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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金瓶梅》里的财富与财政——兼议文学与历史的“互文”

《金瓶梅》里的男一号西门庆，清河县财主。家有万万贯钱财。早年在县衙门前开了个生药铺（西门庆这个男一号，并非郑振铎所说的“一般流氓”，见郑1933年《谈〈金瓶梅词话〉》），后结交官府，官至金吾卫，先副千户后千户提刑所理刑，运用手中权势，抓拿骗吃，生意越做越大。“家中钱过北斗，米烂成仓，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又放官吏债、结识人”（王婆与潘金莲介绍西门庆时所讲），是清河县“数一数二的大财主”（薛嫂与孟玉楼介绍西门庆时所讲）。“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都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文嫂与林太太介绍西门庆时所讲）。作为一部中晚明的百科全书，除了小说里展现和叙事的人物命运以及特定的社会现象外，在小说涉及到的若干领域若干场景中，财富与财政是《金瓶梅》里的重要内容。本文依据西门庆身前家庭财产的收支情况（本文所引《金瓶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初版1992年一印的戴鸿森校点本），观察那个社会的财富状况和豪门与底层的生活状况。

一

在明一代，明的税赋经历过许多变化。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专章“明代财政管理”里指出，以土木堡事件（1449）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田赋、役、盐引专营等，基本适应明帝国的运转。而后期，由于缺乏适当的货币制度，加上谷物折银未制度化、帝国的边防设施常年得不到维修等一系列问题，帝国在后期，财政的窘境日益突出（黄仁宇还指出，相较于宋/清的赋税，明代是一个赋税较少的朝代）。不过，黄仁宇慧眼所讲到的“工商业的收入来源被忽略了”（见《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则可以印证《金瓶梅》里所涉及到的“工商业的收入来源”。工商业的繁荣正是中晚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江南一带。《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就是这一工商业的代表人物之一。

就财富与财政话题，为了说明《金瓶梅》这样一部旷世巨著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先看正史里当时明的赋税、财政及个人收入等情况。《明史/食货志/赋役》记有全国的状况，如：嘉靖“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崇祯三年，“共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记有多少钱/物折兑的如：洪武九年，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棉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斗。那么官员的薪俸呢？《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称，一名正四品知府年俸六十二两零五钱白银，一名正七品知县的年俸二十九两零五钱白银（黄仁宇注，知县一年的年俸不足皇帝一天的伙食津贴）。那么一般劳动者的工钱呢，《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称，一个健康的白天劳动者一月挣银一两。这是正史，在野史里也记有关于银两与物交换的情况。周玄暐《泾林续记》记，一家患瘟疫，全家死后仅有一幸存者，友人周某怜悯同情，伸出援手，送给这人三钱银两，嘱咐这幸存者买米度日。此记，虽没有表明三钱银子买的米可以度几天，但一定不是一天。在当时，一个平民一年生活大致一两五钱即能维持。戚继光的士兵，日饷三分月饷一两（明清一两白银等于十钱、十钱等于一千文）。清人《笑林广记/买酱醋》记一文钱可买一碗酱油或一碗醋。《泾林续记》所记三钱银子能买米度日，可见一钱银子的币值。这可以与正七品知县的年俸二十九两零五钱相对应。记载这一周济穷人善事的周玄暐，就是嘉靖万历年间的人。嘉靖万历年间，正与《金瓶梅》的作者大致生活于同一时代。《金瓶梅》的钱币记数，基本上没有最小的单位“文”（第三回写道潘金莲拿出三百文叫王婆买盏酒一事里的“文”，在《金瓶梅》里实为罕见，而且还是“三百文”），“钱”也很少，主要以“两”计。以“两”计，足可以看到西门府财富的充盈。

