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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义和团事件刺激，改良小说迅速成为其时社会的主流思潮之一，“小说改良会”即是这一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因无先进的思想与文学观念，国内改良小说的舆论态势虽然形成，但却未能提出引领未来小说发展潮流的新方案。而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让国内苦于找不到出路的小说改良者看了新的希望，从而迅速参与推动“小说界革命”运动的全面展开。但他们并未完全照搬梁启超的做法，而是作了适合本土文化环境的变通，这种变通反过来又影响了域外的梁启超等人，以致成为此后小说发展的主流趋向。因此可以说，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及其趋向，不是域外单方面影响所致，而是中外小说改良者互动配合的结果。

由于梁启超是在日本始明确提出“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因此研究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促使他切实着手发起文学革新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明治时期日本的文学状况所带给他的强大影响” [1] 。当然，日本的影响的确不应低估，但这不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中国本土似乎一直处在被动的接受地位。近几年，陈大康、周兴陆先后发掘的“小说改良会”史料，使得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转机。由于外围资料的缺乏，“小说改良会”的缘起及其基本情况仍有许多待发之覆。笔者尝试从历史语境出发，结合相关史料，对“小说改良会”再作考探，并循此对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予以重新检讨。

一

正如有论者所说，近代小说的兴起和繁盛，是政治、文学及物质技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 。自同治年间英国人美查以西方先进印刷技术排印《儒林外史》，至光绪戊戌、庚子年前后已近三十年，铅石印刷在小说出版，尤其是传统小说的出版方面，由于众多书局的参与，已经趋于饱和状态 [3] 。由于大量旅华人士的涌入，以及中土人士的域外游学，西方先进的文学观念也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然而这些必要条件的具备，并未带来晚清小说创作的明显转变。

究其原因固极众多，但政治催化的动力不足显然是关键因素之一。正如郑匡民分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政治变革路线的转变时说：“在痛定思痛之余，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并不能仅依靠一个光绪皇帝，而应该走自下而上的道路，从教育人民做起。于是，他在日本的土地上，通过日本人的著作和译著，摄取西方学说，开始了他的新民工作。” [4] 《译印政治小说序》的发表就是这一转变的结果，与1895年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征文启”相比，该文虽发表于海外，但影响已远非前者所可比拟，留日学生与中国本土维新人士对此均有回应，并有一定实践，不过尚未达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那种“登高一呼，群山响应” [5] 的地步。由此可见，全面改良小说的历史契机尚未形成，国内的舆论形势还有待进一步催化刺激。

很快，庚子事变的发生促使这个契机到来了[6]。义和团对小说尤其是对神怪小说（主要是《西游记》《封神演义》）的崇信，使得小说影响政治有了直观的事实依据。其时新兴媒体对此不仅竞相报道，且予以大肆宣扬，《中外日报》1900年7月15日发表的《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相关》一文即称：

夫义和团者，不始于今日，然综其本末，乃是四种旧党化合所成之新物质也。试问是何四种，今请详言之……第二种、小说派。此派之人，其脑中本洞然无物，仅有一种小说流入其脑而据之。支那小说，总不外四个缘故，一曰佳人才子，二曰仙人传授，三曰兴兵平番，四曰富贵团圆。案第一条、第四条常人之所乐有也，而非第三条不足以致之。欲致第三条，非得第二条不能。以故人人有一太白金星、九天玄女，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说在其意中，平时将信将疑，一遇可以附会之端，登时确信以为实。然凡支那之平民皆属此派。[7]

该文发表时，义和团事件尚未结束，这是较早注意到且直接将团民思想行为归因于小说影响的社论。同年11月6日，鉴湖逸民在《知新报》发表论说《论匪术与鬼戏相同》，指出义和团的邪术源于民间演戏，并感慨说“维持政教，所贵乎默化而转移，败坏风俗，亦最惧积渐于不觉也”[8] 。以当时的文学观念，小说与戏剧同科，《中外日报》的社论与鉴湖逸民的论说，在对义和团事件的反思上可谓殊途同归。

