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 马克·波利佐提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译者: 洪兵

编者按：6月19日，79岁的鲍勃·迪伦新专辑《Rough and Rowdy Ways》发布，距离上一张原创全长录音室专辑《Tempest》已过去八年。

20世纪60年代是鲍勃·迪伦音乐生涯的黄金时期，《重返61号公路》即录制于该时段，该专辑被认为是其录音生涯的顶峰，“真正赋予了摇滚乐以灵魂”。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在6月底左右出版的《鲍勃·迪伦：重返61号公路》聚焦此专辑，按照歌曲的顺序串联起整个叙述，展现那一时段鲍勃·迪伦的生活、音乐与创作，及其身后的美国社会。此文为译后记。

那时包含着所有的契机、热情和想象

这本书翻到六十多页时，有一天傍晚找打火机，在办公室抽屉发现一盒磁带。蓝黑封套，“京文音像”引进、“新力哥伦比亚公司”和“中国康艺音像出版社”1993年出品的“巴布狄倫/30周年现场演唱纪念特辑” 。

打开，发现封套里包裹的其实已不是那盒专辑。但也无所谓，新力即索尼，巴布狄倫即鲍勃·迪伦，类似当年“米高佐敦”的神韵。即使如今迪伦已不是对我最重要的歌手，但闭着眼睛都记得住这一盒的大多数曲目。A面第一首当然必须是已被封圣的《像一块滚石》，在我听过的所有版本的翻唱中，麦兰坎普（John Mellencamp）对终获自由的狂喜表达得最为酣畅，必要的话他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可以如西西弗一样上山下山再折返冲刺10分钟；B面的《今夜我将是你的宝贝》也是一首特殊的歌曲，在心目中它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忧郁的宝贝》、《别多想，没事了》都是迪伦的情歌前五；若干年后莱昂纳德•科恩降临的时候，我也下意识地将它与《今夕何夕》做了比较，然后这两个犹太歌手就这么联结了起来。

至于其中的《答案在风中飘》，那应该是我第一首记忆清晰的迪伦的歌曲。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复旦校园，校广播台总在清晨、中午和傍晚播放一些欧美歌曲。梧桐婆娑的光华大道在百年校庆前被称为“南京路”，本科时我们住过四年的六号楼就在这条道路的边上。大概就是在寝室、篮球场或者去打饭和自习的林荫道上，How many， How many是一个盘旋的句型。

正好家里要装修，我干脆再把书房里所有残留的迪伦CD都拾掇了出来：《自由的鲍勃•迪伦》（1963）、《时代在改变》（1964）、《全都带回家》（1965）、《重返61号公路》《1965》、《金发美女之金发美女》（1966）、《鲍勃•迪伦金曲合集》（1967）、《轨道上的血》（1973）、《地下室磁带》（1975）、《从艺三十周年纪念演唱会》（1993）。基本没有七十年代后的迪伦作品。

那盒磁带和以上这些CD代表的就是片面集中和破碎断裂，还原后大致就是：本科零星地听，用生活费（包括饭菜票）或者奖学金，按照中央食堂前的书报亭提供的曲目（齐秦崔健苏芮罗大佑高明骏赵传卡朋特约翰丹佛披头士西蒙加芬克尔苏珊娜维嘉等等，迪伦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内容成分），每录满一盒磁带似乎是1元，磁带要求自备，父母亲提供给我“录英语”的TDK亦有所牺牲贡献；研究生时有了津贴也发现了国定路298号的“2046”这个宝地，开始相对集中地买迪伦，当然也包括黑豹唐朝郑钧、大门平克滚石U2皇后涅槃雷•查尔斯的磁带和CD。读研时我们寝室因几种噪音而在南区小有名气亦曾被投诉，摇滚乐是其中的三分之一。

按照我目前忝列其中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界的术语，这是混合了时间线、可供性、介质和场景的发生逻辑，也和这个国家上个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曲线大致吻合。

对于《重返61号公路》和迪伦此前生活的关联，作者马克∙波利佐提有一个精妙的比喻：“在这一专辑里，迪伦处理其音乐构成元素的方式，就像是对待他一路走过时叩门求宿的老朋友和老情人——而他们的好客之情，迪伦有的是偿还了，有的则是辜负了”。对于迪伦，这张专辑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创造，他的回望和重访甚至比当年的“在路上”更为真实；而对于我和它可能的读者们，则可能是籍此再次确认：别无选择，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幸或不幸，我们都是自己所有经验的总和，我们的趣味和立场，就如同“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政通路上有家小酒吧叫做“硬石”。它开张的第一个晚上，我的前雇主、《亚洲时报》的马泽华举起第一杯酒之后，发现把母亲赠送的绒线帽失落在出租车上了。整个晚上我都晕眩，后来慢慢认识了曾涛、周勇、曾智云和孙国斌——他们是我真正的68同龄人，当年名噪一时的“疯子乐队”的乐手，当然还有后来创下服务于上海滩同一酒吧最长纪录的小王。白天他们读书排练，晚上就经营酒吧和演出。这四条长发过肩的公社社员走在路上的时候，蔚为大观。

