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在近年来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热潮中，存在着随意性较大、整体学术质量不高等问题。有必要结合当代作家年谱编撰中所存在的问题，探讨年谱编撰的原则与方法，这包括对年谱的性质与功能，年谱与传记、评传的区别，年谱的详略、条目和语言，年谱材料的选择与考辨，时事、谱主行实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地理空间与年谱写作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若能有效地把中国古代、现代作家年谱的编撰经验，把传统目录学、方志学、校勘学以及版本学等治学方法引入当代作家年谱的编撰实践，将有助于提升当代作家年谱的整体水平，使年谱写作成为推动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当代作家年谱编撰出现热潮，先后出版易彬《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培洁《刘绍棠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徐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广陵书社2016年版），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和《陈忠实年谱》（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曹洁萍、毛定海《高晓声年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东吴学术》杂志专设“当代作家年谱”栏目，先后推出近三十篇活跃在第一线的当代作家的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还在此基础上推出“《东吴学术》年谱丛书”。

这股作家年谱编撰热，是程光炜、林建法等学者倡导以及研究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与《文艺争鸣》《新文学史料》《东吴学术》以及相关出版社的支持密不可分。笔者2011年开始研究“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的编撰与出版”（河南省高校重大招标项目）这个课题时，带领课题组成员编撰“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研读了大量作家年谱，从中强烈感受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热确实有助于推动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和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但由于编撰者对年谱的规范还缺乏基本共识，已有的年谱还存在随意性较大、整体学术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年谱的性质与功能，年谱与传记、评传的区别，年谱的详略、条目与语言，如何处理时事、谱主行实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一、年谱的观念更新与视野调整

在传统目录学中，谱牒多被编入史部。章学诚、顾廷龙等人明确把谱牒列入史学范畴，并高度重视其史学地位和价值，视之为“为国史取裁”“为史部要删”①“补国史之未详”②等，梁启超还把年谱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进行论述③。胡适、钱穆、夏承焘等近现代学者，也把年谱视为史学研究的基础。近年来，程光炜、林建法等学者倡导撰写当代作家年谱，也是想以此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④。

年谱能否成为国史取裁之资，取决于谱主是否深度卷入了历史变革。谱主的选择决定着年谱的史学价值，章学诚认为“以谱证人，则必阅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为谱”⑤，因此历代参考价值较高的年谱，其谱主多为名公巨卿、著名学者。而作家年谱也须与文学史乃至历史变革结合才有意义。并非每位作家都有必要作年谱，在选择谱主时首先要考虑作家“重要”与否，是否承载着丰富的文学史信息。有些年谱选择的作家，更多受文学潮流的影响，却很少能影响文学潮流，其人、其事、其文都与“史”无关，对理解文学史无所裨益，为他们撰写的年谱，参考价值就可想而知了。可惜的是，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界存在着盲目编撰年谱、“为年谱而年谱”的倾向，这是当前流行的“为史料而史料”思想的产物，是作家的需要与作者发表论文的愿望相契合的产物。年谱本来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有的作者却把它当作发表论文的“捷径”。笔者在编撰“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的过程中，也有些作家主动物色作者并要求加入这套丛书，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还是委婉谢绝了。

中国学界有盖棺论定的传统和“当代不宜写史”⑥的观念，可否为健在的作家撰写年谱，一直存在争议。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除自订年谱外，年谱多是为已故之人而作。十年前当我们编纂“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时，有些惴惴不安，我们选择的谱主多为活跃在创作第一线的“50后”作家，最担心作家本人会持反对态度。不过我们后来发现，目前学界对年谱的观念已发生明显变化，甚至出现许多“60后”作家的年谱。其实，修史年代与史书所写的历史相隔太远或太近，都各有利弊：时空相隔太远，可以摆脱当代意识形态和人事关系的影响，便于考辨求真，但相关史料也会大量散佚，不认真搜集材料，很难跨越时空距离，哪怕苦心搜求也无法返回历史现场。而时空距离太近，则容易受制于当代时势、观念和现实人事关系的干扰，但却有着搜集、保存和利用史料的便利，此即“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⑦。

有些当代作家年谱视野狭小，紧盯作家个人而不及其余，也是因为对年谱的性质与功能理解不够，不明白年谱应遵循的史家法度：年谱虽为“一人之史”，但绝非仅是“一人之史”。古代谱牒编撰高度重视年谱、家谱、方志与国史之间的关联性，讲究“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因此，年谱虽为“一人之史”，但“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取以证焉”⑧。作家年谱要以作家个人为中心，但不应囿于作家本人，而是要善于在作家个人史与文学发展史之间建立关联：把谱主放在由政治、经济、文化语境、文艺传媒结构（文学报刊、文学出版、影视、戏剧、文学教育等）、编辑、作家、批评家以及读者所构成的复杂关系网中进行研究，展示不同时期的文学风貌，既使读者了解谱主，又能给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史料线索。这就要求撰谱者不仅要深入研究谱主，也要深入研究与谱主有关的作家，研究谱主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文学风貌等，从而形成全局性的文学史眼光，以便能在文学史的发展变化中衡量作家、作品的地位。