所不同的是，鉴湖逸民已超越单纯历史经验的总结，开始思考补救的措施，而这正是改良小说观念发生的逻辑起点。无独有偶，同年《中外日报》又连续两次刊载介绍《经国美谈》（载《清议报》）的文章《〈经国美谈〉后跋》（12月12日）、《〈经国美谈〉书后》（12月31日），其中第一篇甚至借题发挥道：“君子读《经国美谈》一书而知欲振起千年之弱国，挽救濒危之种族，诚非大开民智不可。而暴君污吏必以遏抑民智为第一义者，诚亦非无故也。” [9]

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日本主编的《清议报》也高度关注义和团事件的发生，其报道力度丝毫不弱于国内任何一家报刊。其有关义和团与小说关系的思考及其延伸，亦与国内报刊如出一辙，如《清议报》第68册（1901年1月1日）衡南劫火仙《小说之势力》一文中说：

夫以《封神》《西游》之离奇逼人，《三国传》之荒谬无据，尚足使百世之下，作历史观之，推崇其人，脍炙其事；且不独孚信于人民，即朝廷亦著为典则，以崇祀之；不独国内如之，即旅居异域者亦如之。吁！亦奇矣。小说家势力之牢固雄大，盖无足以拟之者已……其立意则在消闲……小说界之腐败，至今日而极矣。夫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则为害深，是不可不知也。

该文是否受到前述诸文的影响，尚难确定，但其肇端于国内此种社会思潮则是可以肯定的。不过，衡南劫火仙虽更为直接地从义和团事件的反思中，提出以小说开启民智的观点，但并未明确应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1901年5月，《杭州白话报》创刊，首期登出《波兰的故事》，以白话演说外国故事，借以警示当下中国，其篇前序言中说：“这件事体，同我们中国的情形有几分相像，所以把波兰灭国的故事告诉你们。要晓得你们再不明白，再不振作，恐怕别人家把我们的堂堂中国当作波兰看待。孟夫子说的，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便是这个道理。”[10] 同期又刊出宣樊子（林獬）的《论看报的好处》，其中说：“从前日本国有个大名士,名叫贝原益轩。他一生也是专门做粗浅的小说书把人家看。不过几年，那风气就大开了，国势也渐渐的强起来了。因此日本维新的根基，大家都说是贝原益轩一个人弄起来的。”[11]

《杭州白话报》的小说改良实践，无疑让正在摸索中的《中外日报》编辑者看到了一丝曙光，同年7月18日即刊载《〈杭州白话报〉书后》云：“中华为三千年古国，声名、文物号称极盛。自秦汉以来，专政之君创愚民之法，驱天下人于顽劣无知之域，废学校与科目，为士者既驰骛于训诂词章，浮华鲜实，无复国家思想。而蒙塾课本又皆陈义高远，措辞艰深，可诵读而不可讲解。于是农工商贾辈通文义者愈少，脑筋所孕只有口耳相传几种平话、盲词、谬谰无稽之小说，甚且怪诞不经，淫艳无耻而哆语游谭，津津不倦。问以时事，则瞠目不知所对。盖中国神圣相承诗书礼乐之末流至于如此，其可痛也”，因此“居今日而欲开民智，首在学堂，其次则报馆”，而报馆“庄言高论”，“洵足以动学士之听，悦文人之目”，而“阛阓之市伙与村落之耕夫，类皆识字无多，虽欲纵观而苦于不能通其文义，则反不如向所谓之小说、平话、盲词之耐寻味资谈助也”。

《白话报》的创立，“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使人之喜看者亦如泰西之盛，可以变中国人之性质，改中国人之风气”，“至其报末所附《波兰故事》《地学问答》，尤关紧要。如日后扩充，能将泰西政治学业诸小说，依次演入，斯于开民智之事收效应愈速，继贝原益轩而起，岂异人任焉？执笔于是有厚望焉”[12] 。殷切期望之意可谓溢于言表。

