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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希望寄托于献身革命的热血青年——重读 《灭亡》《新生》和 《爱情的三部曲》

在《灭亡》、《新生》和《爱情的三部曲》中，看不到无政府主义的说教，巴金致力的是对以杜大心、陈真和李佩珠等为代表的一群献身革命的热血青年的活动和心灵的揭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对中国革命的希望。

巴金不止一次地表示他爱这群热血青年，如对杜大心，他明确表示“我虽不是杜大心的信徒，但我爱他” （《〈灭亡〉作者底自白》）。对陈真，他也表示“我并不崇拜他，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理想化的典型人物，但我爱他”（《〈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他还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我是怎样深切地爱着这些小说里的那些人物。”（《〈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爱他们的什么呢？爱他们“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一点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了这他们牺牲了他们个人的一切”，爱“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的心”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 爱情的三部曲》中的敏说：“只希望有一天得到一个机会把生命献出去。”这可以说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杜大心、张为群、德、明、敏、高志元、方亚丹等等，有的舍身去行刺反动军阀，有的为保护战友与敌人搏斗，有的被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有的被捕后英勇走向刑场……他们都无畏地献出了宝贵生命，正如李佩珠所说的：“许多年轻人到我们里面来．但是很快地就交出生命走了。”陈真虽然死于车祸，但他抱病拼命工作，甘愿为目前的工作牺牲未来，同样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尽管他们之中有的人如杜大心、敏等舍身行刺反动军阀的做法并不可取，但他们的献身精神无疑是值得赞颂的。这些年轻人的献身当然不是儿戏，而是有着崇高的目的，这就是为着摧毁黑暗，建立光明社会的信仰。

杜大心对“各地连年战争，军阀鱼肉人民．流氓与土匪横行，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作威作福，以及革命党人被屠杀等等”的黑暗现实，对压迫者的无比憎恨是溢于言表的。但他同时又说：“对于那些吃菜根，吃树皮，吃土块，吃小孩，以至于吃自己，而终于免不掉死得像蛆一样的人，我是不能爱的。”这只能理解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为他对人民的爱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看见秘书长的车子压死无辜平民，却毫不在意扬长而去时，怒不可遏地骂“那秘书长，那该死的东西，那狗” ，却对自己无力帮助受压迫者改变这丑恶的现实而痛哭。

杜大心参加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团体，抛弃了学业．离开了学校，抱病全力以赴地投入了革命活动。他搞工会工作，印发传单，编辑《工人旬刊》，写作其中的大部分文稿。他甚至把家里寄给他的钱除了留下一点维持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外，其余的就一概充作团体费用。为了工作，他拼命抑制自己的爱情，不允许自己恋爱。为了启发那些“被吃、快被吃的人不要像羊羔一般地送到敌人底口里”，而站起来奋斗，“像狼一样奋斗而死”，他毫不顾惜自己短促的一生。难怪他的朋友李静淑感到他“有着一个高尚的灵魂．一颗黄金似的心”。他后来为了替战友张为群复仇，而去舍身行刺反动军阀旅长，是毫不奇怪的。

《爱情的三部曲》里的那群热血青年也组成了战斗团体，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开展工会工作、发展妇女运动、办杂志、印传单，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带领群众高呼“打倒旅长”的口号，鼓动大家起来与反动军阀斗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此他们也付出了报社被封、工会被捣毁，牺牲了好几位战友的沉重代价。但他们并不气馁畏缩，而是准备着进一步的斗争。李佩珠在父亲被捕的情况下，忍受着痛苦，坚持留下来继续斗争，她说：“我可以受一切的打击，也许明天这个世界就会沉沦在黑暗里，然而我的信仰决不会动摇。”为了革命，他们牺牲了他们的一切。这种精神确实是可贵的。

