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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王国维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缺憾，即资料稀缺导致各种年谱关于王国维早年行实的叙述极为单薄。《王乃誉日记》为学界了解王国维早年事迹、探讨其家学渊源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丰富、补充王国维年谱提供了大量珍贵材料。目前学界所见王国维年谱，主要有六种：一是赵万里的《王静安先生年谱》[1]（以下简称“赵谱）；二是孙敦恒的《王国维年谱新编》[2]（以下简称“孙谱”）；三是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3]（以下简称“陈谱”）；四是佛雏的《〈王静安先生年谱〉[4]订补》（以下简称“谭谱”）；五是袁英光、刘寅生的《王国维年谱长编》[5]（以下简称“袁刘谱”）；六是王德毅的《王国维年谱》[6]（以下简称“王谱”）。这六种年谱中，“赵谱”未见使用王乃誉日记资料，其余五种可分为直引和转引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征引日记手稿，如“袁刘谱”“谭谱”。二是引用二手资料，如“孙谱”“陈谱”“王谱”：“孙谱”指出其引用“乃誉《日记》文均见谭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陈谱”亦明确指出所引用日记皆根据佛雏的文章《跋新发现的王国维遗文〈先太学君行状〉——兼谈王氏诗学的家学渊源问题》；“王谱”零星引用日记亦据“谭谱”。可见，在王国维年谱编写中直接使用王乃誉日记者仅“袁刘谱”与“谭谱”而已。根据出版时间推测，这两种年谱所使用之日记材料，应是藏于上海图书馆的王乃誉日记手稿《娱庐随笔》。2014年7月，海宁史志办与中华书局将这部分手稿及王氏后人庋存手稿合璧影印出版，名为《王乃誉日记》（另包括《竹西卧游录》《画粕》《题画诗》等八种遗稿，以下简称“《日记》”）。

通过释读研究发现，“袁刘谱”“谭谱”也仅仅是零星摘引而已，实际上《日记》中还有大量关于王国维的记述有待发掘。本文仅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的《日记》中辑出与王国维有关的内容，进行释读整理。需要指出的是，王乃誉在日记中抄录了他与王国维的往来书信若干封，本文仅简要介绍或部分录出，另有专文《王国维与王乃誉往来书信辑佚》进行书信辑录。本文所辑文字与“袁刘谱”“谭谱”有重合处，但二谱释读皆偶有讹误，本文进行修正之后重新录出。

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国维主要行迹如下：正月廿四，离开海宁前往上海就馆于《时务报》；五月三十，因病自沪返里；十月十六，病愈后再次启行赴沪；十二月二十，自沪归里。无论王国维在家还是在沪，王乃誉日记中都频繁出现“静”的影子。

正月初五，“回见达衢[7]，述昨夜绿得情形，久之同静出。”

正月初六，“静、健[8]等去上新茔。”

正月初七，“静、健至达衢并子湘家。”

正月初八，“子研[9]正冤愤填膺，几不自克，奋然欲往正丰与理，解之不得。示静明日往喻之。”

正月初九，“夜饭后，知有灯虎，静去之，余与健持檠出。与天后宫桥堍猜得二枚……静中三。”

正月初十，“夜饭后，挈健过桂轩。少待，伊挈玉田同至天后宫桥，诸文人八九皆在顾桥泉号谜将猜之久，只中一。诸人皆思不属，余亦未得（昨骟字乃汉人马宝）。乘月与桂轩同静俱归。”

正月十一，“家人说稼云[10]有沪馆可替，跃然，应速为静谋。”

正月十二，“静亦接稼条约去……是早得闲作方册一，大似石年翁，若少熟笔而墨匀，则可侪古无愧矣（夜看《二十四画品》）。静陈是。未过稼云，招许默斋[11]同之松风茗叙。许即致函商，此若冀成，沪上乃可立足。所虑本领识见有不及处耳。”

正月十三，“许亦鹰至，静出见。”

正月十四，“静儿之署，许默斋赠伊浙江全省舆图。”

正月十五，“至初更，偕静、健出往猜灯虎，二更始回。”

正月十九，“静儿往春富庵董宅除灵”。

正月廿一，“达衢同静归，谓从桂轩[12]宅来，说定廪保，一刻去。”

正月廿二，“知静沪事已成，须添夹宁绸马褂。并知方官来，云笛招语。乃出，到店剪宁绸七尺，布六尺五寸。待笛不至，旁夜即归。定计余同出，盖静初次远行，上海本在头游，定送之出。既而一以费用不支，一以精力不逮，依违于心……夜诸人打量出门计，与内子语不合，一味懊恼。而余此间各事俱如散丝，不能收栉，只可出而再议也。夜三更不能合眼。”

正月廿三，“静至各处辞行。”

正月廿四，“成衣赶作静挂[疑为“褂”]……玉儿[13]送物并叠行李……许默斋、朱稼云俱来，交信，长说，静晤之。舟子孙小七、挑夫老吴至，令挑……夜饭后，静至下舟。子研与四甥、方官送登。笛欲寄洋四，待不至，即开。三更至硖塘桥泊焉。”

