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鄂：鲁迅、张爱玲比较论
原标题：启蒙文学的旗帜与唯美文学的标高——鲁迅、张爱玲比较论
一、鲁迅、张爱玲相提并论
从既有文献来看，作为读者，最早把张爱玲和鲁迅连在一起的，是后来大名鼎鼎又充满争议的作家木心。他自述道：“初次读到张爱玲的作品是她的散文，在一九四二年的上海，在几本杂志间，十五岁的读者快心的反应是：鲁迅之后感觉敏锐表呈精准的是她了。”①从感性理性角度双重肯定了张爱玲的文学观察力和表现力。但这只是1995年张爱玲逝世之后的木心回忆文字，何况他还把时间提前了一年，众所周知，张爱玲以小说而闻名，自1943年始。
而在张爱玲研究史上，真正最早把张爱玲鲁迅相提并论者，是与“女主”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胡兰成。他用夸张而至于张狂、别致而有点出格的典型的胡氏话风说道：“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的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②
姓胡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跟“胡”字连在一起组词，比如在张爱玲研究方面用过很多功夫的唐文标，将上述这段比较称为胡兰成“胡乱”的吹捧③。不过在我看来，这段话虽然不是很“学理化”，但应该称得上是真正有眼光的比较，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高级的比较。胡兰成的表达总是粗看起来佶屈聱牙搭配生猛，细细品味又是别致精妙的，不可复制。张爱玲不乐意把她跟冰心白薇者流归为一类④，后来也对胡兰成的名字避而不提，甚至认可友人称其为“无赖人”⑤，但对这一段比较似乎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无论他们正在热恋中的当时，还是此后几十年断断续续的文字书信交集中。
傅雷是最早把两个作家的文本进行比较的研究者。在张爱玲走红文坛之初，傅雷称她的《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⑥抛开题材重大主义宏大的左翼“政治正确”文学观，着力肯定其凡人性和技巧内功，体现了傅雷高人一等的眼光。谭正璧肯定她“在技巧上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班公预言“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的文学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的地位的”⑦。跟傅雷的观点互相印证，同时代的评论家也给予张爱玲高度的赞扬。
1944年夏天，沪江同学聚会上，中学生夏志清初见明星作家张爱玲⑧。十多年后，青涩的文学少年成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并从事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把张爱玲正式请进了文学史。在读了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小说名家的主要作品之后，他系统地读了张爱玲，“大为其天才、成就所惊”，于是为张爱玲辟以专章，以多于论鲁迅的篇幅讨论这位从来在文学史上没有被提及过的女作家（中文本鲁迅占27页、张爱玲占41页）。不排除鲁迅为人所熟知很多评价不需要仔细展开，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第一次被论及、需要讲得细一点介绍性的文字相对多一点这个因素的考虑（本文谈鲁迅的篇幅远远少于张爱玲，即有近似的考虑）。
但是仍然不可否认，篇幅的大小本身，这也是一种比较。这可以从后来他跟刘再复关于“新文学五大家”排座次的差异可以看得出来。
夏志清小说史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也是张爱玲研究的里程碑。他第一次正式地把张爱玲请进了文学史，并给予重要地位，他说：“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夏志清准确地把握了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发等。说到《金锁记》，夏志清下了一个惊人而又服人的断语：“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过了一些年，在一本书的序中，夏志清仍然高度评价张爱玲。他说：
以“质”而论，实在可同西洋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和透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至少在美国，张爱玲即将名列李白、杜甫、吴承恩之侪，成为一位必读作家。⑨
夏志清还说：“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与张爱玲相比？”显然在这里直接间接的，也把张爱玲跟包括鲁迅在内的其他中国现代作家进行了比较。
若干年后，夏志清的看法略有一些修正。鉴于张爱玲离开大陆后作品日少，20世纪60年代以后印出的旧作比新作要多，“文物”一件件出土，夏志清对她的创作魄力和创作持久力起疑，“为此，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夏志清说这番话是在1995年。然而，他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70年代的研究张爱玲的文字，可以说开了一代风气。自夏志清始，张爱玲研究在大陆、港台及美国，已是持续性热点。而所有的研究，都不能回避夏志清，自然也不能够直接间接的回避张爱玲和鲁迅的比较。
余光中充分肯定了夏志清在张爱玲研究史上的独特贡献，他说：“今日而来推崇张爱玲，似乎理所当然，但是三十多年前在左倾成风的美国评论界，要斩钉截铁、肯定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的成就，到与鲁迅相提并论的地步，却需要智勇兼备的真正学者。一部文学史是由这样的学者写出来的。”⑩认为张爱玲的“经典化”历程就是从夏志清开始的，显示了一个出色的文学家的可贵胆识。
