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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人》中的男人和女人,生活与死亡

来源:澎湃新闻 | 赵琦  2020年05月28日15:12

“《都柏林人》离我们并非那么遥远,它的价值历久弥新。”

公元842年冬,常年侵扰爱尔兰岛海岸线的维京人绕过霍斯海岬,沿黎菲河而上,在名为Dubh Linn(爱尔兰语,意为“黑池”)的地方抛锚登陆,并于河畔修筑起第一道围栏。1000多年后,最初的海盗小镇成为詹姆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所描写的爱尔兰第一大城市。因书中内容“犯众怒”,1905年之前已完稿(初稿,后作出某些修改)的《都柏林人》,于1914年才得以出版。乔伊斯20岁出头之时,就写下了这部精妙而杰出的短篇小说集,惊世骇俗的《尤利西斯》在其中已然影影绰绰。《都柏林人》书影,[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王逢振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都柏林人》书影,[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王逢振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对天主教晦涩而尖锐的批判

乔伊斯在写给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兹的信中表露,他试图写一部国人的“道德史”。《都柏林人》中,爱尔兰人的道德与宗教深刻纠缠在一起,天主教深度侵入私人和公共生活。整部小说集布满了反讽,对天主教的批判晦涩而尖锐。

《姊妹们》讲述童年的“我”对弗林神父的死亡抱有一种“困惑”心理。神父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老师,然而“令我奇怪的是,不论我自己还是天气,似乎都没有哀伤的意思,我甚至还不安地发现自己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仿佛他的死使我摆脱了某种束缚。”更讽刺的是,弗林神父作为布道者,其本身的精神状态却异常脆弱。表面上,他因打破了圣杯而变得郁郁寡欢,读者不难发现一些更深层次的精神和信仰问题困扰着他。在身体瘫痪之前,他的精神更早地瘫痪了,这种“瘫痪”状态在整部《都柏林人》中,竟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普遍呈现的精神面貌。

神父死亡事件中的“我”对宗教产生了困惑,《一次遭遇》中,“我”开始想要逃离。“我打定主意,至少花一天时间摆脱令人厌倦的学校生活”——天主教当时掌管绝大部分的公共教育,在教会学校里,学生不能看《半便士奇闻》之类的任何世俗读物。“我”顺利逃离了学校,去了码头、乘渡船过了黎菲河、逛了伦森德,即便心里有些疲惫,旅伴也不甚令人满意。就在这次闲逛步入尾声之时,“我”在河岸的斜坡上遇到了一个白胡子老人,他的需要用“鞭打”的方式来教育孩子的看法,让“我”震惊并慌乱地想要离开。这个故事中的“我”暂时逃离了学校,但终究逃离不了宗教教育对社会的渗透以及成人世界对少年的操控。

对天主教最晦涩的批判,莫过于《圣恩》。乍一看,该篇似乎在说宗教之于成人世界的道德指引作用,而实际上,乔伊斯极尽反讽地揭露着教会的虚伪性。故事起因于柯南先生酗酒受伤,引发好友想要借宗教活动让他重新做人;中间部分,诸好友与柯南先生进行了一场宗教主题对话,朋友们巧妙说服了他去参加耶稣会(天主教会的主要男修会之一)静修活动;小说的高潮部分,描写了静修仪式中神父“精彩”的布道:珀顿神父(与都柏林著名的红灯区珀顿街同名)同在座的政、商界人士沆瀣一气,用教义的“个性化”解释来美化世俗追名逐利的行为,以期保持教会对世俗生活的控制。

天主教之于爱尔兰的影响是两面性的。一方面,其在塑造爱尔兰人民族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7世纪初,英格兰完全占领爱尔兰岛,爱尔兰人同殖民者的斗争围绕着天主教、新教信仰而展开,一直到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的通过,才迫使殖民者放弃了改变爱尔兰天主教信仰的目标。天主教是爱尔兰形成独立民族并最终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爱尔兰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共和国,自动退出英联邦)的信仰边界。

