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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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是生命的阴面”，苏珊•桑塔格在她《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引子中写道，“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接下来她说，“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抑制隐喻性思考”。

不过略显吊诡的是，当苏珊•桑塔格说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的时候隐喻就已开始。隐喻，简直像是一种独特的附着物，它附着于“疾病”易为感染的粘膜之上——事实上确乎如此，在小说中被书写的疾病（在这里，我和苏珊•桑塔格对“疾病”这个词的用法基本相同，更多指的是传染性疾病，只是我会更多地用它来言说“瘟疫”）多数时候并不针对于疾病本身，而是针对它所附着和负载的隐喻。就我的目力所及，就整个世界文学而言，把传染性疾病（瘟疫）当作生活事件来书写和记录的作品并不多，尤其是在经典性的作品中；而将它看作是“隐喻”的，放大和释放其隐喻功能的，则蔚为壮观，数不胜数。是的，艺术最薄弱的成就是以生活的直接感受为基础的，艺术的记录功能是自然得到而非刻意为之，它并不能直接地提升艺术的品格——这一点或许需要再一次的重审。

在小说中出现的疾病（瘟疫）往往是一种象征存在，往往从里到外都充满着有意的隐喻性。在诸多小说家那里，他们的疾病（瘟疫）书写所关注的并非疾病（瘟疫）本身，而是它所能贮含的和反射的——隐喻，在我看来不是苏珊•桑塔格所说的“偏见”，不，它恰恰是一种更具洞悉力、更具深入性的“真诚”，只不过是用遮遮掩掩的方式来呈现的。小说非如此不可，某些对人生、世界和自我的深刻体察只能以“隐喻”的方式才能更佳地甚至是最佳地完成。

隐喻构成着魅力。它更能让我们在日常中的习焉不察被艺术的显微镜放大，从而引发思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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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瘟疫，我想诸多的作家和学者最先想到的一部小说就是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它的故事里有逼真的“再现”，它几乎是真实地克隆下了现实生活中鼠疫发生时的诸多情景，譬如楼梯口的死鼠、楼房过道口湿淋淋蹒跚走过的大老鼠，譬如作为个体代指的看门人的死亡，譬如在瘟疫中人们的种种表现和带来的恐慌……我必须说，这样的仿生学描述是一个作家最为基础的本领，阿尔贝•加缪想要完成的不是这些，不止于此，他是要用“逼真”将我们抓住并产生身临其境之感，然后再是隐喻的呈现。“用另一种囚禁的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的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是可取的”——丹尼尔•笛福的这段话作为小说的引子当然有其深意。阿尔贝•加缪要做的，就是用一种囚禁的生活来描绘另一种囚禁的生活，用鼠疫来描述法西斯统治肆虐欧洲并制造着瘟疫性的恐怖的时刻。在奥兰城里发生的，恰恰是在法西斯统治下欧洲的某种内在写照：可怕的“病菌”吞噬掉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它向城市的各个角落传递着恐怖并将这种恐怖传播给所有尚在生存的人；政客们狂妄无知，掩饰诿过，对于现实发生一筹莫展，却始终不忘悄然地获取现实利益；囚禁时期的某些风云人物不过是平时的跳梁小丑，只不过善于钻营而获得了更多；而民众们则恐慌无助、自私贪婪、得过且过，日见颓废……他们多数人看不到何时能够解脱这样的囚禁，甚至看不到战胜的可能。他们被疾病和对疾病的恐惧分解成细小的沙子，盲目而更加地无足轻重。再说一次，暴露和指认并不是小说的全部功能，即使这样的暴露和指认是通过隐喻的方式，用另一种囚禁代指的方式完成的。

