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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生的金智英》需要男性读者吗？

“经济不景气，高物价，恶劣的职场环境……其实人生中的各种苦难，谁都会面临，无关性别，只是许多人不愿承认这点”，虽然这是韩国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说的，但它藏在书中深处（简体中文版145页，以下引用页数均指简体版），不像书尾“作者的话”那样显眼易找（中文版还特意拎出来印在目录前）：“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很显然，这是一本献给女性读者的书。韩文版出版社宣传语也称这是一本韩国三十多岁女性的生活报告书。2018年，韩国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为三十点四岁，因此可以更准确地说，这是献给已婚女性的。

然而，附录的女性主义研究学者金高莲珠在作品解析最后说，“希望阅读这本书的读者朋友们一起思考，寻找方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金智英”；译者尹嘉玄也引用英国女演员艾玛·沃特森（Emma Watson）在国际妇女节的发言“争取的不是女权，而是两性都能自由”“女性主义从不等于厌恶男性，但凡相信平等的人，都是女性主义者”，期盼本书在华人圈能有更多男性读者，让男性对女性的处境能够有所了解，互相体谅、帮助彼此。

显然，要不要争取男性读者，作者与评论家、译者有分歧，简体中文版更是火上浇油，特意在封面折页上印了“她说”：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到各种限制与差别待遇，导致没有办法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成就，甚至认为那是因为自己无能而深感自责的女性，希望她们在阅读本书之后，可以获得一丝安慰。这段话放在作者简介下面，似乎是赵南柱说的，但并未见于韩文版，不知出处何在？它的要旨是说，金智英这样的普通女性遭遇的困惑/困境，完全是因为她的性别！即使比作者心胸更宽广，希望争取男性读者理解、支持女性的评论家和译者，着眼点也只是放在改善两性关系上。然而，如果只局限于两性关系来看这部作品，不仅无助于两性平等，反而会加剧两性对立——韩国社会对这部小说及其同名改编电影的争议正与此有关。

韩国拉面式的畅销书

赵南柱写小说之前，长期担任《PD手册》等时事节目的编剧，该节目是韩国第二大电视台MBC的王牌节目，主打社会热点问题调查报道，工作之便显然为她写作提供了不少素材，所以小说才会频繁引用新闻报道、统计数据、网络热词等等，这是《PD手册》这类企划型电视节目的制作套路：微观报道加宏观分析，也是屡试不爽的收视保证。

因此，小说读起来更像电视节目的脚本，韩国观众习惯了这种模式，加上作者以为女性代言的姿态把众多韩国女性的经历虚拟化后投射到“金智英”这个角色身上，只要有一点引起共鸣，便能吸引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其中多数是女性，韩国大型连锁书店（既有门店也有网店）阿拉丁统计显示，购买该书的读者中，女性占百分之八十三。

然而，这样的人物塑造等于是一个“全韩国的苦我来吃、全韩国的罪我来受”的高度概念化形象，中文版编者刻意从正文中抽出金智英的抱怨放在每章前面，更让人觉得她有点像鲁迅评论《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述智英之多难而近插满仇人诅咒针的布偶”，这不是一个活的真人，比如第二章抱怨“就好比大家从不曾质疑过身份证上为什么男生是以阿拉伯数字1开头，女生则是以2开头一样”——可是这种质疑更像迷信，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难道韩国选举中1号候选人就一定会赢2号候选人？

香港著名的多产作家倪匡在给女作家林燕妮小说《为我而生》作序时谈到好小说的标准，首先是好看：要有性格鲜明的人物；要有情节变化多端、丰富动人的故事；要有引人入胜、叫人越看越想看的写作技巧。其次，对有人问的内涵问题，他说：这样问的人，目的是要把“社会责任”“人类理想”种种，加在小说的身上，简单地说，要“小说载道”。他郑重指出：好小说，必有道在。好小说，可以绝不刻意载道。好小说，也可以大大载道。以这个标准看，《82年生的金智英》很难称得上是一部好小说：女主角性格刻画迷糊，勉强可以用忍气吞声来形容，即使她的几次爆发也是以产后抑郁症患者身份出现的，而且这种“反抗”只对内（婆婆、丈夫等）而不对外（歧视、骚扰她的人），以至于电影编剧都看不下去，在片中修改了部分人设：在带小孩买咖啡时被陌生人讥讽她是“妈虫”，她当面怼了回去（这也是一般人自然的反应，小说中却写她只是回去跟丈夫说了）；在情节与故事方面，也是平铺直叙，缺乏张力——同是媒体人出身的韩国作家张康明的小说《因为讨厌韩国》（简体版改名为《走出韩国》）也是类似主题：主角不满身为女性在韩国的压抑生活，离开韩国去了澳洲打工，其间的经历一波三折，人物刻画也远比本书丰满；就写作技巧而言，本书基本是网络帖子加新闻报道水平。

