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1924年末“溥仪出宫”事件的社会影响对鲁迅的刺激与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及其影响是鲁迅创作《长明灯》的思想背景与重要契机。以《长明灯》为寓言，围绕“吹灯”与“放火”，鲁迅对知识分子践行“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的可行性展开了双重质疑，进而由此确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长明灯》是鲁迅思想演变中承前启后的转捩点，记录了他对过去的反思、态度的变化以及“战斗”姿态的调整，并成为此后许多重要命题较早的源头。

关键词：孙中山北上 “溥仪出宫” 启蒙 革命 怀疑

在鲁迅的小说中，《长明灯》是学界关注不多的一篇。长期以来，它或是被简单作为“反封建”战斗檄文阅读，或是由于与《狂人日记》在精神上存在相似性与连续性，因此又被简单视为《狂人日记》的“老调重弹”或“老调新弹”。人们普遍认为，它“仿佛浅露一些，虽然相当的巧”[1]。这些理解固然有相对的道理，但略显粗浅，不够深切，小说内在的复杂性及背后鲁迅思想的多面性还没有被深入开掘。究竟鲁迅为何要在创作《狂人日记》七年之后，“再来作一篇似乎类似的小说表达七年前似乎就已经表达得相当充分的内容”[2]，仍是有待我们重新探讨的问题。换言之，《长明灯》值得重读，也应当重读，而重读的首要关注点应是它问世的缘起。

一、小说的由来及其可能背景

据鲁迅日记记载，《长明灯》完成于1925年2月28日，随即在3月5日至8日的《北京民国日报》副刊连载发表。《北京民国日报》是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后在北京行辕的机关报，“奉孙先生指示筹办”[3]，创刊于该年3月5日，仅出版了13日，即因孙中山逝世而被北洋政府借口查禁。鲁迅之所以在该报发表作品，是由于邵元冲的邀约。邵是浙江绍兴人，老同盟会员，时任孙中山行营机要主任秘书，并兼任《北京民国日报》社社长。1925年2月17日，他“以同乡关系邀鲁迅宴饮，并约鲁迅为《民国日报》撰稿”[4]，报社总经理黄昌谷随同作陪。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了此事，“邵元冲、黄昌谷邀饮，晚一赴即归。”[5]在这次宴饮11日后，鲁迅完成小说《长明灯》，并于次日亲自送到民国日报馆。

而据高长虹回忆，鲁迅不但为《北京民国日报》撰稿，还是文艺副刊的编辑，“民报出版《文艺副刊》，请了鲁迅编辑。每星期只有三天，篇幅也很小。”当《长明灯》在该报发表时，高看到后表示“是一篇印象颇深刻的文字”[6]。无论高的回忆是否可靠，孙中山北上作为《长明灯》诞生较为直接的触媒则是可以确认的。换言之，始终为鲁迅所关注和敬仰的革命家孙中山北上后的活动与遭遇，很可能触动了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处于苦闷彷徨中的鲁迅，为他重新整理思想提供了契机和参照。鲁迅在《北京民国日报》上发表富有象征意味的小说《长明灯》，即使未必是直接出于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与行动的配合，该小说中也多少潜藏或折射了孙中山及革命的影子，同时内含了鲁迅的复杂情绪与思考。

对于孙中山之于《长明灯》的触媒作用及其身影在小说中的折射，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刘弄潮即已有所认识。据他回忆，1925年3月27日在沙滩红楼，李大钊问他是否看过鲁迅新近发表的小说《长明灯》，有何感想。刘回答，“看是看过了，但是没有什么深刻的了解。不过小说里有一句话‘看了赛会又发狂’，我看了后感到，这次孙中山北上，各大学的学生都活跃起来了，鲁迅先生本来就是个满腔热情的文豪，大概感觉特别兴奋吧。”对此回答，李大钊“点了点头”表示认同[7]。至于鲁迅是否“特别兴奋”，留待后文辨析，不过刘这种虽近于“索隐”但却因关涉时事而显得非常直观的观感提醒我们，从报上读到这篇象征意味浓厚的小说因而将孙中山与小说联系起来的阅读现象，可能代表了当时部分进步青年读者的共同感受或印象。这也说明，孙中山北上是阅读《长明灯》时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

在孙中山北上之前，发生于1924年11月5日的“溥仪出宫”事件所暴露的民国国民眷恋逊清废帝的现象，可能也给鲁迅以较大刺激，促使他反思面向民众的思想启蒙是否有效的问题，并成为《长明灯》创作的潜在导火索及另一重要社会背景。1924年10月底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曹锟政府，随即以武力驱逐逊清皇帝溥仪出宫，并单方面宣布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与新文化知识界对此多表赞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事件在北京一般市绅、工商、市民阶层造成轩然大波。众多老士绅和‘京师总商会’呈请政府恢复清室优待条件，许多北京市民也惶恐不安，如丧考妣。”[8] 如11月6日《顺天时报》载文称“市民等大为惊异。旋即谣言四起，咸谓冯氏此举，即大背民国优待清室之信约，而夺取玉玺，尤属荒谬。”[9]11月7日《晨报》刊载的一篇赞成驱逐的文章中也称对于此事“北京人很诧异很咒骂”[10]。

如果将“溥仪出宫”所引起的北京市民的惊异、眷恋与一个多月后孙中山进京所引起的惶恐、排斥相比，就更能直观地反映问题。据1925年1月5日《大公报》报道称，“北京自中山入都后，一般市民，多感受一种恐怖。其恐怖为何？有谓中山左右，已将京都市民之较为殷实者，均调查清楚，行且按图索骥，一一绑票者”。报道痛斥了这种谣言，呼吁市民“勿轻信谣言，自扰扰人”[11]。在民国的首善之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北京，多半市民却眷恋早已退位的前清皇帝而恐惧民国的缔造者，这种直观的“民心所向”给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刺激。

