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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 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著名汉学家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书由美、亚、欧三大洲的一百多位学者历时五年编撰而成,叙述了从1635年至206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全书由161篇短小精悍的文字所组成，别具一格，引人注目。本文是该书中的篇章之一。

1905年1月6日（光绪三十年腊月初一），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学期已结束。经过数月的艰辛，林传甲（1877—1922）已编订完成授课讲义，并依照大学堂规定呈缴报告于学术委员会主席。讲义末尾写了：“文乃一国之本，国民教育之始。”尔后他在编撰的文学史前言重申此一观点：“中国文学是我们国民教育的基础。”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一书的主要观点，学术界普遍认为该书为第一部中国学者写成的《中国文学史》。

林传甲出生于福建省，早年就学于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创建的西湖学院。在这所体现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的学校，林传甲接触了地理、数学和其他西方知识，同时接受科举考试训练。1902年，他通过福建省乡试，考取举人，却在北京会试中落第。1904年6月，林传甲远赴北京，担任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中文教习。当时京师大学堂正处于变革之中，张之洞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数月前甫获慈禧太后（1835—1908）批准，它是影响晚清教育发展三大章程的最后一个。林传甲来到大学堂不久旋即授课，他发现旧章程已失去意义，而刚颁布的新章程尚未提供实际指导，因此他依照自己对课程体系的理解规划教学。他的讲义是一系列古怪元素的组合，或曰是一种妥协，例如讲义需要为一门新学科提供定义，也要符合培养实用文写手的目标。这些目标恰到好处的体现了“文”这一晚清知识分子思想中不断变化的概念。

中国传统中“文”的涵义甚广。广义而言，可以指任何形式的 “纹理”，如：“天的纹理”（天文）指天文学，“地的纹理”（地文）指地形学；“人性的纹理”（人文）意指文化；同时也意味着书写语言。在写作意义上，“文”的涵义包括实用性，如官方档案；消遣和鉴赏目的如赋、骈文；及表达个人内在情感的诗歌。“文”也意指高质量的文章、辞章，这些都是纯文学。就狭义而言，“文”指“散文”，是与“韵文”相对的概念。因此，“文”兼具实用性和非实用性（甚至趣味性），且就更宽泛的意义而言，也可视为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但在前现代时期，小说和戏剧并不被视为“文”的一部分，到了改革已势不可挡的晚清，“文”的意义变得更为复杂。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文”和“文学”的观念，存在着巨大的模糊和暧昧性，这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京师大学堂——中国第一所现代综合大学——是1898年百日维新的产物。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康有为和梁启超启动了改良计划，梁启超受命筹办一个西式大学，用以培养具备现代知识的人才。但当慈禧太后夺回大权后，改良计划因而功败垂成，唯独筹办大学计划得以保留。1902年，慈禧太后敕令高级官员、教育家张百熙（1847—1907）修订国家教育制度。此后张百熙掌管京师大学堂，直至1904年迫于政治压力举荐张之洞继任。林传甲入校之际，张百熙的课程目录才刚实施。相较于之前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设计，这份课程目录更偏重中国文学，梁启超的课程视文学为一般性的研究领域和练习写作技巧的科目。

尽管张之洞是保守派政治家，但他计划藉中国文学学程将传统中国文学推广至世界，将 “文”或“文学”的研究，从定义含糊的概念转变为独立的知识体。该学程兼容并蓄，结构合理，包括一系列经典文学课程，如“历代文章流变”、“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以及西方文学史、世界历史等国外相关课程。但大学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不仅难有合适的教学材料，对旧教学体制下的学生也没有过渡期安排。林传甲负责教授学生第二阶段的中国文学学程，他发现学生对第一阶段课程并不熟悉；更精确地说，他们欠缺中国文学史的知识。为补救这一缺失，林传甲准备了新讲义，并开设专门课程。他因而成为后世研究者眼中，第一位撰写文学史的中国人。

因无前例可循，张之洞设计的中国文学史课程缺乏具体范本。意识到这一事实，他在章程中暗示教师备课时，可参考日本人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林传甲因此从日本学者笹川种郎（1870—1949）的《支那文学史》（1898）中汲取灵感，他所写成的文学史讲义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的开拓之作，但许多人质疑该书的立足点。这本著作主要讨论词源、语音和散文（主要为古文和骈文）风格的历史变迁，对通俗小说和戏剧避而不谈，诗歌着墨亦少。林传甲认为小说、戏剧为下里巴人之作，文学价值乏善可陈，诗歌则缺乏实际用途。林传甲的文学观一再被批评为过于传统和教条，原因在于晚清之际中西思想交汇，有趣而新颖的观念层出不穷，作为一本代表性论著，林著欠缺人们所期待的活力和原创性。

