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讲陈寅恪和故宫的恩恩怨怨之前，不妨先说一件法国大文豪卢梭的轶事。卢梭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其思想更是深刻影响了世界，但他却不善言辞。一次他经过一个小镇时，受到一位市民十分粗鲁的羞辱，并且引来很多人围观。他们毫无例外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态看着卢梭受到羞辱，这和国人因喜欢围观而成为鲁迅嘲讽的“看客”其实没有区别。卢梭当时极为难堪，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反驳，只好逃之夭夭。更让卢梭难过的是，当他想出足以反驳对方的话语时，他离开这个小镇已经很远了。

无独有偶，对“看客”一直给予严厉批判的鲁迅也有类似经历，那是有一次他途经香港，结果遭到海关检察人员的无理搜查，他随身携带的书箱被翻得一塌糊涂。更令鲁迅气愤的是船上的茶房将这野蛮检查归咎于鲁迅，说鲁迅太瘦了，以至于海关怀疑鲁迅是贩鸦片的。鲁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有事后写一篇杂文发发牢骚而已。

类似的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常有发生。民国时期，大历史学家陈寅恪也在故宫博物院受到过一次“羞辱”。

那是1929年7月24日下午，陈寅恪和同事赵万里去故宫博物院查阅有关史料，两人均为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且佩戴有故宫博物院的徽章，但却在入口处遭到门卫的拒绝，尽管两人一再声明为专门委员，且报出了徽章的号数并拿出名片，门卫还是以可能是假冒为由拒绝让他们入内，而且其言行十分粗鲁，按照陈寅恪的说法就是“大声呵止，形色狞恶”。最后甚至用力推搡陈寅恪，还把陈寅恪的徽章一下扯为两段。幸好故宫博物院职员有认识陈寅恪者，赶快制止了门卫的行径，此事才算结束。

愤怒不已的陈寅恪不但把撕毁的徽章和名片等交到故宫博物院秘书长那里，而且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故宫博物院，一封写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求把那个门卫开除，同时要保证之后不再有同样事情发生。不过据现有史料，无法确认那个行为粗鲁的门卫是否被开除，陈寅恪之后还是去过故宫博物院，倒是没有再受到门卫的刁难盘查了。

这就是一件典型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事件。而陈寅恪无论如何愤怒，也只有写信要求处罚那个保安而已，至于最后是否被处罚，陈寅恪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也许有人会说，一个大教授又何必和一个门卫一般见识，但陈寅恪显然认为他的人格尊严受到侮辱，他不能忍气吞声，必须有所反抗，尽管这反抗的方式还是很“书生气”。

陈寅恪和故宫博物院的事情当然不止这一件。1932年，在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北平也变得岌岌可危，因此传言故宫博物院计划将故宫文物南迁，为了获得有关资金，可能要对文物进行抵押。对此社会上当然有各种意见，而陈寅恪等一些教授则表示反对，于是写信登报申明他们的立场。1932年9月2日的《申报》上就有如下记载：“（北平）北大教授陈寅恪、顾颉刚、吴其昌等联名致函中央各要人林蒋汪胡蔡于等，请勿迁移故宫古物，为祖宗留成绩，为子孙争光荣，保障古物完整，以息国人惊欵。”

陈寅恪等人认为，如果强行把故宫文物抵押然后南迁，肯定会对文物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因此应该筹划“迁移政策”之外的妥善方法，如“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韪而加以毁坏，若今日国家失地尚未收复，而民族文化先已自毁，恐孝子慈孙百世不能为诸公恕矣”。对于教授们的意见，有关当局倒是比较重视，立即派人赴故宫博物院调查。故宫博物院反应也很快，在9月7日即发表声明登载于《申报》，其内容就是对陈寅恪等人的答复，大致有两点，一是叙说他们保存古物之苦心，二是否认了所谓的迁移抵押说，最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总之，各界诸公其爱护古物、勖勉同人之意，敢不拜嘉。而事实所在，国誉所关，浮议之不可尽信，虑危之必宜沈思。则处此疑难之顷，尤同人所愿与君子共勉者耳。敢布区区，即希公鉴，诸维亮察为幸。”

其实，陈寅恪等人反对的并不是迁移，而是当时他对故宫一直以来在文物管理方面的措施不能令人满意有关。他担心如果因为迁移而把文物先行抵押的话，会产生大问题甚至文物有流失、损害之可能，所以才会有此反对意见。事后看来，尽管故宫方面声称这些流言是对他们有误解，他们其实有难言之隐，而且故宫文物最后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还是不得不南迁，并在南迁途中文物确实也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陈寅恪他们当时的意见还是有道理的，文物南迁之所以没有受到损失，除了其他原因外，应该和陈寅恪等人之前的呼吁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