 

正如程凯所说，“‘溥仪出宫’后，遗老遗少以及商会、市民的反应给新文化知识分子造成的刺激不亚于一次复辟，因为这是一般民众以民意的方式展现出对皇帝的依赖、眷恋，对于民国的不认同，其潜在力量超出武人的背叛民国。新文化知识分子由此感觉到所谓‘民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这是一个失去‘国民’的‘民国’，许多‘民国’的‘国民’其实是生活在‘民国’的‘遗民’，他们的思想、情感认同与‘民国’并不相干。”[13]

“溥仪出宫”事件发生后，新文化知识分子纷纷撰文，批判清室及遗老的不甘被逐与图谋恢复，语气随着形势的变化越来越严峻。以鲁迅担任编辑之一的《语丝》周刊为例，自第1期至第10期，共发表11篇讨论“溥仪出宫”事件的文章，其中第1期有2篇，第4期更是多达6篇，几乎成了“溥仪专号”。起初，他们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清室及遗老，对普通市民同情或心系清室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直到“京师总商会”及各地士绅三百余人联名要求恢复《清室优待条件》，他们才备感警醒和痛心。

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是在《语丝》上还是在《京报副刊》上，都看不到在“溥仪出宫”事件刺激新文化知识分子神经时鲁迅的表态文字。尽管他对此事件及持续的争论始终密切关注[15]，但却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沉默。推测起来，鲁迅的沉默可能出于两个原因：直接的原因是，此时的他已与周作人失和，常常避免与周作人发生交集，而在这一事件中，恰恰是周作人著文最多，风头最盛，鲁迅可能有意地避免了参与“助阵”。深层的原因是，民国已建立十多年而大多数国民的心理仍倾向于清室，思想革命似乎只是新文化人的自打自闹，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触动大多数普通国民，这可能给了正处于精神苦闷中的鲁迅以更大的刺激，使他“说不出话来”。

但鲁迅显然在沉默中酝酿着痛苦而深沉的思考。在“溥仪出宫”事件尘埃落定以后的1925年2月14日，鲁迅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忽然想到（三）》，表露此事带给他的刺激：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16]

这篇文章呼应了2月6日《京报副刊》上《无题的通信》一文中的慨叹：“中华民国建设了十四年之久，新文化运动，亦闹了六七年。然而我国人的脑袋里大多数还是一仍其旧，老态横秋的。”[17]不难发现，当沉默之时，鲁迅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于钱玄同等着重的为溥仪指出路或批判清室及遗老的谋求恢复优待条件，而在于对民众的严重失望和对新文化运动成效的深刻怀疑。同时，在此前后包括“北京市民家奴气”论争、“青年必读书”论争等在内的一些小论争中所暴露出来的青年保守思想，也使鲁迅对先前所秉持的“青年人胜于老头子”的进化论观念产生怀疑。这种持续酝酿和折磨鲁迅的失望和怀疑很可能是他创作《长明灯》的重要思想背景。小说中所展现的民众的冥顽不化、青年人的热心保古卫道和以“疯子”隐喻的知识分子的困境与遭遇，都隐隐指向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与反思。

此外，新文化运动落潮以后北京日见浓厚的复古空气使鲁迅极感愤激，可能也是促成他创作《长明灯》的另一重要诱因。1924年在《未有天才之前》中，鲁迅即对“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18]表示不满；写于《长明灯》后12日的《通讯（一）》中，更是从“吃人”的角度痛批复古思潮：“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19]此后的《忽然想到（六）》及《灯下漫笔》等文，同样也对“久矣夫”的保古思潮表达了强烈不满。从最表层来说，《长明灯》讲述的即是“保古与反保古”的故事，灯被作为古物保存而人被视为异端压服，其中可见鲁迅的忧愤。

复古思潮的大兴，在使鲁迅愤激的同时，也让他痛苦地发现和感受到历史的“循环”或“轮回”，进而对进化论产生怀疑，陷入“文化重复困境”[20]之中。在写于《长明灯》前十多日的《忽然想到（三）》中，他感慨“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21]，紧接着在《忽然想到（四）》中又痛心于“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进而怀疑“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是老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22]这种“循环”或“轮回”在《长明灯》中即有所反映。小说中所描写的“疯子”灭神灯的企图即是相对于他年轻时第一次试图吹灯的一种“轮回”，而他所遭受的被合力制服的命运同样是一种“轮回”。两次灭灯之间，吉光屯丝毫见不出进步的痕迹与改变的可能。

以上对孙中山北上、“溥仪出宫”及相关论争、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北京日渐严峻的复古形势等史实与背景的梳理，并非为了以“索隐”的方式将史实与《长明灯》的情节一一对应，而是希望能为阅读和理解该小说提供较为切近或可能的语境与背景，从而避免以往专就小说论小说因而易陷入空疏的弊病。鉴于《长明灯》是以象征主义手法写成的小说，又与《狂人日记》有所神似因而常被其遮蔽，发掘出切近或可能的历史背景作为阅读该小说时的参照系，便是既能充分理解其复杂内涵、又能使其区别于《狂人日记》的可行途径。概而言之，鲁迅是在对普通民众及青年失望、对新文化运动成效怀疑的精神苦闷中，因革命派系旗下的《北京民国日报》的约稿，创作了小说《长明灯》。

二、对启蒙成效的怀疑与反思

《长明灯》采用的是鲁迅惯用的觉醒的个人与愚昧的庸众尖锐对立的叙事结构，这种结构在此前的《狂人日记》《药》等小说中被多次运用。对立的双方各有一套截然相反的意识和语言，觉醒的个人试图唤醒或启蒙愚昧的庸众，改造他们的意识，却往往被庸众拒绝理解与接受，并视他们为必须镇压或除去的疯子。鲁迅自觉站在觉醒的个人或精神的战士一面，肯定他们的“战斗”，同情和悲愤于他们的遭遇，对庸众的愚昧麻木、“怙恶不悛”则充满失望和讽刺。乍看起来，《长明灯》也无非如此，但细心重读则会发现，小说的真正重心不在对对立双方的同情或悲愤，而在审视和反思。