《大公报》1902年7月21日刊登《开民智法》一文，在义和团事件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启民智的方案，一种是“辟异端邪说”，“查中国之民大半参以村民老妪之见识，而其感人之易入者，尤为稗官野史之论说鬼神祸福之思想”，这种“荒诞不经之理想平日之深中于心者，已牢不可破，一遇事故，即本其素具之理想以煽惑而播弄之，庚子之拳匪即《封神演义》一书之结胎也，可见稗官野史实与政治上有直接之关系”，因此对于妨碍民智之小说，如《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书，皆应“拉杂而摧烧之，搜其板片而燬之”。

另一种是“编撰时事小说”，既然愚民思想为小说所占据，那就“仍投其所好，另编一种新奇之小说迎其机而导之，举凡日本维新致强之事，法国革命之事，美国畔英自立之事，及波兰被灭之由，印度隶英之故，皆可演为极鲜明极热闹之小说”；对于如何编撰，该文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实事不可任意增损，惟其战绩言谈无妨稍添枝叶以助阅者之情趣，浸淫既久，必可以破其固执之见，发其爱国之心，智慧既开，理想亦因之而变易，此默化于无形者，其获益不殊多哉！”较之《中外日报》，《大公报》此文明确提出了“编撰时事小说”的改良小说方案，其具体办法虽不见得更为高明，但对此问题显然已有了更深的理论思考，绝非一时兴到的率意之言。

综上可见，由义和团事件所引发的关于小说与民智关系的思考，尤其是传统小说影响民众思想的负面效应有了直观的事实依据以后，传统小说迅速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传统小说的全面批判，以及改良小说的呼声随之产生。虽然呼吁者对于如何改良小说仍很迷茫，但他们的思考，以及提出的相应方案，已明显超越了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的范围，开始由单纯翻译延伸到新的小说创作。这种舆论态势与社会思潮，无疑是“小说界革命”发生的重要前奏，同时也是其日后全面展开不可或缺的生存土壤。

二

在前述改良小说社会思潮的形成与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就是“小说改良会”。“小说改良会”踏出由个体呼吁到集体联合，由理论到实践的关键一步，甚至有可能直接启导了此后梁氏的“小说界革命”。可惜的是，“小说改良会”只遗存下几篇宣言，其内部组织与具体实践，现在几乎一无所知。不过，通过外围资料的发掘，其情况尚可略窥一二，这对认识此后梁氏“小说界革命”观点的提出及其全面展开，仍不无学术意义。

首先来看发表于1902年7月4日署名“何负”的《小说改良会叙》，该文的思路与前述诸论说大体一致，开篇即述我国民众思想致病之源皆为小说，并说“举四万万余人聪明智慧之脑质，举而纳之荒怪淫邪、卑污鄙贱之小说范围中，舍此外无所知闻，无所效法，哀哉，哀哉！国安得而不垂尽也！”[13] 为取信于人，何负“举小说之弊中于人心、见于事迹者以征之”，他举了三方面的例子，首先便是“小说好记神怪……白莲、八卦诸会匪，屡惑于此，因以作乱。至庚子而拳匪之变，几沼中国”。可见“小说改良会”的启念亦如前述诸论说一样，直接源于义和团事件的历史反思。衰病之源既已找到，何负认为“用治疾者抉去病源之义”，在“会集同志，订定规则，思改良吾国之小说，以新国民之思想，造英杰之人物”。具体做法，也是借镜域外，“昔法儒福卢特耳，当鲁易十四之世，风俗昏蔽之时，独撰小说以醒其国人，论者以谓法国今日之文明，实有赖焉。昔儒之贤，虽非所及，苟海内仁人，同力共济，取蛮野奴隶之脑影祓除而更新之，使微菌化为佳料，则荡荡华夏，宁无与佛兰西抗行之一日乎？”

