树上免费苹果样品的夏娃，是衬裙、首饰、粉盒跟吊袜带一应俱全而脑袋空空如也的芭比。她们接受自己智识上的第二性，并把这娇憨的缺陷作为砝码，交换来自男子的爱。她们曾被囚禁在南瓜车、花园边的高塔，可是她们欣然接受这规训，因为到最后，她们自己也相信，唯有如此才能平滑舒适地进入男性主笔的叙事，成为五百年的爱情诗中被抽象、美化和追逐的幻影。

她们唯独不是《格特鲁德的反驳》中哈姆雷特那大胆莽撞的母后。这位中年妇女站在莎士比亚从未给她的舞台中心，用莎士比亚从未给她的声音解释了一切。她嫁给克劳狄乌斯并非出于软弱，也非出于愚蠢——这可是几百年间正统解读给她安下的罪名——不，都不是。恰恰相反，是她自己选择了克劳狄乌斯，因为这位王弟虽然身形发福，不如兄长那般英俊如太阳，如鹰隼，但他自懂得怎样把日子过得有趣。她不是莎士比亚笔下禁锢于深院、与高贵冷淡又自私的国王凑合度日的扑克脸王后，她享受食物、酒、寝宫和欢爱。她震惊莎士比亚四百年来的读者：

哦！你居然这么想？你以为克劳狄乌斯杀了你爸爸？好啦，难怪你在饭桌上对他那么粗暴了！

……

不是克劳狄乌斯干的，亲爱的。

是我。

很酷的格特鲁德，不是吗？这一点也不奇怪。阿特伍德从少女长成的时代，是二战刚刚结束的时代；是成千上万的妇女从军需工厂回归家庭，早披婚纱、养足四个孩子的时代；是职业指南上为男子列出一百种选择，为女子列出五种——护士、公立学校教师、空姐、秘书、家政——的时代。但那一片保守的平静下，暗流开始汹涌。不要忘了，那也是猫王出道的时代，是短袜晚会和汽车影院开始流行的时代，是大学女生中间出现穿着黑色高领毛衣、神色睥睨一切、抽烟写作的文艺青年的时代。在一次访谈中，阿特伍德说，一开始，她被这些人吓得不轻。但下一步呢？她不久便开始惊吓他人。她的整个童年都跟随当昆虫学家的父亲在加拿大的寒冷森林里度过。大自然的生存方式对女孩男孩的要求毫无区别：愚蠢是致命的——它引起山火、船难和风暴天的死亡；软弱是无益的——无论你怎样撒娇和哭泣；只有好奇心、行动力和谨慎感，它们不偏不倚，让人在森林里生存下去。格特鲁德繁复拘束的伊丽莎白百褶领，大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阿特伍德换成了朋克风的黑色毛衣高领。

阿特伍德不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说她在女性主义者当中的偶像地位纯属巧合。虽然看过《使女的故事》的人几乎不能相信她的声明，但《好骨头》的读者当能理解。她的怜悯和关心——别怀疑，虽然她的口吻永远聪明又辛辣——对象广阔得多。她怜悯男性，怜悯存在主义困境中的一切灵魂。她改写了恐怖的童话《蓝胡子》——改得愈加恐怖。新娘用金钥匙打开禁忌小屋，发现的不是血泊中的前妻尸体相摞，而是一个死去的孩子。蓝胡子照例适时地出现，先说，“我生了他”；又说，“就是我，别害怕。”

当华兹华斯雀跃地写道“孩子是成人的父亲”，大概很难想到自己发明的浪漫规则会用进如此哥特的语境。阿特伍德的蓝胡子不止是施害者，他也是受害者本身。他的忧郁始终大过暴戾，因为他的造物主迷失于两次大战后硝烟未散的时代，而他的身体——和其他所有男人的身体一样——生来就在等待屠戮他人或被他人屠戮的宿命。阿特伍德帮蓝胡子追溯尚在子宫的时光，那里没有无间的温暖亲密，只有异乡的黯淡可怖。母亲的心跳不是节律舒缓的抚慰，而是不祥的鼓点敲击。这令人毛骨悚然的鼓点曾被《鲁滨逊漂流记》里的星期五听见，也曾被《黑暗的心》里的马洛听见；历经数个世纪，它只是变得更加令人惊惧不宁。如果说星期五和马洛的恐惧背后有殖民者的野心，蓝胡子的恐惧背后只是一片存在主义的虚无。阿特伍德对蓝胡子，对被异化的男性，也有无边的共情。

她怜悯在消费主义的拍岸浪蚀下渐被掏空的人类审美。对十七世纪的诗人，特洛伊的海伦曾拥有一张“发动了一千艘战船的面孔”；而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她令人啼笑皆非地变成了每个小女孩玩具屋里的芭比娃娃。与她可笑的男朋友娃娃肯一道，他们拥有“那张带动了一千种周边产品的面孔”。

她怜悯理论泛滥年代里奇思妙想的寸步难行。每一个旧童话的标准开头——“从前有个穷苦的姑娘，心地善良，长得也漂亮；她和她那坏心眼儿的继母住在森林里的一幢房子里”——都隐藏了无数会被某种理论攻击崩溃的蚁穴，从经济学上的“穷苦”，到性别意义上的“漂亮”，及至精神分析里的“坏心眼儿”，批评者们还会对这姑娘的肤色和种族指指点点，他们甚至想要干涉“从前有个”这寥寥几字的语词本身。在甚嚣尘上的争吵中，叙事的可能性本身令人遗憾地被取消了。

而阿特伍德在抵抗。她是一只狡黠的蜘蛛，攀住恢弘正典里、孩童睡床前、市井闲话间透出光芒的细丝，吐丝织网，相扣相连。蛛网本身没有颜色，它折射来自文本历史、周遭时代的无穷亮光。意义在衍射中瞬息万化地生成，以戏仿、反讽、叛逆、翻新的方式。阿特伍德的午夜游乐场，就像她童年栖居的幽深森林，向无惧探险的读者发出秘密邀约的信号。

（作者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