20世纪末，刘川鄂、葛红兵的《20世纪中国20位文学大师》把鲁迅张爱玲列为一、二位。评点到：“鲁迅一个没有长篇的大师，但仅有《阿Q正传》就足以不朽。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深刻地挖掘了国民病态的传统文化之根的作家。”张爱玲“一个把中国古代文人文学传统与现代西洋小说精髓结合得最好的作家。她笔下的人物一寸一寸都是活的” ⑪。力图最简要地概括出两位作家的特点。世纪转型期类似的排名比较多。1994年王一川版的前十位文学大师排名中鲁迅张爱玲名列其中毫无争议，金庸上榜郭沫若茅盾落榜引起过一阵喧嚣。1999年《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评选的顺序是：1.鲁迅《呐喊》，2.沈从文《边城》，3.老舍《骆驼祥子》，4 .张爱玲《传奇》，5.钱钟书《围城》。北京大学和国家图书馆联合的排名基本上都是鲁迅一张爱玲二这样一个顺序，可以说是大多数学人的共识。
2000年10月，时值张爱玲逝世五周年之际，在香港岭南大学召开了以“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为题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对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问题也是此次会议讨论热点。有记者请夏志清、刘再复这两位著名学者各列5位20世纪最好的中国作家，他俩不约而同地把鲁迅、张爱玲列在前两位。在谁是第一上，刘推鲁，夏举张，乃有分歧。刘再复将张爱玲比作“残酷的天才”，他说：“如果要在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萧红这五个作家中选择一个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会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彷徨，然后把票投给鲁迅。这是因为，这两位文学家，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夏志清跟他的选择正好相反，他说鲁迅的后半生为政治所累，不再有伟大的创作。而张爱玲不过是为生计创作质量有所下降，更值得原谅⑫。
张爱玲与鲁迅比较，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成果。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从呐喊到流言”，是王德威基于鲁迅张爱玲文学贡献的概括。“五四以来，以数量有限的作品，而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的中国作家，除鲁迅外，只有张爱玲。” ⑬现代文学界中过去只有鲁迅研究被称为“鲁学”，台港已经有学者在提倡“张学”。⑭总之，这两个生前没有交集、有明显代际差异，粗看起来题材内容话语风格迥然有异，文学史评价也有很大分歧的作家，在重写文学史的20世纪下半叶，在多元文学史观念的21世纪初叶，他们频繁地被读者被学界更多地捆绑在一起了。
单一的宏大主题优先论演变为生活题材全面论，单一的文学教育宣传作用改变为对审美娱乐作用的同时强调，单一的左翼文学主流文学史扩大为多元文学史，这才有了鲁迅张爱玲的相提并论，同领文坛。当代文学在欣赏了冲冲冲杀杀杀的斗争文学之后也开始欣赏哥啊妹呀的消闲文学，从启蒙文学到唯美文学，从战士到小资，虽然这里面有很多误读，但这就是从鲁迅到张爱玲，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学史现象⑮。
二、鲁迅、张爱玲的隐性交集
爱玲读高一时，家人告诉了弟弟的一些劣迹，如逃学、忤逆、没志气，她很生气。有一次在饭桌上父亲为一点小事打了弟弟一巴掌，她心疼得以碗遮脸，眼泪直流。后母见状不解地笑她：“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爱玲吃不下饭，夺门而逃，在浴室里对镜而泣，并发誓要报仇。然而，正在她伤心的时候——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⑯
这个故事好像在哪见过？
在张爱玲写弟弟的故事里，我立马联想到鲁迅。《野草》集里的《风筝》写道：长兄粗暴地折毁了弟弟的风筝，长大后非常懊悔这种举动，主动向弟弟道歉。弟弟像听着旁人的故事一样，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大家庭的老大，不管是长子还是长姊，无名主的伤痛，寒冷的悲哀。同情与忘却，复仇与忘却。张爱玲和鲁迅其实都表示过对麻木灵魂的悲哀，只不过令张爱玲感到悲哀的是她的弟弟，而鲁迅不仅仅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更是对那个时代麻木的群众的悲哀。两者都具有文人悲天悯人的胸怀和气度。张爱玲的家庭较于鲁迅是更悲哀的，鲁迅至少得到了他母亲的爱，他自己对母亲也是尤为尊敬的。而对于张爱玲，母亲是她爱的人，也是伤她最深的人。亲情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张爱玲的创作。从张爱玲和鲁迅的童年回忆来看，他们自小就具备了同情怜悯的人格气质，这也许是最终导致他们走向写作之路的某种内在动力。可视为二人内心深处的隐性交集。
鲁迅大张爱玲约四十岁。鲁迅去世时，张爱玲是个高二年级的学生。这两位，少小时都经历了家庭的重大变故，当铺药店和家庭灾难之于瘦小的少年鲁迅，继母旧衣和无爱家庭之于少女张爱玲，他们没有了儿童惯常的认知世界的金色眼光，早熟早慧，审美情趣趋向于悲。两人都有简短的私塾学习阶段，都没有得到正儿八经的大学文凭，都有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人生的经历和认知。鲁迅前期做过公务员和教师后期是自由职业者，张爱玲几乎一生都是自由撰稿人身份。两性情感交往和婚姻都不够“常态化”。如从传统婚姻形式来看，鲁迅朱安是真正意义的“明媒正娶”，应该算特别正常，如从现代自由婚姻的意义上来看，鲁迅和许广平也挺正常；张爱玲与胡兰成、赖雅的婚姻，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离经叛道，在现代眼光中却相当正常。为了追求真实人生，违背了当时社会习俗层面具有共通性。
也许，这种表面的比较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三言两语也很难说清。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文学资源。面对古今中外文化冲突、古代和外国文学汇入现代这个大背景，他们的取舍有同有异，本土趋同，它邦多异。
