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叶永烈先生因病于2020年5月15日在上海长海医院逝世，享年80岁。

叶永烈，1940年生，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知名小说家、历史学家、报告文学作家。从11岁发表第一首诗，到80岁去世，叶永烈创作了超过3500万字的作品，平均每年50万字。知名媒体人舒晋瑜曾问他，不停歇地采访写作60多年，有没有感到厌倦过？他笑了：“写作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如果哪一天没写，就会觉得空落落的。”如今，我们还有太多的“为什么”希望得到先生的解答，让我们一起跟随舒晋瑜，在这场最后的访谈中再一次走近叶永烈——

1 19岁写了《碳的一家》一书之后，叶永烈开始与科幻作品结缘

舒：小时候读的书，都是来自哪里？哪些书对您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叶：上中学时，我也很爱读科普书籍。伊林写的《十万个为什么》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本书像一位忠实的向导，领着我进行了一次“室内旅行”，使我明白了自来水、衬衫、镜子之类也有许多科学奥秘呢。

有一次，我借到一本被翻得很旧的《科学家奋斗史话》，一口气把它看完，接着又看了一遍。我懂得了科学家不是天生的，而是“奋斗”出来的。我还读过《趣味物理学》《趣味几何学》。我特别喜欢这些用文艺笔调写成的富有趣味的科普读物。

后来，在上大学的时候，20岁的我成为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便得益于中学时代的这些阅读。常常有人问我，你怎么会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你小时候读什么科幻小说？我小时候读的科幻小说，跟你们现在读的科幻小说全然不同。我在21岁写作《小灵通漫游未来》之前，既没有读过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硬科幻小说”，也没有读过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软科幻小说”，更没有读过美国作家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科幻小说”。

使我对科幻小说发生兴趣的是两篇苏联科幻小说，尽管这两篇科幻小说都没有“名气”。

其中的一篇叫《射击场的秘密》，是惊险样式的科幻小说。故事很有趣，事隔几十年，我仍能复述：间谍拍摄的微缩胶卷被查获了，所拍摄的是军事禁地射击场。奇怪的是，拍摄者的视角都很低。据此推理，破案的焦点集中在一只可以随意进入射击场的狗。最后查明，是间谍在狗的一只眼睛里安装了微型照相机。

接着，我又读苏联科幻小说《奇异的“透明胶”》，写的是一天清早，有人正在刷牙，忽然见到从空中飞过一个人，他大为惊讶：这“空中飞人”是怎么回事？经过侦查得知，原来是一个发明家，发明了奇异的“透明胶”，充进氢气，就飞上了天空。这种“透明胶”有着奇异的用途。

舒：写《碳的一家》时您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学化学是因为喜欢吗？

叶：我喜欢写作，高考本来准备考北京大学中文专业，我的理想是当记者，可是当时只招50名，其中一半是调干生。我担心考不上，报了化学系。

大三时我参与编写《十万个为什么》，是当时最年轻，也是写得最多的作者。1960年暑假，我把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书稿寄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个月后收到了出版社的回复，这本书在我大三时出版。

当时北京大学化学系是六年制，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研究所，但我还是惦记着写作，就主动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去当编导，完全改行了。

舒：您是较早从事科幻小说写作的，是否了解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

叶：我写过一部不算厚的《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被翻译到英、美、德等国家。写这本书的缘由跟当时的日本研究生武田雅哉（现在是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有关。1980年，他到上海复旦大学，专门研究我国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由于复旦大学没有合适的人选担任他的导师，便请我给予指导。当时上海图书馆有规定，外国人不能查阅新中国成立前的资料。这样，我被迫泡在上海图书馆里查阅，追寻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

我查到中国科幻小说最早出现在1904年，是署名为“荒江钓叟”的作者写的《月球殖民地小说》。这个考证得到普遍公认。

中国的科幻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20世纪50年代，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那个时候的科幻小说多是写给青少年看的；第二个高峰在1980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科学的春天来临，催生了中国科幻小说的繁荣，出现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批报告文学，但是后来中国科幻小说受到打击，几乎一蹶不振，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慢慢复苏。

舒：那时您的小说创作如何？1983年，您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遭到密集性的批判，带给您怎样的影响？

叶：我不到20岁成名，在当时很轰动，但《十万个为什么》只是一些短的文章。我有点小野心，想写长篇，就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个书稿寄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因为和时代不合拍被退稿，一直到16年之后的1978年才出版。1976年初，我写的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发表在《少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