正月廿五，“廿五，微明大雾。上午晴下午阴，傍夜雨滂沱，大数变，殊畏。将明，同静上岸以便急。一转同丰聚饮。于中宁小茶肆至久。过徐老询各事。过嘉晟与荣斋等语（士谷去加兴[14]），便食粥回茶肆。再入晋裕，苏春伯乍起，同入饮。伊呼面与静同食。匆下舟，开皇冈桥王升记轮船局，知轮（以水浅）在北关。乃买票二（二元四角）。复开之北关过上轮舟。少顷开（共止五客），一万瑞园友盐人郑、袁化人冯、一染友张。鼓轮驶已十下钟，抵加兴一下，抵平湖四下。不意升记主轮欲自居，乃过快舟，而快舟患人满，轮安宽？乃大恚。既不得已，暂挤。夜膳铺陈而食烟，艰讵矩距平开不十里，黑暗中轮触浅石，奔腾一声，撞后如沸。客皆后窜，虞非常。灯碗行李全翻。少间汽声四发，异诧不已。闻轮损一人下水之语。少久息，知不甚伤，而惊已不小。至是谓易舟尚便宜也。同舱（海盐朱，加定赵）诸人。二更后，大雨停（二点余）。三更鼓轮大发震撼不已，三四觉，寤。”

正月廿六，“微明近龙华。起盥，打叠行李，七下钟至吴淞江自来水桥王升记码头泊焉。匆乱接客，几头眩。少顷，接一车夫牌，言定七十文（一车送泥城桥），为难至再（付挑板二十余文）。既就，雇二东洋车同行，先抵后马路永保客栈（卸半行李）。复雇东车押赴泥城桥堍，于报馆卸焉。余未入，静进交函，点行李……车点三百文，船饭酒四角，静付。”

正月廿七，“昨夜雨丝小作，复歇，竟日半阴晴。子刻三四次有人进房，神情恍惚，初进者最异，似于灯下推门入问，余撩帐视，乃静，亟询，静乃出。醒后细拭目沉思，静既未到，何有此来？殊昏懵。要非所谓梦魇者？其后一客入，爇火于灯，照一客来宿，实实然。盖竟夜通身酸楚力乏。好睡至七下钟，静至为告，询馆事。少久乃起，呼面共食。”

正月廿七乃誉公致信棣三，信中提到：“昨以大儿就应时务报馆事一席来此，挈之栖永保栈，拟留数日，认昔时爪印。”

正月廿九，“之时务馆，与静谕其情形，而所居虽畅，其下人与用物未必见周到。”

二月朔，“之时务馆，谕静天不霁，久留无谓”。

二月初二，“早静至，云欧公[15]待之厚。谕戒之。食面，去。”

二月初三，“早静至，禀言与欧君（樵）甚合。劝其入翻译中西文报馆，以各高材荟萃之所，数月后或可大进，另图佳所云云。余以为初进此，未得分文，且初与交往，究恐难深信。若更他适，则荐者与家人乡友非怪太活。决使且留，令曷以空闲学之，更须常往还之。况粤浙恐成冰炭[16]，是又非宜。至久，同出，食面汤包（付一角），市广东饼饵（一元），陆稿荐酱鸭肉（八角）。”

二月初九，（王乃誉于二月初四回到海宁）“写静信，竟一长纸……夜加书静，嘱令勿自是，结好有学识及多财者，盖非是则终不能上达。”

二月初十，“又加单嘱静留心书画尺牍”。

二月十二，“四甥来，持静初七申禀，为言馆中初以房中翻译迁入，后已迁总理房，嫌闹冗，中心郁郁。已谒日文翻译康（广仁）、欧（主笔）为老师。”

二月十五，“早晤稼云，知主笔请郑苏龛（孝胥），则欧君不能久居。所登列皆选丹徒等三篇，用之却有酬金（十元至三十元）。静之能久居与否，难臆度也。”

二月十七，“接达衢复书，谓迳复静儿寄局……静儿出门，吃亏有数端：貌寝无威仪，一也；寡言笑，少酬应，无趣时语，二也；书字不佳，三也；衣帽落拓，四也；作书信条，字句不讲究，五也。生此数弊，急宜决去，否则终恐不合时宜。”

二月廿二，乃誉公致信王国维，告其家事，并叮嘱王国维：“汝此出，以家累身世计为第一义，然此中明师益友相接席，汝其择事之。所谓增长气识，潜浚心智，不当以些小之不适而泮涣向意。”同日，“继坐于义塾，与陈寿师[17]语之申事。抄时务课题，加寄静。”

二月廿六，“静信到，内陈入东文学社，从学教习二人，一诸律[18]（日副领事），一藤田丰八（农报翻译），常住社。静同馆法文翻译潘士裘（友）、魏藩室与同学东文（云定年修廿元）。罗叔蕴[19]总理云信息益不好，俄人直入总署，索大连湾、旅顺。又言恐子虚。其英法诸国，似无意于瓜分。若俄不动手，尚可无虑……伊又拟办师范学堂，穰卿[20]允作信与廖中丞[21]，希一面寄信，一面进禀。”又“接吉卿[22]致静信，欲倩作上海道飘别题。”

二月廿八，“接荦人致静信”。

二月廿九，“写条与稼云，谢其荐，陈其时事。后述借《时务报》（上期一本，以后欲合看）。将来静信或封入报中，得复许之。”

