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巴金《家》最初以《激流》为题连载于上海《时报》，始于1931年4月18日，至1932年5月23日连载结束。《激流》连载期间，1931年11月29日至1932年1月23日、1932年1月29日至3月15日两次被暂停，险遭“腰斩”。其原因，《时报》报馆和作家本人的解释大相径庭。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文学现象。陈思广认为《家》从情节、主题、内容到语言都难以迎合《时报》以市民为主的读者的阅读心理。[1]陈思广针对既有研究提出《激流》险遭《时报》“腰斩”的两大原因：一是国难当前，报纸没有空位继续刊登；二是《激流》字数太多，写得太长。吴福辉在《<家>初刊为何险遭腰斩》[2]一文中将《激流》与其他报纸战时连载小说字数比较后，认为这两大原因并不成立。吴文同时也注意到了《家》“连载本读者”和“单行本读者”是都市中的不同群体，由此关注二者互动所形成的现代文学运行机制。这些研究成果，对继续探析《激流》险遭“腰斩”的问题都极具启发性。本文在结合时代背景梳理《时报》“腰斩”小说《激流》始末的基础上，力图揭示以《激流》为代表的新文学长篇小说进入市民报纸副刊后，在市民阅读群体中传播与接受的情况，探察报馆如何选择更适宜的连载小说，以及作家如何为长篇小说选择更有效的传播媒介等问题，由此进一步考察新文学长篇小说进入市民报纸后，所呈现出1930年代新文学通俗化进程的曲折与反复，以及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一、《激流》连载之背景及始末

1927年以后，上海逐渐成为新文学的中心。恰在此时，留学归国的巴金选择留在上海从事文学编辑与创作。巴金处女作《灭亡》1929年1月发表于《小说月报》后，引发强烈反响，编辑叶圣陶的短文《最后一页》中说起“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君是谁”，[3]可见该作深受读者欢迎。此外，《小说月报》在4月和年底总结时两次评价该作为本年度文坛引人注意的作品。[4]从此，巴金以较高的姿态挺进了文坛。

1931年4月18日，巴金长篇小说《激流》在《时报》连载，这是巴金首次选择报纸作为发表小说的媒介。《时报》是一份创办于1904年，到1939年才停刊的有过35年历史的重要报纸。其草创时期，主持者为狄楚青，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幕后支持，报纸的内容大都与康、梁维新思想相关。1908年，狄楚青疏远康梁，独资经营办报，开始实行自己的办报理念。当时《时报》面向学界,重视时政报道，是政治参与度高，以时评为特色的报纸。因此，《时报》受到上海知识分子的欢迎。胡适在《十七年的回顾》一文中说：“……《时报》出世后不久，就成为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就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5]

20年代上海的报纸种类繁多，数量也迅猛增加，呈现出“办报热”的繁盛局面。但报纸之间的竞争异常惨烈,能生存下去的报纸非常之少,日报不多,大报更少。[6]《时报》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提高报纸销量，将市民大众视为报纸的主要受众。为满足市民的娱乐消闲需求，1921年黄伯惠接手《时报》后，不惜投入重金购买拍摄设备、彩印机器，并包专机对市民感兴趣的体育新闻和社会新闻进行跟踪报道。总之，《时报》转型后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阅读群体呈现出市民化特征。

