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野草》：主体性和矛盾性
原标题：《野草》的主体性和矛盾性 ——1940至1950年代有关鲁迅思想理解的分歧之一
摘要：在1940至1950年代的左翼文化界，研究者对《野草》及鲁迅思想的理解存在着一致和分歧。其分歧主要表现在：是否敢于承认鲁迅于创作中呈现出思想消极性和矛盾性；这一思想消极性和矛盾性是否正是鲁迅前期思想局限性之表征。胡风派一直强调主体性和革命性价值的统一，而冯雪峰、邵荃麟等理解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把《野草》中所蕴含的那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主体意志抛弃了，所谓鲁迅前期思想的消极性、矛盾性和局限性于此得以凸显，鲁迅也就成了必须依靠一种外在力量来予以拯救的现代知识分子。
关键词：《野草》；鲁迅；主体性；矛盾性
散文诗集《野草》是鲁迅文学创作中一朵永葆生命活力的奇葩，因其思想与艺术表达的复杂、隐晦与神奇而为人们所广泛关注和喜爱。但在1940至1950年代，在左翼文化界内部，研究者对《野草》及鲁迅思想的理解存在着分歧，而且愈到后来，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这种分歧愈来愈明显。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胡风派对《野草》所进行的研究和阐释也就成了一个被批判的焦点。主流派批评者与胡风派对《野草》理解的歧异主要表现在：是否敢于承认鲁迅于创作中呈现出了思想消极性和矛盾性，这种思想消极性和矛盾性是否正是鲁迅前期思想局限性之表征。其实，这些理解歧异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双方对于《野草》不同思想和艺术意蕴的理解，是在历史文化场域的变迁中逐渐定型并完成的。那么，这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思想认知过程呢？对于鲁迅认知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发生与建构方面是否有着某些更为深刻的关联？这些均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
邵荃麟曾于1945年9月发表过题为《鲁迅的〈野草〉》的文章。文中，他从历史社会学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对《野草》所蕴含的思想、历史与人文意义作了高度评价，并且试图把文本解读与对鲁迅心路历程的探讨关联起来，显示了《野草》在鲁迅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过渡性价值。他的以下论述为后来主流派理解《野草》时期鲁迅思想的局限及其特征定下了基调：“在他写《野草》以及这以后的期间，他的思想基础虽然和后来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那时的思想还没有越出进化论的阶段，他还不曾明确认识促进这个社会进化的革命动力。因此当历史更前进、民族危机更迫切、阶级矛盾更尖锐化的时候，在他自己思想上也引起一种从原来阶段向更高阶段跃进的强烈要求，这是需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斗争的，《野草》的写作正在这个时期，所以他所表现的情感较任何时期更加激越，但是经过这个苦闷的搏斗，他的思想终于突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就是显示在他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作品中间的更彻底的思想。”这里提到《野草》所表现的思想内涵总体上仍然受制于鲁迅前期所具有的进化论观念，既为后来主流派批评者所倚重，也为胡风派鲁迅研究者所诟病。冯雪峰于1955年10月撰写的《论〈野草〉》一文可谓当时主流派观念在《野草》研究上的集大成之作。
通过对《野草》中23篇作品和“题辞”的细致解读，冯雪峰认为这部散文诗集尽管具有一定的战斗意义，即表现了“作者对于当时黑暗势力的反抗和斗争”，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暗淡的情绪，尤其是反映了他的思想上的深刻而强烈的矛盾”。冯雪峰就是以发掘和梳理这个“矛盾”来作为其论述线索的。他认为《野草》抒写了悲观与乐观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绝望与希望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作品中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而正在吞噬着鲁迅的心，让他感到空虚和迷茫。冯雪峰写道：“所有这种种的矛盾，其实都只是反映着一种思想状况，就是：感到目前的黑暗势力很雄厚，而对于将来又觉得有些迷茫。”那么，鲁迅当时为什么会有此种思想状况呢？它说明了什么呢？