笔者在编撰《韩少功年谱》时，就致力于搭建谱主周边不断变化的文学场，让读者通过韩少功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发展，把尽可能多的文学发展信息恰切地纳入年谱。在追踪韩少功思想观念沿革时，特别关注师友生徒相互影响的关系，呈现前辈作家如何提携谱主，同辈作家如何砥砺韩少功，韩少功又如何帮助晚辈作家。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影响较大的师友生徒，在叙述二人初识时，则专列言简意赅的小传。而韩少功对师友生徒的评价，也择要抄出放在合适的位置，从而有效建立起作家“一人之史”与文学史整体之间的关联⑨。

二、年谱与传记、评传的区别

编撰作家年谱的目的是更好地搜集和整理史料，但近年出版的一些年谱，如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余华文学年谱》（刘琳、王侃）、《范小青文学年谱》（何平）以及李桂玲《莫言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4年第1—3期）等，基本上采用“作品系年”加“专题研究”的体例，存在较为严重的传记化或评传化的倾向，有违编撰年谱的初衷。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年谱与传记、评传文体之区别：年谱是史料搜集、考订类的著述，强调史料的呈现和历史事件的还原，而不注重主观的评论。而传记和评传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文兼史体，状若子书”⑩，前者注重叙事的集中与完整，后者讲究叙评结合，侧重于对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与阐释。两种文体各有长短：在集中呈现谱主形象、深入剖析作品、自由表达学术见解以及可读性等方面，年谱不如传记和评传；但在钩沉、整理史料方面，传记或评传则不如年谱。年谱的纲目体例，便于汇聚和校订史实，尽量呈现有价值的史料线索。一般情况下，年谱中的资料要比传记详尽，对材料的要求也比传记严格。

年谱是资料性的工具书，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便于稽查，工具性越强，年谱的价值就越高。笔者曾提出，“好的作家年谱，应该具有目录索引的功能”⑪。李立超据此指出：“索引功能也是年谱区别于传记、评传等的一个重要特点，完善了年谱的索引功能，也就是发挥了年谱这种特殊体例的工具性作用。”⑫在索引史料方面，年谱比传记有着更大的自由，可以通过互不相干的条目、注释等方式，为读者链接大量与谱主相关的重要资料。有的年谱为增强索引功能，还附录人名索引，标注师友生徒的事迹所在页码，便于读者稽查谱主与师友的交往史。

传记和评传重视可读性，讲究叙事完整、思想脉络清晰，因此在时间上可以有跳跃。年谱则追求观览有序，事件、作品、言论都要服从时间的安排，不宜在时间上大幅度跳跃。目前许多当代作家年谱尚未确立时间至上的观念：有的急于把事件一次性讲清楚，把发生在若干年内的事件放在一个时间（条目）里讲述，从而破坏年谱的索引和稽考功能；有的为了完整阐释某部作品或某个问题，调动不同时期的事件、作品、评论进行集中论述，以致冲淡年谱时序，破坏年谱体例。如《余华文学年谱》以写论文的态度，全面阐释海盐生活对余华创作的影响⑬，《范小青文学年谱》用大量的篇幅追溯“苏味小说”从宋元到现代、从陆文夫到范小青的发展史，并阐释了范小青的“新写实”和神秘主义倾向⑭。这些思路清晰而不乏真知灼见的“小论文”，使年谱严重偏离恰当的方向，失去钩玄提要的功能，史料参考价值也因此打了折扣。

年谱需要恰当处理“叙事”与“评论”的关系：撰写年谱必须深入研究作家、作品，但不必把论证过程和所有研究心得都呈现于年谱中。马梅萍、黄发有《张承志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5年第4期），徐洪军《田中禾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7年第4期）等处理较为恰当，对谱主的研究较深，并能扼要地把研究心得纳入年谱。年谱中可以有评论，但应坚持叙事为主、评论为辅的原则。这一文体以考订事实为主，要避免离事而言理的倾向，警惕自我表达、理论阐释的热情超过考订事实的需要，否则会出现评传化倾向。当然，年谱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价值判断的，但撰谱者最好不要直接发表评论，正所谓“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⑮。这一文体更应重视史家笔法，即“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⑯，若能择要录入同代人对谱主切近现场的评价，或谱主对同代作家的评价，并加以历史化处理，则有助于增强年谱的历史感。