《时报》从创刊到终刊均有小说连载，然而前后期选择连载小说类型的变化相当明显。前期以外国中长篇通俗小说翻译为主，如陈景韩及包天笑翻译的“窟中人”“野之花”系列日本小说。胡适曾评论前期《时报》的一个亮点：“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说能引起一般少年的文学兴趣。”[7]《时报》中后期多注重连载国内作家的长篇小说，如老汉（徐凌霄）的《古城返照记》、龙公（姚鹓雏）的《龙套人语》等。1930年前后其它大报连载的长篇小说，如《申报》连载包天笑《心上温馨》，《新闻报》连载顾明道《荒江女侠续集》，《时事新报》连载陈大悲《红花瓶》和陈慎言《故都秘录》，多被称为“礼拜六派”通俗小说。与此相比，《时报》连载小说在题材上颇有新意。《古城返照记》是我国第一部京味长篇纪实小说，《龙套人语》则是这一时期新兴的社会题材小说，两部小说在《时报》连载时，好评如云，反响很大。[8]由此可知《时报》连载小说与其他大报相比，更注重小说的创新性。《激流》作为新文学长篇小说，连载于《时报》，此举正符合《时报》选择连载小说重创新性的标准。下文我们就来厘清《激流》连载于《时报》的完整过程。

1931年4月14日，《时报》第5版刊载了题为《本报不日起刊载 巴金先生新著 长篇小说》的预告：“我们为应读者需要，特请‘巴金’先生撰述一部长篇小说，不日可在本报上发表。巴金先生的小说，笔墨冷隽而意味深远，在新文坛上已有相当权威，向除文艺刊物及单行本外，不易读到其作品。此次慨为本报担任长期撰述，得以天天见面，实出望外，我们应代读者十二分的表示感谢。”[9]其中“巴金先生新著”与“长篇小说”大字黑体，以示隆重。（图一）4月18日，《时报》又于第5版刊登消息：“本报今日起揭载新文坛巨子 巴金先生作 长篇小说《激流》 按日刊登一千余字 不致间断 阅者注意 ”[10]其中“长篇小说”也以大字醒目刊出。（图二）自此，《激流》开始连载于《时报》，至1932年5月23日结束，共246期。

然而，这部典型的新文学长篇小说在连载期间，于1931年11月29日至1932年1月23日、1932年1月29日至3月15日两次被暂停，险些遭遇“腰斩”。

《时报》在对《激流》第一阶段暂停连载缘由所作的声明中称，因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多发国难新闻，没有地位续刊，故暂停了近两个月，并承诺此后将每天不断地刊登，直至结束，又与巴金约定接着再连载其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11]可从1932年1月29日开始，《激流》再次暂停连载近一个半月，报馆并未对此作出解释。巴金本人的说法是：“九·一八沈阳事变后,报纸上发表小说的地位让给东北抗战的消息了。《激流》停刊了一个时期,报馆不曾通知我。后来在报纸上出现了别人的小说,我记得有林疑今的,还有沈从文的作品(例如《记胡也频》),不过都不长。我的小说一直没有消息,……果然在我决定匆匆收场,已经写到瑞珏死亡的时候,报馆送来了信函,埋怨我把小说写得太长,说是超过了原先讲定的字数。信里不曾说明要‘腰斩’我的作品，但是用意十分明显。”[12]

查阅《时报》可知，“九·一八”事变后，《激流》的刊载并未如报馆所言受到太多影响。1931年9月20日起，《时报》开始多发国难新闻，此时，《激流》仍在连载，11月28日第184期后才停止。11月29日起，《时报》确实扩大了对抗日战事报道的版面，由三个版面增加至四或五个版面。《激流》于1932年1月24日恢复连载后，1月29日再次停止连载，可见，报馆并未做到其承诺的“每天不间断的刊登”。那么，报馆所声明的《激流》暂停连载的原因，显然并非完全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影响。

还需注意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时报》为能够及时传达最新抗日战事消息，从2月1日起，每日出版“号外”增刊。可在《激流》第二次暂停连载的前后，《时报•号外》还不时刊有署名阿呆的滑稽小说。由此可以推断，将《激流》停止连载归于“因战争原因，报纸版面不足”只是报馆的说辞。

