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现代出版以1843年墨海书馆采用铅印设备发端，现代文学迟至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起源，二者之间有着长达70余年的时差，但彼此之间相互选择，相互影响，甚至存在着以自身力量改变对方演进轨迹的共振关系。因此，从文学史研究角度梳理、检讨并展望出版史研究的发展系谱具有了正当性。我认为，此研究谱系的关键词经历了从“启蒙”到“生意”的转变，如今二者合流已蔚为风潮，而为了突破高度范式化所隐藏的危机，走到了应重新整合“政治”的路口。另一方面，史料作为推动研究转型的动力之一，它的运用与解读同样引发了阐释话语的重心调整，史料及其引发的问题亦值得爬梳。

自1990年代起，随着对“纯文学”观念的祛魅，愈来愈多研究者从非文学的外部因素入手解读现代文学。在这一根本性的转向里，王晓明、陈思和与钱理群三位学者先后撰文为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确立基调。

《青年杂志》

1991年，王晓明发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论“五·四”文学传统》，指出“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但注意到‘五·四’那一代作家的创作，更注意到“五·四”时期的报刊杂志和文学社团，注意到由它们所共同构成的文学运行机制，注意到与这个机制共生的一系列无形的文学规范，……如果把这一切都看成“五·四”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史就会出现新的解释[1]。1993年，陈思和发表《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提出“现代出版业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为阵地，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2]。在王晓明、陈思和方向性的主张后，钱理群将之具体化。1996年，钱理群发表《我所设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3]，提出应该运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有计划地逐步开展20世纪文学市场的研究，推出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出版文化丛书》。第一批研究对象确定为商务印书馆（含其主办杂志，下同），泰东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现代书局，良友图书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4]

仔细辨析，三位的设想之间略有差异，王晓明意在文化生产体制的追问，陈思和指向知识分子岗位意识思索，钱理群的目标是审视文学的现代化。不过更值得重视的是他们之间的共性，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势能遭遇挫折，1990年代开始面对市场化的挑战，作为回应，王晓明、陈思和两位于1993年发起了著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之互为表里，他们拟想的计划是为大写的“文学”服务，内核则在显影“文化启蒙主义”。

以此为起点，涌现了一大批开创性成果。其中，刘纳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杨扬的《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与叶彤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文学传播中的开明书店》[5]堪称典范。

刘纳在《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的“前言”中坦陈：“我从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得到很多启发。”[6]她视出版机构是造就文学界“势力”之一种，以极具艺术感的笔触描述了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之间的关系演变史。刘著呈现给读者的不是作家与出版商之间亲密无间的合作，而是充满了彼此算计的相互妥协，文学史现象也不再是审美的表述，而是各方人士的利益角力。稍显遗憾的是，刘著偏重创造社，史料大多来自创造社诸君的回忆及作品，致使泰东图书局沦为负面色彩的配角。这与彼时史料不健全有相当关系，根本原因是文学的外部研究，始终是“文学的”外部研究，研究者心存文学与出版的主从关系执念。

杨扬的《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本书是国内较早的以出版社史为目标的研究著作。本书的特点在于以“民间”为线，删繁就简，通过还原各时期代表性事件，为读者叙述商务印书馆1949年前的风雨历程。正如陈思和的评价：“完整地描述了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兴衰史，同时也折射了现代知识分子如何从庙堂里的士大夫群中走出来，在民间确定了新的工作岗位和价值岗位。”[7]需要指出的是，“民间”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但过于理想的划分，使得本书笔墨集中于以张元济、王云五为代表的商务高层，既没有关注外界风云变幻，也没有注目普通商务员工，这本书叙写的商务史仅仅是高层史，且只能到1949年为止，因为“民间”的单一视角无法为商务印书馆1949年后的巨变提供解释。

叶彤的学位论文由钱理群指导，文章论证了开明书店以青年为目标读者群，通过教材出版将新文学运动的实绩点滴渗透给下一代，为新文学培养了大批合格的鉴赏者和后来者，书店自身也成为新文学传播的主要力量[8]。本文观点新颖，考梳精彩，启发了相当一批后继者。如今看来，不足之处在于论点略显拔高。首先，选编新文学作品入教材，不止于开明书店，而是新文化成为主导话语后，各家出版社都予以执行的共识。其次，对编辑而言，编选作品是为国文教学服务，夏丏尊、叶圣陶在《文心》中借人物王先生之口说出如下观点：“国文教材应该是‘历代文学作品选粹’一类的东西。”[9]意即教材中的白话文与语体文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特别的价值高低。最后，在民国时期，教科书业务是综合出版社的主要经济支柱，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说过教科书“做一季，吃半年”[10]，因此抛开经济因素谈教科书存在片面性。