三月朔，“途遇居调梅，言未久而许亦鹰亦遇，相与说静在沪事……行至北寺巷口，一见沈冕夫，亦忆静事。”是日，“接静禀，由萃顺昌[23]廿八发三号信，付达衢函。所陈从东文难骤入，而中外事甚亟，谣闻俄人已在吉林变逞云云。”又“来三号信：静师欧公，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所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之学、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学案》。欧亦南海先生之门，其外佼佼者徐君勉、梁卓如，皆天下隽。”

三月初二，“午后，达衢来久语。静此出必有所望，而伊苦于家累，不能无馆。思欲得申沪处，以有少机会从学如静者。言之甚力。”

三月初三，“接褚植卿寄静书。”

三月初四，“又遇钱东府，说静之师范所议，汪次谭以为未然，颇及静学及农学种种。”

三月初五，“午发三号静信，附荦人、植卿信。”

三月初七，“遇许亦鹰，立谈静事并垦事。”

三月十三，“接达衢条，附静信。”

三月望日，“接静四号信，内附稼云、英甫[24]、绿成[25]、达衢函，陈种种。”同日，乃誉公条至荦人：“昨暮接静儿禀，附有致尊书，其言议以六经为经，借西学为纬，虽似有见，而伊事东文，似以浅略视文字，以语言为深奥。”同日，乃誉公条致陈达衢：“足下前日得书并致静儿函，知往省，谅安抵矣。昨接大儿来禀，颇及尊事。有附书寄上，祈察阅。”

三月十六，乃誉公致信王国维，谈外祖病、达衢上省等家事，中有：“馆中有蚕学务书，售四角，不知中有可采吾今蚕可试验否？曷录其要者或借一本来看即封还，可乎？胶湾之后，人见有求必应，接踵至者繁，将何以应？必至自无立锥地而后已。人视几上肉，可不沉痛？梁君入春闱，具此才决必得。尔所熟王步衢笔下何如？此向无人阅日报者。尔所学东文始必从浅俚入，不特东，各国始学俱同。西学初入人诮犹识备用杂字。然中学已成者初鲜不鄙弃，然其门径不得不由是阶。既向此，勿半途废弃也可。”

三月十七，“东府来访……出致静信……到店，封静信，交全盛。”

三月廿六，“接静儿五号信，知脩只送正、二月廿四元，月十二元，大相径庭，为异，决去留于余。有致许默斋信，又汪仲谷[26]亦有书，内述诸各减少致此，似静亦作议，只好如此矣。”

三月廿七，“上午寻画四尺四幅，以静与友潘士裘（法文翻译）。”同日，乃誉公致信王国维并由全盛寄出，信中说：“所陈馆修，汪君既有函致默斋，中云大家统渐减削，为持久计，当亦可信。若是只细察道听，暂留勿声。余意正月十二[27]归默，其二月起只如此数，请全数归尔。询其可否，不则另商周旋之法。或以事多请益于总理，总理慢慢筹及之……尔于所谆嘱于有力有学者，急应与挚好者连络，数辈乃为有恃（今人知交难得）。惟富而能兼诚恳者，极学而能援引者或所可讲。汝将来东文学成，终必以商而进至于仕。或吾华货可坐售于东而利者，则业建而宦亦可达，东西人每每由此出者不少。《经世新编》可寄我付默便可一阅。”同日，“未刻，持函出……北入店，寄全盛静信。”

三月三十，“于鱼巷见翔云，话，至沪乞静代觅栖止，颔之。”

闰三月初四，“致稼云信，赠直幅，附扇，借报。致静馆减修事。”同日，乃誉公致信王国维，告知幼圃四叔婶逝世、外祖病情等家事。中有：“余近日患肝阳极重，且时时发恼怒，无药救止。而尔母为小事寻气，真愤恨怀忧不已。媳妇廿九来家，由船适。尔母是日在叶同舟归。外祖病略愈，而便遗矢。桐母舅[28]已出沪，来汝处否？附默斋信。医学思与健儿学。”

闰三月初十，“又静儿七号信，内附许亦鹰、陈达衢二信（并附五古六首，尚是）。又钱东府、张东甫信，内附师范学堂禀稿。师范事时已迟，若林太守下县查覆，须州托一人为禀复计。静又为潘士裘笔述法文，月修四元以小补云云……致达衢条，附静信……致许亦鹰条（荐子研帮茧许节义顺米号），附静信。”

闰三月十四，“到店，接许亦鹰复（知茧务可办），附静信，即归，已张灯矣。”

闰三月十七，“……接达衢信，内附静信。群说学堂事，而东、植不洽同具静之疏也。”

闰三月十八，“到店见子云申回，出静信。”

闰三月十九，“寄七号静信，言各事。”

闰三月廿四，“冕夫云自申回多日，静托其带有书当送来云云……得冕送到静信并至默斋书，内附医学经络、学堂章程二纸。令健解读，伊不肯用之，大恨责之。”

闰三月廿五，“桐君沪回……带到静禀（九号）。伊要剪夏衣。陈东府等拟开一学堂，欲健往从。浙府欲派学生日本学武备、农桑。又开小学堂，设巡捕，我宁商立保宁会，号召人士代官整顿地方，隐□民权显获保卫。伊已拟禀，将一切进出各款议加除并停无益之项。开学堂、工艺院，设巡捕，立主总会。禀州宜厚集势力。”