对比《中外日报》《大公报》及何负此文，它们改良小说的启念与设想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其前后延续演进的痕迹也斑斑可见，这说明改良小说的观念在此时出现并非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不过，由于本土维新人士眼光的相对闭塞，改良小说的观念虽率先由他们提出，但其却不具备引领小说未来发展潮流的能力与条件，不过他们的这些努力却为身居域外的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蓄足了势，可以说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小说改良会叙》发表于《经济丛编》，该刊依托的是华北译书局，主持者为吴汝纶，吴氏曾在京亲历庚子事变，感触颇深，乱后返回北京，即有创设报馆之请，因当局干涉，不久即停刊，后改办华北译书局。由于时事刺激，吴氏此时思想颇为趋新，籍忠寅即说其“以力倡西学，至为群小所不慊，几于不免。逝世前数月，尚远踔海外”[14] ，“远踔海外”指吴氏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的日本教育考察之行[15] 。“小说改良会”的发起阶段，吴氏有可能与闻其事，其态度如何由于史料缺乏尚难确定。

作为居于正统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氏对小说的鄙夷与排斥是可以想见的，如其《答严几道》中说：“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中国间有此体，其最著者，则孟坚所为《王莽传》，若《穆天子》《飞燕》《太真》等传，则小说家言，不足法也。”[16] 他甚至还反对中小学试行白话教育，认为“编造调文，以便初学，此废弃中学之渐，某所私忧而大恐者也”[17] 。摒小说于文学之外，这是正统文人共同的文学观念，但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反对以通俗文学进行普及教育，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晚清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多数上层文人对此大体是持赞同态度的，吴氏应该也不会例外，虽然他未必直接参与“小说改良会”，但应该是默许的，否则其门人公然在其所掌握的刊物上发表“小说改良会”宣言，是难以想象的。

为进一步探索“小说改良会”的相关史迹，现对其发起人何负与籍忠寅此时的行踪予以考订。何负据周兴陆考证，其真名为邓毓怡，字和甫，与“何负”谐音[18] 。据籍忠寅《邓君家传》称，邓氏早年曾拜吴汝纶为师，吴氏弟子廉泉、常堉璋主华北译书局出杂志时，引其任编纂，24岁时游学日本，时当1903年[19]，邓氏《拙园诗集》所收其在日本所作诗均在此年后，可为佐证。至于籍忠寅，其《五十自叙》称早年亦随吴汝纶学，1903年中举人后游学日本，时年28岁，则其留学日本时间为1905年，其《困斋诗集》有《初渡日本舟中示步芝村》一诗[20]，署时乙巳年（1905），可为确证。

值得注意的是，邓氏《拙园诗集》有《东游寄卓如、楚青》一诗，署时壬寅年（1902），该诗有“将军只善廉颇饭，奉使空浮博望槎。欲起国魂招未得，春来应怯对樱花”[21] 句，另据廉泉《送桐城吴先生之日本》“从游者谁子，时髦尽华族。仆病未能随，雄心空驰逐”[22] 诗句，可知邓氏1902年曾随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总之，邓毓怡与籍忠寅在发起“小说改良会”后，尚未付诸行动，即先后东渡日本留学，此后因兴趣转移从此再未涉足小说活动，事后他们包括同时人的追述也从未提及此段经历。

“小说改良会”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回响。不过，历史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供有心人寻绎。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一日（1904年2月16日），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林纾与曾宗巩合译的《利俾瑟战血余腥记》，该小说书名题签的是“何负”[23] 。同时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其出版机构文明书局，该书局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1902年7月5日），由俞复、廉泉、丁宝书创办于上海。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廉泉，他是吴汝纶及门弟子，又娶吴氏侄女吴芝瑛为妻，故为吴氏委托为《经济丛编》主事者之一。邓毓怡发起“小说改良会”时，他即在北京，且与邓氏多有诗歌往还，其本人亦在《经济丛编》登载过不少文章。《利俾瑟战血余腥记》版权页的“印行兼发行者”并列署“上海棋盘街、北京琉璃厂、保定北大街”，然后再署“文明书局”[24] 。廉泉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给严复的信中提及自己在北京、保定设有分局[25] ，可见此两处并非寻常的书籍代售点，而北京、保定正是吴汝纶弟子主要活动的地方，可见参与文明书局印行与发行小说的，除廉泉外，当还有其他吴门弟子。