开明书店

此时期成果价值不可否认，必须看到它们的目的都是以“出版”来求证“文学”，“出版”自身的复杂面相未得到有效展现，更可惜的是，它们都默认并共享了文学启蒙的预设，对其缺少应有的警醒，以致在某些“启蒙”被过度消耗的论著中，出现了研究对象虽有不同，但框架相似、逻辑一致、结论无异的高度同质化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市场化的结构转型，知识分子亦有自己的因应。“思想淡出，学问凸显”，人文学术逐步与宏大叙事脱嵌，专业研究更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对出版史研究而言，还有一个刺激性因素是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的出版。方法论上，达恩顿基于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50000封信，辅之以其他文献，采用历史叙事与分析行为模式并重的形式，实现“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对宽广的社会史的关注结合”，他“通过追踪一部书（即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引者注）的生命周期揭示启蒙运动的出版方式”，得出结论“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11]，《启蒙运动的生意》为重新思考出版与文化的关系指明了新方向。综上，此时期文学出版史研究开始了立足于“出版”的研究，讨论“出版”如何“生意”成为了重要的突破口。

《启蒙运动的生意》

在诸多著述中，有三本值得一提。李家驹在《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一书中，采用专题的形式，论析出版社在文化实体与出版企业之间的张力与平衡[12]。李著超越一般出版社研究流于空疏思想撰述的地方在于，作者任职于商务印书馆，他充分利用出版社各种档案，特别是《百年书目》光碟来进行多重检索、排列和统，绘制出版社的经济数据——如其在第四章“书籍出版：商务产量统计”和第五章“迎合与塑造：近代图书市场”中呈现给读者的，通过详实数字揭示了商务印书馆作为赢利性出版企业的面目。

与李著的深描不同，刘震的《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通过考察“革命文学”论争引发的“报刊之战”以及早期普罗小说的畅销流行，论证“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在它成为一个文学现象之前，也可以说首先是个出版现象。”[13]赋予“出版”更为主动的位置，颠倒了传统的文学与出版二元关系认识装置。

王飞仙的《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此书“研究期刊、出版、言论以及五四前后社会文化变迁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注意商务的营利取向对《学生杂志》传播的新文化所发生的影响”，其论点在第二章“商务投入‘新文化’市场”和第三章“作为商品的‘新文化’”中得到了阐释[14]。略显遗憾的是，由于作者掌握的史料不足，其余各章仍依期刊编辑思想史及栏目考察的循规设计。

以“启蒙”与“生意”为关键词的两种研究思路存在内部差异，具有理论敏感度的学者弥合了不同范式之间的缝隙。2000年以后，布迪厄的书籍在国内得到大力译介， 其理论体系中的习性、资本、场域三个基本概念——特别是从资本细分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为“启蒙”与“生意”之间的通约打开了空间[15]。荷兰学者贺麦晓最早将布迪厄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1996年在《读书》发表《布狄厄的文学社会学思想》。1998年又在《学人》发表《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场”》，运用布氏理论解析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场，并提出中国文学中的集体性、师生关系无法为该理论所涵盖[16]。专著《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于2016年正式翻译为中文，贺麦晓借鉴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并复杂化“文体”的内涵与外延—“不仅仅是语言，形式和内容的聚合物，而且也是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像在社团中）和发表方式（像在杂志中）的聚合物”—替代了布迪厄的“习性”，为读者描绘了1911—1937年复杂多元的文学生态地图[17]。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于2003年引入到国内，该书对“出版”有极高的重视，“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进而“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18]。其理论在日本学者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中得到精彩运用，该书2002年翻译出版，在国内引起了广泛讨论。作为阅读史研究的典范，《鲁迅〈故乡〉阅读史》在分析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期四个时段均质化读者群的形成问题上用力尤勤，丰富了文学出版史研究[19]。

在国内，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极为突出。该书对“新诗集”的出版、流布和阅读状态做出了富有说服力的历史描述，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在新的传播空间，新诗的功能、形象与读者的关系、新诗场域的构成以及相应的阅读程式的塑造[20]，《“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是由出版讨论文学问题的创获。