当然，这群热血青年的弱点也是明显的，正如人们早就指出的，他们缺少正确理论的指引，也没有真正与工农群众结合，所以他们中有的人缺少与敌人作长期的“壕堑战”的韧劲。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恨不得把这世界一拳打碎”，想“费一天功夫把整个社会改变了面目”，或者相信那美满的世界“在最近的将来，甚至一两年内就会到来”。所以他们在大夜弥天的现实中往往不能忍耐。当他们遇到挫折时，个别人甚至会丧失理智地走极端，不必要地献出生命。但是，在斗争实践中，他们也逐渐地成熟起来，他们中的领袖人物李佩珠、吴仁民已经理解“罗马的灭亡不是一天的事”，现在需要的长期的“能够忍耐地沉默地工作的人”，人都是在革命的“大洪炉里锻炼出来的” , “没有理由轻易牺牲”。后来在与敌人的枪战中壮烈牺牲的方亚丹也深刻地认识到“个人的恐怖没有好处”，一时的痛快只会摧毁自己的一切。他们从挫折中看到了自己的弱点：“我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又不好好准备，那么还会有更大的损失。”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他们决定撤退到农村去，另外换一批人来继续斗争。可以想见，这批献身革命的热血青年，一定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真正地成熟，融人中国革命的伟大洪流中。所以巴金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雨》中那个在国外喝了洋墨水．回来发誓“要做个革命家起码也应该在外国图书馆里读几年书的”的“高论”的张小川，显然是热血青年的对立面，这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巴金也是把《雾》中的周如水的形象，作为那群献身革命的热血青年的对立面来塑造的。因为这个人物中思想基础和性格特点上，都与后者格格不入。

周如水思想感情上深受封建的制约，他塞满脑子的就是封建礼教的“孝”和违反人性的“义”。当他的爱情幸福与“孝”和“义”冲突的时候，他的行动就完全被不要因为不听长辈的话回家做官，而被人骂为“不孝的儿子”，和不要因为抛弃由父母做主娶的自己根本不爱的妻子，而被人骂为“不义的丈夫”的念头所控制。他觉得假如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了，就会与家庭断绝关系 , “这太残忍了”，就是没有“良心”，就“在道德上破了产，会成为被社会唾弃的人” ,“这个打击太大了，他实在不能忍受”。在个人的爱情追求与所谓的“良心”和陈腐的“社会舆论”之间，他始终屈服于后者。他最后忍受着痛苦拒绝张若兰的爱情，是毫不奇怪的。他的“土还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回到乡村去“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办民团”等等的“改良事业”的抱负，也被他父亲的一封斥责的信击得粉碎。他的思想基础加上他似乎是优柔寡断的性格，就使他永远陷落在无穷无尽的矛盾和苦恼之中。怎能想象这样的人也会义无反顾地献身革命？巴金在塑造这个形象时，明确看到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在中国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是不少的”，这是“一种典型”，这种典型与在他心里寄托着希望的那群热血青年是相对立的。巴金把他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为了给这类人树立一面镜子。

巴金说过：“我们那一代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都或多或少地跟个人主义有关系”。（《谈〈新生〉及其他》）从小资产阶级分子成长为成熟的革命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阻碍他们献身革命的一个敌人，就是个人主义思想。《新生》的主人公李冷和《雨》的主人公吴仁民的成长过程，就生动地体现了作者的这个观念。

读着《新生》，恐怕读者们起先都会对李冷的冗长的心理揭示感到惊异。但是细想下来，这个人物在革命青年面前时的复杂心志又不难理解。出身于大官僚富裕家庭的李冷虽然也受到过新思潮的洗礼，但并没有像杜大心们那样建立起牺牲个人的一切，为打碎旧世界，为人民创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的信仰。

他承认自己“没有信仰，没有目的”，“心里没有一件值得崇敬献身的东西”，“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够奉那愚蠢的人民为上帝的”。他的个人主义的核心就是“我只知道我自己”，“我对于我是至高的存在”，在“我底世界中我当然是中心。等我灭亡的时候，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他奉行着这样的信条，过惯了富裕平静安逸的生活。