我们先要确定“疯子”的身份。由其“蓝布破大衫”的衣着和“短的头发”的外貌以及“发疯”要吹灭长明灯的行为等描写，可以判定“疯子”应是由传统中觉醒的知识分子的象征。相应地，长明灯应是赋予“社庙”威权并维护其秩序的封建思想、宗教神权或传统文化的象征[23]。长明灯乃佛教供灯，佛教有以灯喻法如传灯之说，因此将小说中这盏由梁武帝点起的燃烧了一千多年的长明灯视为宗教神权或传统文化的象征，应无疑义。那么，“疯子”坚持吹熄长明灯并试图启发吉光屯人明白灭灯之意义，便可视为知识分子实践启蒙民众行为的象征。

“疯子”在吉光屯人迷信世代流传下来的传说、相信长明灯提供了避免让吉光屯变海而人变泥鳅[24]的保护之时，认识到事实上长明灯所带来的是“蝗虫和病痛”，因此觉醒。本质上说，长明灯获得崇奉并非因为能保护吉光屯人，而是相反，因为能伤害他们，如“那灯一灭，这里就要变海，我们就都要变泥鳅”、“吹熄了灯，蝗虫会还要多”以及“老富的中风”是“因为社神不安之故”等。以发光的“灯”之所在的社庙而由名为“老黑”的人看守，微妙的讽刺之中已隐约可见长明灯名实相悖的本质。更确切地说，是“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等“那些东西”依靠长明灯将他们的伤害能力转化为保护能力显示出来因而获得奉祀[25]。但吉光屯人并不能认识到长明灯的伤害本质，反而将其视为保护之光，即“吉光”。“疯子”因为领悟到所谓“吉光”事实上乃是“凶光”而觉醒，于是“一见到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说吹熄了便不再会有蝗虫和病痛”，这正是启蒙行为的隐喻。

由小说情节看，“疯子”的启蒙实践不但是无效的，其自身的道义优势也不复存在，反成为被民众戏弄嘲讽的对象。他年青时与人“商量”吹灯得不到响应，被认为是“邪祟附了体”，第一次宣告启蒙的失败。无奈之下只能独自谋求吹灯，却又被灰五婶丈夫设计骗过，“就治好了”。他的觉醒的姿态和被蒙骗的现实之间，构成一种微妙的反讽。时隔多年第二次尝试吹灯时，阔亭等人已无法再蒙骗他，他选择“自己去熄，此刻去熄”，这自然是他的成长，但以“嘲笑似的微笑”说出的“不能！不要你们”的“坚定”的话语，也反映出他对启蒙的怀疑，亦即他意识到启蒙无法有效达成，正如在社庙门前他以“低声，温和”的语气试图使阔亭等明白“那一盏灯必须吹熄”，换来的却是阔亭轻蔑的嘲笑，以及方头的“开导”：“你是一向懂事的，这一回可是太胡涂了。让我来开导你罢，你也许能够明白。”觉醒者试图“开导”蒙昧者“明白”，却被蒙昧者反过来“开导”“明白”，这无疑又是一种微妙的双向讽刺。

试将“疯子”对阔亭等人的启蒙和《狂人日记》中“狂人”对大哥等人“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启蒙、《药》中夏瑜对阿义“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启蒙相比较，虽然同样归于失败，启蒙者同样引起被启蒙者的愤怒，被冠以“疯子”或“发了疯了”的恶名，但是与“狂人”和夏瑜英勇悲壮、居高临下的形象相比，“疯子”则颇显狼狈，“并且总含着悲愤疑惧的神情”。这样一种如梦方醒的受了伤害而“悲愤疑惧”的姿态，很像是鲁迅在目睹“溥仪出宫”及孙中山北上事件所暴露的民众眷恋皇帝而排斥革命家时所受精神刺激的写照。从小说描写看来，鲁迅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对一般民众所展开的思想启蒙的效用产生了深刻怀疑，表现出并不相信民众可以启蒙的态度。

《长明灯》发表后二十余日的3月29日，在给《猛进》周刊主编徐炳昶的回信中，就徐提出的要办一种像《第一小报》那样的“为民众和小学校的学生看的”通俗小日报以宣传新思想，鲁迅表示并不乐观：“我们只要将《第一小报》与《群强报》之类一比，即知道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获失败无疑。民众只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暌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26]因此，他颇显无奈地提出放弃启蒙民众而专注于知识阶级自身的锻造，“还是要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27]，“现在没奈何，也只要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28]

“民众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只能“俟将来再谈”，这一观点或思路，正是《长明灯》中“疯子”在社庙门前选择“不要你们”、“自己去熄”的翻版。再将《长明灯》与《狂人日记》《药》对比可以发现，对于“狂人”和夏瑜对立面的庸众，鲁迅的态度更近于悲愤，而对于“疯子”对立面的庸众，鲁迅的态度更近于绝望。《长明灯》昭示了启蒙的无从展开与劳而无功：民众最关心的是会不会“变泥鳅”，而“疯子”要告诉他们的却是会不会有“虫灾与病痛”，正如“民众只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1919年鲁迅曾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29]《长明灯》可说是对此观点的再次确认：在中国社会，由知识分子向民众实行新文化新思想启蒙的可行性并不存在。