在这层的隐喻之中或者之上：阿尔贝•加缪隐喻性地创造了一个人——贝尔纳•里厄，一个“对当英雄和圣人都没有兴趣”、也不那么笃信上帝的医生。和卡尔维诺笔下的柯西莫男爵一样，他的兴趣是“成为个人”，努力对得起“人”这个称谓——正是这个匮乏野心的个人，一个在日常中并不显得突出的个人，在奥兰城的瘟疫时期得以挺身而出，承担起救治和维护的责任……没错儿，“医生”这个身份属于隐喻，它隐喻着专业的知识和救助的功能，隐喻着知识分子的应有承担；这个“个人”同样属于隐喻，它喻示贮含在日常中的可贵的光，正是这种并不显见和夺目的光才是日常、时代和文明得以延续和继续向好的可能；他对上帝的并不笃信也是隐喻，他喻示个人对于自我行为和命运的负责，他无可推卸让自己软弱地掩藏起来；“对当英雄和圣人都没有兴趣”当然也是隐喻，他喻示的是，这类“个人”并不期待自我的圣化，他们对成为“统治者”并无兴趣，他们对可能的自我圣化始终保持着警醒和警惕。在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一书中，卡尔维诺让柯西莫男爵懂得 “集体会使人更强大 ，能突出每个人的长处，使人得到替自己办事时极难获得的那种快乐”；同时让他也深深懂得“当那个共同的问题不存在之后，集体就不再像从前那么好了，这时做一个孤独的人更好一些” ——某种意义上说，柯西莫男爵所懂得的也是贝尔纳•里厄医生所懂得的，贝尔纳•里厄医生希望自己成为的也是柯西莫男爵希望成为的。

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中建筑起的，是一棵枝叶繁茂的隐喻之树。它始终用一种囚禁的生活来映射、隐喻另一种囚禁生活，用贝尔纳•里厄医生和他的朋友们的承担来映射、呼唤另一种的承担……

3

加•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在这里出现的瘟疫是一种遗忘症，它由外来的失眠症引发，“失眠症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让人毫无倦意不能入睡，而是会不可逆转地恶化到更严重的境地：遗忘。也就是说，患者慢慢习惯了无眠的状态，就开始淡忘童年的记忆，之后遗忘的是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是每个人的身份，以至失去了自我，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 具有卓越天才的加•加西亚•马尔克斯把那段可怕的瘟疫时期写得妙趣横生，趣味盎然：“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地亚先在家中实行，而后推广到全镇。他用小刷子蘸上墨水给每样东西注明名称：桌子，椅子，钟，门，墙，床，平锅。他又到畜栏为动物和植物标上名称：奶牛，山羊，猪，母鸡，木薯，海芉，香蕉。随着对失忆各种可能症状的研究不断深入，他意识到终会有那么一天，人们即使能通过标签认出每样事物，仍会记不起它的功用。于是他又逐一详加解释。奶牛颈后所挂的名片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体现出马孔多居民与失忆作斗争的决心：这是奶牛，每天早晨都应挤奶，可得牛奶。牛奶应煮沸后和咖啡混合，可得牛奶咖啡。就这样，人们继续在捉摸不定的现实中生活，只是一旦标签文字的意义也被遗忘，这般靠词语暂时维系的现实终将一去不返……”

遗忘并不能使人们失去性命，但可能失去自我，变成没有过往的白痴——这是隐喻的所在。自我的意识与过往紧密相联，一旦将历史清除，自我也会遭受巨大的损毁，没有记忆将会使自我动摇，我们会因此认不清来路也无法塑造我们自己……记忆的缺失本质上是可怕的，尽管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可能浑然不觉，并无不安。

加•加西亚•马尔克斯让马孔多小镇短暂地笼罩在遗忘之中，生活变得模棱两可。遗忘是一种病症，它摧毁着人们的记忆和童年，同时也摧毁着自我，让处在这一病症之下的每个人都变得匮乏、模糊，不再具有完整性。注释性的文字还可以略做抵挡，文字的标注功能、记忆功能和提示性在这里彰显了它的价值，然而危机依然存在：“一旦标签文字的意义也被遗忘，这般靠词语暂时维系的现实终将一去不返……”这依然是隐喻性的，它意味着，随着记忆的消失，所谓“现实的维系”也同样是可疑的，被动摇的。