另外，版权页还署印刷人为“日本东京市浅草区黑舟町廿八番地，榎本邦信”，印刷所为“日本东京市浅草区黑舟町廿八番地，东京并木活版所”[26] ，这个印刷所与当时的留日学生关系密切，留日学生编译书籍经其印制的很多，如《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与鲁迅的《地底旅行》等，有学者认为“此印刷所很可能是当时留日学生常用的印刷所”[27] 。这就是说，《利俾瑟战血余腥记》是在日本印行的，还有两个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一是周作人日记自称该年二月鲁迅从日本寄给他的书中有这本小说[28] ；二是廉泉癸卯年（1903）致严复的信中，在商讨如何出版严复译著时，说“鄙意再时又欲请用洋装，由泉自行筹款赴日本精印”，并注云“现派人赴日本先印林译《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十一月内可出书”[29]。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在东京接洽与联系该小说的印刷？这应该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何负，何负为该小说书名题签足以说明这一点。代理上海的书店在日本接洽印书，这在当时留日学生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1902年留学日本的徐卓呆就曾回忆称：“那时节，中国印刷术还没发达，印价很贵，东西也不高明，所以上海的书店，往往都在日本印刷，较为上算，我便充了那一家书店的驻日办事员，替他们办理印书的事务，他们每月贴补我一些酬劳。”[30] 何况何负、廉泉与文明书局又有这层特殊的关系呢？

由此可见，文明书局实际就是“小说改良会”开展活动依托的机关，为进一步考索其早期活动，现将1902年至1903年“小说界革命”发生初期由该局出版的新小说罗列如下：《续译华生包探案》（1902年12月）、《东洋之佳人》（1903年2月）、《巴黎茶花女遗事》（1903年5月）、《迦因小传》（1903年闰五月）、《铁世界》（1903年6月）、《穑者传》（1903年8月）、《冶工轶事》（1903年9月）、《汉尼拔》（1903年12月）。就数量上讲，文明书局应是当时出版新小说最多的书局之一，可与商务印书馆相提并论。当然，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再版，文明书局此前是否与林纾有接洽，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在此之前林纾曾与人合译过多部小说，初期翻译无经济目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他与严复之子严璩及严君潜合译的《伊索寓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31] 。次年初，林纾与曾宗巩合译《埃及金塔剖尸记》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部小说应该是有稿费的，商务印书馆稿费之高在同行中是出了名的，按理说林纾此后的小说还应由该馆出版。而恰恰就在1903—1905年，林译小说却频频由文明书局出版，这除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外，还有《滑铁卢战血余腥记》《黑奴吁天录》，此后林纾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才恢复常态化。

这一偶然出现的插曲并非无因而生，而是廉泉等人运动的结果。据潘建国发掘的史料，《黑奴吁天录》版权于甲辰（1904）三月售归文明书局，林纾、魏易与廉泉均曾分别登报予以声明[32] 。另据郑逸梅言：“林琴南与魏易合译《黑奴吁天录》，最初由廉氏小万柳堂刊行。琴南题识云：‘……万柳夫人为加圈点及句读，以便读者。’万柳夫人，吴芝瑛也。”[33] 称《黑奴吁天录》首由廉氏刊行，不确。但此处言及吴芝瑛为该小说“加圈点及句读”，而得到林纾的认可，则颇可说明廉泉及文明书局与林纾不仅有合作，而且合作还很融洽。由此可以肯定林纾应是“小说改良会”的赞同者与支持者。