如果我们不就此打住，而是更深地追究，就会意识到，事实上以“疯子”为象征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实践原产欧洲的启蒙行为时，已经暗中改写了启蒙的本意。启蒙难以见效的困境以及知识分子因之而遭受的厄运即由此“改写”带来。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主要面向新兴资产阶级，“运动的对象显然是受过教育的智识阶级，而不是一般大众”，启蒙思想家“除了卢梭以外，几乎每个人都对一般民众抱著怀疑或轻视的态度”，他们认为“传播思想启蒙的策略应该由上流社会的沙龙、学院，向下渐渐渗透到小镇的贵族和乡间的士绅——但就到此为止，他们从没有打算进一步再向下发展”。以最能代表启蒙运动思想面貌的《百科全书》而言，“并未渗透到社会的基层；它们在上层社会广泛流传，在社会中慢慢散布，却与农民、工匠等一般人绝缘”。概而论之，“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是以上层社会或中上阶级作为宣导的对象。”[30]

而当“启蒙”被借鉴进入中国语境时，中国智识阶级却将启蒙的对象锁定在一般民众，“有了对一般民众进行‘启蒙’的观念”[31]，但显然中国的一般民众并不像欧洲的新兴资产阶级那样具备对新知识、新观念的需求与消化能力，没有“精神的燃料”，巨大的历史惯性也使得中国缺乏在短时间内见到改天换日的启蒙成效的社会条件。可以说，启蒙对象的暗中改换或扩大和启蒙目标的乐观宏大必然导致启蒙陷入困局，劳而无功。启蒙的困境在于民众听不懂启蒙者的话语，并不明白启蒙者的行为，只会因着世系传承中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将他们视为发了疯的异端。在中国语境中，异端虽少却并不陌生，而所谓启蒙者却是产自西方语境，为民众所不知的。“溥仪出宫”与孙中山北上所暴露出的民心向背可与此对照说明问题：皇帝是他们熟悉的，而革命家却是他们所不知的，他们只会视之为造反的乱党。

回到《长明灯》中。上文已经揭示，吉光屯人非但对“疯子”的言行不理解，事实上也并不理解他们所极力维护的长明灯。换言之，无论对于异质的“新”抑或传统的“旧”，他们都缺乏认知能力。小说中，长明灯的点燃者、作为皇帝的“梁武帝”在灰五婶的口中变成了如同他们一样地位或身份的“梁五弟”，这一细节即折射出一般民众对于他们所维护的传统并无真正的认知。他们对历史茫然无知，文化水平极低，要么是以木炭画三角形和细线的方式记账的不识字的文盲，要么是仅能查看黄历是否写着“不宜出行”的迷信者，即使“以豁达自居的青年人”，也不过是打牌、喝茶混日子的“败家子”。总之，他们没有“自觉”意识，没有可以被启蒙的“理性”基础。他们对传统的维护与对新异的排斥，与其说是出于“义愤”，不如说是出于集体无意识的本能，而更大的群体则是“不大出行”、“更深的蛰居”，要么凡事奉行迷信，要么凡事漠不关心。以这样的没有“自觉”意识或“理性”能力的民众而向他们实行启蒙，“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32]。

以上是将“疯子”的对立面笼统地称为“民众”合而论之，但这还不足以尽见鲁迅的反思之深刻与多面。如果我们注意到对立面是由四爷、郭老娃等老辈与阔亭等青年辈两类构成，而鲁迅的讽刺重心显然在后者身上，就会意识到，在这里鲁迅表现出对他先前所秉持的“进化论”观念的深刻怀疑。我们知道，鲁迅与许多新文化运动健将都曾对青年抱有较大期许，期待成长起来的青年能接续他们向传统发起战斗，从而实现改造中国的目标。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北京市民家奴气”、“青年必读书”等论争中一些青年所展现的保守姿态，使鲁迅失望地发现，成长于中华民国治下、接受新式教育的很多青年人，非但未能接续他们向传统发起更为猛烈的战斗，反而表现出亲近传统或“消沉”、“平安”[33]的倾向，甚至竟将战斗的矛头指向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反传统者。这无疑使鲁迅“惊异”且失望。或许正是有鉴于此，鲁迅着意将一群青年竭力保古作为《长明灯》的突出表现对象，予以辛辣讽刺，恰如小说发表次月，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34]。

小说中由“单知道喝奶拉矢”的“小把戏”成长为“以豁达自居的青年人”的阔亭等，不但没有接续或帮助“疯子”吹灯，反而比四爷等老辈表现出更为凶狠的卫道之心。当“疯子”再次试图吹熄长明灯之时，首先站出来激烈反对、商量办法并“在几家的大门里穿梭一般出入了一通”搅动吉光屯空气“紧张起来”的就是他们。方头主张“应该想个法子来除掉他”；阔亭在茶馆时主张“这样的东西，打死了就完了”，在四爷的客厅里又再次以连各庄的先例撺掇打死“这种子孙”：“大家一口咬定，说是同时同刻，大家一齐动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谁，后来什么事也没有。”与“疯子”第一次试图吹灯时灰五婶丈夫等用欺骗的方法应对，以及第二次郭老娃主张捆上城里在城隍庙里关一夜“赶一赶邪祟”的办法相比，阔亭等人的主张可谓更凶狠卑劣，正如鲁迅所悲愤的，“的确古人的凶心都遗传在现在的青年中”[35]。他们作为希望载体的青年身份和卫道帮凶的角色之间的反差，以及作为下等人而比上等人更热衷于维护现有秩序，充满了反讽意味，就中也可见出鲁迅对先前所抱有的“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人胜于老头子”[36]思想的自我嘲讽。