二

《金瓶梅》对财政的记账即西门府的收支情况，从二钱至二万两银，都有涉及，非常详细。

二钱至五钱，可赏歌女一次。（第二十回）

五钱，可支付火化工钱。（第二十六回）

一两，可置办一桌酒菜包括鸡、鱼、嘎饭、菜蔬、果品等。（第三十七回）

五两至七两，可买一个丫头。（第九回）

六两，可买一个童子。（第二十五回）

数两，可做水陆超度法事。（第八回）

八两，春梅买孙雪娥为厨火夫。（第九十回）

十两，可买上好棺材一付。（第五回）

十六两，可买一张黑漆欢门描金床。（第九回）

十六两，买春梅作丫头后又以原价卖出去（第八十五回）

五十两，西门庆梳笼桂姐。（第十一回）

一百二十两，西门庆为外宠王六儿置一房。（第三十九回）

二百两，西门庆贿赂上司人副千户转正。（第七十五回）

三百两，买皇家旧址张安儿庄子。（第三十五回）

五百两，西门庆修了一花园。（第十六回）

五百四十两，花子虚（实为花公公）自家宅。（第十四回）

六百五十五两，花子虚南门庄田一处。（第十四回）

七百两，太监大宅一所。（第十四回）

一千两，送蔡太师生辰礼品。（第二十五回）

六千五百两，贲四绒线铺。（第七十九回）

一万两，为《金瓶梅》最大一单生意。（第三十八回）

二万两，印子铺占用银。（第七十九回）

为了表明一两银子值的大小，即银/物（人）的兑换，《金瓶梅》写得清清楚楚。物如：潘金莲趁西门庆不在家，与李瓶儿计较，将陈经济输的那三钱银子，又教李瓶儿添出七钱来，教来兴儿买了一只烧鸭、两只鸡、一钱银子下饭、一坛金华酒、一瓶白酒、一钱银子裹馅凉糕（第五十二回）。此处一两银子办了“一只烧鸭”“两只鸡”“米饭”“一坛金华酒”“一瓶白酒”和“裹馅凉糕”。在明一代，一两银子还真不是小钱。《金瓶梅》写西门府及西门庆酒友嫖友的美食不厌其烦。对于这一点，台湾“金学”学者孙述宇在《〈金瓶梅〉的艺术》一书里注意到了这一点。孙说“以饮食来说，没有什么小说象这本讲得这么多。书中把饮食写得详细和生动；我们看见西门庆和他身边的人吃的几个菜是些什么，怎样煮的，又有什么点心、面食、汤和酒；时新的水果来了，帮闲的人抢了吃，还偷回家去……”。如此丰富的美食（可参见拙作《〈金瓶梅〉：第一部美食百科全书——兼论食的等级》），表明了财富的丰厚。又如，印绫壳《陀罗经》每部五分、印五百部共五两（第五十七回），可以想见当时印刷业的繁荣。试想，封面或书脊用绫做的木版或石版印刷物，如果放在宋代一定不是俗人穷人买得起的书，但在明中晚期，这已经很是廉价了，甚至比今天都便宜。又如春梅为金莲置一棺木六两（第八十八回）等。工钱如：在西门府做厨的厨师一天五钱、妓女小唱一台二至三钱、端茶送水的二钱（第五十五回）。人口买卖，一般丫头如小玉五两（第九回），春梅算贵的，月娘先买后卖十六两。无论大钱还是小钱的用费，《金瓶梅》的叙事里从不放过。如买一个丫头五两银子即够，瓶儿身上穿的一件皮袄就值六十两银子；又如金莲、瓶儿、经济等几人一桌酒食一两银子即够，西门庆与酒友嫖友吃酒时，往往都在十两左右，在为宋御史摆一餐酒时，竟花去西门庆五十两银子（第七十五回）。