两人都喜爱传统中国文人文学，比如《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在鲁迅眼里，传统中国大都是瞒和骗的文学，但他对《红楼梦》评价尤高。“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⑰《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打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创新，以及文学史的创造，几乎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必引之定论。张爱玲自幼熟读《红楼梦》，十几岁的时候写过《摩登红楼梦》，这可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穿越小说。红学家庄信正评价说“她对《红楼梦》的熟悉和体会无疑超过绝大多数红学专家” ⑱，张爱玲自己也乐于提到《红楼梦》《金瓶梅》对她的影响，曾说过“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是《红楼梦》” ⑲。她是熟读其文而又深得其神。以家庭琐事反映时代变迁的构思特点，对建筑布局、风俗人情、起居礼仪的描绘兴趣，对人物无常命运的细致把握，皆有《红楼梦》的神韵。以至于夏志清把二者名之为“闺阁现实主义”⑳。在庄信正看来，张爱玲的出身经历和文学素养，使她成为曹雪芹的真正传人，曾有让张爱玲续《红楼梦》之类的建议，但聪明如张爱玲，不会干这吃力不讨好、永久留骂名的傻事㉑。从1967年开始，她把精力花在了《红楼梦》的考证研究上，陆续发表了七篇红学研究论文，合集为《红楼梦魇》出版㉒。
对《红楼梦》的传播与影响过程中被庸俗化的问题，张爱玲亦有关注和评点，且与鲁迅高度一致。鲁迅曾嘲笑过30年代有人以宝玉附会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以《红楼梦》附会西方19世纪恋爱的看法。他更有才子看见缠绵、革命者看见排满、道学家看见宫闱秘事的著名分析㉓，也是对庸俗《红楼梦》倾向的严肃批评。张爱玲则敏锐指出：“《红楼梦》被庸俗化了，而家喻户晓，与《圣经》在西方一样普及，因此影响了小说的主流与阅读兴趣。” ㉔中国人对《红楼梦》中家庭热闹、四世同堂、人事纠纷、婚丧嫁娶、表亲恋爱有一种异常的亲近感，最终停留在“人生如梦”的浅层次感喟上，满足千百万人的白日梦。
在研究《红楼梦》的同时，张爱玲还心心念念另一部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韩邦庆1894年出版的这部40万言的吴语方言小说，描写上海娼家丑闻，揭露洋场黑暗，价值远远高出同期同类作品，备受文学史家首肯。胡适称之为“一个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女家生活”的优秀小说㉕。鲁迅视之为清代“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认为“上海此类小说之出尤多……惟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己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 ㉖。皆盛赞其写实风格。张爱玲的看法也一样，并常为它抱不平，称应跻身于世界名著之林而毫不逊色。她在1956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表达了移译《海上花列传》的意愿。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终于如愿。把这部著作译成了英文，随后又把吴语本译为国语本。她自称为要“救活”这部小说。她认为这本书写得淡，是最好的写实作品，“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 ㉗。“平淡而近自然”也是胡适对张爱玲50年代作品的评语。这不是巧合，是三英雄所见略同。
审美趣味的形成，是早年阅读、学校教育、人生经历、后天性格等多种因素的结果，决定了成年的眼界和价值观，也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取向。《红楼梦》等文人小说对鲁迅的影响主要在现实主义精神层面，而对张爱玲的影响具体化为艺术表达，包括题材、写法、文风。虽然《红楼梦》对他们影响的方向不同，但是他们都共同欣赏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人性。现代中国最有成就的两个小说家，在对传统中国小说的喜好上惊人的一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怎样利用传统文学资源的积极有效的例证。
因此可以说两位大家有隐性的交集，或者说有神交，或者说心有灵犀。在张爱玲关于早年阅读的回忆里，提到了鲁迅、曹禺、老舍、穆时英、沈从文、张恨水等现代作家，当然存在着20年代作家影响40年代作家的可能性。张爱玲、胡适家族素有来往，张爱玲到美国之后也几次跟胡适见面，她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深得胡适的好评，两人也在书信中讨论过《海上花列传》的文学价值。所以张爱玲有充分的理由对胡适“敬若神明”㉘。
但她对鲁迅也是尊敬有加的。有采访为证：
1971年夏，张爱玲在柏克莱加大工作期间，“破例”地接见了一位远方来客——青年学者水晶先生㉙。对于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张爱玲也谈到了自己的看法。她非常喜欢沈从文，说他是一个好的文体家。她喜欢老舍的短篇，认为其短篇胜过长篇。他们还特别谈到了鲁迅——
谈到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高手就是高手，大家就是大家，惺惺必然惜惺惺。张爱玲把握住了鲁迅文学人生的关键词：国民性改造。在张爱玲对鲁迅之死的惋惜中，分明可以感到她对挖掘国民性的重视，关于40年代中国民族斗争的现实“中断”了文学对人的探寻的看法也是犀利而准确的。可以说，在挖掘和表现国民劣根性这一点上，她继承了鲁迅，继承了五四传统。
这是关于鲁迅的一次直接的对话，也帮助了我们对两人关系和文学创造有最直观、最关键的理解。
胡兰成回忆过张爱玲对鲁迅的看法：“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他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乐，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 ㉚这段回忆帮助我们理解张爱玲如何理解鲁迅，也更加有力说明从40年代到70年代，从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期到延续期，她一直是敬仰鲁迅、敬仰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的。
在近些年发掘的张爱玲英文版中文版的自传体“三部曲”《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中，张爱玲还直接或间接地谈到鲁迅。《雷峰塔》里有一段：