闰三月廿七，“之放水桥俞氏，易衣入谒。查四老陪晤朱心源（系媳妇之戚）。谈及到沪见静（伊住朱稚梅家，系伊堂兄也）。”

闰三月廿八，“许默斋见访……默斋天资、学问事与静较高，而阅历又过之，少年中之铮铮，将来必有所成立也。”同日，“静局来十号信，附莫寅生、伊太岳严州（立成）信、东府信（述学堂事）。”

四月朔，“致书钱鞠老……附静至东府信。”

四月初六，“接静初四禀，内附稼云、达衢信。禀定伊代英文翻译。申市面大坏，伊馆欲迁意。”

四月初七，“余作寄八号信付静，询衣色。知家事一一……封达衢信，又加单付静（交西友之说）。”

四月十一，“发静安九号信，知产一事。”本日，王国维妻莫氏产一女，王乃誉日记如此评价：“惟女虽可喜，俗不及男。余曰男人一般倘于理，女可少顾，爰至二十嫁矣。男则不能，要有以收其□，其业成立，然后为父母者可卸其责。”

四月十三，“接静禀（十一号）……到店，接静十一日发十二号禀，见述剪衣料。”

四月十四，“整理静物……发静儿十号信。寄接衫二件，新洋布衫一件，夏纱裤一条，肚兜二个，夏小衫一件，扇二柄。”

四月十八，“接静儿局来十二号信。又接许默斋致静书（属附家信，俱由广店交到）。”

四月廿四，“接静禀（廿二发）。云五六月一作归计。附陈欲健往东入学，学年馆修膳一百元”。

四月廿六，“到店，封静信。”

五月初四，“入店接静禀，乃持至松风阅……静附到默斋信，内述馆事。寄到医书四种：《内科阐微》（不甚出色，一本）、《医理略述》（二本，甚有用，且有药名）、《西医论略》（五种，并《博物新编》《妇婴》，计一元）。又《全体大图》（面□二纸，计二角）、《炎症论》”。同日，“到十六号信。”

五月初五（端午），“发静信（说默斋事）。发十二号申信。”

五月十一，“到店阅二报，知米大昂，现有余米望到。列小学堂课程。皇上与太后拟幸津各节。适接静禀，相符，云藤田师荐渠翻东报，容浙府办小学堂，或能开办。论默斋事。小孩[29]取名平男或齐男，云云。”

五月十五，“全静长纱衫已成，属先包寄……发十三号信。附半接沙衫二件，裤三条。”

五月十六，“陈寿师来访，嘱静配书，小坐谈久去。”

五月十七，“途逢稼云，之询答学堂及静事。”

五月十九，“发静安信（十四号）。寄粗夏衫一，夏背心一。加条致寿师书事。”

五月二十，“接静信，附默斋一信、达衢一信。所云归期未定，而所谋无一成，亦不善谋之”。

五月廿一，“作致默斋函，附静二纸，又达衢信。又询查全盛局十五之衣信十八未到之故。”

五月廿二，早陈达衢来谈，“乃言即行上京，谋入大学堂，要事无过此者。伊甚是，颇为高见。照行而一虞于款，一虞于父不许。余均为解之，乃大欣，然犹必须静偕为定。余许若申得替三月，亦应同往也。”

五月廿三，“健儿……携到静局函，外圈封，开示知荐达衢替伊馆，伊接译东文日报事，待达即复，三日内行，试代二十日，然后接办。”

五月廿四，陈达衢来，“其委曲拘墟亦如静，抑少年行径若是耶？”

五月廿五，“致达函，附静信”。

五月廿六，“写付静谕，属达带出，携过恒升……颇怪静荐达之见耳。……至店，接静廿三函，乃复之”。

五月廿七，“到北全盛分信，予为静信，比持视，乃写捐助药者，分视还之。”

五月三十，“巳刻，静沪回……而静廿六启程，于中轮伤，惊恐至再。昨才于禾雇舟来。幸有仆叩门入告所以，然惊恐不小。人极狼狈，腿病竟不得起立。即请江又桥诊视，遂知季宣问讯。申刻桐君来望，再又桥至诊视，并针腿手，谓无大病，可三四服复元。第恐安慰，中医恐无此本领也。媳以疖亦诊开方。季宣至，与静各询消息。”

六月朔，“上午至申看静代稼云买到各书：《经世文新编》《孔子改制考》《日本学校》《光绪会计录》。”

六月初二，“晨褚植卿来，与静谈久，去……静病以烧酒怄[疑为“沤”]杨花擦之，少见效。而小孩又身热。”

六月初三，“过恒裕，知伊吴友去冬病，与静一式，三月余愈。询其方，只用烧酒姜擦。乃借瓶向和源乞原烧。”

六月初四，“陈容若望静”。

六月初五，“申刻沈冕夫、郑樊侯至，静与久语，去……接时务申颂阁至静函，谓达到后不肯留而他适，殊为异。”

六月初六，“早许默斋、朱稼云来访，静与语久，去。”

