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被经典的文本与可能的阈度——“萧军现象”与《八月的乡村》的接受及经典化际遇

摘要：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1935年在鲁迅的关照下印刷出版，因鲁迅的光环得以形成接受的既定视野并进入新文学史。但尴尬的是，85年来，《八月的乡村》出现了出版传播之热与文学史载入之冷的颇有意味的“萧军现象”。由于后来的接受者多单一地认同与维护鲁迅《序言》所提及的《八月的乡村》的题材意义，并借比较《毁灭》《铁流》与《八月的乡村》之异同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殊不知，《八月的乡村》本身的艺术性不足以支撑其作为经典的存在，小说在结构、人物、技法及语言上不可否认地存在诸多不足，接受视点也互相冲突，最终呈现在新文学史上便是一部“被经典”的文本。为打破这一局面，接受者不能仅认同《八月的乡村》的“先锋”意义，还要正视《八月的乡村》本身所存在的不足，进而在《八月的乡村》的文学史意义，作家经历与文学本事研究，抗战小说中外籍人物形象塑造等审美艺术的层面上打开新的视点，为文本的经典化提供可能的阈度。

关键词：“萧军现象”；《八月的乡村》；接受；被经典；

《八月的乡村》初版本

萧军

一、何谓“萧军现象”

一般而言，人们会将一个作家在其历史时段中出现的某个悖论现象称之为“某某现象”，在现当代文学中比较典型的如“何其芳现象”“路遥现象”等。这一情形也许并非普遍存在于某些作家身上，但对于个案而言确实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存在，萧军即是。

1935年7月，在鲁迅的鼎力助荐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作为奴隶丛书之二由上海奴隶社初版。署名田军。由于小说表现东北人民的抗日烽火，又有鲁迅的序言，出版后颇受欢迎。1936年2月再版，3月三版，4月四版，8月五版，11月六版，1937年4月七版，同年6月八版，1938年1月九版，1939年1月十版。小说出版不到四年即印行十版，可谓热销之作了。抗战胜利后，《八月的乡村》又由大连市文化界民主建设促进会于1946年4月初版，5月再版，10月三版。同年12月由作家书屋列为《北方文丛》之一再次刊行，萧军专为此版题写《前记》：《为抗战后〈八月的乡村〉初版而写》，1947年8月第二次印刷，1949年1月第三次印刷。期间，即1947年4月，由萧军创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重印《八月的乡村》10000册（东北书店代印），8月再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军将《八月的乡村》作重要修改后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4年9月出重排本，20000册；同年11月第二次印刷，16000册，1955年4月第三次印刷，8000册，1957年10月第四次印刷，9500册。短短三年，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四次共53500册，加上之前的出版频次与印数，《八月的乡村》无论如何都应该列入热销书的行列。

然而吊诡的是，1950年代的各类文学史著作对《八月的乡村》却颇为“冷淡”—或是偶尔叙述，或是一笔带过，或是根本不提。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论及东北作家群时，只提到“萧军更写出了长篇《八月的乡村》，编在鲁迅主持的《奴隶丛书》里”，且主要以鲁迅《序言》为基础做出总结性评价；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几乎一笔带过：“他们的作品大多反映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虽同样参考鲁迅的《序言》作评，但显然更为简单。而李何林等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在介绍“九·一八”后一批东北作家时，未提及萧军的作品；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只有《生死场》而无《八月的乡村》；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张毕来《新文学史纲》对《八月的乡村》更是一字未提。文学史叙述的“冷”与小说出版的“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八月的乡村》直到1980年10月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1954年版的《八月的乡村》为底本，第五次印刷，40000册。与此同时，1984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在“长篇小说卷”中，《八月的乡村》与《倪焕之》《子夜》《家》《死水微澜》一起名列五部新文学优秀长篇小说之一。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八月的乡村》的经典性与影响力。1985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八月的乡村》作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再次印行，30400册。1985年11月，上海书店以《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为名，收录《八月的乡村》原版影印，3500册。200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丛书”中又一次选编了《八月的乡村》，为“中外十篇”中的第一篇，首印8000册，2006年12月第二次印刷，1500册。200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列入“中国现代中篇小说藏本”印行，10000册。此外，还有一些出版社也多次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如，2008年6月华夏出版社为“纪念作家萧军百年诞辰”编的《萧军全集》，第一辑第一篇就是《八月的乡村》；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萧军及《八月的乡村》入选，2009年1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2000册；2011年1月又以《萧军精选集》为名重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编辑出版的 “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十卷本），《八月的乡村》为《萧军集》第一篇；花城出版社选编的“中篇小说金库”也包括《八月的乡村》，于2016年9月出版。《八月的乡村》的出版可谓常热不衰。