当时，有人在文中称“时常有青年说我的意见太是偏激”，且说“我又有时觉得现代青年们似乎比我们更多有传统的精神，更是完全的中国人，到底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37]。此说应当代表了一批新文化知识分子对当时青年的观察和认识，鲁迅自然也有同感。由这种观察和认识出发，鲁迅对以思想启蒙或谓思想革命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劳而无功的怀疑就更为深刻了。这不但意味着面向一般民众的思想启蒙几无成效，甚至也意味着在新文化人看来，思想革命尤其是“革命精神”对青年的影响并没有他们预期的大。《长明灯》的讽刺性中指向“青年”的这一极，可以说就是在另一重意义上对启蒙困境的反思：发起启蒙的战斗者不但在当时少人响应，而且后来也后继乏人。“疯子”只能以“自己去熄”的方式单独行动，始终孤立无援，而显然，要将长明灯真正在吉光屯人心中“吹灭”，并非某一个体所能单独完成，并且作为个体的“疯子”也无法处理“就是吹熄了灯，那些东西不是还在么”的困局。这样，小说中所表现的启蒙者的孤立无援、后继无人与民众的缺乏自觉、无可启蒙，共同反映了鲁迅对启蒙行为的怀疑和反思。

三、“放火”的象征与儿歌的讽喻

周作人在谈到《长明灯》时曾说，“狂人把什么东西看作象征，是一切善或恶的根源，用尽心思想去得到或毁灭它，是常有的事。”[38]这不但点明了小说的象征主义本质，同时也给我们更深地理解小说提供了一条思路。“疯子”将长明灯视为“一切恶”的根源，认为只要将它吹熄吉光屯“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因此不惜在无人响应、全屯反对的形势下，以被夺屋、被关押的代价坚持吹灯，对此，鲁迅如何看待？这样的描写中是否也隐含了鲁迅对“疯子”的审视与反思？

在我看来，鲁迅的审视与反思是存在的。小说中方头的反诘，“就是吹熄了灯，那些东西不是还在么？”显然揭示了“疯子”将长明灯看作“一切恶”的根源的失之“单纯”。换言之，如果不能同时将社庙中的“三头六臂的蓝脸，三只眼睛，长帽，半个的头，牛头和猪牙齿”的“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等清除，即使吹熄了长明灯，它被“那些东西”重新点燃的基础依然存在。正如新文化运动全力打倒孔家店，将孔子拉下圣坛，但社会制度并未根本撼动，孔子依然会被“社老爷”一类的军阀政客再次利用，被尊孔复古思潮重新推上圣坛。但问题是，清除“社老爷”或撼动并改造社会制度，显然并非“疯子”或知识分子个体所能完成。对“疯子”信念的“单纯”和力量的“单薄”的审视，折射出鲁迅对知识分子局限性的反思，同时也传达出一种无力感。

从根本上说，只有先将吉光屯人心中的长明灯吹灭，才有可能将社庙中的长明灯真正彻底吹灭。但“疯子”的遭遇表明，他完全无法先行吹熄吉光屯人心中的长明灯，唤醒他们和自己一同去吹熄社庙里的长明灯，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自己去熄”。与此对应的是小说写作前后鲁迅的反思：知识分子无法获得愚昧民众的理解与支持——“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也不过如此”[39]，甚至反被他们以群体的形式打压迫害——“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40]，于是不得不放弃唤醒庸众的企图，转而专注于知识阶级自身的战斗——“还是要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41]，“民众俟将来再谈”[42]。

当“疯子”企图竭力推开社庙大门而被阔亭等人拦阻并气愤地宣称“你没法开”之时，他忽然说出“用别的法子来”，随后表示要“放火”烧掉社庙，由此“疯子”的思路从“吹灯”转向“放火”。“疯子”要“放火”的情节很可能是鲁迅受其翻译的爱罗先珂的童话《世界的火灾》的启发而构思的。该童话写一个“有名的实业家”因被“看不见的遮在暗夜里的”“我们冷，我们要光明”的呼声惊醒，便在心里“发生一个大欲望”，“要试教这夜变成光明”、“要使那遮在暗中的得到温暖”，因此在纽约市里四处放火，最终被愤怒的人们视为“狂人”送进精神病院里受罚。假装“病已经全好”得以出院以后，他依然幻想“我总还想放一回火，这回并不单在纽约市，却是全亚美利加，是全世界了”。后来这位“狂人的实业家”被证实正是巡警“极想弋获的亚美利加的有名的无政府党”，但他却逃脱了。[43]

爱罗先珂笔下的“狂人”，背叛了自身所属的阶级，成为无政府党，要在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放火”，这显然是革命的隐喻。有趣的是，鲁迅笔下要“放火”的“疯子”也是自身所属的上层阶级的“忤逆”者。“疯子”与“狂人”的诸种相似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长明灯》里的“放火”同样可能是革命的隐喻。此外，鉴于《长明灯》与鲁迅眼中“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44]的孙中山存在一定关联，由此将“放火”视为“革命”的象征，也合乎情理。吹熄灯“那些东西”还在，放火则灯与“那些东西”就都不在了。这可能是鲁迅的思路由“思想启蒙”向“社会革命”转变的象征或迹象。

上文已经指出，小说中“疯子”的遭遇证明，面向民众的思想启蒙不但无效，而且难有突破。同时，由孩子成长起来的青年汲汲于保古，使鲁迅在怀疑进化论的同时，也意识到没有社会环境的根本变革，青年依然会被传统轻易收编，成为旧文化旧秩序的捍卫者，而非反对者，“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45]。不妨说，以《长明灯》为寓言，鲁迅对新文化运动做了较为失望的反思和检讨。检讨的结论可以用此前所写的《忽然想到（三）》来概括：“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46]相对于“吹灯”而言，“放火”可谓是另一种“从新做过”的思路，更有可能打破僵局，实现社会变革。