有些年谱出现传记化、评传化的偏差，是因为未能处理好“学术性”与“文献性”的关系。胡适的《章学诚年谱》重视年谱的学术性，强调从思想史的角度遴选材料，使读者“不仅对章学诚一生的经历、学术思想尽可得知，而且对乾嘉时代整个学术界之大概趋势亦可得以了解”⑰。某些当代作家年谱编撰者受胡适年谱观的影响，致力于追索事件的来龙去脉，发掘谱主思想观念的沿革，所撰年谱的学术性很强。但呈现谱主思想观念的变革，经常会与年谱的“文献性”发生矛盾。戴震与章学诚曾就修志应该“重沿革”还是“重文献”发生争论。戴震反对“侈言文献”，主张“修志贵考沿革”，“考沿革为撰志首事”，而章学诚则主张当二者“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⑱。有的当代作家年谱能够做到学术性和文献性的统一，有的却出现严重失衡，过分重视“考沿革”而排斥大量与“沿革”无关的零散的重要史料，结果走上评传化的道路。如《余华文学年谱》在余华的评论文章上投入的精力和篇幅最多，十分精彩地勾勒出余华作品的批评史，但也因此而影响了呈现其他类型的更为重要的史料线索，使得文体形式更近于论著而非年谱。

三、年谱的详略、条目与语言

（一）年谱的详略。年谱“忌详略失体”，要求谱主行实主线完整清晰。年谱编撰者都会面临史料不均衡的问题：有的年份史料特别多，需要精心选择和提炼，有的年份则特别少，费尽心思还是很难填补空白，这就容易产生过详抑或过略的毛病。因此，删繁就简、查漏补缺就成为年谱编撰中最艰苦的两项工作，也是检验年谱价值高低的核心标准。对材料特别多的年份，须尽力删夷胼赘，避免同类信息反复出现而流于芜杂。对谱主史料奇缺的重要环节，也不能顺其自然，而是要迎难而上、集腋成裘，想尽办法钩沉相关史料，此时每有发现则弥足珍贵。譬如，易彬《穆旦年谱》通过南开大学保存的穆旦个人档案与相关材料，厘清了诗人20世纪40年代在东北办报，在上海、南京、曼谷等地生活，1949—1952年留学美国，回国任教南开大学等诸多生平疑点，“有助于深入呈现穆旦与时代（特别是新中国）文化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⑲。有过史料整理经验的同人都知道，珍稀材料通常可遇而不可求，《刘绍棠年谱》的编撰者得到谱主家属的全力支持，有条件接触最稀缺的材料，但还是出现年谱编撰者经常遇到的窘境，“反右”之后与“文革”期间的材料很少，对这种原因导致的详略失当，也只好采取留缺待补的办法。

已有的当代作家年谱，普遍存在成年阶段资料细致乃至繁琐、童年少年时期过于粗略的问题。众所周知，童年经验对作家影响深远，不对此进行研究，很难深入了解作家的心理结构和文学创作。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几本年谱，都高度重视童年经历，但也有撰谱者回避童年时期材料最为稀缺的难题，有的把多年条目合并处理，有的则空对空地阐释童年经验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未能把童年经历落到实处。也有少数较成功的尝试，如《刘绍棠年谱》通过研读谱主大量自述性材料，精心勾勒出童年时期的居住环境、生活状况、家庭成员、亲戚邻里、地方自然人文景观、方言与民间文艺、中小学教育等对作家影响较大的重要方面。张光芒、王冬梅《铁凝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范会芹《李佩甫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7年第5期）对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关系的处理，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二）年谱条目。有的当代作家年谱在设置条目时没有遵循一定的规范，显得过于随意。年谱按照时间顺序设置条目，便于核对事迹、著述的先后与真伪，各条目之间的连贯性不能太强，否则容易削弱年谱的信息量，年谱中出现大量碎片化的条目是很正常的。不过，各条目之间也不能完全没有连贯性，若所有条目都是毫无关联的碎片，就失去从整体上理解谱主的可能。条目之间的连贯性，多以草蛇灰线、似断实连的方式表现出来。编撰作家年谱必须对谱主与政治、经济、文化变革，谱主与文学传媒、读者、作家、批评家、文学史研究者等多方面的关系进行专题研究，扼要地把研究心得列入不同年份的条目中，这就可以避免年谱的支离破碎。对作家持续不断关注、纠结和苦恼的问题，亦可这样处理。譬如，韩少功在不同时期的散文、文论、访谈、讲演中，曾持续不断地追问传媒变革与各类文体发展的关系、文字与图像的关系等问题。在编撰《韩少功年谱》时，笔者有意对所有涉及上述问题的文字进行梳理和比对，找出每次阐释中出现的新观点，并呈现于不同年份的条目中，从而把谱主的思考逐渐成熟的过程揭示出来。