“启蒙”与“生意”作为“告别革命”的演绎，如今已是绝大多数学人之间的公约数，展望未来的文学出版史研究，激活“政治”的语义分析能量——“政治”可以为“革命”或“战争”同义替换——是可以预见的趋势。不可否认“去政治化”研究思路的贡献，但2010年前后，面对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所带来的阵痛，过于自足的研究越益暴露其不及物性和缺少现实对话能力，已引发了新生代学人的反省，正视并重新锚定“政治”在中国历史中应有的坐标，成为了人文学科不约而同的新动向，文学出版史研究不能亦无法自外于此。

首先，“政治”，作为20世纪中国的底色，形塑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结构，因此只有从“政治”出发才能深刻把握与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特征与外显行为。不过，作为前提的是，这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以“政治”为唯一面相的比附研究，即它并不是1949-1970年代主流阶级政治话语的复归，这里的“政治”已同“文化”“心理”“身份”“社会”“制度”等构成互文空间，自身的内涵与外延都极大拓展，更具包容度。

其次，出版人的制度想象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安排。中国出版人有基于自身经验而萌生的现代规划，陆费逵分析过彼时出版业的弊病所在：“我国习惯，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界限不分。”[21]对此，夏丏尊提出设立联合书店统筹发行，各出版社专营出版的“新途径”[22]，胡愈之更有“出版”“印刷”“发行”三者分立的类似表达[23]，他们所提构想虽然略显粗略，但当他们宝贵的本土思考为中国共产党所吸纳，将其与苏联模式相融合，就发展出了1949年后的中国现代出版体制。基于上述历史事实，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

最后，“政治”应作为搭建出版史研究的基石之一。以五四后兴起的以发行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书籍为目的“新书业”为例，其公会宣言首段如下：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文化骤更一新面目。一般学子之知识欲，突焉亢进。顾以国内出版界之幼稚，与出版物之稀少，致识者咸报知识饥荒之叹。迩者国民革命成功，政府对于促进文化，不遗余力，一般社会，遂群知出版事业关系文化前途之重要。多数著作家，感于时代之需求，往往投身出版界，努力于出版事业之经营。

由其描述中“文化”“革命”“经营”用词的关联可见，“新书业”既是“启蒙”的，亦是“政治”的，还是“生意”的。质言之，只有统摄“启蒙”“生意”“政治”三位于一体，才能明辨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的内在理路。

总之，正如林春的分析：“中国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可以在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发展框架中来分析。这一框架在根本上既解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共识的维持，也解释了其断裂。民族主义意味着国家统一、主权完整、独立自主，社会主义代表着平等和社会正义，发展主义意味着对于落后的克服——对应着国家尊严、社会主义雄心和经济动力。”[25]作为知识分子的中国出版人，1949年后绝大多数选择留在大陆，投入新型国家的建设之中，根源是他们的国族观念、现代想象、行业规划高度内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案，这体现了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的接榫，因此讨论“政治”是中国现代出版史研究的必然之义。

必须承认，现今仅有为数不多的年轻学人于此进行尝试。青年学者范雪的博士论文围绕延安的文学和出版展开，重构了1949年后建立的文学生产体制前史。在她业已发表的以生活书店为对象的《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延安与生活书店的战时交往史》与《抗战时期生活书店的制度选择》两文中，抛弃了旧有的预设，细致地论析了抗战时期生活书店与中国共产党各种层面的互动，为学界深入讨论提供了有力个案[26]。

自1990年起，大量出版史料得到系统整理与出版，对史料的类型侧重和意义解读，与关键词位移合力促成了范式更替。在史料日益丰富之际，有两个方面必须予以注意：一是史料的等级序列，一是史料的效用界限。

不同类型的史料之间存在等级[27]，此处的等级是就可信度而言。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把史料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意留下的叙述性资料，一类是非刻意留下的文献，前者“是唯一能够提供具有一定连续性的时代框架的史料”，而后者因能“弥补叙述资料的空缺，或者来检验后者的真实性；它还可使我们的研究远离比无知或不确定更为致命的危险：这就是不可救药的僵硬化的危险。”所以“历史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给予了越来越多的信任。”[28]照此论述，回忆录、新闻、广告、书信、日记、档案等存在相应等级，在征引时应有所区别。要强调的是，基于主观性程度的分类只是较为粗略的做法，每种史料都有其特殊的位置，理想的研究状态应该是尽可能多地占用不同类型的史料，在众声喧哗中拼贴出历史的斑斓色彩。