《金瓶梅》以北宋政知、重和、宣和、靖康（1113-1126）四朝即北宋末年作背景写西门府家族的兴衰，写“金”“瓶”“梅”等与西门庆相关各色女性的命运。但众所周知，《金瓶梅》的社会背景和人物现场都与《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明中后期息息相关。或者说，一部《金瓶梅》，写的就是中晚明社会和生活中，从市井阶层到中级官场再到中央朝廷和皇帝（第七十一回）等各阶层，尤其是市井阶层的人物命运。写西门家族（以家族作为叙事平台，为《红楼梦》提供了家族叙事的捷径）的大事与小情。在这些大事小情中，财富与财政是《金瓶梅》文本的重要构件。特别是在叙述和描写西门府奢华即花大钱一事上，作者不竭余力地涂抹和书写。来看一看西门庆的几场花钱大戏——1.为娶潘金莲，与王婆、金莲合谋杀了武大，先给媒婆十数两银子和绸缎，后又付何九十两银子作伪证。2.五十两银子、四套衣服梳笼丽春院李桂姐。3.三十两银子包月妓女郑爱月。4.五百两银子盖花园。5. 给蔡太师的生辰准备“蟒衣尺头”（包括四阳捧寿银高一尺有余，两件大红纱，两匹玄色蕉布，俱是金织边五彩蟒衣。两套杭州织造大红罗段纻丝蟒衣）；接着又用三百两金银，在家中卷棚内打造蔡太师上寿银人，打两把金寿字壶，两副玉桃杯、两套杭州织造的大红五彩罗缎纻丝蟒衣，两件大红纱，两件玄色焦布，都为织金莲五彩蟒衣。6. 给新宠惠莲的老公来旺三百银子做生意（后被西门庆陷害收回）。7. 为结交上层，用三百两银子买下颓败的皇亲家庄子。8. 送蔡太师干儿子蔡状元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送与蔡状元同好安进士色缎一端，领绢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两。9. 因孝哥儿与乔大户结娃娃亲，兑了七百两银子，往对门乔大户家成房子去了。10. 为瓶儿办丧事，三百二十两银子为瓶儿置办棺材；一百两银子买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匹黄丝孝绢在天井内搭五间葬棚；一匹缎子、十两银子请韩先生画瓶儿美人图，五两银子请黄真人为瓶儿写法；给银匠十两银子打三副银爵盏；瓶儿葬礼首七，桌席全管；赏来上祭瓶儿的妓女每人一匹整绢，凡来宾，西门庆赏赐亦费许多；给阳阴徐先生一匹尺头、五两银子；给前来帮忙的赏巡捕军人、衙门中排军、营里人马各十吊钱。瓶儿出殡时，仅吴月娘妻妾女眷等本家轿子就多达十余顶。李瓶儿盛大糜费的葬礼，为《红楼梦》秦可卿的葬礼直接提供了蓝本。（可参见拙作《宋惠莲，秦可卿的前世》，那文里专门讨论过《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

这些近似流水帐的财政收支，一是为西门庆炫富提供了重要依据，二是它们与西门庆猎色和晋阶政治相关。在此，西门庆从不含糊：大把用钱、大把甩钱，极尽炫耀。《金瓶梅》的作者在叙事书写时也从不含糊，用费的场面声势浩大，绝不吝啬笔墨。如在青楼丽春院梳笼处子李桂姐的场面、如为蔡太师献寿礼的场面、如风光的瓶儿丧事等，《金瓶梅》极尽铺陈。这样的叙事与书写，一方面，披露因结交官府、官商勾搭、发财成为土豪的暴发户嘴脸，以反讽的方式，直指西门庆及其所依傍的社会背景的腐朽与晦暗，同时也直指人性的堕落与黑暗。另一方面，则让人看到中晚明时期，由于皇室的衰微、政治的昏暗，松驰了对地方的管理，反而促进了地方的商业繁荣。历史，从来不是教科书般的定义。历史的鲜活与多面，在正史里或许看不到，但我们却在《金瓶梅》这样一部自然主义的超写实小说里看得到。也许，历史的吊诡和社会发展导致被忽视的某些状况甚至某种规律，可在文学艺术里寻得。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有时可以“互文”。比恩格斯论巴尔扎克更早的王夫之，《读通鉴论/武帝》一章里，多次批评司马迁。在李陵一事上，王夫之说“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第三十节）。更有甚者，王夫之说“司马迁之史，谤史也，无所不谤也”（第十七节）。虽然我们知道王夫之作为一介苛儒，臧否人物否多于臧，许多都过于凶险。而且直说“史有溢词，流俗羡焉，君子有所不取”（《读通鉴论/明帝/之七》）。但我们却从王夫之那里看到，历史在历史学家那里，许多是不可信或不值得信的。如果与文学相比，或许后者更质感和真实一些。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陈寅恪花那么大的力气写出《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巨著，表明了“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