为了在最少的篇幅中尽可能呈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条目设置不能漫无边际、有闻必录，需要斟酌每个条目的史料价值。且每个条目的字数不宜太多，若非录入长篇佚文、书信和非常重要的稀缺材料，每条最好不超过500字。若言不尽意，可标明史料来源，方便读者查找核对即可。字数限制越严，叙述越精炼，史料参考价值越高。目前有些当代作家年谱的条目，字数动辄几千字上万字，出现传记化倾向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在设置“作品”条目时，不仅需要列入作品原发刊物，对作品传播过程及其影响，如获奖、争鸣、是否畅销、选入教材以及各种选本、被改编为影视、翻译为外文等，均可详尽搜罗并简要说明，以便研究者追寻文本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如《铁凝文学年谱》的处理方式是对一般作品仅录其题，对产生较大争议和影响的作品，或某个时期的代表作，扼要进行介绍，使作品编目详略有别。《韩少功年谱》则精心摘录了几十种文学史著作，展示出韩少功逐步被文学史接纳的过程。这些做法都有助于提升作家年谱的文学史参考价值。

（三）年谱语言。与古代作家年谱以及鲁迅、老舍、闻一多等现代作家年谱相比，当代作家年谱在语言上普遍存在不足，空洞无物、华而不实、可有可无的表述太多。年谱不是畅销书，其主要读者是相关研究者，语言的可信性应重于可读性。年谱语言应富有历史感和现场感，要尽量使用中性的语言，以简明的判断句为主，将主要事实考订清楚，扼要传达出关键信息即可。年谱应以最简洁的话表现最有价值的内容，句子应尽可能简短：描述谱主经历，可省略主语，在“至”“访”“参加”“读”等动词后加宾语。对能确定时段但具体日期不详的事件与作品，可用“约为”“似为”“疑为”等表示或然的词汇。对确凿的史料错讹，用“误”“有误”“不确”等词做出评价即可。

年谱语言的好坏，与编撰者是否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有关。史学素养不足，年谱语言容易出现非历史化或文学化的倾向。年谱不是文学作品，不必崇尚文辞，不宜采用比喻、联想、象征、排比等文学性修辞。叙述过于细致，如大段写景状物、引述故事情节、介绍作品内容，容易导致年谱信息量不足。《范小青文学年谱》喜欢直接引用作家和评论家的话，枉费了许多笔墨，如改为转述或摘要录入，可以节省不少篇幅。王刚《路遥年谱》的某些部分，未能与小说家言保持距离，用很多篇幅讲故事或趣闻，录入人物之间的对话，这是年谱语言的大忌。邢小利、邢之美《陈忠实年谱》的语言整体上较为简洁，但每当涉及自己与陈忠实的交往时，文笔就失去节制，不惜篇幅讲述自己与陈忠实的对话，难免有自炫之嫌，严重影响年谱的史学品格。

四、关于材料选择与考辨

当代作家年谱如何选择和处理材料，如何把搜罗丰富与去取精严统一起来，也存在着某些必须深入讨论的问题。

（一）在选择材料时须将广博与专精结合起来。取材范围的广狭，决定年谱价值的高低，我在《关于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编撰的几点想法》一文中曾详细讨论如何拓展史料采集范围，做到取材广博。这里重点谈专精的问题，因为对重要材料的开掘程度，也会影响年谱的质量。一般来讲，在序跋（前言、后记）、创作谈、日记、书信、回忆录、访谈等自述性文体中，最容易打捞出有价值的史料。作家在序跋等自述性文体中，会较多地介绍自己的生活经验、写作背景、创作甘苦、成书细节，阐释自己的社会观、历史观与文学观。从序跋等自述性文体入手，能够迅速接近谱主的思想，弄清谱主与周边历史语境的关系。彭林祥指出：“从序跋的内容看，其涉及的作家间的友谊、恩怨、文坛论争、出版体制、时代风貌等是现当代文学回到历史现场的重要依据。从序跋中我们能窥见作家与作家、作家与作品、评论与写作、作品与传播、文本与版本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⑳因此，自述性文体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引用率非常高。

有的年谱编撰者深谙此道，非常重视自述性材料。作为资深的当代文学研究者，郜元宝的《贾平凹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6年第3、4期）对贾平凹所有作品的序跋进行深入细致的历时考察，从中梳理出贾平凹的社会观、文学观发展演变的重要信息。谢家顺的《张恨水年谱》（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比较重视“再版序言”，从中更易捕获作品版本变迁与作家思想变化的信息。《陈忠实年谱》《路遥年谱》善于利用书信，对谱主不同时期的生活、写作状态予以准确定位，《刘绍棠年谱》则善于利用回忆性自述材料勾勒谱主思想、艺术观的变革。这些经验都值得学习和推广。

