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一项显示文学资料学实绩的成果——评《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经是人文学科研究中的显学，也曾取得过多种具有创新意识和学术价值的成果，但是若干年来，却似乎显得有所疲软和沉寂，遭遇到了某种所谓“瓶颈”状态。究其原因，资料方面的贫乏和不足当是显著短板，这不仅表现在宏观的整体文学状态方面，例如对于现代文学创作状态的了解就明显不足；还表现在对于作家作品创作之外的边缘性、周边性、交谊性等与日常生活相关资料的收集和发掘，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中的诸多空缺和盲点，自然也不能不影响到现代文学研究的质量和进展，致使研究者对于作家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创作状态的分析和把握不够真实和精准，甚至出现“一概而论”“远离现场”的误读和误解。

而这种状态近来有了转机的迹象，比如宫立博士最近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结项书稿《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堪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学方面的一大收获，在很多方面弥补了不足和遗憾。这项成果涉及周作人、李劼人、周瘦鹃、郁达夫、梁实秋、沈从文、张恨水、郑振铎、夏衍、胡风、聂绀弩、李健吾、钱锺书、何其芳、徐芳、陈敬容、穆旦、黄裳、汪曾祺、李蕤、张元济、蔡元培、陈望道、洪深、袁昌英、田汉、熊佛西、梁实秋、巴金、朱湘、李霁野、于伶、萧军、吴组缃、赵家璧、曹禺等数十位作家，他们中间有的是现代知名作家，有的则是尚未被研究界关注和重视、但实属为现代文学作出过贡献、发生过重要关联的文化人，他们的佚文佚简散布在报刊书籍的各个角落，以往一直未被发现和注意，而宫立博士不辞辛苦，锲而不舍，把它们从历史尘封中一一检出，并加以认真考释和解读，确实为相关研究和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资源，不仅功德无量，而且补足了很多空白，解答了许多问题，进一步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空间。

例如，在《新发现的郁达夫的题诗、佚简与演讲文稿》一文中，宫立从郁达夫1929年10月1日日记中提到的“作书一封寄陈伯年”说起，详言钩沉了于1929年9月19日日记中提到的给周作人的覆函之内容，信中郁达夫表达了自己当时在文坛所遭受的各种伤害和攻击，对于研究郁达夫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境遇、创作状态和思想变化，都有切实意义。以往的研究有时过度夸大了个人爱情因素的影响，反而忽视了郁达夫当时所面临的文学困境，因为信中说“关于我个人的事情，是一件奇怪不可思议的谣言。上海的各小报及文坛，都在说我已经应了北京燕京大学之聘，去作署名文学系的主任了。并且薪水数目也有，到校的日期也已经有过，弄得大家来问我究竟，我倒反如张天师着了鬼谜，瞠目不能答对，你说这种谣言奇怪不奇怪呢？大约此事的出处，是由革文家等制造出来，意思是在（一）说我拜倒在美国拜金主义之下，（二）说我的确是小资产或有产阶级，每月收入有几多几多，所以是反动的代表。这一种中伤谗诬，实在是可笑得很，但是中国人却专喜欢弄这些小玩意儿，那也是没有法子的。”

除此，此项成果还有一点值得称道，就是在对于佚文佚简的考释中，亦不失对于当下文学研究状态的思考。宫立是陈子善教授的高足，深得“让资料说话”的神韵，但是在资料考释过程中也会融入自己的感悟和理解。例如，在《周作人集外文拾遗略说》中，宫立对周作人《新文学的意义》一文进行了详细考释，认为此应为周作人两次演讲的“重录”，并对于前后几次演讲中的相关话语进行了对比，指出了它们的相同点和相异处。与此同时，宫立在引录周作人在1922年5月30日在北京女高师学生自治会的演讲《女子与文学》所说“文学是人生的或一形式的实现，不适生活的附属工具，用以教训或消遣的：他以自己表现为本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他的效用以个人为本位，以人类为范围”；“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于我们，当作一种专门的研究以外，还有很重要的意义与密切的关系，因为表现自己和理解他人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是极重要的一部分”之后，即有感而发地写道：“这句话对我们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不无启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应只是一门死学问，还应关注现当代研究的当代性，关注文学与当下生活、社会的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应注重研究者个人的生命体验，毕竟文学（包括文学研究）是表现自己和理解他人的，都是‘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是极重要的一部分’”。

此类对于读者富有启发的、短暂的感悟之语，在书稿中还有很多，不仅表现了宫立在考释中的思考和发见，形成了文中连续不断的亮点，照亮了资料中的思想和意义，而且也体现了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和追寻。由此也足以显示这项成果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