另一方面,教会对世俗生活的钳制也深刻地影响了爱尔兰的进步与发展,改革需求十分紧迫。乔伊斯笔下,儿童被赋予了一些清醒的反叛精神,成人世界对宗教的态度则是顺从的功利取向,他将笼罩在都柏林人身上瘫痪、麻木、停滞的精神状态部分归罪于天主教对人的桎梏。

男性角色无激情,女性形象更多元

15个短篇中的男男女女,都生活得不很顺遂,每一个人都被束缚在既定的生活范式中,没有太多选择。女性主义者也许会感到欣慰,乔伊斯对待不同性别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对女性的同情要远甚于男性。

都柏林的男人们受制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滞后,前途黯淡。坑蒙拐骗的浪汉、怀揣诗与远方的梦想却囿于现实生活的公务员、酗酒且对孩子家暴的小职员、没有能力去爱的单身男人等等人物,对现实充满了敌对和不满情绪,却又不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去改变现状,甚至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暴自弃。

《一小片阴云》中,海的那边充满希望和激情的伦敦是死气沉沉的都柏林的对立面。彼时,东边的英帝国受惠于工业革命如日中天,西边的爱尔兰仍然是一个大农村。去了伦敦的加拉赫从穷困潦倒变成报业明星;而留在都柏林的小钱德勒守着一份毫无激情的公务员工作,和同样没有激情的婚姻生活,悔恨而无力。《痛苦的事件》描写了中年单身男子的一次桃色事件:杜菲先生也曾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迟迟未到来的变革以及党派的分裂让他失望,从此封闭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中独善其身;面对肉体的激情,他选择了退缩,直到4年后获悉爱人死去的消息,才质疑自己对所谓道德和孤独的追求是否真的有意义。

相对于男性的“丧”,都柏林的女人们显得更有激情一些,然而却受到来自性别本身的顽固束缚。女性渴望婚姻,但现实使婚姻成为了奢侈品。乔伊斯的时代,爱尔兰经历着大饥荒后的萧条,晚婚、不婚很普遍,出现在《姊妹俩》、《死者》中的老姐妹们是当时常见的单身老妇形象。《泥土》中的玛利亚虽然“不得不笑笑说,她既不要戒指也不要男人”,但“眼睛中流露出失望的羞涩”——不婚对她而言是被动的,毕竟“尽管岁月销蚀,她发现自己小巧的身躯仍然娇嫩健美”。《公寓》则描写穆尼太太处心积虑想把女儿嫁出去,她有策略地任由女儿去勾搭男人,并以道德要挟对方接受婚姻。然而,对婚姻的渴望并不能带来幸福的婚姻,穆尼太太本人就遭遇了醉鬼丈夫,《一小片阴云》、《何其相似》等篇目中的婚姻,也毫无幸福可言,人们只是从一种不婚的痛苦进入了另一种结婚的痛苦中去。

乔伊斯亦写了几位试图冲破束缚的女性,以及她们所遭受的阻力。《伊芙琳》精彩地探讨了女性在自由与束缚之间的挣扎心理。处于父权、家庭作坊式生产方式不公正的压迫下,到底还有什么能够阻挡女性的逃离,去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呢?是自由伴随的危险和束缚捆绑的安定,让伊芙琳在最后关头却步了。《母亲》中的基尔尼太太热情又认真地参与操办一场由女儿担任伴奏的音乐会,然而负责团队却懒懒散散地并不想把事情做漂亮,甚至拖欠女儿的演出报酬。无奈之下,基尔尼太太只能选择让女儿罢演来争取权利。此举却使她遭到了孤立,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有教养的女士不应该因金钱而打破固有的秩序。基尔尼太太的遭遇,反映了男权对女性虚伪的道德要求:男人可以不诚信,女人则必须隐忍、良善。