一般来讲，序跋、书信等自述性材料更切近现场，比他述性的材料或事后的传记、回忆录中的材料可靠，可以作为撰写年谱的第一手文献。师友给谱主写的序跋，谱主给青年作家写的序跋等，也都足资参考。但对于这类材料也不可以完全采信，作家在序跋中难免会进行自我形象的建构，师友的序跋往往有溢美之词，在征引时都应有所警惕，否则会歪曲谱主形象。

（二）在选择材料时，必须“识大小”，要善于在小与大之间建立关联，做到小而不碎，大而不空。年谱需要避免“偏于细碎而忽略大体”，胡适认为有些材料“不能叙思想的渊源沿革，那就没有什么大价值”，并主张“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㉑。宗稷辰也反对取材琐碎，认为“遗献事实甚繁”，应该“取其言行之大节，师友之结契，际遇之坎坷，行踪之经历，有足见性情学问者，编而入之，使后人得以论世知人已耳。琐屑之事，盖从芟削”㉒。有些当代作家年谱不明此道，无意义的琐事太多，类似流水账，看不出琐事背后的史料价值。如曹洁萍、毛定海《高晓声年谱》把大量笔墨集中于高晓声琐碎的个人家庭生活，从而淹没了作家创作思想的变化轨迹、文坛交游情况等更为重要的内容，这就有些因小失大了。

删削与谱主生平、思想、著述关系不大的琐屑之事，可增强年谱的史学价值，但也需要注意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史料价值之高低，并不取决于事件大小。谱主经历的重大事件，需要重点追踪其发展过程。某些琐碎小事，若能以小见大，体现出谱主的思想、性情、精神状态及其变化，或能折射出时代思想、风气与文学风貌，也不妨列入年谱。其二，史料价值的高低，还取决于其闻见程度。历代年谱都重视湮没未彰、鲜为人知的材料。年谱篇幅有限，文集、选集、全集中常见易得的材料，以目录形式出现即可，尽量不要详细征引。而对其他未收入各种集子的佚文、书信等，可以依据其重要程度，或全录，或摘录。一般情况下，年谱收录的其他著述未曾记载或记载未详、研究者很少涉及的重要材料越多，其参考价值就越大。

（三）在选择材料时，必须“明先后”，做好“每岁列其著述，考文列之先后”㉓的工作。这里的“明先后”不仅指作品刊发时间之先后，也包括作家思想、艺术探索之先后，好的年谱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只有仔细研读谱主的所有作品，研究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才能抓住谱主思想、艺术观念的变化过程。有些年谱在作品编目时，平铺材料而不见想法，给人机械、冰冷的感觉，就是因为没有深入研读作品，没有编撰者思想、情感的融入。《东吴学术》刊载的不少当代作家年谱以及在此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年谱丛书，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个问题。

事件发生时间错讹，作品目次凌乱，写作与刊发时间颠倒，这是年谱编撰的软肋，容易形成对作家思想、创作历程的错误判断，因此历代关于年谱的争议，多集中于事件发生时间、作品刊刻流布的时间上。与古代作家年谱相比，当代作家年谱还普遍缺乏“考文列之先后”的意识与方法。《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难能可贵地采用传统文献学的作法，通过书信、日记、手稿、原发报刊、知情者查访等相互参照、比对，对大量难以系年的事件和作品进行深入考订，解决了不少疑案㉔。作者徐强还特意在年谱后附录“作年不详的作品”㉕，这种严谨的态度与方法值得编撰者借鉴。

作品的创作、发表与出版，通常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差。研究作家的个人创作史，自然是写作时间要比刊发时间重要。由于多数当代作家缺乏标注写作时间的习惯，除《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等少数年谱外，多数当代作家年谱都是以刊发时间系年的，这实属无奈之举。但编撰作家年谱必须对创作与发表时间高度敏感：有的作品创作较早而发表在后，此外还有大量“旧文新刊”现象，有的作品写出后，由于各种原因，数年或数十年后才得以发表或出版。对随写随发的作品，搞不清楚写作时间，以刊发时间系年，影响不会太大（作者思想波动期除外），但对创作和发表时间相差较大的作品，若不设法考订具体写作时间，就不能准确把握谱主思想和文学观念的沿革。

重要作品的版本问题与“明先后”密切相关，历代年谱都看重版本流变。章学诚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坚持“考异宜精，版刻宜详”㉖，重视记录版本、刊出者、校订者、刊刻年代、款识、题跋者、作序者、缺讹情况与版本异同。当代作家年谱也需要增强版本意识，重点考察重要作品的版本流变，如手稿本、刊发本、选刊本、初版本、再版本、影视改编本等，可增强年谱的史料价值，也便于把握谱主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变化以及作品生产与传播的历史。