那时的时间就是流水席。肃杀的冬日灯光昏暗，大多数旧友新朋走进酒吧时，却像意气风发的丹尼尔·刘易斯从来自贝尔法斯特的轮船上跳下，再不济也是米基和梅乐那种亡命鸳鸯的颓唐。我们会说披头士“我要牵你的手”真是“天真”，《通向天堂的阶梯》是可望不可即的神启，还有，“歌词到底有多重要？”几轮啤酒和花生后到外面比赛两组俯卧撑，返回，再把午夜城乡结合部的点歌机制大鸣大放。双数年的夏天更是永远在那里。暴力的酷暑，梧桐树的喜悦却从宽大的叶间点点流露。我们从傍晚起就坐在外面等候球赛，有时莫名的善意和感伤像足球淙淙流过，漫过国定路政通路淞沪路，好像整个五角场成了我们的沙滩鞋尖。

95年台海地震的晚上，我从第十一宿舍爬出来骑到酒吧。睡衣斑斓的居民们在马路上惊魂未定，而乐队的演出如同泰坦尼克般执着。问曾涛，他说酒吧太闹没察觉。

琼∙贝兹在《八十年代的孩子们》第二段歌词中提到包括迪伦的三个歌手，我的这些朋友们啊，大概每人在那时就能填上属于自己的十个歌手。将近三十年后碰上这本书中一些音乐术语时，他们当然还是我请教的专家。

我的一个工作邮箱前缀一直是bubbledylan。很长的时间里，在每学期第一节课的黑板上写下它时，能听到身后学生们的笑声，这个邮箱到现在的唯一改变是后缀从雅虎中国变成了阿里云。关于美国的反主流文化和民权运动、调查性报道和西摩•赫什的美莱大屠杀报道，二十多年前的课堂上进行讨论时，我吆喝着同学们竖起耳朵，仔细听《像一块滚石》和《答案在风中飘》。斯蒂夫•旺德在漫长前奏中的道白，是对迪伦的许多歌曲的无限生命力极简和终极的同行评议，而其后的7分钟，则会让现今类似“耳朵要怀孕”的互联网式表达羞愧地自觉离场。

这辈子能见到他吗？2011年的上海演唱会，两个多小时里七十岁的老头连一句“哈喽上海”的废话都没有，标志性的“大草原上被铁丝网围栏卡住的一条狗”的嗓音令人肃然。到《荒芜路》时周围的歌迷开始掏出违禁品，我虽然也是有备而来，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弃了。这是我第一次肯定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觉得似乎应该更得体一些。散场，和孙玮、陆晔、杨击和王寅老师不期而遇，都觉得虽已不是他的巅峰——就像《卫报》后来评论迪伦像守护一件脆弱的乐器一样把持着他的声音，但夫复何求呢，对于这些可能堪比“父亲”的角色？

在我有限的现场音乐会经历里，迪伦的现场效果坐标恰恰在2000年罗大佑上海演唱会和2014年的滚石乐队演唱会之间——本质上都是补上青春之约的一场流水席，对于那个人现在的种种变化甚至不堪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会宽容地看着罗大佑上气不接下气地请出李宗盛周华健，也会被滚石280岁的四人组老妖撩拨得泪眼朦胧；而迪伦则让人感觉他就在那里也就是那样，无论是想起他曾被称为“一块吟唱伊曼纽尔∙康德的滚石”和自称“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的一切都可以平和地接受——用他的歌词，就是“哦，我那时可老得多”。

时移世易，新时代翩翩而至，虽然我们并非没有预感。早在正版“硬石”登陆上海的时候，曾涛曾把精美的律师函扔给我询问意见，“登记个备用商标Microhard吧”，我觉得是自己作为忠实顾客的金玉良言，但它从未被采纳。顺理成章，国定路上的文化地标2046改名2049，据说是担心王家卫所以6从龙抬头变成9磕头，再到2016年实体VCD、DVD生意彻底败坏，它搬到附近的小巷里正式“转型”卖服装了。到了前几天，就像新裤子唱过的那样，我得知硬石也将永远成为历史了。

迪伦获奖的当天，朋友们在微信上给我发来各种信息，我的第一反应虽然是，“为什么不是科恩？”但也窃喜二号偶像的获奖。

因为到了问自己“谁对你是谁？”的年龄，也就理解和某人的相遇就是彼时彼刻，明白它那时包含着所有的契机、热情和想象，当然也就有日后同等显露的无知和羞愧。波利佐提在书中感慨，包括《重返61号公路》在内的迪伦的作品对于评论家的独特意义在于：“其分析无论多么详尽，其音乐自身却具有再次卷土重来的反扑力量，它会对勇敢的评论家又一次发出挑战，迫使他尝试新的理解和阐释，迫使他知道终有词不达意之时，这也是迪伦的作品的部分魔力所在”，这对于每一个迪伦曾经和现在的歌迷也同样真实吧——把他当做可以一再“重返”的亲友无论如何是不会错的，因为它就是不断地重复斯蒂夫•旺德同行评议的那个关键词，它“不幸地”不断地与当下和个人“相关”。

在评述《瘦子的歌谣》中的主人公琼斯先生时，波利佐提用了这么两句狠话：“这是迪伦的听众向他们自己发誓绝不能成为的角色，但是最终他们却对琼斯先生无比熟悉。”更狠的还在后面，关于和《像一块滚石》遥相呼应的《荒芜路》，他认为迪伦所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一个本可能更好的未来被粉碎，其责任并非在于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建制，“而是完全在于我们自身，这既无可挽回又令人绝望。”

三年前在一个餐馆等着上菜的时候，《别多想，没事了》的旋律不期而至。我循声走到街角，有个小伙子外貌和唱腔都像是六十年前的迪伦。2月6日的晚上电闪雷鸣，而那就是帕蒂•史密斯在代迪伦接受诺贝尔奖时演唱的《大雨将至》：

Oh, where have you been, my blue-eyed son?

Oh, where have you been, my darling young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