中国并不富强。古书枯燥乏味。新文学也是惊慑于半个世纪的连番溃败之后方始出现，而且都揭的是自己的疮疤。鲁迅写来净是鄙薄，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但琵琶以全然陌生的眼光看，只是反感。㉛
《小团圆》也有提及：“起先女编辑文姬把那篇书评的清样寄来给她看，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极薄的清样纸雪白，加上校对的大字朱批，像有一种线装书，她有点舍不得寄回去。”在另一处写道，邵之雍算鲁迅与许广平的年龄差别，“他们只在一起九年。好像太少了点”。又道：“不过许广平是他的学生，鲁迅对她也还是当作一个值得爱护的青年。” ㉜有人据此认为这里似有借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为自己和胡兰成的感情正名之嫌㉝。
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家庭变故，到早熟早慧的性格培育、到学业受挫的特殊经历、到对常态情感的叛逆、到自由写作的职业选择、到对传统中国文人文学的资源的偏爱吸取、到对文学与人性与国民性的理解，我们找到了现在被认为成就最高的两个现代中国作家的相似性和可比性。
张爱玲跟胡适亦师亦友，但更是鲁迅的文学传人，哪怕是一个不“正宗”的传人。
三、“吃人”与“犯冲”
作为五四鲁迅的文学传人，张爱玲与鲁迅有两点共通之处：一是皆十分注重对国民性弱点的挖掘。张爱玲非常佩服鲁迅对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揭露，她自己亦是描绘人性弱点的圣手。他们两位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塑造文学典型人物最有成就的小说家。二是这两位作家皆具有极强的文体意识。“鲁迅风”“张爱玲体”是他们各自印刻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最辉煌耀眼的徽章。
现代中国作家谁也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犀利、不留情面地拷问过民族性，谁也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深刻犀利、悲天悯人地拷问过都市男女的情爱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都异常出色。古代中国文人只知道一味地遵从父亲、偶有不满至多是埋怨父亲，自鲁迅起，中国人开始审判我们的父亲。《狂人日记》揭示的中国传统文化“吃人”的命题，是鲁迅对新文学最伟大的贡献，是五四启蒙运动最丰富的文学成果。通过揭露和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格，是鲁迅一生孜孜以求的伟业，他在杂文、散文创作中一以贯之，在小说中更是以形象的方式作了集中的刻画。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农民和知识分子两大题材，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主义立场，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描绘了依附于土地的农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精神上受奴役的惨痛现实，他是清醒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者，创造性地运用“杂取种种人”“画眼睛”“白描”等手法，塑造了狂人、夏瑜、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华老栓等一系列典型形象，至今成为很多中国人的“共名”式的文学人物。被传统巨石压了四千年的精神胜利法魔怔、被兵匪官绅多子压榨成为木头人的农民、到死都在疑惑自己身体和灵魂无处安放的农妇、为大众牺牲被官府砍头鲜血被做成人血馒头被大众享用的悲剧，显现了鲁迅小说一百年的生命活力。
鲁迅是国人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深刻挖掘了“吃人”文化的传统中国之根源，张爱玲致力于“人性呱呱啼叫起来” ㉞，精微表现了在中西文化“犯冲”文化背景下国民性的变异。张爱玲开篇之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写女人堕落的常见故事，立意不在平面地道德谴责，亦不是对男人世界的理性批判，而是刻意表现洋场文化怎样使古中国的传统贞女变了节，一个女子怎样受了诱惑而自甘沉溺，具有浓厚的文化剖析意味。
没落的黄昏、阴森的月夜、嘈杂的都市、封闭的公馆，畸形的性爱、无爱的婚姻、扭曲的人性、颓败的人生——张爱玲把上海、香港十里洋场这种古今中西的不协调情形概括为“犯冲”。在这种“犯冲”的背景中，生活着一群窘迫矛盾的人物：一个钟头看中国古籍一个钟头看外国新学问的朱先生（《等》），被夸为新的旧的都来得的米晶尧和集姨太太与正式妻子于一身的淳于敦凤（《留情》），有的力图“一手挽住了时代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的慈禧太后”（《沉香屑·第一炉香》），有的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导致青春之花的早夭（《花凋》），有被物欲和情欲逼成心理变态 （《金锁记》），有已婚男子的情感浪费（《封锁》），貌似永无休止的高等调情在战火中意外地摔落到现实的婚床之上（《倾城之恋》）。媒妁姻缘、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以及畸形变态的父女情，男狂女怨、畸爱艳史、道德破产、人性沦丧，都是上海滩上香港湾里中上层人物关系的写照。张爱玲的“传奇”，是一组没有爱情的爱情传奇。
传统与现代对立，古人和今人打架，西化和中体冲突，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普遍特征，“犯冲”在百余年的中国人身上投下了无数分裂元素，情感生活处在历史的夹缝之中。《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般的文人书生，既有欧风美雨的洗礼又有传统文人士大夫的遗风，双重夹磨、精明贪图、自艾自怜、角色紧张，典型地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和心态。如同阿Q既是辛亥革命前后闭塞中国农村的愚昧落后的典型，又可在他身上折射出几千年中国国民性弱点一样，佟振保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都市的特定产物，又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原型。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塑造得最复杂最深透的男性知识分子形象之一。
