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00年前的那个早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发起者陈独秀抵沪，入住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经征询李大钊意见，定名“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亦即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据李达回忆：“当时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一是工运工作。”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后，对于传播先进思想尤为重视，在新闻出版方面积极耕耘。

中俄通信社旧址原貌

中俄通信社始发红色电讯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期间，就在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化名吴廷康)帮助下，创办了中俄通信社。

中俄通信社设于霞飞路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杨明斋负责，楼上一个亭子间就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里面仅放一张床和一张写字台。

中俄通信社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和苏俄发送通讯稿，报道中国革命消息，同时，向中国人民披露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稿源大部分取自共产国际资料和赤塔、海参崴、莫斯科的报刊，少量转译英国、美国、法国进步书刊里的内容。那时，党组织创办的外国语学社也设于渔阳里6号，杨明斋常发动学员帮着收发、抄写、油印和校对。

1920年7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世界要闻”栏目第一次发表中俄通信社的《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相隔10多天，又发表《中俄通信社俄事消息》。从此，中俄通信社的稿件不断亮相于国内报纸(《新青年》也曾发表其稿件)，受到各界关注。

在上世纪20年代初，中俄交通未完全畅通，两国之间的消息传递比较困难。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为了蒙蔽人民，竭力歪曲十月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那时，中国各地报纸登载的“世界要闻”，几乎都得自西方通讯社，而它们对于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抱敌视态度。针对这种状况，中俄通信社在1921年1月19日发给上海《民国日报》的稿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年来各国多注意于俄国之布尔什维克。始而惧，继而研究其主义，终则多发表其主义如此。其中加以主观的意见者，自然不免互相矛盾……吾国人士知其主义者日多一日，然而能知构造新俄之工具究竟如何者尚属寥寥焉。”为了使中国人民比较全面了解苏俄，中俄通信社陆续向各报提供《劳农俄国之新教育制度》《劳农俄国的实业近况》《新俄国组织汇记》等稿件；为了介绍列宁生平事迹，中俄通信社相继向各报提供《列宁与托洛次基事略》《列宁答英国记者底质问》《列宁关于劳动底演辞》《列宁小史》等稿件。在杨明斋精心策划下，中俄通信社有计划地选送大量稿件，为人们了解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生动材料。

李达的《回忆党的早期活动》提及：中俄通信社“牌子是没有挂”，“在1921年暑期间终止了”。据考，中俄通信社在上海《民国日报》登出的最后一篇稿件，是1921年5月4日的《俄国贸易之过去与现在》，至此它在该报总计发表新闻稿和电讯稿近70篇。1921年春，由于外国语学社的多数学员被分批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杨明斋也离沪，中俄通信社基本停止活动。中俄通信社存在期间，之所以把上海《民国日报》作为主要阵地，自然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邵力子担任该报总经理和“觉悟”副刊主编是分不开的。

应当指出，从1920年11月底开始，上海《民国日报》还出现华俄通信社(或上海华俄通信社、华俄社)的稿件。华俄通信社与中俄通信社不能画等号，它是由苏俄直接管理的，如1921年5月17日的《广东群报》(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曾发表《本报记者与华俄通信社驻华经理之谈话》，文中说明“华俄通信社是达罗德(总社在赤塔)、洛斯德(总社在莫斯科)两个通信分社合并而成的”。当年，华俄通信社不仅在上海有机构，在北京、哈尔滨、奉天(沈阳)等地都设立了分社。该社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稿件，止于1925年8月1日。华俄通信社虽与中俄通信社有区别，却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它的一些工作。

修缮后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封面

《新青年》升华为最早的党刊

许多人都以为，《共产党》是第一本中共党刊。其实，这并不准确，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共产党》前两个多月，《新青年》已改版为其机关刊物。

《新青年》（第一期刊名为《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15日在沪创刊，由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发行。陈独秀此时寓居上海嵩山路南口吉益里（今太仓路119弄）21号（原建筑已不存），这里也即编辑部。以《新青年》问世为标志，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兴起。

