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9年9月10日，在捷克伏契克协会参加《报告》版本展示，左一为作者，左三为捷克伏契克协会主席叶涅内克

2019年9月8日，在捷克布拉格，我们一行开始了《绞刑架下的报告》的重读之旅。这一天，是捷克反法西斯战士、作家、记者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牺牲纪念日。1943年9月8日清晨，他在德国柏林勃洛琛斯监狱被纳粹杀害，年仅40岁。伏契克是在1942年4月24日晚上被捕的，当即被押往德国盖世太保驻布拉格司令部所在地佩切克宫，当时，伏契克蓄着大胡子，在严刑拷打的审讯中他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直到被叛徒指认。之后，他被关押在布拉格近郊的庞克拉茨监狱，正是在那里，他用铅笔头在一张张碎纸片上写下了举世闻名的不朽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失而复得的一页手稿

秋天的布拉格，在伏契克的笔下是金光闪耀的。9月10日，我们在捷克伏契克协会细致了解了伏契克《报告》近75年来的出版历程。

《报告》的发现很偶然。

1945年5月，希特勒德国宣布战败，战争结束了，被纳粹关押在位于柏林北面80公里处的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古斯塔·伏契克娃重获自由，回到布拉格。那时，她完全不能接受丈夫伏契克已被杀害的事实，到处探听他的消息。6月9日，伏契克的妹妹莉布谢在《红色权力报》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希望知悉伏契克在被捕之后的任何详细情况者，来信告知她和伏契克娃。没几天，就有人回了信，信中附有一份关于伏契克的“旁证材料和情况介绍”。写信者说，这份材料是受一位中学校长约瑟夫·佩舍克的嘱托转寄给她的，而佩舍克曾经与伏契克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可惜的是，他在狱中受尽折磨，才出狱回到祖国就去世了。在这份材料中，佩舍克说，他和伏契克一起被关在庞克拉茨监狱的267号牢房，他们之间建立起了父子般的关系，伏契克称他为“老爹”，并告知他说，他所写的狱中笔记和案情材料都交给了一个捷克看守科林斯基，由他代为保管。

伏契克娃即刻开始寻找科林斯基。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住在离布拉格60公里外的科林斯基，他交给伏契克娃几张长条形、已经发黄了的小纸片，上面的文字正是伏契克的笔迹。这些纸片每一页的左上角都标着号码：136-141，右上角则写有一个“R”字母。伏契克娃问，还有其他的小纸片吗？科林斯基说他正要把它们找回来，因为他分别藏在各个地方，其中有一处是在洪波列茨。

与此同时，根据其他人提供的线索，伏契克娃在7月初去布热弗诺夫找到了一名叫斯科热波娃的女士，她从藏在地窖土豆堆中的一个长方形铁盒里，抽出一叠小纸片，上面同样有伏契克的字迹。斯科热波娃女士告诉伏契克娃，这些小纸片是她丈夫寄给她的，那时，她丈夫被关在庞克拉茨监狱当杂役，有一个叫雅罗斯拉夫·霍拉的捷克看守常常把一些囚犯写的信函带给他，并让他设法寄回家里藏匿，其中就有七页伏契克的手稿。斯科热波娃的丈夫已在1944年被枪决。

伏契克娃拿到的这些小纸片左上角标有页码78-84，右上角写有“R”字母。没过几天，伏契克娃又得到了科林斯基找到的150多张标有页码的伏契克手稿，就在第一页上，伏契克这样写着：“《绞刑架下的报告》——jef——1943年春写于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不过，伏契克娃发现，科林斯基和斯科热波娃女士保存的手稿加在一起，还是少了一页，即缺第九十一页。

尽管这样，1945年10月，封面设计简洁而撼人的《报告》正式出版，顿时引发了捷克乃至全世界读者的关注，短短数月，又发行了第二版，虽然仍旧缺少一页。

1946年春，伏契克娃在参加布拉格举行的一次青年集会时，一位15岁的女孩找到她，并对她说，她是洪波列茨人，1945年春，她去洪波列茨的扎沃茨卡夫妇家作客，听说一个庞茨拉克监狱的看守委托他们家代为保管伏契克的一些手稿，她便要求看看，于是，主人便把手稿从密室中拿了出来。女孩后来把没有读完的最后一页夹在一本书里带走了，之后她又把书借给了别人，直到最近，夹有那张小纸片的书才还了回来。那张小纸片正是手稿第九十一页。此后出版的第十版才最终把缺页补上。

后来，伏契克娃还找到了伏契克的另外八页手稿，每页的右上角都标有一个“L”字母，内容都与文学有关。现在可以确定的是，“L”是“文学”一词开头的第一个字母，而那167页标着“R”字母的即是“报告”一词开头的第一个字母，也即《绞刑架下的报告》。