貌似并无多少用处的记忆，被文字标识出的记忆是何等可贵。

而在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一书中，记忆和遗忘的“另一面”则被重重地强化了。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的大地同时被一片奇怪的“遗忘之雾”所笼罩，他们在遗忘之中得到某种浑浑噩噩的安然……这团“遗忘之雾”让不同民族的人遗忘的是什么？随着故事的行进，“迷雾”被一点点地驱散，我们意识到这团“遗忘之雾”所盖住的是残酷的杀戮，是民族之间的仇杀，是一段黑暗而血腥的过去。撒克逊武士历经重重终于屠杀了制造迷雾的老年巨龙，这段历史被重新揭开，迎接他们的将是……在这里，遗忘同样是一种“瘟疫”，它对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同样构成着浸染，让他们丧失。它同样是隐喻性的，我想我们承认，在民族和民族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信仰和信仰之间可能存在着残酷的历史杀戮，它们沉在历史的缝隙之中不时会有血渍从其间渗漫出来。是记忆这段仇恨永不宽恕、将相互的残杀永恒地继续下去，还是有意识地“组织遗忘”，借此化解旧有的矛盾与仇恨，以维持和换来和平？那，仇恨是可以依靠“组织遗忘”来化解的么，某种的复仇是不是就是天然的错误？“组织遗忘”貌似对化解仇恨有效，可问题是，当一部分的记忆缺失人们也会遗忘他所珍视的东西，譬如爱情，和在“遗忘”中丢失的儿子……更大的问题是，如何保障“组织遗忘”的权力不被滥用，如何保障处在遗忘中的人不被浑浑噩噩吞噬，成为某种的行尸走肉？

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问题。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极为现实的问题。

在《百年孤独》中，加•加西亚•马尔克斯隐喻性地提示保留记忆、抵抗遗忘对生存的重要，它是我们成为一个个“自我”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确立现实坐标、使现实变得坚固的方法；而在《被掩埋的巨人》中，石黑一雄则以隐喻的方式向我们提示和反问：我们是否需要背负沉重的记忆（尤其是仇恨记忆）前行，我们招唤回真相的理由是什么，它会不会变成一种永不休止的相互惩罚？面对“遗忘”这样的瘟疫，我们应何去与何从？

究竟是何去正确，还是何从更正确一些？

4

只有在一个失明了的世界中，“一切事物才显示出真正的样子”——“失明”在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中充当着隐喻，它更多地指认的是大众生活中 “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目”：我们似乎是看到了，但我们没有对它加以注意和审视，而只是漠然地、麻木地“忽略”了它的存在，而这存在一旦放置在一个相对极端化的环境中，譬如一场群体失明的事件中。

《失明症漫记》，将某座城市隐喻性地推向了极端，让一个人进而是一群人成为了目盲的人，进而是整个城市：这个被失明的瘟疫所笼罩起来的城市很快就变成了可怕人性的实验场，他们将要遭遇的是：失明之后生活的种种不适，和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中的处理方式相同，若泽•萨拉马戈尽可能地仿生，让它仿佛是这个世界中的真实发生，让他们在行走中、触摸中有诸多不期而遇的碰到。因失明而带来的情绪变化，包括个人尊严的消失，等等。政府将这群患有“白色眼疾”的病人集中在收容院里，他们在这种囚禁之中要面对斗殴，力量的粗暴展示，对食物的争夺、突然的杀戮、歹徒化的盲人如何迫使女性为他们提供性服务，帮派争夺和……总之，当物质变得匮乏、文明的制约（以能够清晰看见、可指证的行为为代指）和秩序规约（政府权力，法律权力）变得失效之后，这些盲人们变得“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他们赤祼祼地展示着他们的恶，“盲人们一直处在战争之中”，“强壮的人残酷地从瘦弱的人嘴里抢走面包”……若泽•萨拉马戈隐喻性地制造了失明，从而让人性中那些被掩饰的、被压制的、被精心打扮的部分显性地展现出来。