1916年冬，陈独秀赴北京为杂志筹集资金。刚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求贤若渴，决定引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却表示要返回申城，继续主编《新青年》。蔡元培希望其把《新青年》移到北京，并表示将给予支持。陈独秀接受诚邀，《新青年》编辑部北迁。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其中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它堪称中国比较系统地介绍、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翌年初，陈独秀在武汉作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提出要改造社会就要打破不合理的阶级制度。回京后，他受到警察的监视、骚扰，为了安全起见，由李大钊护送至天津。1920年2月，陈独秀重返上海，寓居老渔阳里2号。此系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楼上为卧室和书房，亭子间放杂物，底层客堂是《新青年》编辑部和开会之处。不久，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等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登出孙中山“天下为公”和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刊载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10多个城市和地区工人现状和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和照片；陈独秀发表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直陈时弊；李大钊发表的《May Day运动史》，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意义。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亟须一份机关刊物，据李达回忆：“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八卷一号开始。”《新青年》的改版筹备仅用一个月，它从1920年9月1日起呈现新貌，仍由陈独秀主编（至年底，他赴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杂志由陈望道负责）。这期杂志封面正中有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此时，《新青年》增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连续发表30多篇译稿和文章。陈望道晚年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同年12月，《新青年》为了抨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大讨论，发表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

在进行改版之际，《新青年》脱离上海群益书社，自建单独的新青年社。而且，设立总发行所于法大马路279号（今金陵东路近福建南路处），由苏新甫主管。除了《新青年》，新青年社还发行面向工人、店员的《劳动界》和《上海伙友》。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创刊号出版，封面标明“总经售处上海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这应是“新青年社”初次见诸媒体。从1920年秋开始，新青年社又陆续推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丛书”，书目广告列有近10种，实际付梓8种，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李季译、蔡元培写序的《社会主义史》，黄凌霜译、张伯坚校的《哲学问题》，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等。

“新青年丛书”第八种《阶级争斗》封面

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在沪付排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警探以“宣传过激”为由，到印刷厂将全部稿件搜走，又查封新青年社总发行所，该社不得不迁往广州。翌年7月,《新青年》休刊。1923年6月，中共三大作出决议，重新出版《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并由月刊改为季刊，由瞿秋白主编。

《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一份内涵丰富深刻、影响广大深远的杂志，它开启了民智，振奋了国魂。可以说，它由一份著名杂志发展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进而又曾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绝非偶然。

《共产党》被毛泽东誉为“旗帜鲜明”

当年，《新青年》是公开出版的杂志，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根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理论学习和指导工作的需要，理应还有一份内部刊物，据沈雁冰回忆：“那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忙着筹备出版一个党刊，李达任主编”，“这党刊后来取名《共产党》”，“它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

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在沪问世，由李达主编，这份月刊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理论机关刊物，在全国秘密发行。它的封面上方以大号字配以英文“Communist”（共产主义），辟有“世界消息”“国内消息”“中国劳动界消息”等栏目，卷首有社论式的千字《短言》。创刊号的《短言》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第五期的《短言》则阐明：“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二是政治的使命。”

《共产党》封面

《共产党》着重宣传列宁的建党学说和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党经验，批驳了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坚定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信念，探讨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李达主持下，该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政治宣传紧密结合在一起，既发表探讨党的基本理论的文章，也登载《国家与革命》（第一章）和《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美国共产党党纲》等一系列文献；同时，还报道过上海、唐山等地的工人运动，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进行指导。它不仅向中国共产主义者提供必读的教材，也成为中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交流的重要平台，所以很受欢迎，一期最高发行量达5000多份。李大钊组织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在一份《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该刊。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则赞誉：“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在《新青年》和《广东群报》上，曾多次登载“《共产党》月刊社”的刊物要目。然而，为了防备遭破坏，《共产党》编辑部地址不公开，它先设于老渔阳里2号，后来迁到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为之撰稿、译文，一概不署真名，如李达用“胡炎”和“江春”，李汉俊用“汗”和“均”，沈雁冰用“P生”，施存统用“CT”。

李达主编《共产党》冒了很大的风险，如第三期付印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来干扰，并将重要文章《告中国农民》搜去。他愤怒地在空白页印上“此面被法巡捕房没收去了”，这是党刊以“开天窗”形式揭露和抗议敌人压制言论之始。《共产党》共出版6期，最后一期印着“1921年7月7日出版”，而所载罢工资料则涉及8月的事情，因而它应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停办的。1922年7月21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我们试着让《新青年》与《共产党》月刊合并为一个刊物。在我离开以前，《共产党》已停止出版。”这表明，《共产党》停办的原因，是曾考虑将它与《新青年》合并。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100周年之际，回眸其在新闻出版方面的锐意进取，不禁使人感慨良多：中俄通信社是中国第一个红色通讯社，也是江西瑞金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的先声；改版后的《新青年》，堪称中共党刊的发端；《共产党》则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成为黑夜里的明亮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