那是否又如巴金所说，此时《时报》刊登了他人作品，单单停止连载《激流》？的确，《时报》当时也连载了沈从文的散文《记胡也频》（前十一期名为《诗人与小说家》）、小说《泥涂》和林疑今的小说《某夫人》、《西施》。《记胡也频》是1931年10月4日起连载于《时报》，11月29日结束。在该文连载结束后，《激流》才被长时间暂停连载。余下的三部小说《泥涂》《某夫人》《西施》与《激流》连载时间也有重叠，各自均有过一或两期中断连载。因此，《时报》在暂停连载《激流》期间，并没有不间断地连载沈从文、林疑今的小说。巴金的回忆与事实有出入，或是巴金看到的报纸恰是《激流》偶然停止连载，沈从文或林疑今作品仍在连载的某期所致。[13]

总之，小说《激流》险遭“腰斩”既非如报馆所说“版面让位于国难新闻”，也并不尽如巴金所忆仅停止连载《激流》而继续刊登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下文我们试从报纸连载小说的必要条件、《时报》市民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及小说《激流》的文本特征等方面来探究《激流》险遭“腰斩”的原因。

二、《激流》险遭“腰斩”的原因

都市报纸刊登连载小说是扩大销售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市民是报纸的主要读者，这就要求作家创作报纸连载小说时，应更主动地“迎合”市民读者的阅读需求。那时最受市民欢迎的报纸连载小说是哪一类型呢？1931年前后，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啼笑因缘》轰动了整个大上海,《新闻报》《申报》《晶报》等报纸的连载小说几乎由张恨水一人包办。其实，我们不难理解“鸳鸯蝴蝶派”一类通俗言情小说为何会如此受欢迎。其一，报纸特定的新闻性使得其连载的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真实性”和“新闻性”的报章色彩。[14]其二，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张恨水将笔力重心由旧式“才子佳人”转至普通民众阶层，与当时市民读者所关注的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时代诉求相一致。其三，此类小说结构相对散漫,依靠实事细节来平面铺开故事,深入浅出,适宜分期阅读。其四，采用章回体形式, 通过分章回或章节卖关子来吸引读者。另外，作品内容的通俗和结构的松散，使得小说更容易被改编成评书、戏剧等，可以扩大其在市民阶层的接受范围。

以此标准衡量，《激流》显然没有办法满足上海广大市民读者的阅读期待。首先，从主题上讲，反抗旧势力、推翻一切不合理制度主题，在民族矛盾日趋严重的三十年代初，难以引发共鸣。就内容来说，市民眼里《激流》是一部讲述旧式大家庭中三角恋爱、少爷小姐以及少爷丫鬟式的爱情故事。较之鸳鸯蝴蝶派的社会言情小说，显然不够新鲜和刺激。其次，从故事情节讲，故事曲折、情节巧妙和悬念多置是连载小说所应必备的基本条件。《激流》中觉新、瑞珏和梅之间的爱情纠葛虽然精彩但笔墨不多，关于青年学生对学习生活和思想观念的讨论对话却连篇累牍。然而，青年对理想的追求和现实的困惑，是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市民大众不能完全理解的。最后，从语言上来说，《激流》悲愤、峻烈、激扬的语言因受1000字左右连载篇幅的限制，很难达到直击读者内心深处的效果。查阅《时报》发现，专栏编辑严格按每期千余字标准对《激流》连载更新，有时一句话还未结束，就因版面有限而被生生切断了，破坏了读者情趣，效果非常不好。如1931年4月22日那期《激流》连载结尾处为“‘好，我不再开口了，’觉慧只是”，[15]下一期开头以“笑着。‘让你们两个去说罢，’又这样加了一句，便故意将脚步放慢些”[16]相接。巴金曾坦言：“我没有写连载小说的经验，也不去管它，我就一口答应下来。”[17]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激流》在《时报》连载时没有引起众多读者关注。

