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四周 第三天

佛罗伦萨 乔万尼·薄伽丘《十日谈》

1348年，乔万尼·薄伽丘住在佛罗伦萨，他在需要的时候，便会领一份估税员的差事来做。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薄伽丘放弃子承父业的道路，改行步入法学领域。他真正酷爱的事情其实是写作，彼时已因写诗和散文体爱情传奇小有名气。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根据他与那不勒斯一位已婚贵妇的情事为基础创作而成、且有“第一部心理小说”之称的《菲亚梅塔》（Fiammetta，1343年）。小说以主人公菲亚梅塔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在那段风流韵事宣告终结后，她试图厘清自己对这位极富魅力的佛罗伦萨青年的痴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1348年，薄伽丘三十五岁——这是1300年时但丁的年龄，他亦是以这个年龄为背景来创作《神曲》的。与《神曲》中的但丁一样，时年三十五岁的薄伽丘也正处于人生的中途，并且已为新光景的到来作好了准备。

接下来，便是黑死病降临佛罗伦萨。四分之三的城民在这场瘟疫中丧生，其中也包括薄伽丘的继母；他的父亲则于次年离世。正是在那时，薄伽丘开始提笔创作《十日谈》，从1349年一直写到1352年。这部杰作与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一道，成为如今人们试图理解乱世及其怪象时频繁查阅的文本——“倒乱的世界”（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这一主题，自有一部属于它自己的前现代史。

在《十日谈》的开端，薄伽丘对这场瘟疫作了一番令人惊惧的描述，字里行间的诸多细节，读起来宛若直接截自《纽约时报》对时下疫情的报道。据薄伽丘所言，从3月到7月，瘟疫在佛罗伦萨夺走了十万人的生命——这个数字，亦是今年3月至5月间疫病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在当年的佛罗伦萨，瘟疫常常无症状地传播。人们徒劳地开展社交隔离，路面上仍旧死尸堆积。行医之人戴起了防护面具，面具上凸起的“长喙”中塞有药草——这种用于对抗瘟疫的面具后来化身为狂欢节面具在威尼斯还魂转世，风靡多时。

瘟疫肆虐之时，许多佛罗伦萨人寄望于祷告，一些人奉行社交隔离，另一些则全然无所顾忌，声称“战胜骇人瘟神的万无一失之法，便是举杯豪饮、纵情享乐……满不在乎地把整桩事情看作一场天大的玩笑”。尽管佛罗伦萨禁止外人入城，瘟疫依旧如野火般蔓延开来，不久，“人间的法度与天国的戒律双双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于我们的城市”。

彼时一如眼下，许多富有的市民逃往城外避难：“一些人冷酷地认定，瘟疫当前，最最灵验的良药便是逃为上策。在这一观点的驱使下，大量男男女女只顾自家性命、不管他人死活，纷纷弃自己的城市而去。”然而，穷苦之人却无处可撤：“他们被困在城中属于自己的那一隅，日复一日数以千计地染病，又由于无人施以援手、予以照顾，终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殒命的结局，幸免之人少之又少。”

这些话语固然令人动容，但薄伽丘本人究竟站在哪一方呢？那七位出身名门的女子与那三位出身高贵的男子选择出城前往乡间宅邸避难，走上的正是那条将他人处境抛至脑后的道路。薄伽丘以一种令人称奇的方式，提前预见到时下为期两周的隔离期：他让笔下的十位男女在乡间小住了十四日，其间开怀吃喝、轮番讲故事，直到众人一致认为是回家的时候了——或许是因为那时瘟疫已开始消退吧，不过，明确出自这一行人之口的返城动机却是对流言蜚语的忧惧：倘若继续逗留在外，城中人不免会寻思揣度，这七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同三位男士在那奢华舒适的隐居之所究竟在忙于何事。

对于《十日谈》中容易引发眩晕之感的由悲入喜的情节跳转，薄伽丘也给出了解释。这一解释与但丁《神曲》的开篇遥相呼应——那时，诗中的但丁发觉自己在一片位于一座陡峭山丘脚下的幽暗森林中迷失了方向。薄伽丘表示，尽管他的故事始于“对最近那场瘟疫造成的极大破坏的痛苦回忆”，接踵而至的却并非“眼泪与苦难的滚滚洪流”。他向“美丽而优雅的女士们”——也就是这本书的读者——作出如下保证：“眼下你们所面临的这个凄凉压抑的开篇，就好比挡在行者身前的险峻陡峭、乱石盘踞的山丘，然而一旦翻过此山，那一头便是美不胜收的平原。”他还补充道：“请相信，倘若可以得体地沿着另一条不似这般艰险的道路将你们带至我渴望引领你们前去的地方，我一定已经欣然照做了。”

