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七周 第四天

以色列/巴勒斯坦 埃米尔·哈比比 《悲情乐观主义者赛义德的秘密生活》

如果说德罗尔·米沙尼笔下的米兹拉希斯人在以色列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那么巴勒斯坦人的境遇就更为糟糕了。即便是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也不例外，正如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位作家。埃米尔·哈比比（Emile Habibi，或Habiby）1921年出生于海法一个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家庭，当时正值英国殖民统治，他后来成为一名记者，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他编辑一份著名的左翼报纸《统一报》（Al-Ittihad)。自从三十年代以来，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对英国统治的抵抗都日渐增长。联合国在1947年颁布巴以分治决议案之后，内战爆发，最终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单方面宣布建国。阿拉伯各国联军在次日入侵以色列。他们本来预期速战速决，但在双方苦战一年之后，阿拉伯一方在1949年战败。在此期间，阿拉伯语称之为Nakba（浩劫）的这段岁月，七十多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接下来的三年中，同等数量的犹太移民迁入新成立的以色列国，而留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统治下坚持居留下来。哈比比在此期间继续从事新闻业，并参加更多政治活动。他是以色列共产党的联合发起人，后来在1991年有些党员反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改革时，他脱离该党。他尖锐批评以色列关于巴勒斯坦的政策，但主张两国和平共存。他担任以色列国家议会议员长达二十年之久，直到在1972年退出政坛，全心投入写作。1974年，他出版了杰作《悲情乐观主义者赛义德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Saeed）。在九十年代初期，他同时获得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国颁发的文学奖。针对有关他接受以色列奖金的批评，他写道：“奖与奖之间的对话，胜过石头和子弹之间的对话。”

和许多后殖民作家一样，哈比比的作品融合了欧洲和当地的文化传统。他作品中的反英雄是一个典型的阿拉伯骗子，作者讲述他的故事所采用的框架来自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又译憨第德，即主人公的名字）。正如之前我所讨论过的狄更斯和D. A.米沙尼那样，哈比比的书既可从字面意义上来阅读，也可发掘其象征含义。小说英译在英国和美国出版时不同封面的对照，正好呈现出这两种阅读的选择。

英国版封面是一个严肃的巴勒斯坦人，背景一片荒凉，而美国版则是一幅朦胧的粉彩画，一个有点像阿拉伯酋长的人物，仿佛从他身后的书中冒了出来。其实最好的阅读方式是，这两种选择都要，因为哈比比的书融合了幻想和写实，正如它也杂糅了乐观和悲观。

哈比比结合 mutasha’im （悲情乐观主义者）和mutafa’il （乐观主义者）两词，生造出al-mutasha’il 这个词，英文译者塞尔玛·杰虞思（Salma Jayyusi）和屈佛尔·勒嘉斯克（Trevor LeGassick）极其精彩地将其翻译成“悲情乐观主义者”（pessoptimist）。现代世界的情景，甚至不允许哈比比笔下傻头傻脑的开心主人公一直保持乐观。在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1949）之后，赛义德替以色列警察局当密探，监视巴勒斯坦人中的共产党。他希望能在故乡海法继续生活下去，好有朝一日与他的相好玉阿达（Yuaad）在此团聚，玉阿达被迫离开以色列，但她的名字的意思是：“会回来的。”赛义德最后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生下一个儿子。在一系列悲惨又搞笑的故事之后，他的儿子成了一名抵抗战士，最后被杀害。赛义德开始相信外星人在跟他取得联络，最后他在一座英国监狱改成的精神病院里写下他的这个故事。在小说结尾，赛义德不见了；他或许已经死了，也或许他躲藏到亚柯（Acre，译者注：《圣经》中古地名，大概位于今天的海法）城下的古代墓穴中了，也或许他被他的外星朋友们接走去了外太空。

赛义德全家人都是Pessoptimist（悲情乐观主义者），这个名字对于他们的丰富人生而言，可谓实至名归。这一家人世代有着红杏出墙和变节附逆的传统，老婆们都好给男人戴绿帽子，男人们则都为中东地区的独裁者们效力，这中间也包括以色列政府。赛义德自豪地说：“第一个被以色列政府任命为上加利利地区蒲公英与西洋菜销售委员会主任的阿拉伯人，就是我们家族的人。”他这样说的时候，丝毫不提这位亲戚是为一丁点儿利益就出卖了自己的尊严。他此后继续奋斗，不是为着有价值的正义事业，而是“为了也获得下加利利地区的销售权，但终未成功”。