1931年初，为顺应时代潮流，时任编辑吴灵园计划引入五四新文学小说进入连载专栏，增强连载小说内容上的新意，并借此扩大报纸的阅读群，扭转局面增加报纸的销售量。[18]吴灵园和朋友火雪明说了这计划，火雪明推荐了巴金，看过引言和前两章稿子后，吴灵园便同意《激流》在《时报》连载。[19]笔者认为吴灵园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巴金在文坛上已小有名气，可借其作家名声提高报纸的知名度，这也是一种宣传手段。二是从前两章的内容上看，《激流》能够基本满足市民读者的阅读期待，那就是适应新式教育的青年人在旧家庭中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想要去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子能否冲破旧思想的束缚得以如愿，青年男女是否会为了自己的爱情自由而努力拼搏？然而，《时报》和巴金都忽视了长篇连载小说每期字数的规定和限制，以致1931年年底前《时报》更换编辑后，[20]埋怨巴金小说写得篇幅过长、节奏缓慢拖沓、情节冗长，又因战事过多，版面稍显紧张，遂决定停止连载，这就显得事出有因了。由此看来，《时报》是有“腰斩”《激流》用意的。

但“腰斩”后来并未发生，其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一是巴金承诺不要稿费，加之报馆事前承诺过巴金与读者，要将《激流》连载结束，并且作家也加快了小说的叙述节奏，连载已接近尾声。二是《激流》连载结束后，《时报》又刊登了巴金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可见报馆与巴金的关系依旧融洽。就在《激流》被市民读者忽视的时段，巴金在文坛上仍相当活跃，“巴金的名字在杂志上显露的次数一天天的多起来，在人们的谈话里也时可以听到，而且接二连三地出着小说集，短篇的，长篇的。”[21]所以，报馆欲继续借助巴金的作家地位来提高报纸知名度，增加报纸销量。但这次《时报》险些“腰斩”长篇小说《激流》，无论是对报馆，还是对作家本人，似乎都是前车之鉴。此后，《时报》就极少连载长篇小说，对新文学小说的选择多是中篇，内容上更注重娱乐消遣性，如连载了《上海小姐》《北平小姐》《春城舞女》等等。此后，巴金没有在任何报纸上连载过长篇小说。

三、新文学长篇小说与报纸连载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创刊发行是新文学运动开展的标志，其刊登的新文学运动纲领、文学改革主张为社会所关注,其发表的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和胡适的白话诗等，更是新文学初期的创作“实绩”，将新文学运动一步步推向高潮。所以说“没有从近代以来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报刊杂志,就没有‘五四’文学革新。”[22]

然而，新文学长篇小说最初是以单行本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如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23]王统照的《一叶》，[24]并未在普通市民读者中引起广泛阅读与传播。究其原因，不妨引用冀野在《读<冲积期化石>之后》一文中的说法：“在南京要读最新出版的书籍是一件狠不容易底事，因为此间的书铺，只知赶快贩卖些《礼拜六》《半月》《消闲月刊》，……一流的小说书，若是要读什么《女神》《沉沦》一类的书，除非等报纸上的广告登了几个星期之后。最近出版的《冲积期化石》，当然也逃不了这个例子。”[25]于是，新文学长篇小说作者开始借鉴传统长篇小说所选择的传播媒介——期刊报纸，意图以此推进新文学长篇小说的传播、阅读与接受。1921年12月4日中篇小说《阿Q正传》连载于北京《晨报副刊》，1922年2月12日结束。这是较早一部以连载形式与读者见面的新文学小说。《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四期时，读者在给《小说月报》的信稿中称作者的笔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让人产生不真实之感。编辑沈雁冰在“通信”栏回复“至于《晨报附刊》所刊登的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26]在鲁迅的《<阿Q正传>的成因》中可得知：在《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很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骂到他的头上。[27]显而易见，中篇小说《阿Q正传》于连载之时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讨论。鉴于此，一些乐于破旧立新的报人抓住时机，尝试将新文学长篇小说引进报纸这一大众传播媒介。