近年出版的当代作家年谱中，《穆旦年谱》可能是版本意识最强的，作者对能搜罗到的穆旦作品的全部版本进行细致汇校，并尝试把相关研究成果合理地编入年谱，在年谱后还附录《穆旦作品版本状况及诗歌汇校举隅》。《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也投入不少精力追索作品的版本流变。值得一提的是，考察版本变化，需关注“同名异文”和“同文异名”现象。笔者在编撰《韩少功年谱》时发现：韩少功散文《镜头的许诺》中的大量文字，出现在长篇小说《暗示》中，两相对比，可以看出韩少功在1996—2000年探索“语言”“具象”与“媒象”关系的过程。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作家频繁进入高校演讲、接受记者访谈，不同的演讲和访谈中经常出现大量重复的内容，这也可以视为不同的版本。占用大量篇幅录入每次演讲和访谈的内容，或罗列每次演讲和访谈的题目，意义并不大，最好能对每个“版本”进行比较，找出新版本中出现的新思想、新观念，获取谱主思想变化的蛛丝马迹。

（四）在选择史料时，必须辨真伪。年谱中史料的权威性来源于可信性，这离不开辨真伪的工作。客观地讲，不少当代作家年谱还缺乏最基本的辨真伪的意识，对任何叙述性的材料都不加质疑，似乎缺少了一道去伪存真的重要工序。如《高晓声年谱》绘声绘色地描述高晓声的私生活，却没有辨析引用资料的来源出处及真伪，这些描述是否有不实或夸大之处，着实让人担心。因为讲述时间和讲述者不同，同一事件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要想逼近历史真相，就必须辨析史料产生的时间及讲述者的处境、心态与欲求等问题。讲述者或迫不得已，或为取悦他人，或为个人私利，或为自炫其功，经常会言不由衷。因此，辨伪工作必不可少。韩少功在审阅《韩少功年谱》时，有意剔除了几个条目，这些条目多为他人介绍与韩少功交往的伪作，而韩少功却不知其人，这种谬托知己的伪作，外人很难发现；有的虽与韩少功有过交往甚至非常熟悉，但因为不适当地采用了文学性虚构，也被韩少功剔除。古代作家年谱重视“伪书”“伪事”的考辨，当代作家年谱亦应如此，在整理《韩少功年谱》时，我们发现了一些作品的盗版本，而且印数不少，因此如实录入。贾平凹作品的盗版更为严重，他曾经收集到五十多本盗版图书㉗。年谱中录入盗版图书信息，有助于读者了解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出版机制。

古人做年谱讲究“平是非”“去抵牾”㉘，撰谱者应广求史料而多疑善辨，并抱有事必征信的理想，尽可能准确理解人物、事件，避免对谱主褒贬过度。对于相互矛盾的材料，能考订清楚者，则去伪存真；真伪难辨者，则不妨存疑待考，或诸说共存；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叙述、作家自述与友人他述、正面与反面的叙述都有所征引，以待后人考订。对共存诸说，亦需区分其可信度，一般来讲，距离事发现场越近的叙述，卷入事件越深者的叙述，其可信度越高。

五、时事、谱主行实与文学创作

梁启超在谈到年谱时，认为“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的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做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㉙。因此，如何处理时事、谱主行实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是作家年谱编撰的关键问题。作家年谱应对准三者的“关系”：叙述时事，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呈现时事与作家、作品相互影响的关系；叙述谱主行实，也要在时事、作家、作品之间建立必要的关联性；而叙述作品，则需要尽力挖掘作品的经验来源，即时事与作家经历在作品中的表现。阅读当代作家年谱，笔者发现有些作者尚未找准发力方向，三者之间还存在严重不平衡或相互脱节的现象。

时事的取舍与详略，应坚持“以谱主为中心”的原则，不能喧宾夺主或离题太远，可以追索谱主在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文学事件中的表现，把时事与作家行实联系起来。有些时事对文学发展影响巨大，但与谱主关系很小，有些时事对文学发展影响虽小，但与谱主关系密切，这就需要根据与谱主关系的远近进行取舍，“文学家和时势的关系有浓有淡，须要依照浓淡来定记事的详略，这是年谱学的原则”㉚。郜元宝编撰的《贾平凹文学年谱》试图全面呈现政治、文学变革与谱主的关系，这是令人敬佩的，但“本年全国政坛文坛大事”“本年全国重要作品”两个板块中列入的许多重要事件和作品，以及作者所关注的新时期“文革”题材作品的创作与出版、新时期诗歌发展等问题，都与贾平凹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年谱应惜墨如金，如所选材料在其他史料集中不难见到，且与谱主关系不大，最好不要入谱。王刚《路遥年谱》中的时代背景材料也不够精当，不少材料和路遥没有直接联系，“怎么恰当地处理好正文和背景之间的关系，其实大有文章可做”㉛。