另外，还需要提及的一个人物是严复，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成立，“严复为译局总办，林纾、严璩、曾宗巩、魏易等副之”34。就在该年，林纾与严复侄儿严君潜及长子严璩合译了《伊索寓言》，有人认为是经严复牵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35 。次年林纾与魏易合译的《布匿第二次战纪》由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出版，越明年二人合译的《埃司兰情侠传》又由严复题署书名，由此可见严复对林纾翻译小说是颇为支持的。

那么，林纾与文明书局的合作是否亦由严复推荐？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存在的。严复经吴汝纶极力引荐，与廉泉早有联系，廉泉曾央吴氏居中斡旋聘严复为报馆主笔未果，但却取得了严译《原富》《群学肄言》的出版权，其时正在1903年前后。但出版过程中，因盗版等问题，双方之间存在一些误会，严复最后结束了与文明书局的合约36 。廉泉在向严复解释出版其译著之间的误会时，特别强调已派人去日本精印林译小说一事，揆其衷心，目的显然是欲借此取信于严，若此小说与严复毫无关系，则此句话不仅无谓而且多余。由此或可推断，对于小说改良会，严复应该与闻其事，态度上也应是支持的，但是否参与尚难确定。

通过上面的考索分析，可知“小说改良会”是由吴汝纶及门弟子发起，并经吴汝纶默许，且有林纾及其合作者参与的一个小说改良会社，廉泉主持的文明书局是其实际执行者。从人员构成上看，“小说改良会”多有上层正统文人参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创设地在北京，以往我们考察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更多的是将目光集中于域外（如日本）或较早通商的口岸城市（如上海），而居帝辇之下、言论控制綦严的北京，竟然率先成立以开启民智为职志的小说改良会，由此可以说明改良小说已得到上层文人乃至政府的认可。

从晚清新小说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除思想较为激进的新小说与艳情小说外，政府不但未予禁毁干涉，反而还会给予版权保护，而且有些新小说因颇有助于社会改良，还得到政府的鼓励支持乃至推广宣传，如《穑者传》就曾由学部推荐地方政府派员宣讲。总而言之，除廉泉外，“小说改良会”的成员虽然没有全面展开或者说参与此后小说的改良活动，但是它透露出的信息，却能为我们理解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何以能够迅速产生广泛影响，提供重要的学术参照。

三

从“小说改良会”成立及何负发表《改良小说会叙》的时间来看，它早于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四个多月，后者是否受到了前者的影响，这是需要首先弄清的问题。

《新小说》最早的出版预告登载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1902年8月18日）《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上，其中所拟著译小说目多数未见后来登载，可见此时《新小说》尚处在筹划阶段，未完全付诸实行。同年九月一日（10月2日）《新民丛报》第十七号又登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其中说：“本报原定期九月十五日发行，但顷因所搜相片图画未能齐集，故改期十月十五日发行第一号。”其所预告要目与次月《新小说》登载情况完全吻合，可证此言推迟原因属实。

最需注意的是梁氏撰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按照报刊出版规律及梁氏著述习惯，该文应早于刊物出版半月或一月撰成，也就是说该文很可能撰成于该年八月中旬或稍后，如此则其上距何负《改良小说会叙》发表仅三月左右。以这样的间隔时间，梁氏在撰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前完全有可能读到该文。通过二文的比对阅读，笔者以为梁氏应该受到了前者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二文举证说明传统小说负面效应方面，为便于比较，现引录二文相关内容如下：

何文：小说好记神怪，或升天成佛，或祝福忏凶，或学仙而得异术，或战斗而用秘宝，诡怪相眩，唯恐不奇。白莲、八卦诸会匪，屡惑于此，因以作乱。至庚子而拳匪之变，几沼中国。观其神人附体，传授宝器诸说，无一非来自小说。其证一也。中国小说，凡传一特绝之人，其初也必身历困难，而其终荣显之也，必使以状元及第，不然即封侯拜相，与大富甲天下也。今学堂方设，科举就微，而士心犹专注于科第；国权渐尽，异族日侵，而官吏犹专营其富贵，岂非以小说之印于脑中者不易刊耶？其证二也。小说界中，无论为词曲体，为稗史体，十九为男女之相慕，倡妓之狭邪，仙狐之匹媾，艳冶淫靡，穷情竭态，而大抵以白头齐寿、共享安乐为究竟。此想中人，而豪家贵族，以至卑寒下士，少者驰心于荡冶，老者溺情于荣乐，至所谓坚强磊落，国民之躯干气概，不复可睹矣。其证三也。