回到上文所引鲁迅写给徐炳昶的回信。鲁迅以清兵入关后颁布“禁缠足”、“要垂辫”两项命令的一成一败为例，说明民众“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这里的“别的法”是诉诸杀头的暴力强迫，其见效显然胜于“文字”或“文告”的宣传劝谕。与之相似的是，作为《长明灯》中的“疯子”所寻求的“别的法”，“放火”也是诉诸暴力，对吉光屯人的震动也更大。1925年4月8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47]“火与剑”同样是诉诸暴力的“别的法”。孙中山晚年反思失败教训，创办黄埔军校，以之为基地打造“党军”再行革命，也正是以“别的法”“从新做过”。

不过，要“放火”的“疯子”还没能“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找到“火种”即被关起，而且就是关在他所要烧掉的社庙的一间“决计挖不开”的“粗木直栅”的房中，他所要扑灭的长明灯就在他附近，非但仍旧“绿莹莹”的毫无损伤，甚至“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显然对他形成莫大的讽刺。从这种“别的法”依然无从践行的描写中，我们看到鲁迅的深刻之处：一方面他被迫寻求“别的法”，将目光从“思想启蒙”转向“社会革命”，一方面又对知识分子能否承担“社会革命”深感怀疑。进一步说，鲁迅即使倾向于选择相信“放火”式的社会革命是更有效的改造中国的路径，却也仍然怀疑它并非知识分子所能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所表现的“吹灯”向“放火”的转移，虽然可能体现了鲁迅的思路由“思想启蒙”向“社会革命”转变的迹象，但并不代表这一迹象就十分清晰，尤其是相对于小说中更为显明的对“吹灯”与“放火”可行性的双重怀疑而言。事实上，在创作《长明灯》前后，忧思苦闷中的鲁迅虽然在努力寻找“别的法”“从新做过”，但却并没有就此放弃被他深刻怀疑的“旧的法”。他的思路左右摇摆，犹疑不定。他一面怀疑思想革命的效用，一面又提出“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么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48]他一面慨叹“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49]，一面又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50]。在重倡“思想革命”的同时，又认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51]。这种举棋不定的矛盾心态反映出鲁迅正在调整思想以谋求新的出路的苦闷与紧张。

在某种程度上，《长明灯》表现了对知识分子实践“启蒙”与“革命”的可行性的双重怀疑，小说结尾处的儿歌也透露了这种双重怀疑态度：

白蓬船，对岸歇一歇。

此刻熄，自己熄。

戏文唱一出。

我放火！哈哈哈！

火火火，点心吃一些。

戏文唱一出。

……

这则由孩子们依据原有的谜语“随口编派的歌”，将“疯子”先后两种灭灯方式即“此刻熄，自己熄”和“我放火”同时编派进来，两种悲壮的努力在儿歌中都成了娱乐化的“戏文唱一出”，其意义被“哈哈哈”的笑声消解殆尽。与孩子们“笑着嚷着”的热闹形成对照的是，被关押而不忘自语“我放火”的“疯子”，在被赤膊的孩子用苇子指着喊杀后，“完全静寂了”。在这种一闹一静的鲜明对比之下，以余音不绝的儿歌作结，讽喻意味不言而喻，同时也将小说的怀疑色彩推向高潮。

与阔亭等人对“疯子”冷嘲热讽群起攻之乃是出于对传统的维护不同，孩子们在“疯子”头发上“暗暗地”放上稻草叶的戏弄以及随口编派儿歌合唱取笑，是出于天性的无心之举。惟其无心，所以悲凉，背后是鲁迅对自己“救救孩子”思想的自我嘲讽。我们知道，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最终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孩子能够成为希望的载体，是因为在“狂人”看来，他们本性并不坏，后来的坏是“娘老子教的”，只要能将他们从“娘老子”手中解放出来，新陈代谢，就有希望破除传统吃人文化。这一思路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及《随感录》二十五、四十、四十九、六十三等文中也有讨论。

但是在《长明灯》中我们看到，“狂人”所要救救的孩子却将苇子当作刀剑指向“疯子”喊杀，这一行为无疑对“狂人”或“疯子”等启蒙者或革命者的初衷形成巨大的讽刺。由天真无知的孩子发出的喊杀声，远比由“无法可救”[52]的庸众发出的喊杀声，更使人绝望。该情节不但在《长明灯》反复出现了两次，在随后创作于同一年的《颓败线的颤动》和《孤独者》中也一再出现。《长明灯》中的赤膊孩子还不能准确发音，《颓败线的颤动》中的孩子是“最小的一个”，《孤独者》中的孩子是“还不很能走路”的“很小的小孩”，对他们年龄幼小的强调，基本排除了被“娘老子”或“环境”教坏的可能，而直指他们本性之中就有“坏根苗”。在这个意义上，“救救孩子”就成了一句本身就充满绝望的无从施行的空话，而这一情节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也足见鲁迅对自己早先所抱有的“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53]这一思想的自我嘲讽是如何的苦涩与悲凉。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长明灯》中绝不妥协的“疯子”何以在听到孩子的喊杀声后“从此完全静寂了”。

李大钊在最初读到《长明灯》后对刘弄潮谈及他的认识，“我看这是他要‘灭神灯’、‘要放火’的表示。这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紧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他于是让刘去看望鲁迅，“请他‘当仁不让’，把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直接领导起来干啊！”[54]当刘弄潮将李大钊的看法和希望转达鲁迅后，鲁迅未置可否。显然，李大钊只看到了小说表面的“战斗性”，并没有看到小说深层所体现的鲁迅的犹疑与彷徨。鲁迅在喊出“救救孩子”之后并没有“紧紧接上去”，而是痛苦地发现了“孩子”无从“救起”的绝望现实。