1931年4月至1932年5月，小说《激流》连载于《时报》是新文学长篇小说首次进入日报这一大众传媒，可视为新文学长篇小说向以市民大众为主的阅读群体迈出了相当正式且重要的一步。带有启蒙意义的新文学长篇小说开始进入报纸，进入更多普通市民的视野，试图与通俗文学小说争夺“地盘”。

新文学小说的传播一直是以期刊为主要阵地，长篇小说多出单行本。通俗小说往往最先是以报纸连载的方式与读者见面。期刊与报纸均是以商品形式直接面向大众的，占得商机就要争取更多的读者。但相较而言，期刊对连载小说文学性要求相对较高，报纸则因读者阅读需求呈现出的市场化特点较为显著。所以，最受欢迎的报纸连载小说当属具有时事性、新鲜性且反映生活广度的当下流行小说，如张恨水的系列长篇小说。1930年3月17日《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快活林》上连载，立即赢得无数读者，报纸订阅量大大增加。甚至有人在报纸上刊登启事，愿意代写《啼笑因缘》以供读者收藏。[28]与报纸相比较，期刊为连载小说提供的版面更充裕。比起报纸连载小说每天连续阅读的急迫感，期刊连载小说更多的是阅读的从容和精细。[29]此外，期刊还经常刊登读者对小说的读后感或评论文章，建构读者与作家互动的公共领域，正是在这样一个极具思想深度与启蒙意义的空间里, 作家、评论家、教师以及部分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以自由交流方式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的讨论,给作家作品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这对作品的传播接受与经典化进程有着重大意义。而当新文学要走向市民读者，具有实时性、广泛性和互动性的报纸当然是首选传播媒介。所以，《激流》在《时报》上的连载就是一次极具意义的尝试。

然而，这一尝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长篇小说是否适宜选取报纸连载这一传播媒介，以及其能否达到报馆对连载长篇小说的预设目标。

巴金去巴黎求学本就是为了寻找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一条路，樊宰底的回信告诉他：“青年是人类的希望。”[30]回国后，看到国内社会现状，作为爱国青年的巴金通过这部描写旧家庭悲欢离合的历史的新文学长篇小说《激流》，发出对于“吃人”旧制度、旧礼教强烈控诉，号召青年奋起反抗。无疑，《激流》最适当的阅读群体应为文学青年。可鉴于期刊与报纸面向的阅读群体不一致，前者面向的是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知识分子，以文学青年为主；后者是具有识字能力的大众，即普通市民。所以巴金选择将《激流》连载于《时报》，错过了最适当的读者群，是一次被动面向市民读者的发表选择。正因如此，让巴金更清楚地定位自己小说应该面向的读者群——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是指伴随着新文学及其新价值观一同产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了新式教育，因时势或自身原因，辗转于各所学校之间。因此，报纸副刊、期刊和新文学书籍，成为了不少文学青年主要的知识来源。正如沈从文曾坦言“创作知识的来源，除了生活底子外，不外上海和北京几种杂志和报刊上文章，和商务、中华一些翻译小说。”[31]这是与从晚清口岸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市民阶层拥有不同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的一阅读群体。《激流》连载于《时报》更多仍是作家与报馆之间的一种商业行为，《激流》从思想到内容是面向文学青年的创作，报纸连载的形式只是客观上使《激流》承担了向市民读者宣传普及新价值观的作用。从这一层面来讲，《激流》险遭“腰斩”这一现象是新文学长篇连载小说与阅读群体间发生龃龉的象征性体现。

这一切对于报馆而言又意味着什么？以下根据笔者整理的1931年4月——1934年12月《时报》连载小说情况表，尝试对《激流》连载结束后，《时报》报馆怎样调整连载小说这一问题作具体分析：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时报》没有放弃对新文学小说的连载，但为避免篇幅过长遭遇连载瓶颈，更倾向于中篇小说。也就是说，虽然《激流》险遭“腰斩”，但《时报》没有停止连载新文学小说的革新之举，相反仍坚持了两年之久，这对新文学价值观渗透至市民阶层内部，仍具有重大意义。