就在林传甲授课讲义即将完成之际，一名苏州学者开始着手另一部后来成为名著的文学史。当时，东吴大学副校长孙乐文（1850—1911）建议编写大学自用讲义。因此，同校文学教授黄人（1866—1913）开始着手撰写一部翔实的中国文学史。与林传甲认为“文学是一国文化之精髓”的信念相似，黄人指出：“保存文学，实无异保存一切国粹，而文学史之能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亦无异于国史焉。”但这一位自诩为摩西的人物，想象文学的方式却与林传甲大相径庭，他的文学观念比林传甲“西化”得多。他的著作大量借鉴日本学者太田义雄（1880—？）的《文学概论》（1896），此书借鉴了许多西方的文学论述观念。黄人以极大的热情向国人介绍西方以情感、美学价值所定义的文学观念：“美为构成文学的最要素，文学而不美，犹无灵魂之肉体……美则属于感情，故文学之实体可谓之感情云。”这一论述有助于厘清“文学”的边界，也可视为对这门学科的另一种界定。

1910年，林传甲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书名出版，或许为了说明该书的颇有来源，封面附“京师大学堂讲义”字样，此后该书历经多次重印。黄人的著作原为课堂授课之用，后拓展为一部29卷的专著，于1926年印行，但流传不广，数十年默默无闻，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引起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其人其书所受的关注与日俱增。如今，林传甲仍被视为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草创者，但更具学术价值的则是黄人的著作。黄著在当时可谓相当前卫，书中观点与现代读者对文学的认知颇具共通性。不同于林传甲，黄人不仅肯定小说和诗歌的价值，且认为这些都是“最纯粹的文学形式”。在“明朝通俗小说”的导言中，他对小说如何反映当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弊病有所剖析。他指出“文学为言语思想自由之代表”，依据此理念，他把文学的人文主义价值置于重要地位。

1905年，林传甲离开京师大学堂，游走各地担任地方官，并专注妇女、儿童教育以及地名的研究。短暂的大学教习生涯过后，他再也没写过任何关于文学的著作，晚年编撰了许多关于浙江、江苏、安徽等各省的地名词典。45岁时，林传甲病逝于吉林省教育官员任内。林传甲没有文学雄心，讲义主要是为了贯彻张之洞的教学大纲。这是一段历史的巧合，林著借用了日本学者的书名，予人一种拟编写一部贯彻的、系统性的中国文学史的期待。然而，这一期待是错置的，因为作者从未有此意。但就某种程度上而言，或许可以从此书出发，反思张之洞藉由将“文”制度化以维系传统文化的谋虑。张之洞的思考不乏创新之处，但除了从日本引入文学术语，在面对如何在现代世界中重构“文”这一点，他是失败了。

文学是黄人持续一生激情的志业。因此，他也从事其他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如撰写《小说小话》，编写《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出版文学杂志《小说林》，并译介多种外国文学作品。这位多才的学者于1913年去世，年仅47岁。同年，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1882—1913）遇刺，孙中山流亡日本，发起针对临时大总统袁世凯（1859—1916）的 “二次革命”。黄人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据说当时混乱不堪的政治形势，最终令他狂疾发作，脆弱的身体也进一步恶化，导致英年早逝。

“文乃一国之本，国民教育之始。”相同的理念催生了两部截然不同的文学史论著，因作者对“文”的观念不同使然。林传甲的著作与京师大学堂密切相关，代表了主流文人的立场。与此相对，黄人任教于一所由美国南方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建立的具有西方背景的大学，因此通过西方视角检视中国文学，对他而言并无不妥。黄人的超时代观点却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提问：何谓“现代化”中国文学？等同于“西化”文学吗？中西文学文化间的共同点何在？现代性下的传统文学价值和角色是什么？这是即将到来的五四知识分子所不得不正视的“大哉问”！

参考文献：

1、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Milena Doleželova-Velingelová,“Literary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904-1928): Constructions of Cultural Memory,” in The Appropriations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ed. Milena Doleželova-Velingelová and O. Kárl (Cambridge, MA, 2001), 133—166.

4、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