《报告》自1945年首次出版后，已在捷克印行了36版，随着岁月的流变，《报告》的出版也与时俱进，愈益完善。

异常艰难的写作过程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捷克出现了一股否定伏契克的风潮。9月13日，我们在拜访第一部伏契克传记《为欢乐而生》的作者、作家、文学史家、艺术评论家格里加尔时，他向我们介绍了这股风潮的来龙去脉，他不无深沉地说道：“对伏契克的尊崇被一场诽谤和最卑劣的谎言风暴所取代——伏契克不再是英雄，而是一个叛徒；不再是一个无畏的抵抗战士，而是一个懦夫；《绞刑架下的报告》并非其作品，而是他人伪造的赝品。在我看来，这不啻是对伏契克的第二次行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捍卫伏契克荣誉和精神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对《报告》展开了专业而深入的研究。

1991年，捷克伏契克协会成立。协会建立伊始，便抢救性地对见证伏契克写作《报告》的相关人士一一进行采访。

由于科林斯基已经去世，所以，他们调阅了他在战后所写的一系列证明材料。科林斯基在材料里写道，其实伏契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信任他，将他带给他的铅笔和纸藏在牢房的草甸子里，可却一直没有动用。直到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42年6月初，当伏契克遍体鳞伤地从佩切克宫审讯完回到庞克拉茨监狱，科林斯基才再次建议他写些东西。他跟伏契克说，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将来，使您知道的一切不至于随您一起消失。这一次，他的话打动了伏契克，并使他相信科林斯基是“我们的人”。伏契克最早写的是标记“L”的文学评论部分，直到1943年3月底4月初，才开始了标记“R”的《报告》的写作。写作的进行非常艰难，只能在科林斯基值班而且是白班的时候进行，他会趁着没人，在关押伏契克的二楼267号牢房门口轻轻地敲敲门，示意伏契克可以动手写了。在伏契克写作时，他便在他的牢房周围来回巡逻，一旦发生情况，立即敲两下门，让伏契克停止写作并藏好手稿。写完后，伏契克会敲敲门，把小纸片交给科林斯基，铅笔也总是一同归还。科林斯基立刻将这些手稿藏在监狱厕所里连接水箱的水管后面，晚上下班时，再将手稿藏在皮包盖的麻布层衬里，以防备狱警对他的皮包进行检查。科林斯基帮助伏契克写作并将手稿送出狱外，直到1943年4月，因受到盖世太保监狱长索帕的怀疑，他被调到三楼监房。

捷克看守雅罗斯拉夫·霍拉从1943年2月至同年12月在庞克拉茨监狱服役十个月，因援助囚犯而被捕，先后被送进毛特豪森集中营和古森集中营。他在接受伏契克协会的采访时说，他与科林斯基同在二楼监房执勤，两人常常互相帮助，协同工作。科林斯基调走时，告诉他伏契克正在写作，让他把铅笔和纸送到他的牢房里，并且要给他放哨，以免被人发现。可即便这样，还经常险象环生。有一次几乎闯下大祸，盖世太保突然从一楼跑上来，直扑二楼关押伏契克的牢房，霍拉都已经来不及给伏契克报警了。伏契克就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进行写作的。他每次写完就把手稿连同铅笔交给霍拉，霍拉则即刻藏到厕所里，下班后，带出监狱，然后在街上或者有轨电车里再把它们交给科林斯基。1943年5月，伏契克再次被押往佩切克宫受审，盖世太保告诉他说，他的案子已移交法院审理。这种情况表明，他不久就要离开庞克拉茨监狱，被押解到德国的纳粹法庭去了。有鉴于此，伏契克决定把他的狱中作品大大缩短，尽快结束，以免成为未竟之作，为此他加快了写作进度。6月9日，在得知第二天将被押往德国后，他全力以赴，一口气写完了最后一章，完成了全部作品。6月10日，伏契克即被转押往德国，先后被关押在鲍岑监狱、柏林刑事法庭监狱和勃洛琛斯监狱，不久便被杀害。

还伏契克一个清白

伏契克协会通过对霍拉以及其他当事人的采访，证明《报告》的写作确凿无疑。

此时，捷克公安部对伏契克《报告》的笔迹展开了鉴定工作，最后确认真实无误。如今，伏契克的手稿保存在捷克民族博物馆档案馆。9月11日，在档案馆里，女馆长和两位伏契克档案保管及研究员向我们展示了一张张夹在玻璃板中的《报告》手稿，并向我们介绍了笔迹鉴定过程。亲眼目睹伏契克在狱中写下的手稿，我们非常震撼，同时感慨万千。