“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中篇小说《金锁记》是描写都市与乡村、物质与精神“犯冲”导致人物心理变态的令人颤栗之作。其女主人公曹七巧由婚前的泼辣强悍到婚后的疯疯傻傻到分家后的乖张暴戾以至变态的性格历程，使读者触目惊心地感到：封建的等级观念、伦理道德、金钱婚姻在一个遗少家庭表现得多么丑恶，对人性的戕害是多么狠毒残忍。七巧的形象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曹禺的《雷雨》中的蘩漪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性格最复杂、内涵最丰富的三大女性形象。《莎菲女士的日记》因是日记体，在表现女性审视男性世界和自身灵与肉冲突方面是新颖大胆细腻深入的，但在背景描绘上有欠完整，因而局部地影响了其表现的广度和清晰程度；《雷雨》因是话剧文体，它主要通过对话来表现蘩漪的情感变态、阴鸷性格和女式的复仇，因而对其性格发展过程和心理演变轨迹的铺垫交代有欠细致；而《金锁记》则是以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方式一步一步地推演主人公的性格发展，一级一级地把曹七巧推向没有光的所在。其发展脉络之清楚、性格描写之细致、心理剖析之直接和犀利，在现代小说中难有匹敌之作。
发生在洋场上的所有这一切——不伦不类的风景、不土不洋的风俗、畸形变态的恋爱、荒唐颓败的人物——都指向了一个焦点：文化的“犯冲”。张爱玲所表现的，正是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租界这一特殊景地上的浊流相汇、污泥掺杂的情形，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发生的变化和这些文化的根源。她笔下的人物，是中国负面文化的载体。他们的空虚心灵就靠这种怪胎之果来填补。原有的某些道德规范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另有的一些反道德的道德（如男子特权、男子中心主义）得到了强化。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维护者大清帝国解体之后，过去的邪恶并未从中国社会销声匿迹。相反，这些邪恶在洋场风情园里开出了“恶之花”。有些人不顾道德准则，耽于享乐；更多的人在极度混乱中苟活，没有健全的人生目标。洋场是一口大染缸，它分明地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它说明中国文化到20世纪，走进租界非发生病态不可。而作为它的负面文化载体的一部分弱者，只要身在其中，谁也逃不出它的感染，他们的心理病变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即使那些出身贫苦人家的人，一到洋场，就被尘烟熏得变了颜色，被洋场文化驯化为动物式的苟活者，丧失了泥土气息。张爱玲笔下的中国人，不仅是遗老遗少、洋场男女的一种静观形象，也是对中国人心灵的一种揭示，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有力观照。沉重呆滞、潮湿发霉的历史氛围，苍凉凄艳、光怪陆离的生活图景，人欲横流、腐败堕落的人物形象，这是颓废到极点的写照，是古中国无可挽回的表征，是中国国民性无可救药的说明。它标志着一个阶级的没落，一种文化的枯竭，一个时代的死去。
鲁迅偏重于从整个社会文化和国民精神的改造来表现人生，张爱玲则是以关注个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的潜在视角来切入生活的。鲁迅基于乡镇生活、男性为主体角色反思民族文化心理，张爱玲以女性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探寻都市生存的奥秘，成为鲁迅民族文化心理建构一个实实在在的补充㉟。鲁迅面向过去，挖掘国民劣根性的传统文化之根，礼教吃人，这是鲁迅的揭露和呐喊。张爱玲立足当下，刻画在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夹缝中生存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包括情感状态。文化“犯冲”，这是民国建立30多年后张爱玲的睿智发现。可以说是珠联璧合，前后映证，互为补充，共同完成了对老中国儿女的形象塑造。他们刻画的主要是一些否定性的负面形象，同时也是现代文学最成功、最深刻的文学形象，真真正正活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人物。阿Q、闰土、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曹七巧、白流苏、佟振保、吴翠远、王佳芝……从时段上，从生活环境上，他们似乎走向了现代，但却还不是完全的现代人、不是健康的现代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现代中国，老中国的儿女。鲁迅和张爱玲的画像，残忍而真实。“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的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㊱
遗憾的是，张爱玲遗憾鲁迅传统被中断，后世学者遗憾鲁迅、张爱玲的人性批判传统继续被中断。张爱玲写活了熟悉的市民和知识女性，甚至也写活了并不熟悉的农民的灵魂。“我们并没有真正继承勇敢地探索国民灵魂从而激发觉醒与反抗或竟揭示其不觉醒不反抗之故的鲁迅的文学传统，至少是没有窥破表面现象，看到张爱玲和鲁迅的内在联系。张爱玲的被腰斩，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鲁迅传统的失落。” ㊲鲁迅被弱化了，张爱玲被小资化了，这是他们在21世纪的命运。
四、“鲁迅风”与“张爱玲体”
茅盾说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种新形式，大体是公正的，文学史家将之命名为“鲁迅风”。张爱玲的读者有一个专用的称谓：张迷。张爱玲探索过多种文体，最后形成了她自己的风格，张爱玲的文风有一个只属于她的命名：张爱玲体。
“鲁迅风”有启蒙主义的悲壮，“张爱玲体”带有现代主义的苍凉。