六月初七，“早请朱子园诊视，谓湿兼风，用术柏等。而小孩数日大啼，两颊红肿渐移，乞视之，谓系游丹，诸人皆未知之也。乃乞其方，用韭菜地蚯蚓泥涂。适李五持莫寅老为静治方至，用冯了性药酒。乃饬寻泥，更呼周妪来挑。余捡方书。接许默斋来条，谓静恐系体虚，医者治以风，相左。晚约其友姜启同来诊……申初，许默斋携其同事姜启忠（六合人）来诊静病，用药加扶阴，加龟版、狗脊、桂枝余等。于江方未完而天大阵雨，留食藕粉。涉及时务，久之，舆至（付轿金二角）去。”同日，乃誉公致信沈子用，信中提到：“惟月来以大儿沪患两腿麻木不仁，已医药相寻。”

六月初八，达衢来，“与静共谈”。

六月初十，乃誉公作一信，，信中提到：“大儿正月就沪上时务报馆事，侄亦顺送挈之游。其馆中谷虽不甚丰，惟同事皆近时政名彦。更另从事于东文，半载来粗有所成，讵月初以患腿疾返里，两足不能行动。日寻医药，迄未奏效，殊为忧悬。”

六月十一，“子研来，云朱义和（乃九里桥江）医诊效，留饭，乞往请。午饭去，申刻偕来，询系住大盘头姜鹤皋。即视就用针灸、贴膏，开方，久之。以为三次后必见效，谓近鹤膝风也。”同日，“接报馆汪穰卿信”。

六月十四，“接时务馆信致静。谓旨着康有为督办此报，即改为官报，伊馆以须交卸，知照默斋不必出。”

六月十七，“……遇祝阮青，询医，伊信林鸿宾（俱言不应针灸）……见根香，谓静应居泥地，皆爱之设法……小孩头肿，可危。静病如旧。”

六月二十，“小孩病不已，两腿烂溃无法医调……陈六老谓其子子卿在沪庄得疾，与静相若，用甲鱼等愈，乞抄方……寄静致徐寅宾信……夜以小孩病笃，诸人为议，已无救药。”

六月廿一，“小孩于天微明殇，伊母、祖母等未寐，已将各事理楚。媳去转母家矣。达衢到，与静长话，共午膳，与看各信，论书，比至申刻借屐去。”

六月廿二，“遇唐智甫，问静病，以为针灸未善。”

六月廿三，“静借到《地学浅释》八本，亟读之”。

六月廿四，“姜医来第四次，针之又灸，久语，伊决必包愈。”

六月廿七，“郑植卿说静病，一刻归。”

六月廿八，“姜医者来复看。”

七月朔，“静、健又发痧，颇为责备。”

七月初三，“赓三送静苹婆、火肉。”

七月初五，“旁晡，达衢同枚叔来看静，因论时事。”

七月初七，“许亦鹰至，与静谈久……早姜医至。”

七月初八，“到店，见朱珮斋、陆剑心剪绸，一长语，问静状即归。”

七月初九，“早以静不自慎而媳太矒然无识，余镇日喟叹。来已月余，病未半退。沪馆一失，终年坐守。且病久则虞瘫痪，自不审惜，奈何……许亦鹰赠静野术枝。”

七月十二，“姜医来”。

七月十三，“过午，陈寿田师，静出与语久去。”

七月十五，“见陈六老，云伊子风方来多日，询收否。余竟不到，谓请问诚昌伊子兰。北过兰，谓早交恒升季宣，第季宣知静病之急需，何藏而不付？其中转辗，粲不可解。”

七月十六，“与张大语，和仲致静风气（陈六老子系用淡煮甲鱼一味，食之可愈）。还嘱四甥市之。”

七月十七，“未刻，姜鹤阜医来（已第八次），所针灸尚有效，已可行动，云二次可全愈。然其为人朴枘[疑为“讷”]如乡愚，而要利颇重。其本领于风气却有把握，不可谓全无影响者。”

七月廿一，“静病热二日，请子园诊，谓系风疹”。

七月廿六，“静病诊与余相若，而未肯行动，不知太自小心，抑病患太重？日日为伊等担忧，明知彼等可置度外，何能恝然耶？

七月廿七，“朱子园看静，静病已热退，去余邪固本。”

八月十一，“起日迟，心旌摇摇无主，视闻家人均有脾气，本已恨恨，而诸人情皆本张。静儿不以刚镇怵之，恐后为其所为，家之替资之竭也易易，可不警劝以从吾令家法耶！”同日，“静又发疟，家人十病八九。”

八月十六，“姜医来视静腿病并灸之。”

八月廿六，“午达衢乘舆至，与静抗谈近事，颇有扼腕捶胸、搔首问天之慨。又及文字。”

八月廿七，“静夫妇以晓山同舟来邀，巳刻去。午饭后与达说家常。余颇主严肃为治家要图，至俗谓‘不痴聋，不作阿家翁’，误人非浅。然余于静房仍尚半作痴聋，而彼等竟尚梦梦，一不细想，至‘敬慎信勤’四字无一可言，深为浩叹。”

八月廿八，“是夜阅静所抄《变法新议》”。

八月廿九，“所虑静、健辈年少而懒，此谋身立业大病也。顾如能勤，唯宜善思，其有处世之方，斯乃可羡可贵者矣……到店理一切帐，查余欠店卅余元，而静货计已十一元。”