不过，如果我们对上述出版时间稍加缕析就会发现，《八月的乡村》的大多数再版时间，都是以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作为出版周期的，如，1980、1985、2005年分别是抗日战争胜利35周年、40周年、60周年；2006年、2011年、2016年分别是“九一八事件”75周年、80周年、85周年；200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等。不仅出版时间多具有历史节点性意义，在丛书的编排过程中，《八月的乡村》也被选入“杰作”“藏本”“经典”之列，这无疑从传播的层面传递出“经典”的意味。

然而同样尴尬的是，《八月的乡村》在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叙述中仍然没有取得相应的地位，所写进的文字与所给的篇幅并无新见和实质性突破，甚至更多的是一种轻描淡写式的呈现。如，黄修己在《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肖军、肖红等东北作家群”一节中，引用鲁迅、周扬的评论阐述了《八月的乡村》的主题和内容；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左联’与左翼小说”一节在与萧红的对比中讨论了萧军及《八月的乡村》；程光炜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八月的乡村》的论述并没有出现在相应时间的上编里，而是在下编（1937—1949）叙述东北流亡作家与流亡文学时作回溯，并未具体展开；刘勇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史》用“同受鲁迅关注”的方式将《八月的乡村》的介绍设置在“萧红与东北作家群”一节；11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增订版）只论及“左联”文学情况而未涉及萧军；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萧军、萧红、端木蕻良与东北作家群”将《八月的乡村》作为东北抗日文学代表予以一瞥；黄曼君，朱寿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左翼文学阵营的叙述中围绕蒋光慈、丁玲、柔石等人展开，未提及萧军；丁帆的《中国新文学史》主要在“左翼文学”一章概述萧军的创作，至于《八月的乡村》则是在同穆时英和张天翼的对比中浅析其主题性。即便是张中良在近期专为东北抗日文学编纂的《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所撰写的《总序》里，也仅仅将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以及端木蕻良《大地的海》与《大江》并提，认为他们“都写出了民族精神风貌的可喜变化”。

由之我们不难发现，若以出版论之，《八月的乡村》的确出版频繁，销量可观，可用“热”来形容，似乎也具备了经典的意味；但若以入史论之，《八月的乡村》被纳入文学史话语体系的进程与现状却显得颇为尴尬，可用“冷”来表示。这一出版传播之热与文学史载入之冷，形成了颇有意味的“萧军现象”。《八月的乡村》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八月的乡村》是否是一部“被经典”的文本？如果是，那么，它是如何“被经典”的？这一指认在何种限度上影响了我们对文本的理解？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八月的乡村》的文本意义？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回答。

二、被经典的文本

众所周知，《八月的乡村》是在鲁迅的亲自修改、作序、引介和支持下印刷出版的，一开始就笼罩着鲁迅的光环。在《序言》中，鲁迅这样写道：“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致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这篇序言伴随着《八月的乡村》的出版成为小说接受的第一篇文字，几乎是“与小说共存、共在的”。在序中，鲁迅看似简要评述了《八月的乡村》的三点价值：一是在表现东三省的题材中，这是作者所见的很好的一部；二是小说的结构虽不似长篇，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及法捷耶夫的《毁灭》，但艺术氛围恰当；三是作者的爱国之心与题材的鲜活历历在目，显示着中国的希望；但实际上，这三点当中，只有作品的选材意义被鲁迅予以充分的肯定，至于小说的艺术，鲁迅并未褒奖。或许在鲁迅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艺术上的粗糙等问题，可以因题材的先锋性而得以谅解，这也是他在回应狄克（张春桥）的攻击性指责时，提出“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的重要原因。这当然强化并维护了《八月的乡村》的现实价值与历史意义，但也为作品的经典化隐忧埋下了伏笔。这主要表现在：