可以佐证的是，当鲁迅对刘弄潮说，“自己总觉得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它，想除去它，而不能。我竭力遮掩着，恐怕传染给别人。不过我想安慰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还是用了曲笔，在《药》里面的瑜儿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刘回应说，“您在瑜儿的坟上加一个花环，决不是‘平空的曲笔’，而是社会演进中必然要开的鲜花。您用‘曲笔’，只是提醒人要耐心去克服愚昧的困难，以便加速社会的顺利改造。”对此理解，鲁迅的反映是：“鲁迅听了，哑然失笑。”[55]不难发现，虽然鲁迅恐怕将“灵魂里的毒气与鬼气”“传染给别人”，但对于别人看不到他“竭力遮掩着”的“毒气与鬼气”而将其思想简化甚至曲解为相反之意，他还是会感到失望，只是不愿点破而已。由此，刘弄潮所说鲁迅因孙中山北上的影响而“感到特别兴奋”，虽然获得李大钊的认同，但显然并非鲁迅真实心态。《长明灯》不是简单浅露的“战斗号角”，它是既要“战斗”又怀疑“战斗”复杂的苦涩之音。

在充分讨论了小说所表现的多层面的怀疑色彩与反思意味之后，亦即充分揭示了“疯子”的困境及鲁迅的绝望意识之后，小说的精微之处仍须辨析。现实的遭遇使“疯子”明白单凭一己之力谋求吹灯，非但极为困难——“你推不开的，你没有法子开的！”，而且作用十分有限——“那些东西”“熄了也还在”，但他依然坚持反抗——“就因为那一盏灯必须吹熄”，“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在这里，“疯子”表现出一种在清醒的绝望意识之下反抗绝望的韧性的战斗精神，很像是鲁迅自身观念的折射。这说明，在审视和反思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和无力感之后，鲁迅并没有放弃“战斗”，而是倾向于选择坚持与黑暗“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56]。小说连续用“坚定地说”、“沉实地说”、“沉静地说”等语修饰疯子，即可见出鲁迅的态度。

正是因为“疯子”坚持“就要吹熄他”的韧性精神，李大钊才从小说中听到了“战斗号角”，许钦文才认为“疯子”是“能够坚决反抗的青年，是作者的理想人物”[57]。如果我们加以补充说明，认为“疯子”是在清醒的绝望意识之下“坚决反抗”，那么他们的观点也就无可厚非。某种意义上，受邀在孙中山旗下的《北京民国日报》发表《长明灯》，是鲁迅在对“革命”反思后以其独特的姿态对“革命”的配合，即知其不可而为之，正如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58]这一点与小说中的“疯子”如出一辙。

不过，小说结尾处，绝不妥协的“疯子”在听到孩子的喊杀声后“从此完全静寂了”，却使得小说呈现出的“绝望”意味更强于“反抗绝望”的意味。随后的儿歌更是即刻对“反抗绝望”姿态予以嘲讽。正像刚刚将思路转向“放火”随即就怀疑“放火”，刚刚确立“反抗绝望”的姿态随即又怀疑这种姿态，凡此种种，都反映出鲁迅此时左挣右突的矛盾心理。

大概是出于对《长明灯》结尾归于“绝望”的再次怀疑，在写作《长明灯》后仅隔一日，鲁迅创作了《过客》。文中那位“困顿倔强，眼光阴沉”的“过客”不但有鲁迅的自况意味，而且与《长明灯》中的“疯子”也十分神似。对于《过客》的命意，鲁迅有明确自述，“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59]考虑到《过客》与《长明灯》几乎同时创作，并且《长明灯》中触及到的“反抗绝望”命题延伸到了《过客》中，被更深刻地演绎，或许可以说，《长明灯》的“绝望”意味，在《过客》中得到了“反抗”，并与《过客》形成互文/互补的关系，二者共同演绎了鲁迅思想的变迁。

结语

我们已经完成《长明灯》的文本细读与主题阐释，最后要对小说的“义理结构”及其在鲁迅作品中的地位做总结说明。从“疯子”这一脉络来看，小说围绕扑灭长明灯，表现出从“吹灯”到“放火”两种方式的切换。“吹灯”被反复证明无法实现，“放火”同样困难重重。尽管明知无用，“疯子”依然坚决战斗。这就是小说的“义理结构”。根据上文对“吹灯”与“放火”分别象征“启蒙”与“革命”的分析，可以说，《长明灯》不但是鲁迅以小说的形式对新文化运动的检讨，对知识分子作用有限性的反思，同时也是他对自己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投身以文学启蒙/改造社会之实践的思想总结，和对以何种态度面对方兴未艾的革命的预示。

我们知道，鲁迅是以深刻的怀疑态度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他并不相信凭着“几个较为清醒的人”就能打破“铁屋子”，也不相信屋子中“许多熟睡的人们”可以被唤醒[60]。后来包括新文化运动的落潮、复古思潮的大兴、青年的保守以及民众眷恋皇帝而排斥革命家等一系列事件，不过更加印证了他最初关于文学无用的怀疑，更使他感到绝望罢了。启蒙无用的态度在《长明灯》中表现得很明显，就像与吉光屯久长的“泰平”相比，“疯子”所造成的“紧张”非但有限，而且短暂。在对启蒙备感绝望之际，面对方兴未艾的革命，鲁迅虽然看到它作为“别的法”的可能性，但出于经验和观念的纠缠，同样保持怀疑态度。不过这种双重怀疑并没有导向虚无主义，而是成为他独特的“战斗”姿态的底色，即在不相信“战斗”有效之后依然要坚持“战斗”，也就是反抗绝望，走无路之路。

质言之，《长明灯》是鲁迅思想演变中至关重要、承前启后的转捩点。这篇小说记录了他对过去的反思、态度的变化以及“战斗”姿态的调整，并照见他日后靠近革命时保留怀疑的心态，这也是他能够始终保持自我主体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不但后来在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怀疑青年与孩子、反抗绝望、从思想革命到社会革命等重要命题都已经在《长明灯》中集中展现或有所涉及，而且“吹灯”与“放火”[61]两个意象也可视为鲁迅近二十年文学事业的高度概括：“灯”无法吹灭，但必须吹灭；“放火”未知其可，但仍要“放火”——这就是鲁迅所走的无路之路。 