最后，本书唯一被认可的是主题，如上述“她说”所言，也只是安慰女性而已——这样一本廉价鸡汤小说，因此在韩国累计销量一百七十多万本。但文学界反应冷淡，出版三年来仅获得一个“2017年度作家奖”。请注意，这个奖是“年度作家奖”而非“年度作品/小说奖”，只是表扬作家写出了话题作品并成为畅销书，对小说的文学价值显然有所保留。简体版出版后，有人声称本书是韩国文学变强的证明之一。然而，这种畅销书尽管一时能讨读者喜欢，却难以称得上经典作品，不会永远铭刻在韩国文学史上（同样以女性为主角的韩国小说，我推荐千明官的《鲸》，它被誉为韩国版《百年孤独》），就像韩国的方便面——拉面，尽管可以称得上国民食品，据说现在也占据了中国进口方便面市场头号交椅，但也只是肚饿时拿来应付一下的快餐，硬要说它是韩国美食就很荒唐了。

韩国企业规模收入差距远甚于男女收入差距

回到《82年生的金智英》小说本身，它以时间来划分章节，分别讲述金智英出生到上小学时、读中学时、上大学时、毕业进入职场、结婚后辞职在家阶段的遭遇。以页数而言，婚后生活分量最重，小说正是以婚后第三年、产后一年的爆发为楔子回顾金智英三十四年的人生路。然而，读者注意力可能都集中在她经历的恐惧、疲劳、慌乱、惊慌、混乱、挫折（见韩文版封底宣传语，似可对应全书六个章节），而忽略了对她及其娘家、丈夫小郑及其夫家的背景介绍，而这些正是造成她的怕与痛的重要因素。

小说一开篇就介绍了金智英婚后家庭概况：一家三口租住在首尔郊区八十平方米公寓内，丈夫任职中型IT企业，每周上六天班，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二点，她在小型公关公司上班，婚后辞职。婆家在釜山太远，娘家开餐厅太忙，育儿只能亲力亲为，女儿满周岁后被送到社区托儿所半托（见第3页）。女性读者的感想可能是：家庭育儿的压力（以及家务）全由金智英一个人扛！话是没错，然而，这并不能怪她丈夫、婆家及娘家，他们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丈夫上班比中国一些企业“996”强度还高（我今年5月在首尔向一男一女韩国青年谈到中国“996”情况，没想到两人并不吃惊），即使下班还有精力想照顾女儿也没机会了，因为晚上十二点多半都睡了。

此外，一般读者看不出来的信息是，这个三口之家并不宽裕。她家房子是交保证金的全租房，后面提到，租满两年后，房东将保证金涨了六千万韩元（约三十六万元人民币），夫妻俩不得不再次贷款，光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根本不能妄想买一间小公寓（144页）。这说明，这家人年收入可能低于韩国工薪阶层平均年薪（2018年约二十二万元人民币，小说故事发生的2016年约二十万元），更不可能属于占韩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五的中产阶层，因为韩国中产的一个标准就是四口之家年收入在五千四百二十四万韩元（约三十三万元人民币）以上。即使在夫妻俩都工作时，书中（117页）大略交代说：金智英和丈夫郑代贤几乎同时踏入职场，她住家里开销不大，但郑代贤存钱更多，因为他薪水比她高很多，“没想到会差这么多，不免有些无奈”。其实，韩国每年都会公布相关统计数据，以2018年为例，大企业正式员工平均年薪达六千四百八十七万韩元，同比上涨二十七万韩元。中小企业正式员工平均年薪三千七百七十一万韩元，上涨一百七十六万韩元。可以看出，韩国中小企业年薪几乎只有大企业一半略多。而郑代贤的公司是中型企业，金智英的公司是小企业。他们与大型企业员工的收入差别，远比书中强调的男女收入差别（见110页）大。

韩国中小企业员工收入低，不一定是因为其能力不如大企业员工，而是其家庭、毕业学校等因素所限。金智英要上大学时，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的打击刚过，提前退休的父亲用退休金和母亲的积蓄一起开餐厅，店面是买的，不用付租金，这才勉强撑下去；金智英的姐姐金恩英放弃当电视制作人的梦想转考学费低就业有保障的师范大学，主要也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够好。金智英考上首尔一所大学文科后，也曾为学费发愁。她和学长郑代贤读的大学显然不是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那样的名门，这必然会给他们的就业降低机会。