梁文：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鹜，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37]

这里暂且不谈二文观点的一致性，即从行文方面来看，也几乎如出一辙。何文首先说吾国人思想之衰病皆源于小说，然后举证，所举三个主证可概括为鬼神迷信、科第富贵、儿女之情。梁文所举例证为五，分别为鬼神迷信、科第功名、诡诈机心、儿女之情、强盗会匪，内容较之何文更为丰富细致，这是后出转精的结果，但其排列例证的顺序，去除新增的，顺序竟然与何文完全一致，这种内容与行文的一致性，很难说是一种意外巧合。同时，它也说明梁氏此篇“小说界革命”宣言的产生，与何负《改良小说会叙》一样，均与义和团事件的历史反思存在密切关系。

当然，即便承认梁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受到了何负《改良小说会叙》的直接启发与影响，但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因袭。梁氏对改良小说思考的理论深度，远非何文所可比拟，他改良小说的理念亦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是由来已久。只是他虽有先进的小说革新理念，且多次提倡，但因缺乏适当的契机，或者说突破口，故影响均颇有限。而义和团事件发生所营造的国内改良小说的舆论态势，无疑让他看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历史机遇，因此借此东风适时地抛出了其“小说界革命”的观点。而这对于国内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改良小说家而言，无疑又是一场及时的春雨，故而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响。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外互动，才促成了“小说界革命”的爆发，并使其迅速趋于繁盛。

不过，国内改良小说家对梁氏的小说改良思路并非完全照搬，而是有所变通的。《经济丛编》第29册（1903年7月23日）发表的邓毓怡《小说改良会叙例》，其小说条例因袭《新民丛报》第十四号所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之处甚多，现就其主要内容列表如下，以便比较。

两相对照，“小说改良会”基本沿袭的是梁氏的小说改良思路及其方案、体例，但变化却也十分显著而关键。首先是宗旨，《新小说》主导方面是“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也就是说梁氏侧重的是借小说宣扬新思想，而“小说改良会”则将其改为“为国人破除腐败之习气”，宣传新思想与革除旧弊虽然如硬币一样，乃改良小说这一共同目标下的正反两面，但侧重不同其分歧与异趋自然也会越来越明显。当然，这种改动也是国内改良小说家对梁氏过于激进做法不得不尔的调适。清朝严禁庶人议政，吴汝纶在办报时，对此是很清楚的，他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1901年10月24日）致徐进斋侍郎的信中还说：“敝社议章，本守庶人不议之例，同社皆读书明理之士，决不似上海广东诸报，肆为狂悖之言。”[38] 梁氏的《新民丛报》《新小说》甫一传入中土即遭政府禁毁，处于帝辇之下的“小说改良会”自然不会甘冒不韪，步其后尘。

同时从文化立场上讲，“小说改良会”成员的思想取向与处于激进期的梁氏等域外维新士人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也是他们不愿完全因袭梁氏小说革新思想的重要原因。他们虽在小说门类里列了“政治小说”，但却明确讲这“非讽刺本国之政治”之谓，其立场于此可见，同时介绍语的书写恐怕也是所有小说门类中最令他们头痛的，故语言虽用的最多，但却闪烁其词，几令人不知所谓。正是小说宗旨的改动，使得“小说改良会”增加了一个《新小说》没有的门类——风俗小说，即后来通称的社会小说，并将其放在政治小说与历史小说之后，足见其对此一门类的重视。当然，这一变化也就意味着未来新小说模仿的典范主要由域外政治小说转变成了本土已有小说——尤其是《儒林外史》。