在新文学影响持续发酵的1930年代，《时报》此举一方面体现了其“报界先锋”的地位，大举革新，刊载新文学小说。另一方面，《时报》连载刚刚走向成熟的新文学长篇小说，很明显是含有借新文学作家名声扩大报纸影响力，进而提高报纸销量的用意。《激流》预告中称巴金为“新文坛巨子”，作品不易读到。巴金却否定道:“这明明是吹牛。我当时只出版了两本中篇小说，发表过十几个短篇。文学是什么，我也讲不出来，究竟有没有进入文坛，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哪里来的‘巨子’？”[32]

《激流》险遭“腰斩”事件正表明了：1930年代在文学商业化与市场化的潮流下，新文学长篇小说选择市民报纸连载形式，扩大阅读群体的尝试受挫，由此可见，新文学长篇连载小说与报纸阅读群体之间有着明显的错位。如何在新文学长篇小说与报纸连载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继而完成五四新文学的传播向市民阶层延伸的任务，成为了1930年代新文学通俗化实践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四、市民报纸与新文学长篇连载小说转向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激流》在《时报》连载险遭“腰斩”，但1933年《激流》改名为《家》在开明书店出版后，成为畅销书。这源于当时单行本的读者以青年学生为主，巴金的《家》呼应了处于幻灭和觉悟间正面临道路选择的进步青年的心声，使得巴金迅速成为深受青年读者喜爱的作家。青年学生可以说是巴金小说持久的读者群体。此后，巴金的小说多在《文季月刊》《中学生》《东方杂志》等文学期刊连载，小说和小说集不断地结集出版，巴金在文坛地位“水涨船高”。1936年，《激流三部曲》第二部《春》先在巴金与靳以合编的《文季月刊》1—7期连载（未连载完），1938年4月由开明书店出版。1940年5月，《激流三部曲》第三部《秋》由开明书店直接出版单行本。由此看来，巴金长篇小说放弃报纸连载形式，转而选择以文学期刊连载和单行本出版为主的传播方式，更为直接的面向其长篇小说潜在的读者群——文学青年。也正是在这些青年读者的带动下，巴金及其作品在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中影响力越来越强。[33]巴金《激流三部曲》所选择的不同传播媒介，在某种程度上，为作家如何给新文学长篇小说选择更有效的传播媒介提供了范例。

《激流》险遭“腰斩”事件意味着新文学长篇小说进入大众视野的尝试在巴金这里受挫，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巴金小说面向的潜在读者群，与报纸的阅读群体不甚相符，其小说的内容、风格，与市民读者的阅读需求不甚吻合。《激流》作为典型的新文学长篇小说，通过面向市民阶层的报纸连载方式问世，只是无意间从物质载体方面践行着新文学通俗化的进程。不过在《激流》险遭“腰斩”但最终成功问世的影响下，上海部分报纸相继效仿，新文学长篇小说以连载机制逐渐进入市民报纸。但是新文学长篇小说要成功进入市民报纸，完成扩大读者群的任务，新文学作家似乎不得不在考虑报纸连载小说要求与市民读者阅读需求的前提下，对其作品进行调整，叶灵凤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欣然接受《时事新报•青光》黄天鹏编辑的邀请，开始撰写长篇连载小说。1932年10月10日，叶灵凤长篇小说《时代姑娘》开始在《时事新报•青光》连载。接着，1935年1月1日，叶灵凤在《时事新报•青光》连载长篇小说《未完成的忏悔录》，1935年9月12日又在《小晨报》连载长篇小说《永久的女性》。