男男女女的痛苦,的确与不完美的外部世界大有关联,但乔伊斯的批判侧重点是这些人懦弱、胆怯、虚伪的内在世界。他对男性的批判是激烈的,整部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形象高大的男人,而对女性则抱有更多同情。他写女人的处心积虑、尖酸刻薄,也写她们的敢爱敢恨、宽容隐忍,相对男性表现出相似的丧和颓废,女性的形象更加多元。

死亡:始终如一的主题

死亡是《都柏林人》始终如一、最核心的主题。小说集以一个死亡事件开始,另一个死亡事件结尾,中间篇目涉及到大量有关死亡的话题。关于死亡的种种探讨,最终都导向了乔伊斯试图让人们直面的问题:爱尔兰人的精神死亡。

《姊妹们》通过儿童的视角来看待一个死亡事件。神父肉体瘫痪的原因不得而知,而通过姊妹俩的口述,他的精神崩溃始于一次打破圣杯(圣杯代表耶稣的身体,打破圣杯是摈弃精神信仰的象征)的事件。在“我”的眼里,“老神父静静地躺在棺材里,与我们看到他时一样,带着死亡的庄严和痛苦,一只无用的圣杯放在他的胸上”——圣杯是无用的,神父的精神早在圣杯打破前就死去了。乔伊斯用这个开篇故事引出了他想探讨的死亡主题。

《泥土》一篇的篇名,解释了主角玛利亚在万圣节抓阄环节摸到的“又软又湿的东西”是何物,而泥土在爱尔兰文化中象征着死亡。玛利亚重新抓阄摸到了祈祷书,暗示了她将来的选择。尽管神职人员在爱尔兰的社会地位很高,玛利亚本人还有着对激情的向往,她颤抖地唱着“我最高兴的还是梦想你爱我一如既往”,现实却是康奈利太太期待着她去当修女——玛利亚的世俗生活被看似和睦相处的亲人判处了死刑。

《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记述了一个集体死亡记忆,即对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帕奈尔逝世的记忆。这位政治家曾经成功团结了诉求不同的各大派系,并争取到英国首相对《爱尔兰自治法案》(后未通过)的支持。他的死让爱尔兰人难以忘怀,也在乔伊斯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乔伊斯这样描述爱尔兰人听说帕奈尔死时的反应:“帕奈尔!帕奈尔!他逝世了!人们跪下,痛苦地哭泣。”(《青年艺术家画像》,长篇小说)海恩斯先生在该篇小说最后朗诵的诗歌,揭露了帕奈尔死于“现代的伪君子”、“怯懦之狗”、“阿谀奉承的教士”之手——爱尔兰人的精神死亡迫害了帕奈尔,后者的死亡也对前者起到了加速作用。

在最后一篇《死者》中,私人的死亡记忆被赋予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首《奥芙里姆的少女》让格丽塔回忆起恋人殉情的往事,加布里埃尔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亲密妻子心中,深锁着这样一段刻苦铭心的恋情。格丽塔的坦白让他进一步感受到生活中一切人与事的无常性,那些热闹、温情的背后皆为虚空,“他自己本身也在逐渐消失到一个灰色的无形世界:这个实在的世界本身,这些死者曾一度在这里养育生息的世界,正在渐渐消解和缩小。”从开始到最后,乔伊斯一步一步揭示着他的死亡观:死去的人未必真的死去了,而活着的人未必真的活着,精神上的死亡比肉体上的死亡更加可怕、更加卑微。整部《都柏林人》,或可称之为爱尔兰人的精神死亡断代史。《都柏林人》初版

从《都柏林人》开始,乔伊斯的作品就让人不太容易读懂了,本文也不过是在普通读者的能力范围内对全书进行的粗浅理解。幸运的是,即便不去理会书中大量的反讽和隐喻,这部小说集依然可以让人对20世纪初都柏林人的形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更毋庸说文字本身的感染力。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活着?《都柏林人》离我们并非那么遥远,它的价值历久弥新。

(作者赵琦系半层书店合伙人,联系邮箱:297090605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