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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与路遥:丰富而复杂的文学向度
来源:《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 袁盛勇 王帆  2020年10月02日08:59
关键词:延安文艺 路遥

摘要:要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或作家创作展开分析和阐释,需要我们重回历史现场,在史料基础上,跳出不同历史时期与文学规范下单一向度的史学模式叙述,真切抵达历史和作家本身所要呈现给我们的文学向度和价值本身。梁向阳主张回到文学现象生成的历史场域,把作家作品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原其历史状态。在尊重历史史实和个体的前提下,深人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机制,探寻其在当下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彰显。从而在延安文艺及路遥研究领域构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认识框架,同时又以感性的写作态度结合自身所掌握的“ 一手"资料,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路遥本身及其文学、精神遗产的本真,为读者了解一个生动鲜活的路遥提供了可能性。

关键词:历史现场;延安文艺;路遥;文学向度

要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或作家创作展开多维度透视和多角度分析,需要我们深人地探寻“历史现场”,去澄清和剥离历史行进过程中形成的层层迷雾。而对于这些已经发生过的学历史场域,我们亟须做的是跳出层层先验的、程式化的叙述模式,在准确、真实的史料基础上,重返历史现场,去进行深人的探访和挖掘。重返历史现场就是重新回归文学生产的历史语境,有历史感"地进行研究。虽然过往的历史我们无从复原,但可以最大限度地触摸历史的真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去了解和认知文学现象是如何在多重话语力量的交融与碰撞中复杂呈现,如何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与文学规范下跳出单一向度的史学模式叙述,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与研究对象置身“同情同景",真切抵达历史和作家本身所要呈现给我们的丰富而复杂的文学向度。

《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一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1]是梁向阳近年来关于延安文艺与路遥研究的力著。该书一方面在对延安文艺和路遥及其创作的具体论述和阐释中,主张回到文学现象生成的历史场域,把作家作品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原其历史状态,在尊重历史史实和个体的前提下,深人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机制,从而在延安文艺及路遥研究领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认识框架;另一方面则以感性的写作态度结合自身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去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路遥本身及其文学、精神遗产的本真,为读者了解一个生动鲜活的路遥提供了可能性。

近年来,延安文艺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和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关于延安文艺尤其是延安时期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现代文学学科视阈中。这些研究对我们了解延安时期文学的创作实绩、作家写作观念的转变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有着重要的促进和启发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史料缺乏带来的研究表面化、浅层化的缺陷以及脱离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带来的主观性问题等。所以在《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一书中,梁向阳首先就提出“重回历史现场看延安文艺"。他认为我们作为研究者,要用整体观和系统观的观念,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历史出发,在“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上进行“知识考古",去逼近“延安文艺"生成的历史场域。把作家作品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原历史状态,重估其价值,用富有学理性的观点说话,而不是简单的主观书写[2]。该著作通过搜集、爬梳史料,一方面对“延安时期"时期的陕北民歌、散文、作家文集的出版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重新整理和概述;另一方面在作家作品的史料研究上详细梳理了郭沫若、仙药蛋派"作家、吴伯箫、周立波、杨朔、刘白羽等人与延安的历史联系以及斯诺《西行漫记》的永恒魅力,尤其是“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与延安紧密而又曲折的关系历程,表述了“延安时期"时代环境和文艺政策对诸作家文学创作观念和人生态度转变的重要影响,使读者能够拨开历史迷雾的桎梏,对其时的历史有一个生动而明晰的了解。

同时他还强调延安时期生成的文化自觉的历史经验以及“文化创造合力",呼吁在当下文化建设过程中,找寻充分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时刻牢记创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形成强大的文化合力,推动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核心要素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3]。作者在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从指涉延安文艺的小处着手,同时又胸怀延安文艺发展的历史全貌,将延安时期的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在历史视阈中串联起来,予以平实而传神的表达,从而使得读者对其时的历史文化场域产生“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认知更加清晰、深刻。同时在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的叙述中又贯穿了对延安时期文化自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创造合力观念的阐释及其对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和价值,为延安文艺建构过程中的知识分子、文学经典化、民间文化等诸多问题以及延安文艺的当代性表述提供了新的研究路数,体现了作者在历史现象中积极探寻当下文化价值的宏大历史眼光。