赛义德枚举他家人的悲情乐观主义，其中一例是他母亲在他一个兄弟死于工业事故时说的话，其中不自觉间呼应了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士（Pangloss，译者注：伏尔泰《老实人》中的人物，代表一种彻底的乐观主义，口头禅是：在所有的好生活中，这是最好的），“她声嘶力竭地说：‘这跟别的死法相比，是最好的了！’”她的新寡的儿媳妇愤怒地问她，还有什么别的死法会更糟糕，她的婆婆平静地说：“我的乖媳妇，比如你要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跟人跑了。”赛义德干巴巴地补充说：“要知道，我妈对我们的家族历史了如指掌。”不久后，这年轻的寡妇果真跟人跑了，但那人却是不育的。“我妈听说了以后，又说了一遍她常说的那句话：‘咱们不该赞美上帝吗？’”赛义德总结说：“所以我们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到底是啥？”

小说有一整章用来探讨“憨第德和赛义德之间惊人的相似”。在他的外星人朋友批评他模仿憨第德之后，他反驳说：“别为此责怪我。要怪，就怪我们的生活自从伏尔泰的年代以来一点儿都没变过，只除了龙虎兄弟（El Dorado，译者注：美国同名西部片中的地名，但在此处指的应该是电影中的西部英雄）来到了这个星球上。”——这种开心的思维方式，与犹太复国主义天真地如出一辙。哈比比的讽刺对谁都没放过。伏尔泰把自己看成是理性的声音和主宰，憨第德是一个高贵的天真汉，赛义德则既纯洁又堕落。1948年，作为附庸以色列政府的巴勒斯坦工会的头头，他窃取了那些逃离海法的阿拉伯人遗弃的财物，但在这之前，遗弃财物监管会对那些人去楼空的家庭已经洗劫过一遍，而新成立的阿拉伯城镇领导层也曾染指这些财产。到了1967年六日战争（译者注：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赛义德看到穷困潦倒的人们变卖婚礼用的碗盘，售价一英镑一套，大发悲情乐观主义之情，说道：“世道真是越来越好了，这些过去免费拿的东西，现在能卖一英镑了。”

整部小说中，抵抗的冲动和为了求生而不得不妥协的念头错综交合。与以色列国合作的巴勒斯坦人，都成为以色列国奉行的“彻底、完全抹去民族记忆”计划的帮凶，这个主题在哈比比的小说中得到详细表达。于是，1948年战后，在占领军接管的一个教室里，黑板变成了乒乓球台。然而，以色列及其附庸的巴勒斯坦人，还不是哈比比唯一的讽刺对象。小说中也对那些足迹遍布中东地区的阿拉伯领袖有痛快淋漓的批评，这些领袖把巴勒斯坦人禁锢在难民营中，在人民中间煽动针对以色列的怒火，以此遮掩他们自己的独裁和贪婪。这也就难怪在赛义德善于妥协的家庭中，有些成员散布在“那些未被占领的阿拉伯国家”，包括一个在叙利亚的上尉，一个在伊拉克的少校，一个在黎巴嫩的中校，还有一个亲戚“专门为各国君主点烟”。

哈比比既有对伏尔泰的继承，也比后者加强了社会批判。我们在一个月后将会讲到《老实人》，在其中我们会看到，伏尔泰虽然对宗教教义大加讽刺，对自己所属贵族阶级的批评则如微风拂面。相比之下，哈比比笔下，有权力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想尽办法要维持现状，虽然倒霉的主人公赛义德会让我们同情，但他描写的没有权力的人们也一样会堕落腐败。伏尔泰笔下的女主人公居内贡（Cunégonde）为了生存不惜放下身段，但她虽然一生辛苦，却保持了贵族姿态和人格完整。赛义德选择的生活手段则更为不堪，同时体现出懦弱和凶残。他的儿子最后反抗了赛义德的被动懦弱，虽然他尚未成功就已牺牲，但他指出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为了最后胜利而不断继续的抗争——哈比比认为，有思想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应该参加这场旨在推翻现状的斗争。赛义德也希望有朝一日，局势会变好，但是只有人们放弃附逆和子弹的方式，找到更好的道路才能真的做到。他们需要一起努力，在新的共识基础上重建社会，而赛义德是不会参加这种建设的。故事结尾，赛义德像一个苦行僧那样坐在一个高高的柱子上——显然那是一个电视天线——他想象着祖先和爱人们聚集在下面，玉阿达抬脸向上看，宣称：“乌云过后，太阳就又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