“文革”结束之后，我的科幻小说已经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法国出版了我的科幻小说选集，意大利也出版了单行本，世界科幻三巨头之一的美国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来上海，我陪了他4天。美国的科幻小说作家卡恩为美国大学主编教科书，推出一套“世界科幻小说丛书”，收录了我的《腐蚀》。

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科幻小说《黑影》最早在《羊城晚报》连载，影响很大，珠江电影制片厂打算将其改编成电影。后来，《黑影》成为批判目标，批判文章连续发表。我决心不再写科幻小说，此后“胜利大逃亡”。

舒：怎么“逃”的？结果如何?

叶：中国文学界对科幻小说冷淡，认为其不是主流作品。科幻小说在中国文坛没有地位。为了争取地位，我尽量写纯文学作品，希望进入主流文学的阵营。1981年，我的小说《腐蚀》发表在《人民文学》头题，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中，以几票之差落选。

同时我也写报告文学，写一篇红一篇，经常被十几家报纸转载。我最初写文化名人，而且多是敏感的文化名人。后来又转到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中，在这条路上一走多年。

舒：您是最早从事科幻创作的作家，起步的时候，大概没有预料到有一天，中国的科幻小说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吧？

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还有中国民众科学素养的普遍提高，高科技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种种因素促成了科幻小说时代的繁荣。我已经彻底离开科幻小说。很多科幻小说的活动再三邀请我，我一概不去。我反感被称呼为“科幻作家”。

2 20世纪80年代，叶永烈转向传记文学创作

舒：什么动力让您一直那么精力充沛地写作？您根据什么确定传主？

叶：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作品是“凝固的时间”“凝固的生命”。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我愿把我有限的生命凝固在作品之中，奉献给时代，奉献给广大读者。

作家写作，要有一定的金钱作为物质上的保障，但是如果仅仅为金钱而写作，这样的写作是不会持久的。

对于我来说，已经经历过两次“金钱”的考验：一是在十年“文革”中，出书没有一分钱稿费，我出了10本书，而且还有好多本书在当时写成了，在“文革”之后出版；二是现在，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我即使不写一个字，也可以过着不错的生活，但我仍天天写作。

我选择传主，有三个原则：一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二是能够折射一段中国当代重要的历史；三是没人写过（或者即使有人写过，写得浅或者写得不好）。

还有一个条件是能够采访传主本人。如果传主去世或者传主无法采访，但是能够采访深知传主的人。我不写那种根据资料拼拼凑凑的作品。

我强调作者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不写“复述”式的作品，强调作品的原创性——尽管这么一来就得四处奔走、四处采访。

舒：您的报告文学中的人物，有的是科普名人，也有篮球名将、文化名人，更多的则是政治人物，您的采访是否难度很大？您本人的身份给您的采访是否带来一些便利？

叶：采访科学名人、体育明星、文化名人，一般都不难。政治人物的采访，尤其是政治敏感人物的采访，相当艰难。正因为艰难，我才以为更值得采访。我主要以作家的诚信、充分的尊重，获得对方的认可。当然，我的“品牌”也起一定作用。其实这“品牌”也是多年以自己的诚信建立起来的。

舒：2005年，中国首次举办的“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评选，您名列其中。能评价一下当代传记文学作品吗，它们普遍存在什么特点或者问题？

叶： “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的青铜奖杯，不仅使我意识到传记文学作家使命的沉重感，同时也表明，冰雕艺术虽然璀璨哗众却只华丽于一时，朴实严肃的青铜艺术将留传于千秋，而青铜艺术正是传记文学的象征。传记文学用文学记录人生，折射历史。

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我的传记文学作品，用事实说话。众多生动、形象的细节，是传记文学的“细胞”。我注重第一手材料。我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往往“七分跑、三分写”。我把广泛、深入而艰难的采访，视为确保真实性以及捕捉丰富细节的不可或缺的创作途径。传记文学写的是人。名人是人类的精英。一部又一部名人传记，把一个又一个“人”汇聚成“众”。“众”就是历史，所以传记文学是历史与文学的联姻。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相当活跃，出了许多好作品。不过，在我看来，组织专门的传记组、花费大量人力写出的一些厚厚的传记，往往过于刻板，缺乏可读性。另外，为尊者讳仍是中国传记文学常见的通病。