注释：

[1] 李长之：《鲁迅批判》，第11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 罗华：《文化重复困境中的叙事反思：在<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之间》，《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3] 邹明初：《回忆孙中山先生北上及北京民国日报被查封的经过》，《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第253页，北京出版社，1991。

[4] 薛绥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第65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5] 鲁迅：《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第5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以下鲁迅著作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标注。

[6] 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与我》，《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第11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7] 刘弄潮：《李大钊和鲁迅的战斗友谊》，《鲁迅研究年刊1979》，第5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8]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第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9]《三百年清运昨日告终》，《顺天时报》1924年11月6日第7版。

[10] 止水：《且看裁撤胼枝机关以后》，《晨报》1924年11月7日第2版。

[11]《中山抵京后之多谣》，《大公报》1925年1月5日第3版。

[13]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第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5] 可以证明鲁迅始终密切关注这场论争的是，在1925年1月17日发表于《京报副刊》的《忽然想到（一）》后，鲁迅写了一段附记，先是就署名问题讥刺江震亚，后是提出“又为避免纠纷起见，还得声明一句，就是：我所指摘的中国古今人，乃是一部分，别有许多很好的古今人不在内！然而这么一说，我的杂感真成了最无聊的东西了，要面面顾到，是能够这样使自己变成无价值。”关于前者，江震亚是在论争中以《学者说话不会错？》攻击周作人的人；关于后者，之所以如此声明，是因为在论争中，反对周作人的意见中有一种声音提出，一部分北京市民有家奴气并不代表有全部北京市民有家奴气。鲁迅的附记正是对这种谬见的讽刺。

[16] 鲁迅：《忽然想到（三）》，《京报副刊》1925年2月14日。

[17] 段思召：《无题的通信》，《京报副刊》1925年2月6日。

[18]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第175页。

[19] 鲁迅：《通讯（一）》，《鲁迅全集》第3卷，第22页。

[20] 此系借用罗华之语，参见罗华《文化重复困境中的叙事反思：在<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之间》，《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21] 鲁迅：《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

[22] 鲁迅：《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第3卷，第17、18页。

[23] 关于长明灯所象征的究竟是礼教文化、封建秩序还是佛教文化、迷信思想，研究者众说不一。本文认为，小说真正关心的并非长明灯的具体象征，而在民众对于灭灯的反应，因此将长明灯的象征意义笼统地以旧文化旧秩序合而论之。

[24] 关于“变泥鳅”，周作人在《彷徨衍义》中说，“这一类迷信可能在什么地方存在，但是我却是不知道”。据笔者考证，“泥鳅”之说很可能是鲁迅在翻译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所受启发。该书译迄于1925年2月18日，与《长明灯》创作时间接近。其中第十四节《改造与国民性》提到，“为了‘但愿平安’主义的德川氏三百年的政策之故，日本人成为去骨泥鳅了。小聪明人愈加小聪明，而不许呆子存在的国度，于是成就了”，几乎就艺术性地表现在《长明灯》中吉光屯的老少“小聪明人”合谋合力要除掉“疯子”以保“天下泰平”。由此，《长明灯》中的“变泥鳅”也就有了隐含的对吉光屯人卑污圆滑的讽刺意味。

[25] 具有某种伤害或威吓民众能力的恶神反而得到更多的奉祀是鲁迅的独特发现，如《捧与挖》中说“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谈皇帝》中说“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说火神“一看见红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可怕的行动的。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26] 鲁迅：《通讯（二）》，《鲁迅全集》第3卷，第25页。

[27] 鲁迅：《通讯（一）》，《鲁迅全集》第3卷，第23页。

[28] 鲁迅：《通讯（二）》，《鲁迅全集》第3卷，第26页。

[29] 鲁迅：《随感录59·“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第371页。

[30]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10-1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1] 同上，第12页。

[32] 鲁迅：《太平歌诀》，《鲁迅全集》第4卷，第104页。

[33] “消沉”是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对青年的指责，称《希望》是“因为惊异于青年的消沉”而作，文中表达对青年“很平安”的失望。

[34] 鲁迅：《250408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6页。

[35] 鲁迅：《记“杨树达”君的袭来》，《鲁迅全集》第7卷，第46页。

[36] 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98页。

[37] 周作人：《读<京华碧血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42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8] 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79页，上海出版公司，1954。

[39] 鲁迅：《250518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90页。

[40] 鲁迅：《捧与挖》，《鲁迅全集》第3卷，第150页。

[41] 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3页。

[42] 同上，第26页。

[43] [俄]爱罗先珂著、鲁迅译：《世界的火灾》，《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第273-275页，人民出版社，2009。

[44] 鲁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全集》第7卷，第305页。

[45] 鲁迅：《250323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8页。

[46] 鲁迅：《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

[47] 鲁迅：《250408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5页。

[48] 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3页。

[49] 鲁迅：《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第3卷，第18页。

[50] 鲁迅：《250331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0页。

[51] 鲁迅：《250408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5页。

[52]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35页。

[53] 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第93页。

[54] 刘弄潮：《李大钊和鲁迅的战斗友谊》，《鲁迅研究年刊1979》，第5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55] 同上，第54-55页。

[56] 鲁迅：《250311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2页。

[57] 许钦文：《彷徨分析》，第5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58] 鲁迅：《250518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7-478页。

[59] 鲁迅：《250411致赵其文》，《鲁迅全集》第11卷，第491页。

[60]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页。

[61] 1927年1月6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就厦门大学学生因为要挽留自己而酝酿风潮说，“但我却又成为放火者，然而也只得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罢。”我们或许可以由此引出“放火者”鲁迅的重要命题。 

（转载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