《金瓶梅》曾多次提及西门是巨富。如在第五十七回就说过西门庆共有几万产业。这是一个概数。具体的数字在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的遗嘱里清楚地列出—— 1.贲四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2.吴二舅绸绒铺五千两；3.李三、黄四身上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4.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5.生药铺五千两；6.韩伙计、来保松江船上四千两；7.刘学官少我二百两；8.华主簿少我五十两；9.门外徐四铺内，欠本利三百四十两。共计约四万余两（不包括不动产和妻妾手中的私房钱），与第五十七回所说“几万两产业”符合（西门庆死后，这些家业很快烟消云散）。西门庆从一个小小生药铺发家到几万产业（包括，生药、绸缎、粮食、盐业、典当等多种），不过就是数年光景。这其间，包括孟玉楼、李瓶儿尤其是李瓶儿那里的花太监不明的巨额财产（用五、六府杠抬运了四五日才搬完的瓶儿家财、一百颗西洋珠子、一件金镶鸦青帽顶子、一顶金丝鬒髻重九两、三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等）和贪赃枉法吃黑钱（如乔大户许银二千两，托西门庆救狱中的扬州盐商王四峰。西门庆只出了“一千干事的银两”。另一千两用作贩买绸绢丝线本钱）等，西门庆的发财真实地反映出他是一个精于商业的“有为”商人（如只有西门庆等少数人才能拿到“盐引”或粮食贸易）。西门庆的商业框架和经营方式，反映了当时商业进入到近代历史的可能。特别是交通的发展为商业贸易提供了便利。京杭大运河，在元代重凿、明代大修的基础上，从苏杭到山东区域间的广大地区，依托大运河，河两岸商业迅速发展。《金瓶梅》里的清河县，便是这一水运的重要孔道和码头（这一标识在《水浒传》里还不曾出现。由此，我们看到，《金瓶梅》与《水浒传》的社会背景，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西门庆基于这一水道和漕运，南北腾挪、且直到东京（《金瓶梅》里有多处关于水运的叙事与描写。如“花石纲”从南进京经水运到清河县西门庆摆酒招待，又如一万两缎绢等货物从杭州运回清河县等），从而发财致富。商业的行为、贸易的秘诀、银两的过往，《金瓶梅》事无巨细，从不放过。像《金瓶梅》如此不厌其烦且精确的钱财记事，恐是中国古典小说里为数不多的，在后世小说里亦属罕见。

前文已述，明中晚期，由于皇室殆政，皇权式微，反而刺激了地方经济发展、民间资本的活跃和城市化的加速。《金瓶梅》里有一桥段可作实证。第七十回“词话本”作“老太监引酌朝房二提刑庭参太尉”，“绣像本”作“西门庆工完升级，群寮庭参朱太尉”。就这一回的文本旨看，“绣像本”的“群寮庭参朱太尉”比“词话本”的“二提刑庭参太尉”更近文本旨义。桥段是皇帝赏赐大臣的场景：

蔡京、高俅等五位重臣各赏银五十两；蔡京另加食禄一千石、赐坐龙衣一袭。

殿前都朱太尉，荫一子为金吾卫正千户。

内侍李彦等五位宫近侍，各赐蟒衣玉带，荫弟侄一人为副千户。

礼部尚书张邦昌、左侍郎兼学士蔡攸、右侍郎白时中、兵部尚书余深、工部尚书林摅，俱加太子太保，各赏银四十两，彩缎二表礼。

巡抚两浙佥都御史张阁等同等阁僚赏银二十两。

千户魏承勋、西门庆等，各升一级，赏银十两。

所官薛显忠等，各赏银五两。

校尉昌玉等，绢二匹。

《金瓶梅》的这一场景，极有意思。一是看出皇帝的奖赐比起西门庆的奢华来，倒像是穷人了。这表明至明中晚期，政府的财政吃紧尤其是中央财政异常吃紧，如黄仁宇所说，在明后期“政府不能动员国内的财政资金”（见《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金瓶梅》虽是“小说家言”，但这“小说家言”却比正史里的记载丰富得多。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在《随笔〈金瓶梅〉》（1969）里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具有相当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的人”。二是表明当时的商业繁荣造就了如西门庆这样的大财阀或超级土豪。