（一）鲁迅之后的接受者多单一地从认同与维护的视野肯定《序言》所提及的《八月的乡村》的题材意义。小说刚出版时，周扬就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一起作为“国防文学”的代表，在《光明》上发文指出：“由《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我们第一次在艺术作品中看出了东北民众抗战的光荣，人民的力量，‘理智的战术’……他们的作品表现出在过去一切反帝作品中从不曾这么强烈地表现过的民族感情的。”周扬高度重视作品所反映的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意义，评论的重心在于《八月的乡村》对民族情感的鼓舞作用，其题材的重大时代意义和政治敏感力再次得以强化。提倬云分享他的阅读体验时说：“我以为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青年朋友们就更该读。这里‘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思路和活路’。”这显然是对鲁迅《序言》的化用，也旨在强化小说题材的重要性。进入新时期后，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感、民族性亦成公论，学者们仍借用鲁迅的评判作为论证《八月的乡村》题旨的支撑性理由的情况仍屡见不鲜。还有论者将《八月的乡村》更具化为：“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的爆发这段历史时期内，正面地、直接地、及时地反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带给东北人民的苦难和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八月》是小说中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来的《八月的乡村》的接受视点就是对鲁迅既定视野的认同与维护。正如季红真在《鲁迅序言对〈生死场〉的经典定位之后》一文中所说：“鲁迅的序言像一个大动机包，此后的话语体系对《生死场》及其萧红文学的阐释，都只是角度的调整，侧重点的不同，论点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最初的阅读发现。”将其对换于萧军及其《八月的乡村》，也是完全适用的。

（二）借比较《毁灭》《铁流》与《八月的乡村》之异同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鲁迅之后，绀弩发表《读过的书：〈八月的乡村〉》一文，称小说“把中国民族生存的每一个战斗，史诗地展开在读者面前”，且“不减于《铁流》或《毁灭》之在世界文坛”。从小说内容的角度将《八月的乡村》与《铁流》《毁灭》并论。而后张毓茂认为：“鲁迅在评论《毁灭》和《铁流》时曾说：‘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是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谈到毫无踪影。’把这话移来评价萧军作品的风格，也许差可近似。”庐湘紧跟其后，也表示对此种比较的认同：“从总的政治倾向、人物的精神面貌，以及作家所表达的美学理想”方面，“它是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的杰作，是中国的《毁灭》与《铁流》。”沈卫威同样谈到《八月的乡村》“不论是故事的叙述角度、文体、意象，人物形象，还是从中体现出的总体风格，都烙有《毁灭》影响的印迹”，而且，“就《毁灭》《八月的乡村》来看，尽管这种‘相似’影响表现为‘一个成为一件艺术的杰作，一个成为光荣的记录’，但由于国情的相似，尤其政治文化氛围惊人的相同，和作品的‘应时’、‘机遇’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八月的乡村》成功了，萧军也因此而成功了。”上述阐释都只是仅仅外在地看到二者艺术上的鉴痕，却并未由此深入分析各自的得失。但是，从鲁迅“也不能比”的切实之言，到“不减于”的肯定，再到“差可近似”的包容，最后上升为“是中国的《毁灭》与《铁流》”“成功了”的赞词，《八月的乡村》不仅在题旨层面，更是在小说风格和审美艺术层面均被提高为一部可以与《铁流》《毁灭》相提并论的作品。

实际上，对于《八月的乡村》的题材意义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乔木在肯定《八月的乡村》“全新的场面，新的人物、新的背景”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敏锐地注意到“对于满洲民族战争的多面性却未能有充分的把握。它没有能触到全中国的政治背景，甚至也没有触到全满洲的政治背景”，的确，小说将笔触集中于这一个东北的乡村，集中于这一支人民革命军的行进、战斗、撤退、转移的斗争过程，叙事场域相对封闭，我们看到仅仅是某处的激烈战斗，难以看到东三省及全国的社会全貌。逄增玉通过对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的考证，发现“九一八”后在东北成立的抗日义勇军，初期“由于受中共党内和满洲省委左倾关门主义影响，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赤裸裸的侵略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和首要任务的时刻，混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因而《八月的乡村》“不是单纯的抗日或抗战小说”。这也正是萧军在小说中描写的地主、伪军直接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较少的一个原因，这一新见，使人们重新认识《八月的乡村》作为“抗日文学标杆”的历史地位。另外，还有学者发现《八月的乡村》在文本内部无法被“抗日”主题所收敛的叙事因素，认为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是以个人经验的形式再现东北人民底层的生活与反抗，再经过上海左翼文坛的解读，被二次再现为国家性的民族救亡，体现出“精英民族主义和地域的观点相冲突”，因而“东北作家们所叙述的抗日斗争无法简单地被精英民族主义，即话语权既得阶层的民族主义所置换。”这是从文本意图与文本表述之间存在的张力上对“一份”与“全部”之关系的质疑，是对小说在民族宏大叙事的主题纯度上的再思索。