对他们的家庭出身，小说只交代了金智英家的情况（15页）：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主妇，一家六口住房面积仅三十三平方米的两居室。上小学五年级时搬到买的三房一厅一卫新居，面积大了一倍，原本父亲和奶奶提议让姐妹俩与奶奶同住一间、弟弟独自住一间，在母亲坚持下才改为弟弟与父母住、姐妹同住、奶奶独住（见38、39页）——父亲与奶奶的想法有重男轻女的成分，但更有屋子仍然不够大不能每个小孩一间的遗憾。然而，到金智英自己成家，夫妻俩只能租房住，主要原因当然是房价飞涨远超两人所能负担。

经济状况不济，也体现在夫妻俩中秋节去婆家，以前是两人轮流开车，产后则由郑代贤一人开车五小时（第8页）。如果看过同样由孔侑和郑柔美担任男女主角的电影《釜山行》和《82年生的金智英》，就会发现：同样是2016年从首尔到釜山，前者是坐高铁KTX，后者是自驾——从时间上看，KTX只要不到三个半小时，如果加上出站后招出租车到家也就四小时，比自驾省一个小时；但是从费用来说，KTX虽然一张成人票+出租车费与自驾的高速公路过路费和汽油钱差不多，但一家三口要买三张票（约合人民币八百六十元，其中六岁以下儿童票价为成人票价的百分之二十五），金智英一家显然想省下这笔钱，尽管自驾更费时耗力。

而金智英被长辈们催生时的不情愿与焦虑，其实也与钱有关——韩国有调查表明：第一份月薪多一百万韩元，生育率提高百分之二点七。由于生小孩，金智英不得不辞职专门带娃，作者说，“因为郑代贤的工作相对稳定，收入也较高，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普遍也都是男主内、女主外”，但是，在电影中剧情有改动：郑代贤提出自己也可以申请男性育儿假，但在金智英质疑是做样子还是真心后放弃，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并非作者说的社会风气（见130页）——韩国近年休育儿假者中，男性已达五分之一（见2019年11月16日SBS电视台《新闻故事》专题片《80年代出生的智英们》），而是作为男性的郑代贤已接近四十岁，而四十多岁就业者人数从2015年开始在四年内持续减少，到了今年10月，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七十多岁人群的雇用率都提高了，但四十多岁人群的就业者人数减少了四十三万六千名，雇用率也下降了（见《东亚日报》12月4日社论《被赶出工作岗位、在社会上无处可去的40多岁人群的危机》），假如休完一年育儿假回来，他在中型企业的工作很可能就没了，那样一家三口就会变成电影《寄生虫》中全员无业的家庭。

韩国社会的厌女与厌男症

另外，金智英对带小孩、做家务感到心力交瘁，尤其反感丈夫说“帮她带小孩、做家务”（130、131页），这就有些过于敏感了：前面已经说过，郑代贤每天上班时间超长，平时根本无暇顾家，他也是出于好心愿意帮妻子分去一些负担。

书中有一个反例：当年，金智英的母亲要照顾三个孩子，还要在家接代工活，父亲抱怨了一句后向她道歉“对不起啊，害你这么辛苦”，母亲则很体谅他，说：“不是你害我辛苦，是我们两个人都辛苦。不用对我感到抱歉，也别再用一个人扛着这个家的口吻说话。没有人要你那么辛苦，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扛。”（23页）这话男女都适用，可惜今天两性往往只想到各自辛苦。韩国社会渐渐衍生出男女对立：厌女的男性，聚集在“日佳”网络论坛，“妈虫”等词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厌男的女性，也在womad网络论坛，恶评自杀身亡的男歌手金钟铉，甚至有大学绘画系女模特偷拍并上传同班男模特裸照，骂他“为钱脱衣”。其实，网络中男女互相批斗只会加剧对立，现实恋爱中的男女、结婚的夫妻，应该彼此体谅、互相帮助。

《82年生的金智英》不论小说还是电影，在韩国的受众（读者/观众）最大群体，居然是二十多岁一代女性（三十多岁一代居第二位），她们属于生理和法律上都适婚的未婚者，显然，这部作品加剧了她们对男性、对婚姻的恐惧，她们心理上还没做好准备。然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纠结于男女不平等而无视其背后不分男女的经济、政治因素，恐怕很难走出彼此对立的阴影。金智英曾建议姐姐金恩英在房间的世界地图上标出想去的国家，姐姐选择了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她的解释是“感觉那边韩国人比较少”，简直与《走出韩国》女主角如出一辙：因为讨厌韩国。其潜台词是，这些北欧国家女性地位高。但是，她未必清楚，这些国家高福利源于高税收，而高收入更是必不可少，其中像丹麦的人均GDP更是韩国两倍（韩国统计厅2018年数据）。当韩国有更强的经济实力、政府有更大的意愿时，才能支援国民的婚姻、育儿、养老；而这些，都需要男女老少共同打拼、施加压力、请愿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