舒：由于很多作品都属重大政治题材，为此您特别严谨，力求“史料准确，立论正确”，那么，您是如何保障这一点的？

叶：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文件，尤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知读过多少遍。我知道怎么把握历史和政治分寸。作品要符合党的相关政策，这一条非常重要。所以，我的作品做到了一是史观正确，二是史实准确。

大量采访和搜集档案，保证了我叙述的事实准确。我是上海的“北京作家”。北京是政治人物云集的地方，每写一部作品我都要去北京。我多次到中南海等地进行密集性的采访，人脉也越来越广。另外，我是“旧闻记者”，我非常重视对当事人的采访，很早就不自觉地做着口述历史的工作。写一部长篇，至少采访二三十位甚至五六十位当事人，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采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当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入挖掘。我发现这个领域有无数的宝藏，尽管有一些采访不能在当时发表。

我是“理工男”，思维习惯于追根究底，反复推敲。争议和传说多的，我把相关的事情一二三四全部罗列出来。比如周恩来的右臂为什么一直弯在那里？我把听到的六七种说法全部罗列出来，让读者自己判断；所有的引用，我都会加注解，比如几月几日在某地采访过某人。

所有的毛泽东讲话、邓小平讲话都注明来自《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第几卷第几页。我的录音记录都保留着，我将1135盘采访录音磁带捐给上海图书馆，每盘是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还只是录音的一部分。

3 有人认为叶永烈是“双肩挑人物”，一头挑纪实文学，一头挑科普作品，其实远远不止

舒：您是“双肩挑人物”，一头挑纪实文学，一头挑科普作品，在您的创作经历中，纪实文学和科普作品分别占多大的比例？

叶：人们以为中国有同名同姓的两个叶永烈，一个是写纪实文学的叶永烈，一个是写科普作品的叶永烈。

过去，我并不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纪实文学和科普作品分别占多大的比例。在1999年时，我要整理出版我的文集，这才弄清了大概的数字：纪实文学约7/10，科普作品约3/10。

我的文学作品中有小说（中短篇小说选以及长篇小说）、散文、诗、杂文（多篇杂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童话（根据我的长篇童话《哭鼻子大王》改编的六集动画电影曾获1995年中国电影华表奖）、寓言、剧本、传记、相声……当然，主打作品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

我的科普作品主要有科幻小说、科学小品、科普读物。我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至今，《十万个为什么》总印数超过一亿册，而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用户也将近一亿，这两个“亿”是我丰富的精神财富。

舒：您是一个多产的畅销书作家，但是能做到这两者兼顾很难。尤其是那么多纪实文学，都要经过大量的采访。您的时间是怎么支配的？

叶：我把外出采访与案头写作，看作是不同工作状态的交替。

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和星期日，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从不在长假外出旅游。这样，我能安安稳稳写作，相对而言，我的创作时间就多一些。

我的体质好。除了1990年因写作过度导致视网膜剥落而住院动手术之外，至今没有住过医院，也无慢性病。

另外，我在长期的写作中，往往是思路通畅，一气呵成。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一次性写成，很少有写了一半重新再来。即便是为《人民文学》杂志写的小说，也是一次性写完。

我从1992年起就改用电脑写作，是第一批换笔的中国作家之一。电脑写作，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同时也减轻了写作的劳动强度。

舒：您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纪实文学，每一本都特别厚重。

叶：我是做“砖头”的工人。新华文轩出版了我5部纪实长篇，除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45万字，其他每部都是70万字。每一部都像砖头一样，但是很多读者说，看了几页就被吸引住了。我已经用了尽量浓缩凝练的笔调写作。

舒：您的很多科普作品被收入国内教科书，同时也被翻译到国外。您认为怎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科普？

叶：语文课本应当选一定比例的科普作品，使中小学生从小就对科学产生兴趣。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们从小对科学产生兴趣，会使他们一辈子热爱科学。

当然，大家在为语文课本在选科普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科学知识的准确。比如，那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悲壮的两小时》，多处存在明显的科学错误，我曾经就此事发表过谈话，希望语文课本编好之后，那些科普作品最好请科学家看一下，以免贻误下一代。

左起：《叶永烈科普全集》；《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版）；《红色的起点》；《毛泽东与蒋介石》；《邓小平改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