救国须先救人，救人须先救心，救心靠文艺，这是鲁迅文艺活动的逻辑起点，并贯穿始终。他不是为了把小说抬进文苑，而是以启蒙、开启蒙昧、改造国民性作为自己创作的使命。鲁迅在1934年回忆自己为何写作的时候，仍然肯定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纯粹的审美创造不是他的唯一的甚至是主要创作动机㊳。作为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的作家，以人物中心代替传统中国的事件中心，以人性探寻代替传统中国的道德评价、身份评价，以复杂人性代替传统中国的单一的扁平人物描写，以“人”为标准去拷问个人的和民族的灵魂，在现代中国作家中，他是最深刻的一个。《狂人日记》对吃人与被吃现象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揭示，《阿Q正传》对精神变态的刻画，以及其他作品中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人格挖掘，从负面展示了非人道的封建制度和文化的罪恶。
鲁迅总是把“意思”放在第一位，尽管他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但他的宗旨是“只要将意思传达出来就行了”，这就是他推崇剪纸、年画这类传统民间艺术的理由。他的小说的思想浓度太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低层次读者的阅读理解效果；他“听将令”而“呐喊”，“遵命”而“文学”，所以他不恤用曲笔。其动机显然不是作品情节的必然发展，而带有“曲就”之意，或者说是出于启蒙、鼓舞民心的需要。尽管“曲笔”只用一些细枝末节上（如《药》的末尾夏瑜坟上的花环，《明天》中单四嫂子的梦），但也说明他创作时理性与情感、思想需要与艺术感觉有一定矛盾；也还是因为他有太多太深的思想要急切地表达，他的现实感太强，在创作的盛年放弃了创作而专攻杂文（鲁迅只认可自己有五种创作集，杂文不算在内）。他的杂文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一定的艺术性，但毕竟不是纯粹的文学式样。鲁迅放弃创作，因为他自以为有更直接更简洁更有力的表达方式。他首先是个思想家，其次才是文学家，他的思想和文学的革命性又使他树起了革命家的形象。他的文学首先因他的思想而存在，但当他一旦采取文学的方式的时候，他又是充分注意了文学本身的特征的。所以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将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很好的一个。然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他的创作数量偏少，未必不是一个遗憾。
启蒙立场、现实主义、拷问灵魂，是小说家鲁迅的几个身份标识，也是“鲁迅风”的关键词。笔调严峻，风格悲壮，写法简明，已得到文学史家的公认。文研会作家、巴老曹等民主主义作家都深受过他的影响，也包括对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张爱玲等的影响。在一篇关于读书作文的散文中，张爱玲谈到原型与虚构、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我是对创作苛求，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 ㊴张爱玲写小说，不论“有其本”还是无其本，她总是把“人生味”放在第一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爱玲是一个品位纯正的作家。探索人性，拷问灵魂，揭示文明与人性的冲突是她在小说中孜孜以求的目标，留下了丰富的立体的关于现代中国的人性画卷，是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
挖掘人性，探索文体，是优秀作家的成功之路。在这些方面，鲁迅和张爱玲都有出色的贡献。不同之处在于，鲁迅首先是个思想家，他以文学为批判旧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具有典型的启蒙主义作家风范，因为启蒙的难度，无论是启蒙者，还是刻画启蒙者，都是悲剧性的存在，所以鲁迅小说的风格是悲壮的。鲁迅十分注意环境（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理）对人性的影响，而张爱玲较注意人自身的弱点，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环境与人的关系。鲁迅怀着对下层人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进行创作，笔端常带沉郁的感情和批判的火焰，有强烈的批判力量，张爱玲则较为宽和与冷静。鲁迅小说中有启蒙主义者的理想之光的照耀，而张爱玲则常常消解了激情，隐匿了理想。
自称生来就会写小说，张爱玲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更带有自由主义作家的气息。因而在人性针砭、文体表现上呈现迥然不同的风貌。张爱玲不是这个世界的自觉的清醒的批判者，她是一个智者。她的作品，没有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如鲁迅那种清峻的风貌和潜藏于其中的理性力量，基调是苍凉的，骨子是荒诞的。她的传奇，不过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苍凉故事，渗透着令人刻骨铭心的寒意。她专写没落，语调没有批判与谴责，也无同情与赞美，有的只是嘲弄。她的讽刺，不像鲁迅那样具有对上等人和下等人不同的态度，也不像张天翼那样让人看出血和泪来，她是讥诮的、漫不经心的，对笔下的任何人都不吝啬嘲弄的笔墨。她赋悲剧以喜剧的形式上演，每一个看似悲剧的故事中都有喜剧笔调的渗入和喜剧情节的穿插，故意表现精巧的滑稽和尴尬的不和谐。张爱玲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将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文字是荒凉的，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 ㊵这种威胁感，主要来自作家出身的那个令人窒息的社会的无可挽救的事实，也有欧美怀疑主义文学的影响，因而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表现出苍凉的基调和荒诞的意味。