九月初三，“静儿夫妇同归……聪来信致静。”

九月初五，“夜看静借到《中外日报》五纸、《昌言报》（八月十六）一本、《知新报》（五本，出澳门）。”

九月初七，“改稿又来商，久之去。又改节，交静抄示来稿，殊见浅学之为。”

九月十一，“午静儿携到康幼博[30]墨迹尺牍，字名皆纯正而丁遭此冤，真天下人短气，因私宝之，将来或见反正。即当尊藏装裱之也。”

九月十二，“得申信（汪仲谷致静）。”

九月廿六，乃誉公与四甥量新得地，“量毕，回起契稿二纸，作图稿二纸（另令静绘一纸）。”

九月廿九，“高成衣为静作工。”

十月初二，“欲履勘余新得地，乃由城边同静四人先入郭地，至黄地踏看一周，以为宜种植桑麻，极合云云。至白兔桥边以反，市米归。”

十月初三，“还静一元，云前借，忘久矣。”

十月初五，“午后即出访钱鞠老及（儿子）东府、（孙）顺方，久语，出昌石、匊邻图书并伽楠玩物。论议外洋及余布置新地事。鞠托顺方将仍拟申学，嘱静留意……是日静有致在日教习汤觉顿书，内述时事而又自陈委曲所致。余殊为非，三四止之，恐不理，可恨。当思今天下乱之未已，即外洋内变亦非十年不靖。现只第一，求度衣食，不必妄攀援登进；第二，要乘此时专一学问，十年平后出而用世，未晚也。若亟亟为是，否则召祸，每见身败无补者矣，当警余言。”

十月初六，“静言外人于董福祥□外兵斗。今外人须董兵全退出直省，然后可议，朝事棘棘，早暮不卜，更恐较小朝廷而甚矣。”

十月十一，“归见罗叔蕴致静信”。

十月十二，“静将料理出申，捡得康幼博、欧云樵、罗叔蕴、许默斋四字条藏之。”

十月十三，“告静至沪情形，伊行期尚游移，然吾少年掉臂即行，相去远矣。”

十月十五，“静往郑吉甫家，送其父入祠酬应”。同日，“达衢在家，云送静。”

十月十六，“静儿打叠启行赴沪，老吴挑行李于硖日航……幼琴至……知静以航到硖，晚改雇划舟（价八角），真乃无算，若是之不能省钱，不能吃苦，而又难于打叠照顾。其于出远门也非易，可代为踌躇者矣。”

十月十八，“所令静市土不至，中为愤慨”。

十月十九，“土带到……过访居氏幼浦表叔（年六十六，足不良行），调梅、士谷两弟均在，因饭坐语，涉及时事并生意各节。伊等甚企静学”。

十月廿一，“路遇达衢，知来访，问静信”。

十月廿二，“适达衢在店翦物，因问及静信未到，殊可疑怪。告知藤田明明就制造局聘，东文学社归伊办，不尔恐将歇业。”

十月廿三，“作付静谕，又致幼圃源聚信，询静及代购查糕二斤。”

十月廿四，“昨又待静信不到”。按：王国维自十月十六离家赴沪后，乃誉公仍未收到来信，心甚挂念。

十月廿五，乃誉公在硖石，“过源聚，见幼圃，为问静行各节……又见树人唐（在轮局），告余静行照料”。

十月廿六，乃誉公在硖石，“于嘉晟晤徐雨村、冯三兄（月波弟）及吴（香店旧友），云称赞静不置，盖郭师所传述者。”

十月廿七，“静儿已有信到，达衢信已交。比过恒升，见达，出书言十八抵沪，藤师及罗叔蕴畀以东文社董事，心游移，接手则恐召怨，不接则旅资无出。达事须明年俟考三班学生进。达言意欲今冬出，余覆应议之。及还家看静禀，所言同。”

十月廿九，乃誉公致信欣叔[31]，信中提及王国维事：“大儿今正就沪时务馆一席，仲夏腿疾归来，今才出申。此儿少意向学，现东文译达，略知其半。此出仍从东师，闻畀以文社董事之任，然于人己无补。伊或暇晋谒，与诸弟讲聆道义，当必有得益者矣。求时以训庇之，曷任祷企。”

十一月初二，“接静信（廿七发，仍迟滞，由婴堂送到），内述同前。”

十一月初七，“入松风……与豫庭告静有书，所乞为子研内弟荐小就事。”

十一月初十，“许默斋家送静禀到（附达函，加单），谓农学江督札宝山县官督绅办，《农学报》亦归并。聘一美国农学堂师教习，伊思往从，明年开办。”

十一月十一，“条致达衢，加静函，抄歌头寄之。”按，“歌头”即前一天陈达衢来信中所附《水调歌头》，“询猜何人作（余决为南海）”，其词如下：

终古万千恨，吹堕落吾前。电灯照海如月，白浪簇楼船。但见僵蚕死鼠，那有生龙活虎？只手挽狂澜。坐饮对寒月，一醉送千年。

意俄懒，心复倦，梦蘧然。滃然四起妖雾，豺虎厌人肝。忽见纷纷[死]鼠子，俯首受吾刀俎，脔切杂腥膻。何用辨醒睡[安]，快意足吾前。[32]