冯雪峰以为，这当然跟鲁迅当时所处的黑暗环境有关，因为写作《野草》的时期，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也是鲁迅感到当时置身其间的北京正在挤压和疏离他的时期，但是，除了这个时代、社会的原因，“还有更重要的思想上的原因”。那么，这个思想上的原因是什么呢？冯雪峰主要从世界观的角度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一，鲁迅《野草》时期的世界观也就是他的前期世界观，还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且，鲁迅当时所取的立场还是“革命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立场”。因此，鲁迅以他当时的世界观，也就“不能正确地把握当时的现实的发展，明确地认识革命的前途”，即是说，“对于无产阶级及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就不能有明确的、充分的认识和估计”。在冯雪峰看来，正是由于这个世界观的局限，才导致了鲁迅思想上的矛盾，进而导致《野草》中呈现出不可调和的矛盾性。其二，《野草》中呈现的矛盾性思想状态，“非常鲜明地反映着作者当时所体验的深刻的思想苦闷和强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而且，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寂寞、空虚和矛盾的痛苦，也包含着由于他当时同革命的主力还没有建立起具体的真正密切的联系而来的寂寞和不安”。究其世界观上的原因，鲁迅“前期的世界观，主要的还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上面”，他是“站在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上而从事个人主义的战斗”。正因如此，冯雪峰以为《野草》明白地告诉人们：“作者所感到的空虚和失望，从思想上说，是由个人主义的思想而来的。作者的矛盾和痛苦，反映着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立场在他那里发生着动摇以及他自己对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显然，冯雪峰从世界观的角度，分析了进化论和个人主义思想对《野草》时期乃至前期的鲁迅所导致的历史局限性。鲁迅内心的矛盾，以及由矛盾而来的空虚和痛苦，都根源于此。但是，鲁迅并没有深陷于此种空虚和痛苦之中，他在寂寞中升腾而起的不安，加上其他客观和主观的因素，都有可能促使他进行世界观的质变。冯雪峰写道：“时代的条件，作者的一贯的人民立场和革命意志，都决定了他非前进一步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可。这就是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投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广大的人民群众有更进一步的更密切的结合，在群众的集体主义的基础上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以及为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可见，冯雪峰论述《野草》终究落入了当时主流派研究者的窠臼。在他看来，《野草》时期鲁迅的作用就在于为知识分子展示了自身思想和世界观的局限性，而鲁迅最终听从共产主义的召唤，在党的帮助下，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因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世界观的转变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在一定意义上，冯雪峰有关《野草》的论述也是他在言说鲁迅的过程中适时自我调整的结果。这个妥协以及自我蜕化的过程，胡风后来把它叫作“禅化”。
平心而论，冯雪峰对《野草》的论述自有其一以贯之的地方，就是对其所呈现的内在“矛盾”的理解。他在1950年代对《野草》“矛盾”的条分缕析，其实可追溯到他以前对于《野草》的理解。对于《野草》内在“矛盾”的把握和发掘，不能不说是冯雪峰的一大重要贡献。1946年，他写了部分《鲁迅回忆录》，多次提到对《野草》的理解。他认为，《野草》揭示了鲁迅内心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是黑暗的社会现实所造成，也是他本来的性格所造成，因为鲁迅尽管“最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然而却是最不愿意寂寞和孤独的人”。