同样，对于《毁灭》与《八月的乡村》之比较更有不同的认识。如，刘西渭认为，相比于《毁灭》，《八月的乡村》是“失败之作”。“《毁灭》的作者，事过境迁，对于苏俄怀有坚强的信念，晓得怎样达到一个更高的艺术效果。他绝少正面叙写敌人的行动，如若叙写，绝少流于情感的贬责”，而对于《八月的乡村》“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的文章，是作者的独白，不是和人生一致的情理兼备的正常现象”“拿诗和惊叹符号作为她的解释”“人物和风景同样只是一种速写”。31刘西渭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八月的乡村》尽管借鉴了《毁灭》的主题、故事架构，但在具体结构、人物刻画、描写手法和创作风格上与《毁灭》相比却相差甚远，文本内容的充实程度更是相形见绌，“一个成为一件艺术的杰作，一个成为一种光荣的记录。《八月的乡村》不是一部杰作，它失败了，不是由于影响，而是由于作品本身。”32同刘西渭一样指出《八月的乡村》不足以比拟《铁流》《毁灭》的还有李辉英，在他看来，“根据鲁迅的看法，作者似乎受到了法提也夫《毁灭》的影响，这说法颇为有理，但比之《毁灭》，《八月的乡村》当然还嫩得多，而且写作的技巧，也还有待于加强。”新世纪以后，林凌认为，“在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大力倡导和带领下，新文学界陆续译介了一批世界战争文学名著，如《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西线无战事》等，这些作品后来成为年轻作家模仿的典范。比如，《八月的乡村》《地下》《太湖游击队》《边陲线上》等小说的内容、艺术形式，甚至人物设置和情节都和《毁灭》非常相似。其中原因，不唯是中国现代文学没有建立起现代战争文学典范，更是这些作家缺乏战争生活经验的直接结果。”创作模式的同一化实际上说明《八月的乡村》等作品的艺术独创性有待再思。

其实，鲁迅最初就认为在艺术表现上《八月的乡村》逊色于《毁灭》，但后来者为了提高《八月的乡村》的文学史价值，牵强地将二者做比较并试图将二者拉到同一艺术水平上。如，逄增玉特别指出，《八月的乡村》与《毁灭》相比，“同样着重表现了在严酷而神圣的民族战争中，出身于不同阶级、阶层的游击队员的变化与成长过程，他们怎样寻找个人的历丈归宿和人生座标，也即民族斗争的烈火怎样挑选、考验、淘汰和升华着人，新的、具有历史主动性的人怎样在烈火中诞生。”鲁道夫·瓦格纳则指出萧军通过对法捷耶夫“对群体中每个成员特性的添加， 又保持展示了笔下主角普遍的阶级特性”的学习，“重新在中国左翼文学引入了一种惯套：通过一种典型性格令主角‘个性化’（通过‘革命的’外来文本形式再次收编了中国的传统因素）。”还有论者认为，“《八月的乡村》采用横断面的描写方法，情节结构近乎短篇的连续，这是受法捷耶夫的《毁灭》的影响的。但是描写人物的具体手法又有作者自已的特点。作者写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活动都是从我们民族的特点出发的，因此，《八月的乡村》中的人物的思想、性格、气质、心理活动全是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上述三种接受视野都主要针对人物形象展开，或是把《八月的乡村》中缺少变化、革命思想和行为趋向都语焉不详的队员形象与《毁灭》《铁流》对等，或是把人物塑造的典型性和饱满度过分拔高，甚至将《八月的乡村》的价值视为略高于《毁灭》，从“借镜”之说升级为“中国气派”的阐发。可以说，通过与《毁灭》《铁流》的对比提高《八月的乡村》的艺术价值，实际上是有形无实的做法，这一赞誉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即，导致了我们前面所言的“萧军现象”的产生。