十一月廿一，“申刻接静禀，为言有回春之象，明不出洋。罗叔翁许荐佳馆，明春迁制造局，并农报、东文社、速成学堂一连归办云云。”

十一月廿八，“接静十三来禀，迟至半月，系全盛，可恨已可极，批信面责问。附达衢信（达上月托静信并复信）。”

十一月廿九，“是夜雨，健试写信与静，因改之。”

十二月初一，乃誉公作《市荒地立案禀》，其中提及：“上月子附生国维在上海《农学报》来书，谓现奉特旨准设农会、农报，又蒙南洋大臣拨洽巨款垫用，通中外树艺，以开风气。”[33]同日，“夜作付静信三纸”。

十二月初二，“加付静谕一纸”。

十二月初五，“接静禀，从达衢信来。达事不能为。静为汪颂阁荐甬馆日本翻译，月八元，又代默斋馆，年末不归。”在此之前，王国维曾至信许家惺，请其在《中外日报》的汪康年及汪诒年兄弟面前代为求馆事：“《日报》译西报之外，是否或需兼译东报？如蒙见使，甘效驽骀。（日约可译千余字，较作文颇不费心也。）明知选事而作古人所讥，唯宿蒙穰、颂二公厚爱，故敢以闻足下，祈为代达焉。”[34]可于此“静禀”互参。同日另提及“静禀言伊馆有□具，嫌臼小，值二三十金。且有旱谷种，升二角五分，可宜上河。倘以后地加墙成，则试种，将拯上河民于垂毙之饥。”

十二月初七，“知四甥接达衢信，附静函。”

十二月十一，“接静禀，附达衢信，少详。康梁欲赴英日，恐碍邦交。称赞闰生[35]不已……静明年又加学西文、算学，此余早计，伊不信也。迨今为之，似少晚矣。再明元旦恐有不可测之为，殊骇听。颖州贼起，亦堪忧，计六七纸。”

十二月十六，“过松风，适闰生、达衢同座茶，乃与把晤抗谈。伊在楚北，化学已将入门，思欲吾乡作玻璃、煮盐两事，恐未必能行。劝静不事西学，及学中律，恐所指意未必有确见，而其才或可用。”

十二月二十，“二更静儿自沪归，扣门到楼。乃知与郑受祉偕，以水浅午后到硖，故抵岸夜深也。”

十二月廿一，“静言速成得地于美界廿一幢起屋，为说于县……午后阅静携回各书，拉杂阅之，身重甚苦……达衢来店，谓学堂事，约静明日往。伊去探听，余谓各董梦梦不求款之虚实，而沾沾先求章程见官，抑何无先几。若款已准掇，即不以州主亦可办。倘款语移动，即章程万善，此公断难挤出也。”

十二月廿二，“静、健至玉女家。”

十二月廿三，“早，两儿先出看迎春。”

十二月廿七，“合家围聚，樽酒相对，虽不能得天伦乐趣，而得欢然度岁，今世之难得境地。”

十二月廿八，“静往陈送安伯大殓，送礼三角。”当日，乃誉公至各处结账，其中“致中药（内静约六元）付七元二角讫。”

年除夕，“二更后入松风与植卿、达衢、稼云语，静亦在座。达述安伯病状家境，几不忍听。因商讣式，余为指示，旋归。”

如上，《王乃誉日记》记录了大量王国维在海宁家中时之读书、交游、行事等情状，兼及治疗腿病、衣食住行等家庭琐事；王国维赴沪后，则频繁记录父子二人之书信往来，于信中商谈家中景况、上海馆事及政治时事；另外，也记录了不少乃誉公与亲友谈论王国维的文字。其中犹可注意的是父子二人之间的书往来书信。王乃誉将这些书信按时间顺序做了编号，日记中屡屡可见此类记录：如“发三号静信”“寄七号信”“作寄八号信寄静”等；又如“接静四号信”“接静禀（十一号）”“接静十一日发十二号信”等。戊戌年《日记》往札记到“十四号”（五月十九），来札记到“十六号”（五月初四）；此外未加编号的往札有五通，来札有十通。考虑到正月廿四方出、归家养病四个半月、腊月归家等因素，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国维在上海的时间仅七个月（本年有闰三月）左右。在此七个月时间内王乃誉致信王国维至少十九通，王国维来札至少二十六通，其书信往来频繁可见一斑。遗憾的是，这些书信的具体内容绝大多数已经无从得见；幸运的是，王乃誉在日记中抄录或撮述了部分书信内容。这些书信连同《日记》中其他关于王国维的记述，为解决王国维年谱写作中早年行实资料缺乏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从这些文字中，也可以看出王乃誉对儿辈的期许、关怀，也不乏担忧、失望甚至苛责之情，凡此种种，对于我们触摸历史从而更近距离、更立体地感知王国维，从而促进王国维学术研究不无裨益。因此不惮琐细，录出以供学界参考。因笔者水平有限，《日记》手稿中尚有一时无法确定之字，暂用“□”代替，连同文中或有之误释，敬请方家指正。