路遥的生平与创作历程是该书研究的重点,也是新时期以来作家研究的热点,学术界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在梁向阳看来仍觉存在一定程度的缺憾,认为许多研究成果存在“就事论事"的现象。所以他以《平凡的世界》为重点研究文本进行切入,提出要回到历史现场,结合20世纪80年代中国特定的文坛环境去看路遥的创作。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是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为轴心展开的,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而在这种新的文学观念重构过程中,文坛开始有意识地拒绝大众,回到作家自我的“小宇宙"中,在个性化的“文体实验"中狂欢,拥向现代主义写作,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路遥用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着力于联结1975——1985中国社会在这十年间的大转折时代背景、用历史和艺术眼光观察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平凡的世界》发表过程自然一开始就充满了艰辛和曲折,具有了悲剧性的命运[4]。但面对整个文坛和学术界的质疑和反对,路遥却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和独立的文学品格,直接面对读者进行创作。他坚信:考察一种文学观点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们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他有理由继续存在",“ '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少,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毋庸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不顾,只满足少数人" [5]。因而使得《平凡的世界》能够在批评和质疑中更加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在我国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中西文化融合越来越充分的时空环境中赢得无数的读者的青睐。究其原因,梁向阳认为就在于路遥拥有深邃的历史理性,彻悟到文学的本质,敢于在那里以笨拙的姿态”守株待兔"。而他的这种”执拗"精神,一方面与其所拥有的陕北精神血脉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其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是其个人行为方式的彰显[6]。梁向阳在《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中对路遥写作风格和坚守精神的论述和彰显,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时代变化决定文学创作观念的不断变化,但是作为作家本身要有其坚持的东西,应该秉持着一种为民族、为大众而写作的责任和担当,在一个超欲望的时代坚守作为一名作家的精神底线。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是好的文学作品?于时代有益但又不能完全受制于时代,当出现一时的局限和挫折时要冷静地从本身价值态度和文学作品的长远发展来看待,坚守文学本身的深沉底色,而这也就使得路遥的作品经受住了时代和历史的无情淘洗,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在有关路遥人生和创作历程的“第一手"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作者的身份和所处环境也为其提供了便利,使得其研究具备了全面而准确的基础。作者认为就路遥研究而言,一直以来学界对其作品的意义阐释较为突出,而对其本体研究相对薄弱,路遥“是什么"仍未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来自路遥自身对某些经历避而不谈所造成的模糊,另一方面则是众多回忆文章中受到作者自身立场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事实偏离。所以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化路遥研究,就要在路遥本体上做足文章,不断发掘研究资料,还原历史本真[6]。而史料的充分搜集和整理可以说是该著作的一大特色,这一方面源于作者本身同路遥的密切关系,像他在书中所强调的:“路遥是我的文学前辈,我是路遥的追随者,我们都是延川人“ “一方面对路遥由童年到青年时代生活的具体环境非常熟悉,另一方面与路遥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许多事情能设身处地还原出来"[7]。且作者的外公对路遥多有帮助,所以他本身与路遥的交流比较密切、没有隔阂,近距离乃至零距离的接触使其笔下可以透露出许多不为人知的生动细节;另一方面工作的便利和路遥家人的认同也是其能够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路遥本体还原研究的重要条件。如路遥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的创作发表过程以及以路遥为代表的“山花文艺"地域文化想象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秘密和经验等,都为作者贴近、还原真实而完整的路遥本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和推动。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作者关于路遥人生历程“六个节点"的重要研究观点。在我看来,这部分的研究内容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功底和历史眼光,保证了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且在重视路遥人生各个关键节点的介绍的同时不拒绝日常表现和逸闻琐事,将感性与理性交织,以平实而又生动的笔调引领读者,让读者在补充自己史料知识欠缺的同时,对历史场域产生亲临其境的现场感,更好地去理解路遥人生和创作的整体风貌。

而有关于路遥与路遥作品,这本著作可以说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即作者在为路遥当代文学史地位的正名与路遥人生及作品在当下社会所能带给我们的意义和价值上做了不遗余力地传播和推广。作者在这本著作中辑佚了他近年来关于路遥的演讲和对话,从路遥的文学人生及其作品的精神向度谈起,通过对其人生历程和创作的解读和定位,考察了路遥成为一个作家的众多偶然因素,也有众多必然性因素,这一切都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相联结。具体来说,一方面作者从路遥人生历程的”六个关键节点"切人,认为路遥是一位用整个生命打造自己文学世界的作家,是文学的“役夫",更是陕北大地上诞生的文化英雄。其在文学创作中展现出的深邃的历史意识、逆风而行的执着精神,既是个人魅力的彰显,也与其拥有的陕北精神血脉不无关系[8]。另一方面则是从近年来饱受大家关注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谈起,提出《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就在于他不仅展示了小人物不甘屈从于命运的不懈奋斗,更在于传达出了一种温暖的情怀。路遥在这本小说中将苦难转化为一种前行的精神动力,提供了鼓舞人向上和向善的正能量[9]。但同时作者也注意到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对路遥这样一位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史述的空白和遮蔽现象,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果来为路遥的文学史地位正名,让《平凡的世界》这样呈现中华民族精神、情感和灵魂的文学记忆的优秀作品进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位置。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学语境在不断地产生变化,文学边缘化的现象也值得我们深思。而在这种时代环境下,路遥精神及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也愈显珍贵。在剥夺了作品本身的时代因素后,其中所包蕴的温暖情怀与励志功能势必会产生超越时代的普遍性魅力。

在近些年意识形态及历史原因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下,学界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和重视程度相对薄弱,延安文艺的历史成就及其影响始终没有得到公正、客观的研究和评估。而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一一一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这本著作在史料支撑和影响性考察的基础上,回归延安文艺本体研究,注重其”文化创造合力"的阐释和当代性走向,既让我们通过史料生动清晰地了解到延安时期陕北地区文学重要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其时文艺政策与作家创作态度的关系,又让我们对延安文艺研究的当下价值和任务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同时在对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中,更加注重回归历史现场研究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发展,还原了路遥本身及其文学、精神遗产的本真,也让我们领略到了路遥在人生和创作历程中那令人钦佩的真诚和难以置信的生命能量。虽然我们在当代文学史上还没看到太多对路遥及其作品的认同和肯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越来越多学者的历史与个体研究中,会探寻到仍然在历史中被遮蔽的路遥本体和其所经历的历史时期的本真,使得路遥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下不断地被挖掘出来,重新彰显路遥的风采。

参考文献:

[1] 参见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一一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2] 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一一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2-3页。

[3] 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一一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11-12页。

[4] 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一一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137-138页。

[5]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6] 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一一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144页。

[7] 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一一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149页。

[8] 厚夫:《路遥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9] 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一一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210-211页。

[10] 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一一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