这几行文字固然使人联想起但丁，但薄伽丘的小径通往的却是一个与之殊异的尘世天堂——在那里，就连凡人有求于天主之事，也尽是关乎肉体之欢愉。在其中一个故事里（第三天的第三个故事），一位聪明的妇人向一位贪婪的修士施以金钱方面的好处，使对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自己和情人之间的“传声筒”。这对男女私下里“把那修士的天真蠢笨当作笑料好生挖苦”，一边尽享云雨之欢“直到几近双双坠入极乐之深渊”。讲完这个失之粗鄙的故事后，貌美的菲洛梅娜故作正经地总结道：“我祈求天主大发慈悲，速速将类似的好运赐予我以及与我性情相投的其他基督徒。”正如朱迪斯·鲍尔斯·塞拉菲尼-绍利（Judith Powers Serafini-Sauli）所言，薄伽丘以一部属于自己的极富人情味的“人曲”，接替了但丁写就的《神曲》诗篇。

薄伽丘以一篇跋文结束了这本大部头的故事集。文中，他语带讽刺地驳斥了这些故事可能会招致的出于文学与道德考量的反对之声。他坚称，对“洞、棒、臼、杵、烤面饼、填馅儿”这类人畜无害的字眼的使用毫无不成体统之处，同时还指出，在严肃的教会纪事中可以见到远比这更叫人瞠目结舌的丑闻。再者，他所言说的不过是有关人类品行的真相，之所以受到指责，“是由于我在一些地方道出了修士们的真面目。然而我才不在乎呢！”若是有人指责这些故事过于戏谑轻佻，薄伽丘对此倒是并无异议：“我要向那些从不看重我的女士们保证，我还真不是个持重的人。恰恰相反，我轻得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当然，这并非全部的事实。在读完洋洋洒洒八百页关于撒谎行骗之人的故事后，我们应当学会对出自作者本人之口的话也保持警惕。在“薄伽丘否认存在任何严肃的意图”与“薄伽丘坦承引介这本集子时实在做不到对瘟疫之可怖避而不谈”之间，后者无论如何都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事实上，在这部作品中，医理的维度与情爱的维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

在《十日谈》的序言里，薄伽丘明言自己曾一度长久地忍受炽烈爱情的煎熬，“炽烈之程度他物无可比拟，自己的痛下决心、旁人的有益规劝皆未能将其压制，堕入险境、丑闻加身的风险亦无法使之动摇”。不过，最终他还是从这种疾病中恢复过来，“摆脱一切病痛后，曾经的痛苦之源如今盛满了恒久的喜悦”。换言之，薄伽丘已经产生了抗体。眼下，他已有能力为其他正在承受爱情之苦的人提供帮助，使他们明白“什么事情应该避免，而什么东西理当继续追求”。

薄伽丘为爱所苦时，正是靠着交谈才得以保全性命：

假使曾有人需要安慰并且如愿得到了它，甚或还从中收获了欢愉，此人便是我……在极度的悲苦中，我有时会从与友人们的惬意闲谈以及从对方巧妙表露出的同情之意里获得许多安慰。若非如此，此刻我必定已经不在人世了。

重述那一百个故事使薄伽丘再度获得了对业已失落之物的掌控，这些失物中就包括他的初恋情人菲亚梅塔。薄伽丘安排她在《十日谈》的第五日担任“女王”的角色，而她则命众人在这一天讲述“相爱之人历经磨难终于抵达幸福之境的故事”。同等重要的是，这些故事的艺术架构，即每天十个故事，每周五天，总共持续两周时间，每日的故事由一个共同的主题串联起来，也向我们暗示了故事本身所具有的疗效。我是直到本周才重新记起，这群好友竟然还在他们的马拉松故事会期间安插了两个休息日：对于这场故事会——一如对于所有的谈话疗法，抑或对于任何一项为期十六周的博客发文计划——而言，控制节奏乃是至关重要的。《十日谈》中的这一百个故事，也许是谈话疗法在这个世界上的首次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