注释：

[1]《国学论丛》，1928年一卷三号。

[2]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齐鲁书社，1991年版。

[4]《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兰台出版社，2013年版。

[7]达衢，即王乃誉之婿陈汝聪（？—1928），字达衢，海宁十庙前陈寿镜（字丽南）之子。参见王则明主编：《我们的祖根》（海宁安化坊王氏家史第一辑）2008年版，第38页。日记中又称“达”“达衢”。

[8]健，即王国华（1886-1979），字健安，王国维异母弟。

[9]子研，即叶子研，叶砚耕之子，王乃誉内弟，王国维舅父。

[10]稼云，即朱宝瑨（1854—1929），字稼云。浙江海宁长安人。清光绪壬寅科举人。曾主持安澜书院，历任海宁州中学堂监督、海宁县立商科职业学校校长、浙江咨议局议员、《海宁州志稿》总纂。（据李盛平《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11]许默斋，即许家惺（1873-1925），浙江上虞人，曾任《时务报》书记，后由王国维接任。

[12]桂轩，即李桂轩，王乃誉表弟。

[13]玉儿，即王蕴玉（1871-1911），王国维姊。参见王则明主编：《我们的祖根》（海宁安化坊王氏家史第一辑）2008年版，第38页。

[14]加兴，即嘉兴。

[15]欧公，即欧榘甲（1870-1911），字云高、云樵，广东省归善人，康有为学生。《日记》中又称“欧君（樵）”“欧（主笔）”“欧云樵”。

[16]“粤浙恐成冰炭”，指《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浙江人）与主笔梁启超（广东人）之间的矛盾。

[17]陈寿师，即王国维的塾师陈寿田，浙江海宁人，曾于京师同文馆从学于数学家李善兰。《日记》中又称“寿师”。

[18]诸律，即诸井六郎（1872-1940），日本埼玉县本庄市人，日本外交官、乡土史家。

[19]罗叔蕴，即罗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日记》中又称“罗叔翁”“蕴公”等。

[20]穰卿，即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钱塘人。

[21]廖中丞，即廖寿丰（1836-1901），上海嘉定人，曾任浙江巡抚。

[22]吉卿，即陈守谦。

[23]萃顺昌，即“萃顺昌轮船局”，由嘉兴硖石镇商人创立于光绪十九年（1893），航路为“上海嘉兴硖石间”，开船“期日”为“间日行”。（参考汪林茂主编《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1卷）·20世纪初的浙江社会》，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24]英甫，即张英甫。

[25]绿成，即叶绿成，名宜春，号绿成，王国维母舅叶桐之子。

[26]汪仲谷，即汪诒年，字颂阁，浙江钱塘人，汪康年胞弟。《日记》中又称“颂阁”。

[27]“正月十二”指正月馆修十二元。

[28]桐母舅，即叶桐，王国维舅父。日记中亦称“桐”“桐君”。

[29]此“小孩”，即王国维长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生，同年六月廿一殇。

[30]康幼博，即康广仁（1867—1898），字广仁，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弟，“戊戌六君子”之一。

[31]据《王乃誉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乃誉公读报知“欣叔已得署上海县之位”（954）；另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乃誉公得知“欣叔初八接印”（964）。据吴健熙等编《上海通史·第15卷：附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所载“上海知县（县尹）年表”，光绪二十四年上任之上海县令为王豫熙，“字号”为“欣甫”，海盐人，可知《王乃誉日记》中所提到的“欣叔”即王豫熙。据张瑞云编《补园旧事续编》（古吴轩出版社）第277、288页，王豫熙（1845-1926），字建侯，号衍渔，另号欣甫，晚号梦骨。曾任赣榆、东台、上元、萧县、江宁、六合、上海七县知县。雅擅昆曲。另据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1999年版）第371页所载王家维家谱图表，王乃誉本生父嗣旦之从兄弟中，有“豫春”“豫材”等，可知“王豫熙”亦此一辈中人。日记中亦称“欣甫”。

[32]下片“死”“安”二字疑为衍文，故置于[]中。

[33]此处乃誉公所言事可与罗振玉年谱戊戌年事互参：“政变后，朝旨禁学会，封报馆。农报未封（……）乡人具牍呈江督刘忠诚（坤一），请将馆移交农工商局，改由官办。忠诚不可，令上海道拨款二千元维持。”（罗振玉：《永丰乡人行年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8-19页。）另“特旨”事可参刘坤一之奏疏：《农商报馆会名不在禁例片》：“至于农学会、农学报、商学会、商学报实所以联络群情，考求物产，于农务商会不无裨益，似不在禁止之例。可否仰恳特旨，准其设报设会？或即由臣出示晓谕，以免农商有所疑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六辑《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卷二十九，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4003页。）

[34]房鑫亮编：《王国维书信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按：编者将这封至许家惺之信系于年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九日（即公元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误。据《王乃誉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王国维因腿病自沪归里（920页）；五个半月后即十月十六日，病愈后的王国维“打叠启行赴申”。而王国维在信中提到“昨夜至《昌言报》馆”及“弟在此间蒙蕴公款留”等语，可见此信为王国维在上海时所写。而编者所系“九月初九”这一天，王国维正在海宁家中。据王乃誉十二月初五日记可知荐事已成，因此可推测此信的时间当为十月初九或十一月初九。另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 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亦将此信时间亦为1898年10月23日，误。

[35]闰生，即陆宗舆（1876-1941），字闰生，浙江海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