上述接受悖论冲击了对《八月的乡村》的经典的认同度，也导致了对文本接受视阈内接受环链的抵牾：一方面认同与维护鲁迅《序言》视阈下生成的对《八月的乡村》题材、主旨及其艺术价值的既定视野，另一方面又在与其的挑战与质疑声中还原《八月的乡村》的艺术底色，重新认识其与《毁灭》《铁流》的比照中产生的言过其实的接受视点。前者努力捍卫《八月的乡村》的“经典”地位，后者则尽力还原文本的艺术价值，最终呈现在文学史上，《八月的乡村》的经典化际遇便成为耐人寻味的艺术问题，也将我们重新思考这一文本的可能的阈度这一文学命题，紧迫而现实地摆到了眼前。

三、可能的阈度

从已然形成的既定视野来看，《八月的乡村》作为创作于1931年至1937年间这一特殊时期、旨在唤醒人民抗日意识的斗争之作，以其宏大的抗日主题成为抗战文学的代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三十年代一度成为风向标。然而由于《八月的乡村》过早地被权威视野和时代话语拥为“经典”，情感代替理智，遮蔽了小说真实存在的艺术漏洞，对文本的阐释也不免错位与片面，即便是从接受视点来看，《八月的乡村》在接受本身也存在自相矛盾的论述或对文本的偏离认知。正确认识“经典认同”带来的片面认知，剖析“萧军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开拓《八月的乡村》接受的可能的阈度，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上展开：

（一）承认由单方面强调题材意义导致的同质化的接受困境，发现批评的偏颇和理解的限度。以鲁迅的“一份和全部”为肇始，经过乔木的“正面写满洲与战争”和周扬的“国防文学”的视野深化，加之新时期徐塞等在《萧军评传》、张毓茂在《萧军论》中的视阈交融，从题材的接受端肯定了《八月的乡村》所取得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奠定了萧军及这部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纵观《八月的乡村》的接受史，无论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还是在批评批准一元化的时代，抑或是审美观念回归文学场域的时期，我们都很难听到否定的声音。然而与接受的同质化相随而来的是批评的偏颇。大部分接受者甚至把小说在叙事结构、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仅仅概括为“特点”而非“缺点”。例如，尽管许多接受者都注意到小说结构松散，是短篇的连缀且缺乏连贯的故事，“情节的开展也不够匀称”，但仍有论者认为“萧军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截取一隅，表现针锋相对的矛盾冲突”，“作品是采取缀段的结构形式……构成一幅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伪军浴血战斗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画卷”，“通篇虽然没有一条明显的、前后贯穿的情节主线，但它以描写一支游击队（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在艰苦条件下的进退防守、胜利挫折为重点，把一系列抗日场面和斗争故事连缀起来，鲜明地勾划出，在侵略者凶残无道面前，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反抗过程。”这显然是回避《八月的乡村》作为长篇小说艺术结构的显在矛盾，转而以小说的思想意义移证作品的文学价值。再如小说的粗疏大抵有目共睹，但接受者或认为小说仍有“清新的气息”，即表现在“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忠实地表现了这场斗争”；或认为“在艺术审美上表现出一种雄健、粗犷、悲壮的美学风格”。而对于小说中议论多通过人物“标语式”、宣传式的演说表达的问题，评论却指出“《八月的乡村》的场面描写，除了追求意境的悲壮美、绘画美外，能显示它独到之处的是在抒情、叙事的结合中，间或插上一些议论”。这显然是为提高而提高了。姑且不论现实主义的问题，写实是否等同于文风的清新也不可简单类论，何况把粗糙表述为潇洒与侠气，把议论的突兀视为“独到之处”，就不仅是刻意“扬长避短”，更有偏袒之意了。在人物形象方面，《八月的乡村》人物简单、性格单一、形象模糊，也被概括为“虽然只是粗线条的勾勒，或者说，可以称之为素描，但由于它勾勒的是他们粗犷的灵魂，是他们坚韧的意志，是他们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而献身的精神，因而产生了相当大的艺术魅力。”“作品也确是以崇敬的目光、以粗犷有力的线条勾勒、塑造着‘胡子—英雄’的雕像”。通过“民族精神”和“英雄气质”的加持，粗笔描写的不足也就不值一提。甚至有学者解释小说“重点并没有放在写抗日斗争故事上”，而是“着力描写这支队伍如何在斗争中成长壮大，从而展示了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革命发展的前途。”但队伍的成长理应表现为人物的成长，而当着眼点转到人物塑造时，则又说“小说描写人物的方法也是采用横断面的描写方法的。作者很少把笔墨放在写人物的成长历程上，即使涉及到也是几笔勾勒出来。”前言后语自相矛盾，很难令人信服。

