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九周 第一天

印度 拉迪亚德·吉卜林 《吉姆》

这周我们首先要读到的，是对印度的两类截然不同的描绘，分别来自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和泰戈尔。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会看到印度自身俨然就是个完整的世界，或者更恰当地说，是重叠、交叉而散乱的众多世界。

吉卜林1865年出生在孟买，一直到他六岁被送回英国接受教育之前，照料他的大多是说印地语的保姆。他十六岁时又回到了印度，找了一份给拉合尔（Lahore）的《军民日报》（Civil and Military Gazette）当新闻记者的工作，他父亲当时已经成了拉合尔博物馆的馆长。这里展示的就是一张1888年的拉合尔街景照片，来自于吉卜林父亲收集的相簿：

二十一岁时，吉卜林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办公室小调》（Departmental Ditties，1886），两年之后出版了《山间小故事集》（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 ），后来陆续出版另外五部短篇小说集。吉卜林写作的目标读者就是他笔下描写的那些人，故而他的早期作品就建构在那些他认为自己的读者应当能够辨认出的地方方言和场景之上：读者无需有人向他们解释“在佩里提小吃一餐”（tiffined at Peliti’s）的小说人物们，是刚刚在英属印度的夏都西姆拉（Simla）的一家高级酒店里享用了午餐。

不过吉卜林已经开始在同时用本地人和外来者的视角写作了，在他1881年回到印度之后，更是用一种“从英国归来者”的眼光在打量自己的童年旧游之地。随着他的作品在海外流行开来，对吉卜林来说，把自己的本地知识翻译成远方读者们能读懂的内容只是再多走一步而已。1889年，在《山间小故事集》在拉合尔以及加尔各答出版仅一年之后，这本书又在纽约、爱丁堡和德国重版。很快它还会被翻译成很多其它语言，但是因为英语在英帝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吉卜林甚至不需要翻译就成为了一位全球作家。1890年，《山间小故事集》在印度、英国和美国有多个版本出版，吉卜林的作品也开始在南非、澳大利亚以及更远的地方畅销。那一年吉卜林二十五岁。

吉卜林完全算得上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作家，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几乎从写作生涯一开始就是为全球读者写作的人。他很快就精通了如何把注解甚至翻译嵌套进自己的故事里，尤其是在他1889年永远离开印度之后。他先是在伦敦生活，然后又去了美国的佛蒙特州，最后还是永久定居在了英国。他的小说《吉姆》（Kim，1901）的一开篇就是在他父亲的博物馆门口发生的生动一幕，这一幕让海外读者从政治上和语言上都对故事背景有所了解：

他公然违背市政府命令，分开腿坐在大炮赞姆-赞玛身上，这尊大炮架在砖砌的炮座上，正对着老阿贾布-格尔——奇迹屋，本地土人就是这么称呼拉合尔博物馆的。谁控制了赞姆-赞玛，意思是“喷火的巨龙”，谁就控制了旁遮普。这尊青铜巨炮从来都是征服者首先要到手的战利品。

吉姆这么做自然是有理由的——他刚把拉拉·迪纳纳斯的儿子从炮耳上踹下去了——因为英国人控制着旁遮普，而吉姆就是个英国人。

仅仅在开篇几页之内，吉卜林就给出了一连串印地语词（jadoo魔法，faquirs托钵僧，ghi酥油，parhari山民，等等），有时候是在括号里给出翻译，有时候是通过紧跟的短句来解释它们，还有时候是通过精心安排的上下文来暗示它们的意思。

吉卜林创造了众多契机来为我们解释当地风俗。吉姆一会儿是一个知识丰富、在印度长大的本地人，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双眼了解印度，一会儿他又是一个作为外来者的爱尔兰裔的英国人，需要有人为他解释说明——也就是为我们解释说明。站在青春期门槛上的他，既是一个熟悉自己国家的孩子，也是一个成人世界里的新人，需要有人来教导他政治阴谋的手段。这本小说的大多数时候，吉姆都陪在一位年老的西藏喇嘛身边，喇嘛精通如何解释古老的东方智慧，但他自己也是个外国人，常常对印度习俗摸不着头脑，这时候就轮到吉姆来为他解释了。

然而更摸不着头脑的，还有在这个故事里出现的众多欧洲人，不光有英国人，还有他们的对头，法国和俄国的间谍们，他们都是“大博弈”（译者按：即the Great Game，指英帝国和沙俄为了争夺中亚控制权展开的战略角逐，这个词正因被吉卜林用在《吉姆》中而广为人知）的玩家，竞相交手、争夺控制印度次大陆和周围土地的权力。在吉卜林的小说里“大博弈”最有趣的参与者是哈里尔·昌德尔·慕克吉（Hurree Chunder Mookerjee），一位“巴布”，也就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印度裔雇员。吉卜林在《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这首诗里用过这个名字，这是一首在戏谑下隐藏着焦虑的早期诗作，讲的是允许受信任的土人摆谱并拥有欧洲武器的危险：