他恨杜大心，因为杜大心的思想感染了妹妹和情人，使她们走上了到工人中去进行革命活动的道路，扰乱了他的生活。他看到她们在贫民区的清苦生活，感到不能接受，认为她们是“故意找苦吃”，这样故意受苦救不了人，救不了自己。而杜大心由于不正确的复仇方式送了性命，更从反面刺激了他否定革命活动。他不理解杜大心的信仰的崇高，只是看到杜大心“身子已经腐烂，而他所憎恨的一切依然存在”，所以杜大心的道路是不可取的，“我要为自己而存在”。他就这样在个人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这就是李冷在思想上如此反反复复很难转弯的根本原因。虽然他后来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虽然他在内心中两种思想的矛盾中痛苦得只想毁灭，在他的妹妹、情人和他的献身于事业的朋友们的苦口婆心的启发下，在他们的实际行动的感染下，在妹妹、情人被捕带来的痛苦中，他最终还是认识到“如今需要的是信仰，就是坚定的信仰”。

李冷终于踏上了新生的道路，到A地投入了火热的工会运动，最后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可是这个从个人主义者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过程何其漫长，经过了多么艰难反复的思想斗争啊！小说《新生》的意义就在于生动地启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彻底抛弃个人主义，真正走上革命道路，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雨》中的吴仁民是另一种类型。他不能忍受“黑暗，专制，罪恶，一切仍旧继续着狂欢”，又不能忍受地下工作的沉寂，埋怨工作太迂缓，说什么文字宣传没有用，“只是知识阶级的手淫而已”，“即使你把书本堆成山，那也只有喂蠹虫吃”。他向往“热闹、激动”，“把生命孤注一掷”，“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他感到孤独、寂寞，感到“这个城市就像是一个大沙漠”，常常问道：“究竟还要忍耐多久呢？”为了摆脱这种孤寂．他竟然产生了“暂时在女性的温暖的怀里”，“休养这疲倦的身体来预备新的斗争”的荒唐念头。

他失去了自制力，即使爱情是一个深渊，他也只好让自己陷进去，“甘愿为了一刹那的心的温暖就把自己毁掉”，于是他就沉醉在爱情的缠绵里。只有在战友们默默的工作和苦斗面前，他才感觉到“别人为着信仰忙碌着，甚至受着压迫的时候”，自己不应该把精力完全浪费在爱情上面。他受到了义务观念的“责备”，认识到应该担负起“打击整个旧的组织，看着他破碎”的责任，应该为此“牺牲个人的一切享受”。然而接着他又动摇了，想“先在女性的怀里休息一些时候，再以饱满的新的精神来从事工作”，于是他仍旧在爱情里度日。他与李冷一样，处在这种反反复复的矛盾心态中。

只有当黑暗势力夺去了他的先后两个爱人的生命时，他才彻底醒悟过来，理解到“这个黑暗世界的确潜伏着一种如此巨大的力量”，他应该做一个舞动鞭子打在整个旧的社会制度上面的人，应该“甘愿牺牲一切个人的享受去追求那光明的将来”。他不再把精力浪费在爱情的悲喜剧上面了，他终于成熟了。在《电》，他到A地去投入了斗争，并且成为了那群热血青年的领袖人物。吴仁民的成熟过程，同样显示出巴金对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成长为成熟的革命战士的复杂性的思考。

与创作《激流》三部曲一样，巴金创作《灭亡》、《新生》和《爱情的三部曲》同样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他回顾开始写《灭亡》时的情景时说，自己在巴黎的孤寂生活中，受到“过去回忆”的折磨，他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于是他便开始把“从生活中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小说里“许多事都是我见到过，听说过的”。至于《爱情的三部曲》里的人物有生活原型的，就更多了。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体现了当时作为一个寻求革命真理的年轻人的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巴金说：“横贯全书的悲哀是我自己的悲哀。”小说《新生》里李冷的日记“的确有作者自己的东西”，他常常叫嚷“孤寂、矛盾”，那是作者自己的痛苦的呼声。巴金说，李冷就义前那个“把个体的生命联系在群体的生命上”，“在人类的向上繁荣中找到个人的新生”的信念，“不仅是李冷的，它也是我的”。作品的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对那群献身革命的热血青年的生动刻画，使其在当时能够在青年读者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激励他们投身革命。这是巴金用艺术创作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奉献。

（原文选自《五四新文学精神的薪传——巴金研究集刊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