所谓失明，本质上是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目，是不思考不观察的众生和群氓，是“乌合之众”，是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平庸的恶”，是“非本性”。“我看到那些对苏联、对欧洲一体等改变态度的人，全都露出了他们非个性的本质。这改变既不是他们的创造，也不是发明，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出其不意，不是认真思索，不是疯狂之举；它没有诗意；它只是靠向历史多变精神的一种十分乏味的调整……他们总是保持着老样子；总是站在对的一边，总是想着——在他们的圈子里——应该想的；他们改变不是为了靠向他们自我的某种本质，而是为了和他人混成一团……他们是按照看不见的、自身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想法的法庭在改变着自己的想法；他们的改变只不过是一个赌注，押在明天将自喻为真理的法庭上。” 是的，他们并不思考什么，随波逐流地隐藏于大多数中，对一切显露的端倪保持着后知后觉，在若泽•萨拉马戈看来这种生活就属于“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目”，是一种理智匮乏的“失明”。一旦他们进入到物质匮乏、文明的制约和秩序规约失效的某种境地，就会……很有意味的是，惯常的失明是陷入一片黑暗，而《失明症漫记》中的失明则是沉陷于一片牛奶一样的白色光明中，他们自以为是拒绝了黑暗而进入了“光明”……

帮助若泽•萨拉马戈一起“看见”的还有一位女性，小说中医生的妻子，她是《失明症漫记》中唯一未被失明困扰却舍身进入到收容院里的人，也正是她，最终带领收容院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盲人们逃脱，迎来视力的恢复。她的存在也是一种隐喻，一种对母性的、对爱的拯救之力的隐喻。或许只有她和她所负载的隐喻力量，才能使我们这群盲目的人得以拯救？

我承认，在我的生活里也见惯了种种的失明。甚至可以说，我也属于失明者中的一个分子，一个小小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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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嗡鸣叫、让人不厌其烦的苍蝇充当着隐喻。让-保尔•萨特毫不否认他的戏剧《苍蝇》本身就是一部政治寓言，他就是要借用古希腊的神话并重新赋予寓言性主旨——俄瑞斯忒斯对神朱庇特的反抗和拒绝喻示出的是，人需要拿出行动，人需要用勇气和行动来建立和证明自己的自由，它不是神的赐予，从来不是；朱庇特，他是维护现有秩序的庞大力量，机械而固执地运行着，这种运行似乎并无动机但始终拒绝被挑战，他不希望谁来做出改变无论这改变是正确还是错误；而朱庇特降下的苍蝇则喻示了痛苦悔恨，是一种悔意的、忐忑的心理笼罩；具有英雄性的俄瑞斯忒斯则替他们带走象征痛苦悔恨的苍蝇，让众人得以解脱……苍蝇，在《苍蝇》一剧中是“瘟疫”性的存在，它笼罩，弥漫，成为影响着阿尔戈斯人心理的疾病，他们都患有了这一疾病并难以自拔。

俄瑞斯忒斯：让大地化成灰烬好了！让岩石怒骂我好了！让我所经之处花草凋谢好了！要归罪于我，搬出你的整个宇宙都不够！你是诸神之王，朱庇特，你是岩石、群星之王，你是大海波涛之王，但你不是人间之王。