《东吴学术》推出的许多当代作家年谱，在作品编目方面都用力甚勤，而作家行实（经历、行踪、文坛交游、文学活动）都相对薄弱，这可能与刊物篇幅限制有关。《张承志文学年谱》注意到了谱主与周边的关系，但文坛交游部分略显薄弱，尚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铁凝文学年谱》虽涉及铁凝与徐光耀、孙犁等作家的关系，却未能充分呈现作家的成长与河北、天津文艺界的关系。由于作家行实薄弱，作家活动与作品脱节在所难免，很难揭示作家生活经验和创作的关系，而更大的危险还在于，容易把“作家年谱”写成“作品年表”，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作家年谱“不只是堆砌作品，还有利用材料更细致深入的观察，没有作家的文学活动，这些创作的作品仍然是冷冰冰的”㉜。

在时事、谱主行实、文学创作“三结合”问题上，也有成功的经验，《刘绍棠年谱》《韩少功年谱》《范小青文学年谱》显然深入研究过时代潮流与作家的关系、作家生活经验与作品的关系，作家亲友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关系，这些必不可少的研究，是写好作家年谱的关键。三本年谱在行文中都精心呈现大量生活原型（场景、事件、人物）与文学叙述的关系，从而有效沟通了时代、作家行实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使三者相资相益，并且有许多精彩的发现。

六、地理空间与作家年谱

古代作家年谱一般都有鲜明的地理空间意识，注重从地方志中选择材料，细致呈现作家迁徙路线（出生、成长、宦游、流放）对作家生活状态、生命体验和文学书写的影响，并有意对作家流动与文学信息交流、作家流动与文坛格局调整、作家生活的地理空间与作品中虚构的地理空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发掘。这些基础性的史料整理工作，为近年来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从整体上讲，当代作家年谱存在着重“时间”、轻“空间”的倾向。有的年谱很少记录作者行踪。与重视童年经验一样，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莫言、苏童、余华、阎连科、范小青、阿来等文学年谱，都高度重视“故乡”与作家、作品的关系，为此不惜篇幅，这或许与相关研究成果积累较多有关。少数年谱注意到地理空间的转换对作家的影响，但多局限于童年和少年时期。由于缺乏明确的空间意识，多数年谱对作家行踪的阐释越写越少，尤其是作家成名之后，几乎很难看到地理空间（居住、生活、工作、写作）的转换对作家精神世界、文学创作的影响。有经验的研究者都明白，只有时间而没有空间，很难深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当代作家年谱很有必要借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思路，“回到时间在空间中运行和展开的现场”㉝，深入挖掘作家与地方文学的关系。

首先，这有助于深化对谱主的理解。作家生存与作品传播的地理空间，受限于邮政、交通、传媒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电子媒介成为强势传媒之前，当代文学的地域性特征较为鲜明，作家的成长与地方文学环境密切相关。没有地理空间的意识，很难准确揭示作家的成长史，如在梁鸿《阎连科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很难看到河南文坛对阎连科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很难看到阎连科的精神世界、文学创作与河南土地、乡民、文化、文学之间深层次的联系。《韩少功年谱》则深入发掘湖南地区自然人文环境、风土人情、地方性文学资源（地方文艺形式、文学报刊、作家队伍）与韩少功其人、其文的关系，清晰地呈现作家的成长过程、精神特征与文学追求，韩少功与湖南作家互相砥砺掀起寻根文学热的过程，这自然会有助于深化对韩少功的理解。

新时期以来，许多著名作家都曾到国外游历。黄平、夏晓潇《王小波年谱初编》（《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和《高晓声年谱》等许多作家年谱，都投入较大精力揭示谱主的国外生活经历对其思想观念、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余华文学年谱》尤其值得称道，作者搜集大量世界文学影响余华、余华作品跨国界传播的材料，并清晰地梳理出余华一步步“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

其次，这有助于提升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整理与建设的水平。年谱历来是提升史料建设水平的先锋，《贾平凹年谱》《路遥年谱》《陈忠实年谱》三本陕西籍作家的年谱，视野都比较开阔，试图提供更多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信息。三本年谱都具有建设地方性文学史料的问题意识，通过钩沉谱主与地方文坛（重要会议、文学评奖、文学活动、文学事件）的关系，充分展现谱主与同时代、同地域作家的关系，为地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大量可信的资料。难能可贵的是，三本年谱对地方文学史料的呈现存在诸多交集之处，可以互为参考、补充、质疑和辨析，别的年谱也可从中获得史料线索。文学史料整理与建设水平，只有在这种相互参考、补充与辨析中才能得到提升。