我们看到，叶灵凤似乎从《激流》连载过程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充分考虑到市民读者的阅读需求与特点，试图打破新文学长篇小说与旧式通俗长篇小说之间的界限，创作出雅俗共赏的新大众小说。[34]正如他在《<时代姑娘>自题》中所说：“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地要尝试的大众小说，是想将一般的读者由通俗小说中引诱到新文艺园地里来的一种企图。”[35]又如他在《<未完成的忏悔录>前记》中所说：“我下笔时是力求通俗，避免了一些所谓‘文艺的’描写的。”[36]叶灵凤这三部长篇小说以都市男女的爱情书写为主题，用细腻而真实的笔触描写上海都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都市男女形象的刻画极具典型性。三部小说在报纸连载时，叶灵凤严格按照报纸连载小说相关要求创作，每版有简明扼要的独立小标题，如半打玫瑰、中国饭店、被袭击的心、韩剑修的遗书等等。在每版结尾处，又不着痕迹地设置悬念，使得每日小说情节衔接自然，故事具有连贯性。例如《未完成的忏悔录》第三十八节的末尾写到：“一看见我，她不觉倒退几步，她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在她家里，而且会来给她开门的。”[37]第三十九节开头为“‘你……’她几乎连话都说不出了。”[38]

此外，叶灵凤十分倾心纪德小说《赝币》中“立体的综合的”现代表现手法，即“除了第三人称的叙述之外,书中又插入了人物的日记、书翰,以及片断的第一人称的自白。”[39]这种“立体的综合的”现代表现手法在三部长篇小说中均有运用，例如《时代姑娘》中第三人称叙述从整体上把控，插入女主人公第一人称的日记或内心独白，又有书信、对话，以及加入报纸新闻要素推动情节的发展。这种将通俗与先锋相融合的复杂交织而又变化多端的写作手法地采用，使得这部小说于报纸连载时就引发市民读者极大的阅读兴趣，纷纷来函询问“时代姑娘”是否真有其人，并给叶灵凤提了许多意见。[40]

叶灵凤新大众小说在市民报纸连载取得的实绩表明：他在新文学长篇小说与报纸连载形式之间寻求平衡点，即新文学作家的长篇连载小说创作应在坚守新文学价值观的同时，充分考虑市民读者的阅读需求，采用通俗与先锋相融合的写作手法，尽可能符合报纸连载小说的相关要求，继而探寻新文学长篇连载小说的转型之路。叶灵凤用自己一系列报纸长篇连载小说的创作迈出了新文学通俗化新的一步.

通过对《激流》险遭“腰斩”现象的考察，以及叶灵凤在市民报纸成功连载的三部新大众小说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看出1930年代新文学通俗化进程的曲折、反复和取得的实绩。新文学长篇小说物质载体的这番变迁，以及报馆、作者和读者在此过程中对新文学价值有意无意的体认，都可以看作是1940年代国统区新文学通俗化进一步发展之前可贵的实践。

注释：

[1]陈思广：《差点被“腰斩”的<家>》，《中华读书报》2013年2月20日。

[2]吴福辉：《<家>初刊为何险遭腰斩》,《书城》2008年2月号。

[3]记者：《最后一页》，《小说月报》1929年4月第20卷第4号。

[4]参见记者：《最后一页》，《小说月报》1929年4月、12月第20卷第4号、第12号。

[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长沙：岳麓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6]熊月之、许敏：《上海通史》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

[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长沙：岳麓出版社，2011年，第175页。

[8]《时报》1928年11月25日、26日均在第3版刊登与作者老汉的“问答”，回答小说《古城返照记》连载了两个月众多批评、赞美和怀疑的相关问题。《社会日报》1930年12月12日第3版红蟫《别裁小说<古城返照记>》中评论“小说价值而不多见，书分节段，绝对非普通章回体，略似红花瓶而风格亦正不同，吾故称之为小说中之别裁也。”署名为老铁的人在《小日报》1929年7月11日第3版发表的《<龙套人语>之版权》中评论“《龙套人语》之情节珍祕，行文流利……该报之《龙套人语》，时有间断，殊令读者不快”。从上述当时报纸对两部小说的评论中，我们不难推出两部小说题材、写法的创新性，以及受读者欢迎程度之高。