如果仔细分析以上接受视点，我们就会发现，接受者从文本审美层面出发的视野，落脚点却最终仍回到“民族性”“时代感”上面来，通过文本选题的高度来实现对艺术不足的置换，其结果仍就是，审美批评依然呈现出浅尝辄止的形态，艺术价值的评判仍笼罩在鲁迅的光环下未能客观、正确地展开，《八月的乡村》的接受陷入失衡困局，这正是由于经典的被指认所造成的对文本理解的限度。

（二）正视小说“方向正确，但艺术颇有缺陷”的问题，重审文本、实现新拓。不同于接受的“一边倒”，萧军自己对《八月的乡村》倒是有一分为二的认识，一方面他认为，“任何一种文艺作品，就其基本性质和职能来说，全属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或升华，这《八月的乡村》当然也没有例外—时代的反映而已。”另一方面他也说，这还只是“一枚还嫌太楞的青杏”。要正确认识《八月的乡村》的文学定位，就要重新审视文本的艺术价值到底如何。

首先，人物形象不鲜明。面对英雄人物的塑造，作者在竭力表现铁鹰等人英勇性格的同时忽略了对人物复杂性的刻画，导致铁鹰形象的单薄。而文本对萧明的描绘同样令人失望。当日伪军和日本兵快要攻来的消息传到小分队时，身为小队长的萧明“整个的心身，投在梦一般的悲哀里。这消息对于他，似乎不见得重要！”最终决定人员的去留问题，组织小组会议的人并不是萧明，而是从农民成长起来的李三弟，萧明表现出来的是“无智”“迟钝”，他不是主动同意李三弟的决定，而是毫无自我意识的被动服从。小说对萧明着墨最多，却反倒成为最无法为抗日叙述提供有力支撑的人物，不得不说是一个缺憾。至于唐老疙瘩、刘大个子、李七嫂等普通队员和农民形象，萧军都没能写出他们随着战斗的发展、历史的进行而逐渐摆脱不觉醒状态的过程，缺乏人性深度的反映和对人物“成长”的表现，在人物塑造上显然漏洞百出。

其次，在艺术的真实性上也有所欠缺。赵园认为“《八月的乡村》这样的作品，通常带有一种原始性的荒芜、蒙茸,象是未经充分修剪过，但正是上述特点使它们有可能逼近生活的原色,而不至于给‘意念’留下更大的地盘。”但是通读小说，“意念”才几乎是留给读者最明显的阅读体验，而所谓《八月的乡村》的“闪光点之一就是我们一度失去的写实精神”之论，也只是关注抗战内容的突显而得出结论，并非30年代东北农村陷落的具体面貌和革命军的斗争事实。前文所提逄增玉对北满初期历史的考证就足以证实此言。因而小说在“现实主义”的表现上不尽“真实”。

最后，可比性不足。《毁灭》《铁流》主要刻画的是“十月革命怎样将广大的普通人民锻造、淬火、升华为自觉的为信念和理想而战的无产阶级‘新人’”，各个人物具有“血肉丰满的具体可感性与立体性”，叙事节奏和场面描写“在急迫中有缓舒”。相比之下，《八月的乡村》却没能写出人物的革命自觉的变化，形象单一，景物描写与情节开展相对脱离，叙事较为缓慢，缺少审美感受上迫切的张力，整个语言和文风更是生涩、缺乏美感，粗拙的艺术描写无法与之《毁灭》《铁流》这样的重磅之作相媲美。