而有的年谱建设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意识和热情不足，《范小青文学年谱》《高晓声年谱》与张学昕《苏童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三本江苏籍作家年谱中，表现谱主相互交集很少，与其他江苏作家的交往也呈现得不够，缺乏相互参照、补充的可能性，也就失去引领地方性文学史料建设的意义。近年来，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致力于整理河南文学史料，先后出版“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十余种，在此基础上推出禹权恒《刘震云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7年第2期）、徐洪军《田中禾文学年谱》、樊会芹《李佩甫文学年谱》，但这三部河南籍作家年谱互相交集与参照的空间不够大，未能起到引领参与地方性史料建设的作用。《田中禾年谱》中大量河南作家、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反映出作家与批评家互动的文坛格局，若能进一步追索谱主与这些地方作家、评论家的交往史，当会更有益于地方文学史料的建设。

再次，这有助于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国别史研究必须以地方史研究为基础，同时必须处理好与世界史的关系，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亦莫能外。正如学界普遍意识到的，当代文学史对地方文学经验的发掘还远远不够，当代作家年谱本应为此开辟道路，但很多作者囿于固有的文学史格局，更重视谱主与全国性文学潮流（如伤痕、反思、先锋、新写实等）的关系。若能有更多的年谱像前述三本陕西籍作家年谱那样，致力发掘谱主与地方文学的关系，展示不同地域的文学风貌，呈现地方性写作经验、文学资源与全国文学发展趋势的关系，就可以为文学史写作提供坚实的地方文学经验的支撑；若能有更多的作家年谱像《余华文学年谱》《韩少功年谱》那样，致力于发掘谱主作品的译介情况及其在国外的反响，展示中国作家的写作经验与世界文学潮流的关系，就可以整体上呈现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交融互动的历史过程。研究者若能增强地理空间意识，在地方、国家与世界之间建立起相互关联的文学史视野，当代文学史研究将会更有历史感。毫无疑问，地方、国家与世界之间是充满张力的，在呈现地方文学经验时，需要客观衡量其在全国文学中的位置，不要出于爱乡之心而过分夸大地方文学的业绩，毕竟随着交通、信息传媒的迅速发展，当代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会越来越弱。在面对中国作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时，也需要科学、客观，警惕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只有如此才能有效推进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

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探索如何提高当代作家年谱的质量。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年谱编撰绝非单纯的技术活，其质量高低最终取决于编撰者的学术素养与学术视野。由于学科传统不同，古代作家年谱的编撰者普遍更熟悉传统文献学，现代作家年谱编撰者多少延续了这一传统，而当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整体滞后，年谱编撰者普遍缺乏辑佚、校勘、辨伪、考证、版本以及目录等方面的学术训练，因此有必要认真学习传统文献学，并充分汲取古代、现代作家年谱的编撰经验，把传统文献学的治学方法引入当代作家年谱编撰实践，不断增强史学、文学传播学、文学地理学以及版本学等方面的素养。如此，当会有效提升当代作家年谱的整体水平，使年谱写作成为推动当代文学史料建设、推动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重要力量。

注释：

① 章学诚：《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府志〉序》，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下册，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42页。

② 顾廷龙：《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③㉙㉚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234页，第210页，第219页。

④㉜ 程光炜、夏天：《当代作家的史料与年谱问题——程光炜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⑤ 章学诚：《〈刘忠介公年谱〉叙》，《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下册，第538页。

⑥ 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文汇报》1985年10月29日。该文发表后，学界曾展开关于当代文学能否写史的讨论。

⑦ 章学诚：《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下册，第857页。

⑧ 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下册，第558页。

⑨ 参见武新军、王松锋：《韩少功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⑩ 刘知几：《序例第十》，《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⑪ 武新军：《关于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编撰的几点想法——以〈韩少功研究资料〉为例》，《文艺争鸣》2013年第10期。

⑫ 李立超：《浅谈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方法——以余华为例》，《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3期。

⑬ 刘琳、王侃：《余华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⑭ 何平：《范小青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40、44—54页。

⑮ 章学诚：《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册，第405页。

⑯ 章学诚：《跋〈湖北通志〉检存稿》，《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下册，第1035页。

⑰ 仓修良、陈仰光：《年谱散论》，《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⑱ 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下册，第885页。

⑲ 易彬：《呈现真实的、可能的作家形象》，《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4期。

⑳ 彭林祥：《序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3期。

㉑ 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2页。

㉒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5页。

㉓ 周必大：《〈欧阳文忠公年谱〉后序》，《宋代序跋全编》第6卷，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4080页。

㉔ 徐强：《〈汪曾祺全集〉系年辨正》，《文艺评论》2011年第1期。

㉕ 徐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广陵书社2016年版，第437—438页。

㉖ 章学诚：《论修史籍考要略》，《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册，第435页。

㉗ 张东旭：《贾平凹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页。

㉘ 章学诚：《释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册，第239页。

㉛ 邵部：《“〈路遥年谱〉研讨会”会议记录》，《文艺争鸣》2018年第3期。

㉝ 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镜》，《杨义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2页。

本文为河南省高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013人文社科类）、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培育计划“文学报刊与当代文学传播史”（批准号：201 9ZDXM009）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