[9]《时报》1931年4月14日第5版。

[10]《时报》1931年4月18日第5版。

[11]《时报》1932年1月24日第5版。

[12]巴金：《创作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1页。

[13]如1931年11月29日《时报》仅连载沈从文散文《记胡也频》，或是1932年3月25日《时报》仅连载沈从文小说《泥涂》，《激流》暂停一期。

[14]张恨水：《我的小说过程》，录自郑逸梅：《小品大观》，上海：校经山房，1925年。

[15]《时报》1931年4月22日第5版。

[16]《时报》1931年4月23日第5版。

[17]巴金：《创作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3页。

[18]《晶报》1930年12月24日第3版中发表了题为《黄伯惠坚持办报》的短文“时报馆，自平等阁主人，让渡黄伯惠君后，黄君惨淡经营，不辞劳怨。初美丽画报外，缩篇幅，聚精彩，以少许胜多许，历年赔累綦夥。……然以君坚持不懈之精神，《时报》发展，可计月而待也……”不难推断，30年代，连载小说专栏的革新，是为了与他报的不同，以新文学小说来吸引更多的读者，提升竞争力，增加报纸的销量。

[19]《为巴金催生了<家>的火雪明》，载《浦东召稼楼：续编》，吉玉萍主编，陈公益执笔，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67页。

[20]“编者姓吴，我只见过他一面，交谈的时间很短，大概在这年年底前他因病回到了浙江的家乡……”详见巴金：《创作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3页。

[21]羡林：《巴金著长篇小说<家>》，《大公报》1933年9月11日。

[22]王富仁:《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读书》2004年第5期。

[23]张资平：《冲积期化石》，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

[24]王统照：《一叶》，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25]冀野：《读<冲积期化石>之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3月21日。

[26]参见1922年2月第13卷第2号《小说月报》“通信”栏《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

[27]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北新》1926年12月第18期。

[28]钱理群、吴福辉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4页。

[29]叶圣陶为《家》初版本所作的广告词“全文曾经在1931年《时报》上发表共二十余万言。现经作者增删修改，排印成单行本，读者连续读去，一定比从报纸上逐日读一小段更能得到此书的妙处。”可推断出因《时报》提供给《激流》的版面有限，可能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受。参见上海《中学生》1933年9月第37号。

[30]巴金：《信仰与活动》，《文艺月刊》1931年第2卷第10期。

[31]沈从文：《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17页。

[32]巴金：《创作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6页。

[33]《妇女界》1940年第2期第23页发表署名为燕子的《是光明开始不是黑暗终了——回忆巴金先生的<家>》文章中提到“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季里，我在友人处借到巴金先生的《家》，我忘记了午餐，满流着热汗整个情绪融化在《家》的情绪里，活生生底现实啊！使我一口气读完了它，愤怒跟着情绪燃烧着，泪珠随了愤怒汹涌地流着，我咬紧着牙疯狂地崇拜着《家》中的觉慧，我这样想：每个青年都得学习他。”正是在巴金小说青年读者的带动下，使得巴金小说的读者面不断加深加宽。

[34]陈子善：《叶灵凤<永久的女性>前言》,《香港文学》1994年第110期。

[35]叶灵凤：《自题》，《时代姑娘》，上海：四社出版社，1933年，第1页。

[36]叶灵凤：《<未完成的忏悔录>前记》，《叶灵凤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62页。

[37]《时事新报•青光》1935年2月7日。

[38]《时事新报•青光》1935年2月8日。

[39]叶灵凤：《<赝币犯>和<赝币犯日记>》,《叶灵凤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

[40]参见叶灵凤：《告<时代姑娘>的读者》，《时事新报•青光》1932年10月12日。又见叶灵凤：《自题》，《时代姑娘》，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