本文第二节谈到传统中国文人文学对二人的积极的共同的影响，但还有没有说完的半句话：在对西方文化的吸取上，鲁迅早年钟情欧洲浪漫主义，中期主要取法于俄罗斯和东北欧的现实主义。如果说鲁迅的文化资源版图有比较弱的一块的话，那就是欧美自由主义文化。张爱玲则是以欧美的怀疑主义现代主义为主，尤其喜爱英国现代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怀疑主义，萨默塞特·毛姆的以侨居它民族的英国人为描写对象的取材特点和讽刺态度，劳伦斯的心理分析技巧，无疑对她的创作有较大的影响。她对人生的悲剧感与荒谬感和现代派作家是相通的。这也决定了他们艺术表现方式上的很多差异。鲁迅悲壮，张爱玲苍凉。鲁迅反抗绝望，张爱玲绝望。鲁迅是现实主义的，张爱玲有更多现代主义的成分。李欧梵概括为鲁迅的启蒙现代性，而张爱玲则属于审美现代性㊶。
张爱玲是心理描写的高手，刻画人物的巧匠。如前所述，她对洋场风靡的“艳异的空气”的描写相当细腻深入。而其中心，则是在人性的解剖上。她小说中的人性，确实“呱呱地叫了起来”，叫得最欢的，当数《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封锁》等篇。
张爱玲给她描写的主要对象——上海人画了一幅漫画，上海人的“通”给她印象颇深：文清理顺、世故练达、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虽然“坏”，却坏得有分寸、有艺术性。张爱玲所说的“通”也就是国人们经常概括的“精明”之意。而现代中国的上海人是最突出的、最有个性的人，他们更集中地体现了现代中国人的特点。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欧风美雨吹拂沐浴最盛，往往得风气之先。张爱玲的结论是：“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㊷所谓“近代高压生活”无非是指近现代的一系列社会动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民国建立、五四运动等，它们使上海人艰难地一步一步走向现代；“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则点出了其文化特征与性格根源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不合理社会；“不甚健康”的结果，是对这类人物以及产生这类人物的情景的实质性否定；而发生到极致的“奇异的智慧”，正是病态人格的表现。张爱玲描写人物的成功之处正在这里。她精细刻画了“奇异的智慧”的种种表现以及负载的文化内涵。她的以战争年代的上海常因空袭而来的短暂“封锁”为背景的《封锁》，笔力不在战争本身，而在“真人”与“好人”的对立。她的以特工为题材的《色·戒》，以暗杀特工和反被特工所杀的故事为线索，集中表现的是“人性和正常的人性的弱点”。她喜欢反高潮的写法，为的是在艳异的空气中“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茉莉香片》则描写两代人的悲剧，封建伦理的苦果。这种传奇式的处理方式，分明是张爱玲式的，融奇异故事与心理剖析为一体，乖巧隐蔽、别致自然。有人问张爱玲女士写的动人的故事如何取材，爱玲答道：“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 ㊸这个回答颇似鲁迅“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写法。可见，高明的作家自有其相通之处，他们都是观察广泛、概括精当的写人高手。
很多年以前，我对张爱玲体就有一个概括：人性的主题、女人的命运、犯冲的色彩、苍凉的基调、参差的结构、繁复的意象㊹。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好评。张爱玲具有自觉的作家意识。她是为数不多的“为创作而创作”的现代作家之一，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自由作家。唯其如此，她才能避免其他作家常会受到的外部干扰，孜孜不倦地经营她的艺术世界；她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她不带偏见地尝试过鸳鸯蝴蝶派、章回体、“新文艺腔”等多种文体，并逐渐形成她卓尔不群而又雅俗共赏的“张爱玲体”；她具有非凡的转化中外文学传统能力，她是把中国古代文人小说精华与现代西洋小说技巧结合得最好的现代作家之一；她具有对人性的精深的洞察与描写能力。她笔下人物的人性深度和美学意蕴远远高于一般 现代作家的作品。这四个方面，体现了张爱玲之为张爱玲的独特价值。我坚持认为，张爱玲是40年代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中国文学史上最出色的女作家之一。
如果说鲁迅是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那么张爱玲是乱世洋场的才女浪人；如果说鲁迅更有人道主义的情怀，那么张爱玲更有自由主义的意味；如果说鲁迅是一个民主主义的斗士，那么张爱玲更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独行侠；如果说鲁迅的同情点在底层在愚人、是人人，张爱玲的关注度更多是在女人男人、是个人。所谓“鲁迅风”有几个靓丽关键词：“为人生”“画眼睛”“白描”“曲笔”，指归在启蒙，强调的是作品的社会含量和人性含量。所谓张爱玲体有几个特别的标识性创造：“犯冲”“参差对照”“反高潮”，更令人关注作品的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他们是融合的，互补的。如果说鲁迅是中国启蒙文学的代表，那么张爱玲是中国审美文学的高峰。
关于鲁迅和张爱玲的评价，源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标准：鲁迅主要依据历史价值；张爱玲则依据（西方的）文学价值。就历史价值而言，不可能有任何一位作家能够超过“民族魂”。但就文学价值来看，很可能是鲁迅略被高估与张爱玲相对被低估。鲁迅在当代依旧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与鲁迅身处于同一语境，大时代的极期未曾过去。我们不断地与鲁迅书写的现象重逢，这似乎进一步印证了鲁迅的深刻与伟大。鲁迅对世界的不宽容与张爱玲对世界的理解，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走向不同道路。鲁迅周边始终围绕着一群青年，内心却孤独到不信任任何人；而离群索居的张爱玲反而觉得纵有千般不好，于我们亲。
有学者强调鲁迅和张爱玲的同中之异，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两人的异中之同。将张爱玲称为“女的鲁迅”的王富仁说：“依照政治态度，我们在张爱玲和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者鲁迅之间，是很难找到共同之处的，但就其文学倾向和创作方法，二者相同的地方要比相异的地方多得多。” ㊺探求他们的成功之道，才够更深入地阐发为什么他们才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作家，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启示更有意义。