哈里尔·昌德尔·慕克吉，博巴扎的骄傲，

本地出版社老板，还是“出听带律司”，

他伺候着政府，所以有权配上

一桶桶的军刀，一对对的长枪。

……

但是印度政府永远急着让大家都满意，

也把许可发到了这些可怕的人手里——

亚·穆罕默德·尤素福赛，杀人偷盗全不怕，

比卡内尔来的钦布·辛格，还有比尔人坦提亚；

马里族头人杀人汗，锡克人乔瓦尔·辛格，

旁遮普贾特人努比·巴克什，阿卜杜·哈克·拉菲克——

他是个瓦哈比；最后还有小博·赫拉乌

他也把法令的便宜占，施耐德步枪手里握。

很快慕克吉就失踪了，很明显是因为有人图谋他的武器而杀害了他。这首诗的结尾是：

慕克吉的下场到底怎么样？问问穆罕默德·亚

他在博巴扎忙着把湿婆的神牛来逗。

找安静的努比·巴克什问吧——去问大地和海洋

——去问印度国民议会议员吧——只要别问我就行！

正如他的早期作品里常见的，吉卜林默认他的读者们都熟悉他笔下的印度地方风光（这里的博巴扎，Bow Bazar，是加尔各答中部的一条大道），而且吉卜林也和他在印度的英国同胞一样，对一切叛乱可能重现的苗头感到紧张。1857年印度“兵变”引发的叛乱几乎夺走了英国对印度的控制（译者按：又称印度民族大起义，指1857-1858年间反对东印度公司统治的起义，直接导火索是东印度公司的伊斯兰士兵中流传关于用猪油做子弹润滑剂的谣言）。吉卜林利用自己对印度的种族和文化多样性的了解，来暗示这个国家过于多元，这里的土人太不可信任，所以不能把印度交给一个印度人占多数的国民议会来管理。1885年成立的印度国民议会，是为了让印度人在政治事务中有提出意见的机会，目的是为最终的独立作准备。

十五年之后，《吉姆》里的哈里尔·巴布（Hurree Babu）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人物。如果吉姆几乎算得上是个记录印度社会的民族志学家，那么哈里尔则是真的会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民族志观察，而他最大的野心就是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鉴于他殖民地人的身份，这个梦想是不现实甚至是荒谬的。然而吉卜林不但没有像在自己的早期诗歌里那样嘲讽哈里尔的虚荣，他还让这个不可能的梦想成为哈里尔和英国间谍头目克雷顿上校之间的纽带。克雷顿也在给皇家学院寄自己的论文，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也同样伏着在自己的名字后写上‘F.R.S’（译者按：皇家学会会员的首字母缩写）的野心……于是克雷顿微笑了一下，对哈里尔巴布更有好感了，他被和自己同样的欲望打动了”。

哈里尔巴布的民族志技能——就像吉卜林自己的新闻记者的眼睛和耳朵——让他能够看透不论是印度人还是欧洲人的行事方法和动机，而他也非常擅长在欧洲人面前掩盖自己的动机，假装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明白的东方人。在小说的一处关键情节里，他骗过了两个外国间谍，假装成一个醉鬼兼“极端叛国”的英国暴政的受害者。那些外国间谍完全被他的表演瞒过了：

“这个家伙绝对是个怪人，”两个外国人里个子高点的那个说，“他就是维也纳导游的噩梦。”

“他象征着转型中的小印度——东方和西方的畸形杂交产物，”那个俄国人回答说，“只有我们才能对付东方人。”

吉卜林常常只被人记得是那个写了《白人的责任》（White Man’s Burden）的诗人（译者按：《白人的责任：美国与菲律宾群岛》是一首宣扬帝国主义的著名诗作，吉卜林在诗中呼吁欧美殖民者负起白人的责任，将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但他在这里稳稳地站在了文化杂融主义的一边，这比杂融性成为霍米·巴巴（Homi Bhabha）后殖民理论的核心要素要早了好几十年（译者按：美国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理论认为，殖民语境中会出现种族、种群、意识形态和语言混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既不属于殖民者也不属于被殖民者的第三者，这种新的杂合产物有更高的能动性，是反抗殖民者的希望所在）。这样的杂融性只会在那个因为自己的成见而被骗的傲慢的俄国间谍眼里显得畸形。虽然他们通常都很有理由地反对吉卜林的政治观念，英语世界里许多后来的作家都需要感谢吉卜林，因为他们的写作很多时候是在深化或者破坏吉卜林的语言策略，而他正是依靠这样的语言策略将许多不同的英语类型融合成一种也许最好称之为“吉卜林语”的独特语言。

对许多外国读者来说，可以说是吉卜林发明了印度，正如奥斯卡·王尔德认为是狄更斯和透纳发明了伦敦一样。在吉卜林发表了《吉姆》六年之后，他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里赞扬了他的“观察力，独创的想象力，阳刚的观念，以及他令人惊叹的叙事才能，这一切都是这位世界著名作家笔下造物的特色”。再过六年之后，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他可不是吉卜林的观念的粉丝，不论它们有多阳刚。正如我们明天将会看到的，在《家与世界》里，泰戈尔就自己的祖国，这里的人民和这个国家所需要的东西描绘了一幅和吉卜林笔下截然不同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