公安部的笔迹鉴定结果出来后，伏契克协会举办了一个关于伏契克《报告》的国际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公布了《报告》的全部手稿，其中有之前出版的所有《报告》版本中都被删除的一些文字和段落。这些被删除的文字和段落，恰恰被居心叵测者利用来作为否定伏契克的“口实”。

专家、学者们认为，1945年出版伏契克《报告》时删除这些文字和段落是情有可原的：第一，战争才刚刚结束，《报告》中写到的一些人还在甄别中，不适合公开。第二，人们正沉浸在庆祝纳粹德国覆灭的喜悦中，伏契克在《报告》里高瞻远瞩的对德国人民所表达的宽容和友善，尚不合时宜。第三，诸如接受德国看守的半截香烟等细节，可能不符合对英雄人物的塑造。第四，由于在异常严酷的环境中写作，而且面临生命最后日子的迫近，为急于完稿，尤其是作为急就章的最后一章，伏契克不得不使用简练、隐忍的笔触，因而没能展开具体的描述，清晰、细腻地写出他究竟是如何采取“与以往有所不同的做法”跟盖世太保斗争，“演一出高妙的戏剧”；如何巧妙地与盖世太保周旋，斗智斗勇，误导他们“忙于抓捕幻影”。这些没有展开叙述的文字若不放在当时的语境下容易引起误读，有可能损害伏契克的形象。其实，我们认为，在今天读来，这些文字更能凸显伏契克写作的危难和艰辛，更能凸显伏契克勇敢、忠诚、乐观、从容、俏皮、机智的个性魅力，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反法西斯英雄的伟大和荣耀。事实上，对留存于世的战时秘密写作，在出版时总是有着不断完善的过程的，一如《安妮日记》，其出版也经历了从删节到全本的漫长历程。

伏契克协会通过对历史档案的查阅，对多名当事人的采访，证明伏契克非但没有出卖过任何同志，而且还保护了一批志士免受盖世太保的追捕，同时他一直在狱中坚持开展对敌斗争，团结、号召难友们坚定信念，乐观向上，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去迎接胜利。1993年，伏契克协会把采访录像制作成纪录片《证词》公映。

1994年，伏契克协会认为出版全文本的《报告》时机已经成熟，“而今各种理由均已不复存在，因此呈献给广大读者一本完整的、原原本本的《报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适时和必要的，特别是在那些不实之词很能迷惑住年轻一代的时候，因为他们极少有可能去亲自认识这位有着世界性声望的同胞的真理。”这就是奥列科出版社全文出版《报告》的真实背景。全文本由七个部分组成，最后一个部分便是捷克公安部有关伏契克笔迹的专家鉴定影印件。

研究成果令人深思

在捷克，有两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很早就开始了对伏契克《报告》的严谨而细致的研究，并写出了极为详尽的评注。1930年出生的雅纳切克和1924年出生的哈伊科娃，带着由历史学家、文学史家、语言学家和勘校专家等一批博学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从纳粹占领时期的捷克抵抗运动史入手，严格遵循科学的历史学方法，对众多细节进行挖掘和梳理，取得了许多新的发现，并独创性地论述了纳粹占领时期抵抗运动中至今鲜被探索的复杂一面，推动对《报告》真实性的确认。两位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设身处地感受人们在极端情况下的思想和行为，重建那些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而且要认识事物的意义，勾勒出隐藏在历史进程中的趋势。1995年夏天，他们发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即首部《报告》全文评注版，他们计划今后持续推进研究工作，不断地推出更新的版本。在为该书撰写后记时，雅纳切克感觉自己在完成毕生的使命，确实，此书才出版，他便于当年12月不幸因突发心脏病猝死，也是鞠躬尽瘁了。而哈伊科娃继续开展研究，直到2012年8月逝世。研究团队于2016年推出了第二版《报告》全文评注版，加入了最新的发现，为加深人们对伏契克以及整个捷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认识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雅纳切克在为首部《报告》全文评注版撰写的后记《怀疑与确定》中，庄重地写道：“现在，半个世纪之后，关于《绞刑架下的报告》（同时也是关于地下斗争和整个占领国体系），可以将我们已见到的最重要信息明确归纳成一句话：许多事情另有真相，然而绝不是全然相反。”这为伏契克讨回了应有的公道、公平和公正。

关于伏契克《报告》的研究成果是令人深思的：尽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对于伏契克的神话式宣传应当反思，但由一个壮烈牺牲了的反法西斯英雄来承担被后人神话导致被质疑甚至被否定的结果，这是不客观、不公正的，而现代社会制造各种神话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历史的记忆不会因为时间的流转而被湮没，或者被随意篡改。正如著名出版家、编辑家、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原副主任叶至善所说：“要把伏契克这样的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从人们的心中抹去，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