与等级互为因果的是史料的效用界限，即必须留意史料的适用性。如出版人的回忆录日记书信，它们为研究者提供了观察出版社运营非常重要的内部上层视角，但执笔人的立场与情感，要求我们在参引时必须有所甄别。相比于主观性较强的书信日记，看似客观记录的出版社文档、政府部门解密档案等史料更需保持警惕。

我曾整理发表了《开明书店1938—1952年版税版权表》，此表为细察民国出版实况提供了证据，但不能仅凭表中数字来简单反推彼时作家实际的稿酬收益，以此论证作家的经济境况。试以作家沈从文为例，《开明书店1938—1952年版税版权表》登记有他的两本书，分别为1940年11月25日签订的《沈从文著作集》和1948年3月27日签订的《长河》，两书都是15％的版税，作家待遇维持不变，但如果将物价更迭、币值变化、乃至签约与支付的时间差等外在因素纳入在内，实际作家收入不升反降。只有在这样的对照下，才能理解沈从文对此的抱怨：

今年，开明书店才结算版税给我，我拿的是法币三百六十元，因为是照伪币计算的。算起来要十八年的版税才能买自己著的一本书，有人说章锡琛的对付著作者的手段太毒辣了，战时开明书店总店是开设于大后方的，并不是售的伪币，上海书店虽然是售的伪币，那不过一部分吧了，何以要照伪币折算呢？总之，章氏著作家而一为商人，精括至此，当然是商人本色，但这些我也不在乎，只要我的书出在那儿有读者就行了。

政策文件的使用同样需谨慎。在文学研究界，洪子诚最早提出了系统研究“文学体制”的设想，他以“一体化”概念来定义50—70年代文学的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认为其时“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统一的规范、管理，是国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并产生了客观的成效。”[30]后起不少学者承继此史观而展开相应探讨，其中包括不少对1949后私营出版业改造、新型国有出版社建立的考察。但此类撰述中，存在机械理解“一体化”，过于强调制度与政策的刚性，忽略了其中人情伦理的差异空间，导致把繁复的进程简单化，轻易地得出研究结论的情况。因此，“一体化”固然起源于政策文件的颁布实施，但探查着力点不应只停留在政策细则本身，同样要考证在个案落实过程中所存在的不同位差。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即“客观的资料之整理”与“主观的观念之革新”，陈寅恪亦有类似表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32]“启蒙”“生意”“政治”作为文学出版史研究的三个关键词，它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其中有替代、往复、交叠。史料的发掘与使用亦复如此。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二者背后折射了不同代际学人的成长。在终极意义上，文学出版史研究，既不能仅仅是“文学”的，也不全然是“出版”的，应该成为超越专业畛域的视野，烛照出不同学科之间的盲区，以精细地描绘历史跳动的节奏。

注释：

[1]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论“五·四”文学传统》，《今天》，1991年第3—4期。后以《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为名删改发表于《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

[2]陈思和：《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复旦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我所设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发表于《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后以《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纲》为名，以更为详尽的篇幅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4]钱理群：《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5]硕士论文以同名摘要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署名“叶桐”。

[6]刘纳：《前言》，见《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页。

[7]陈思和：《序》，见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页。

[8]叶桐：《新文学传播中的开明书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9]夏丏尊、叶圣陶：《文心（读写的故事）》，《中学生》第38号，1933年10月1日。

[10]章锡琛：《教科书与开明书店》，《开明通讯》，1950年第1期。

[11]（美）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叶桐，顾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页，第3页。

[12]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3]刘震：《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4]王飞仙：《期刊、出版与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第3页，第11页。

[15]（法）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16]贺麦晓：《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场”》，《学人》第13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17]（英）贺麦晓：《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陈太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2005年，第33页，第45页。

[19]（日）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20]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21]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申报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7月15日。

[22]夏丏尊：《中国书业的新途径》，《大公报》，1945年12月17日。

[23]《周扬对胡愈之关于出版问题之意见致中共中央电》，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24]《新书业公会宣言》，《开明》第1卷第8期，1929年2月10日。

[25]Lin Ch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2006) ,P60, 转引自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16页。

[26]范雪：《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延安与生活书店的战时交往史》，《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抗战时期生活书店的制度选择》，《文艺研究》，2017年第7期。

[27]详尽讨论参见王秀涛：《当代文学史料的等级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

[28]（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1—73页。

[29]徐公：《沈从文大骂开明书店》，《快活林》，1946年第34期。

[30]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31]梁启超：《自序》，《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32]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