由于运河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商人的涌动、财富的积累，城市相机扩张。《金瓶梅》里的清河县县城，从一端走到另一端，西门庆都要骑马。西门庆骑马过街，当然是炫耀，但这一细节却可以看出中晚明的县城特别是运河沿岸的城市已有足够大的规模。商业的发展，便必然带来财富的聚增。《金瓶梅》里涉及到发达的传统丝绸业（如西门庆新开的绸缎铺）、新兴的绵织业（如孟玉楼有三、二百筒好梭布）、松动的茶业贸易等。加之粮食充足（如前所述，因田赋没有与货币直接挂勾，农民生产的粮食便有了某些方面的自由处置）后衍生的酒业等产业，仅不同地方不同品种的酒，《金瓶梅》里提及到的至少不下五种（如南酒、金华酒、双料茉莉酒、豆酒、葡萄酒、羊酒等）。《金瓶梅》里呈现的五光十色的繁荣景象，让我们看到那个社会有别于其他时代的风情与时尚。

三

西门庆从一个小小的生药铺开始，到绸缎铺的扩展、再到粮食贸易、盐业贸易、期货贸易、亚金融的典当等多种商业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带来的巨额利润。《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第二章“明代的财政管理/盐业专卖”中指出，1578年即万历六年产盐超过4.86亿斤，盐引56万。《金瓶梅》中写道的西门庆做盐生意，正是明中后期商业繁荣的一个写照。商业繁荣带来的财富，成为中晚明社会的一种标识。《金瓶梅》中所描绘西门庆遗产，其金融资产高达四万余两（尚不包括不动产，如不动产，仅翻修扩建西花园就用了五百两银子）！如此巨额财产，绝非《金瓶梅》小说作者的虚构。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里写道，武宗朝（1506—1520）时的武宗亲信江彬凌迟处死后抄家，抄出黄金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黄仁宇以为“此数字过于庞大，恐难尽信”。但江彬巨富是可以坐实的。据说西门庆的原形就是大财主，西门庆是否真有其人，不在本文所论范围，但《金瓶梅》所写西门庆有几万产业的财富，并非小说家的夸张和虚构。恩格斯论及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时说：“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到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的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江彬、西门庆便是历史与文学的“互文”。

《金瓶梅》以“小说家言”建构起来西门府的财富叙事和图景，决非只是小说家一家独说。仇英（约1494-1552）在其临摹宋人的《清明上河图》（10米长卷、74个店铺、7座桥、42条船、2000多个人）里展现了中晚明苏州城的繁荣与浩大；与《金瓶梅》几乎同时问世的屠隆(1544-1605)的《考槃余事》，其所录器物的精致多样，亦展现出中晚明的闲适与颓糜；稍后一点的张岱(1597-1680)，在其《陶庵梦忆》里所述所记的杂事、家事和国事，其繁华叙述如花灯、大戏等几与《金瓶梅》里的花灯、听曲极相似。仇英用画展示城市的繁华与廓大；屠隆用器物展示器物的多样与精极；张岱以记事回忆了中晚期的奢华与嘈杂。几为同时代的仇英、屠隆、张岱等的记载与绘画，可以佐证西门府的财富并非虚构。还可以佐证《金瓶梅》一书的超写实本领，以及超写实小说的历史价值和美学意义。或者反过来讲，《金瓶梅》作为一部小说里的财富、财政叙事，又可证实仇英、屠隆、张岱等人的记实文字和绘画中的繁华景象的真实。可证实正史里所没有的细节。由此进入到“《金瓶梅》的商业财富学”，深入讨论财富给社会与家庭带来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给《金瓶梅》里众多女性带来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