“小说改良会”的做法并非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在《新小说》影响下诞生的晚清小说专刊，除《新新小说》第一、二期设有“政治小说”栏目，第三期即取消外，《绣像小说》《月月小说》从创刊时起即无此栏目，而以“社会小说”为其主要内容。颇具吊诡意味的是，《新小说》后期竟然也发生了此种转变，从第八期起开始增设“社会小说”栏目，第八期出版时间虽标“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实为该年年底[39] ，这就是说该栏目的设立晚于何负《改良小说会叙例》半年之久，因此《新小说》的“社会小说”栏目很有可能受到了其“风俗小说”构想的直接影响。更有甚者，梁氏自己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也由前半部“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已变为揭掘旧病的社会小说。影响者与被影响者角色的不断易位，揭示了晚清“小说界革命”发生初期中外互动的频繁与复杂，当然它也因此为我们全面认识这一重大文学事件的发生提供了绝佳的观察视角。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义和团事件是直接的触发性因素，基于此一事件展开的全面反思，使改良小说的观念得以产生，并成为其时主流社会思潮之一，“小说改良会”的诞生正是这一社会思潮影响下的自然结果。不过，改良小说的观念虽率先在中国本土产生，但因倡导者缺乏引领潮流的先进的思想与文学观念，这一舆论态势最终为域外积极寻找契机推行小说变革的维新人士所捕捉，从而适时地抛出了“小说界革命”观点及其实施方案，这让国内苦于找不到出路的小说改良者看到了新的希望。不过，他们虽然积极呼应域外维新人士的小说变革，但并未完全照搬，而是作了适合本土环境与读者接受的变通。因此可以说，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来发展演变的主流趋向，不是域外单方面影响所致，而是国内外小说改良者互动配合的结果。

注释：

[1] ［日］斋藤希史：《近代文学观念形成期的梁启超》，［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2] 潘建国：《近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3] 姜荣刚：《政治与技术的双重变奏——晚清“新小说”兴起的历史机缘》，《学术论坛》2013年第2期。

[4]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5]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57页。

[6] 姜荣刚：《义和团事件：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触发点》，《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

[7] 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9页。

[8] 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中文卷》下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4页。

[9] [10] [11] [12]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1、496、496、500～501页。

[13] 《经济丛编》第8册。

[14] 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4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169页。

[15] 38 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汝纶）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第165、160页。

[16] [17] 《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36、235页。

[18] 周兴陆：《“小说改良会”考探》，《文学遗产》2016年第2期。

[19] [20] 《困斋文集》，壬申年（1932）冬日籍氏家藏本。

[21] 《拙园诗集》，民国庚午年（1930）刻本。

[22] 廉泉：《南湖集》卷三，中华书局民国十三年（1924）版。

[23] 这一题签仅见于初版本，次年再版本即改为不署名的楷体。

[24] 这一题署方式还见于该年四月出版的《滑铁卢战血余腥记》，不过没有在后面再署由日本东京印刷所印刷等信息。

[25] [29] 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375页。

[26] 该小说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再版本出版信息仅署“印行兼发行所：上海四马路文明书局”。

[27] 洪纬：《进步与功利并存：〈新尔雅〉与中国近代鱼类知识的传播》，《科学与管理》2015年第4期。

[28] 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上册，大象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401页。

[30] 卓呆：《灯味录》（六），《红玫瑰》第6卷第9期，1930年6月。

[31] 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页。

[32] 潘建国：《晚清汪康年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始末考》，《古代小说文献丛考》，

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7页。

[33] 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第1407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8页。

[34] 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庸言》第1卷第13号，1913年7月。

[35] 东尔：《林纾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38页。

[36] 皮后锋：《严复评传》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9～480页。

[37] 《新小说》1902年第1号。

[39] 姜荣刚：《〈新小说〉印刷地点及出版日期考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