长相不搭，阵营不搭，风格不搭，但他们是最有成就的两个中国现代作家，有共同的成功的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的文学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值得我们珍视。
注释：
①木心：《一生常对水晶盘——读张爱玲》，台北《中国时报·人间》1995年9月21日。
②胡兰成：《评张爱玲》，《杂志》月刊1944年第5期第6期。
③唐文标、关博文、孙万国编《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台湾时报出版社，1984。
④张爱玲：《我看苏青》，《天地》1945年4月第19期。《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⑤张爱玲：《小团圆》，台湾皇冠出版社，2009。
⑥迅 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杂志1944年5月号。
⑦谭正璧：《论苏青及张爱玲》，《风雨谈》月刊1944年第11期。
⑧夏志清：《超人才华绝世凄凉》，《中国时报》1995年9月12日13日。
⑨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序》，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
⑩余光中：《何曾千里共婵娟》，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95年9月15日。
⑪刘川鄂、葛红兵：《世纪回眸：两份作家排名榜》，《文论报》1999年11月4日。
⑫许子东：《张爱玲与20世纪中国文学》，载《无处安放——张爱玲文学价值重估》，陕西新华出版集团，2019。
⑬《张爱玲典藏全集》腰封，哈尔滨出版社，2003。
⑭高全之：《张爱玲学：批评·考证·钩沉》，一方出版，2003。高全之：《张爱玲学续篇》，台湾麦田出版社，2014。
⑮刘川鄂：《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的张爱玲现象》，《湖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⑯张爱玲：《童言无忌》，原发1944年5月《天地》月刊第7—8期合刊，《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⑰鲁迅：《鲁迅全集》第 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48页。
⑱㉑庄信正：《“旧事凄凉不可听”》，《联合文学》1995年10月号。
⑲㉔张爱玲：《红楼梦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第5页。
⑳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
㉒张爱玲：《红楼梦魇》，1976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1977到1986年共印了八版。
㉓《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㉕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载《胡适文存》第3集卷6，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79。
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㉗㉘张爱玲：《忆胡适之》，载《对照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㉙水晶原名杨沂，江苏南通人，1935年生。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加州大学任教。把自己所写的论张爱玲文章的影印件寄了一份给张爱玲，并表示要登门拜访。几经曲折，约定见面。
㉚胡兰成：《山河岁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第204页。
㉛张爱玲：《雷峰塔》，赵丕慧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第 347页。
㉜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第 150、142页。
㉝程小强：《论张爱玲对鲁迅及新文学传统的“偏至”说——张爱玲与鲁迅的“影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 年第 4 期。
㉞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上海新东方杂志1944年7月号。《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㉟朱红梅：《互补的神话——鲁迅与张爱玲文学与人生观之比较》，《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㊱于青：《天才其女张爱玲》，花山出版社，1992，第135页。
㊲郜元宝、袁凌：《张爱玲的被腰斩与鲁迅传统之失落》，《书屋》1999年第3期。
㊳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㊴张爱玲：《谈看书》，载《对照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㊵《传奇再版的话》，上海杂志社出版，1944。
㊶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167页。
㊷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杂志》月刊1943年第5期。《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㊸《女作家聚谈会》，《杂志》月刊1944年第4期。
㊹参见刘川鄂：《多次的结构，繁复的语象——张爱玲前期小说艺术片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4期。
㊺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