由之我们不难发现，《八月的乡村》在结构、人物、技法上不可否认地存在诸多不足，接受视点也互相冲突，其艺术价值难免大打折扣。如此说来，是不是要完全否定《八月的乡村》的艺术价值呢？显然不是。我们的出发点是：既要认同《八月的乡村》的“先锋”意义，也要正视《八月的乡村》本身所存在的不足，在审美艺术的层面上提供可能的阈度，打开新的视点。例如，关于《八月的乡村》的文学史意义。夏志清认为，《八月的乡村》的成功之处在于“萧军则给予后来写游击战争小说的作家一套公式。这套公式是：农民士兵粗野的语言，每隔一个段落加插的爱国歌曲，偶然的田园式风景的描写再加上以暴露敌人残暴行为为名的对性及暴行露骨的描写。从这部小说开始我们进入一个爱国战争宣传的时期。”可以说，《八月的乡村》对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体例，甚至“攻打地主王三东家”对后期土改小说的叙事模式都有开创性影响。又如，作家经历与文学本事研究。谈及小说的本事，萧军说是根据“磐石游击队提供的真实材料，加艺术上的虚构，加上个人的军队生活体验”，因此，王富仁说：“它几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部带着自己真实的军旅生活的体验并以这种体验本身描绘军旅生活的小说作品”。但目前专门从萧军本人的军旅战斗经历同《八月的乡村》的创作关系进行研究的视野尚无人触及。从萧军所言的磐石游击队的真实材料和个人军旅体验这样的本事，到《八月的乡村》小说文本的最终形成，经历了怎样的删增、重组、改写？“故事”对“本事”的选择、阐释及对文本的剥离，透露出作家怎样的创作心理？折射出时代语境下怎样的文学成规？由此发现小说在何种限度上实现“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进而辨析这种重组过程“在动力、策略、机制与效果等层面展开丰富的叙事学、文化学等层面的阐释”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有待期待的视野。再如，抗战小说中外籍人物形象研究。李炫政围绕安娜这一朝鲜姑娘的形象进行分析，认为安娜由前半部分的完美形象到后半部分陷入与萧明的恋爱难题的转变表明“之前观念化的朝鲜人形象难以继续支撑下去”，萧军“想要通过安娜这一人物塑造一个符合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东北地区韩中同盟关系的朝鲜人形象”的尝试宣告失败。安娜在以往的接受中，通常被视为与萧明一样的知识分子，从革命与恋爱的角度被予以批判，而她的“朝鲜”身份却长期受到忽视，李炫政跳出认知局限，从中韩关系的国际视角发现了安娜这一人物形象的特别之处，不能不说是一亮点。另外，小说对松原太郎这一日本士兵形象的刻画也花费了大量笔墨，但接受者的关注重点显然在于松原太郎对李七嫂的施暴和由此引发的唐老疙瘩的死亡，在于突出底层人民反抗的自发性，忽略了这一人物自身的复杂性和缩影性。松原“他也知道在他们的中队里，有多少不愿意为‘天皇’打仗的少年兵。他们虽不是‘社会主义者’，可是同情劳苦的工农，同情‘苏维埃’政府，有时简直是同情当前的敌人：‘中华民国人民革命军’……但是他们在命令到达的时侯，也还是认真地肩起步枪来。而完了呢，他们又要悲叹着自己的错误，有的几乎沦于自杀！”其实，日本士兵受军队军官和国家宣传的影响产生的心理与行为矛盾，以及以松原妻子为代表的日本国内妇女的反战思想，在文本中都有所涉及，但一直以来未受重视，这无疑也是一个还有待实现的期待视野。

孙犁说，历史证明：文坛上的尺寸之地，文学史上两三行记载，都不是容易争来的。对于萧军和他的《八月的乡村》而言，同样如此。“萧军现象”的产生源于鲁迅的推手，但作品本身的内蕴又使《八月的乡村》遭遇了“被经典”的尴尬。实际上，“萧军现象”触及的是“接受何如”和“文本如何”的问题。面对“接受”要敢于突破主流阐释视阈下的“影响的焦虑”；面对“文本”要敢于打破小说思想与艺术水平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打破政治正确与艺术缺陷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仅需要关注作品的外在价值，更要充分考虑文本内在的审美维度。《八月的乡村》的尴尬际遇就为我们重新考量文本的经典化提供了可能的阈度与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