朱庇特：我不是你的王，无耻小儿，那么是谁创造了你？

俄瑞斯忒斯：是你。但你不应该把我造成自由的人。

朱庇特：我给你自由，是为了替我效劳。

俄瑞斯忒斯：那倒很可能。不过，这自由反过来对抗你了，无论是你，还是我，对此都无能为力。

朱庇特：终于有了道歉的话了。

俄瑞斯忒斯：我不道歉。

……

出现在《苍蝇》一剧中的这段对白颇有深意，也颇具象征。俄瑞斯忒斯对力量强过他太多的诸神之王、宇宙之王的并不道歉意味了一种决绝，这个自由的人做出了为自由承担的全部准备。是的，在《苍蝇》中被改写的希腊神话本身即是隐喻，它隐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法较量和两种力量下的法国民众，萨特通过隐喻的书写发出呼吁，希望民众能从悔恨、痛苦和忐忑的阴影下走出，希望大家能意识到自由的自我需要通过行动来确认，它需要抗争和更坚决的承担。

《霍乱时期的爱情》写到，“霍乱也是一种爱情病”——作为疾病和瘟疫的霍乱在加•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部书中隐喻着隔离，在阿里萨和费尔米纳的生命前期是错过，患得患失，是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是隔阂，是紧张关系；而在后期爱情再次到来的时刻，它意味了另一重的“隔离”，即和这个“人世间”的隔开，以一条发生着霍乱的船的名义……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加•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是书写瘟疫最多的作家之一（当然他书写的爱情也同样多），在《爱情和其它魔鬼》一书中他所涉及的瘟疫是狂犬病，那个长发委地的女孩与其说死于狂犬病不如说是死于爱情，是爱情将她“错误地”推向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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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雷尔•恰佩克的《白瘟疫》（一九三七）中，令人憎恶的瘟疫出现在一个法西斯行将掌权的国家，但瘟疫只侵害四十岁以上的人，即那些道德上可能负有责任的人。”“恰佩克的这出寓言剧写于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夕，算是寓言剧的一种变体——是利用瘟疫隐喻来传达被一个欧洲主流定义为野蛮的那种威胁” ……需要承认我并没有阅读过卡雷尔•恰佩克的《白瘟疫》，我只是在苏珊•桑塔格的叙述中发现了它的隐喻性质。切斯瓦夫•米沃什曾提到过一位名叫斯坦瓦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的作家写过一本“稀奇古怪”的书，《永不满足》，里面提到一种独特的瘟疫，它的传染性不是依靠细菌、病毒幽暗的传播而是依靠一种“穆尔提－丙”药丸自觉地服用而完成：服用过“穆尔提－丙”药丸的人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人，就会获得安神和幸福，不再喋喋不休地争论，不再把蒙古军队的入侵看成是文明的悲剧，从而变得心满意足。需要承认我并没有阅读过这部《永不满足》，我只是在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转述中发现了它的隐喻性质。

作为隐喻——瘟疫在小说中的出现往往是作为隐喻而存在的，它象征着入侵，传染性，不知不觉却又莫名的恐慌，象征着死亡和突然改变的多数，象征着腐坏，枯萎，和一种精神上的浑噩……这些骑在黑色马上的黑色骑手，他们在暗夜里嗒嗒的马蹄声总让人或有惶恐。

重新返回到《鼠疫》。小咖啡馆里。有一段朗贝尔、塔鲁和贝尔纳•里厄医生的对话，他们讨论着勇气、伟大，以及为爱情而死与“人”的话题。“里厄站了起来，好像他突然感觉厌倦。‘您说的对，朗贝尔，说得完全对，我丝毫没有叫您放弃您想干的事情的意图，您的事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好的。然而我又必须向您说明：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这种想法可能令人发笑，但是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指什么？’朗贝尔突然严肃起来。‘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

贝尔纳•里厄的话语并不振聋发聩，并不慷慨激昂，反而质朴平实，仿佛只包含着黑白两色。然而它却是有光的。或许微弱，但在着，在着，就珍贵而有力量。是的，在诸多描述疾病（瘟疫）的小说和戏剧中，它们将疾病化成了隐喻，同时也将其中的个人存在化成了隐喻：我们从这些并不理想化的个人身上，看到的是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可能，人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