而且，这种执著的“矛盾”品格正是每一个思想家所具有的，因为“一切的思想家都是在深刻的矛盾与苦闷中战斗着前进的”，而“矛盾的实质是联结在当时的社会运动的一切具体事象和关系上面的”，也正因如此，鲁迅对矛盾的体验和书写，便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诚如冯雪峰所言：鲁迅内心的矛盾“总是反映着时代或社会本身的矛盾”，他所体验的黑暗与空虚“也不能不是时代或社会的空虚与灰暗的反映，尤其在这种时候，一切这样的思想家就都要经由这种矛盾的克服而更向前进”。而这种对于“矛盾的克服”正是反映了鲁迅所具有的那种宝贵的精神，这种精神的主要方面正是他的伟大人格的体现，而敢于直面历史与现实乃至心灵的黑暗，敢于带着淋漓的鲜血突破已有思想的局限，正是此种人格的斑驳投影。在这种意义上，冯雪峰认为1924—1926年间的鲁迅，亦即写作《野草》期间的鲁迅，乃是最能以自己的生命去跟黑暗进行战斗的鲁迅，也就是后来鲁迅自己所言“绝望的抗战”的意思。而这一切，正根源于鲁迅总是“相信他自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与其说是物质的、外在的，毋宁说是精神的、内在的。正是在这里，冯雪峰也就有可能深入地触摸到鲁迅的精神动力学问题。他说：鲁迅“是把自己的生命付给民族的解放的人，然而不同于一般的这样的民族志士者，是在他是更有思想的人。他和一切志士一样，是要胆肝涂地为民族的，然而他却是更要用血用心和生命去拥抱现实与思想或主义的人。他和那种可以今天讲这种思潮而明天讲另个的思想贩子实在离开得太远了，——那种人是体验不到现实的矛盾，也体验不到内心的矛盾的。鲁迅先生是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着现实和思想的矛盾的，在他对现实的把握是非同时有内心的思想的把握不可的。现实和历史的发展，对于他，必须成为他的精神的世界。于是，在现实巨大变化和发展的时候，在他的内心就发生着伟大的矛盾斗争和圣洁的痛苦过程。”显然，在内心的搏斗过程中，鲁迅已经具备了把对黑暗的体验转化为光明的力量，也正因如此，鲁迅在《野草》中呈现出来的矛盾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因素，《野草》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也就成了一个战胜黑暗、面向光明的艺术载体。冯雪峰这种对《野草》主体性的理解，是直接通向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的，胡风派对《野草》的理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时冯雪峰的理解具有相似的一面。而且，这相似的一面在邵荃麟当时对《野草》的阐释中也毫无例外地存在着。
其实，邵荃麟的《鲁迅的〈野草〉》一文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主流派鲁迅研究者承袭了他对《野草》局限性和鲁迅思想局限性的指摘，但也同时遮蔽和放弃了一些真正通向鲁迅思想之本来的论述。比如，他在解读《野草》时，充分注意到其文本内部所具有的那种复杂性，这就使他有可能直面《野草》所含有的悲观和虚无的情绪，并且把对这种复杂情感的考察带入到对抒情主体结构的探究之中。在他看来，《野草》尽管呈现了一定的绝望者和虚无主义者的心境，但并不能由此断定鲁迅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因为“当时鲁迅先生心灵中是在进行着最高度的强烈搏斗，他的情绪上是在起着最猛烈的波动，宛如海涛冲击，此起彼伏：希望与绝望，更生与灭亡，胜利与失败，一切都到达最尖锐的顶点，而从这种搏斗中间，才能使他的思想情感上迸发出各样的灿烂火花。这是一个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当他思想向前突进以前所必然经历的大苦闷，大痛苦，而只有从这种真实的苦闷与痛苦中，才能开放出更灿烂的思想之花”。“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他的思想是从血淋淋的历史现实中间搏斗出来，锻炼出来的。他并无别的特点，只是永远和历史的发展紧紧结合着，永远和人民的心紧紧地连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听到历史的声音，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可见，邵荃麟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是多么重视鲁迅在《野草》中所表现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并且跟冯雪峰一样，也是把这种心灵的搏斗中所具有的惨烈的体验和古老中华民族的新生联系在一起：“一个昏聩的古老民族的觉醒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那些长期被毒害着被麻痹着的奴隶的灵魂，要觉醒过来是极其痛苦的。这是一种最剧烈的痉挛，一种希望与绝望的挣扎，一种悲痛与欣悦的搏斗。”正因如此，《野草》中体现出来的颤栗、愤怒与悲痛，“与其说是鲁迅先生个人的愤怒与悲痛，无宁说是历史的愤怒与悲痛，这些耀眼的火花与其说是从鲁迅先生个人的炽热情感中间迸发出来的，无宁说是从历史矛盾的斗争中迸发出来”。这样，《野草》时期的鲁迅就有可能在当时的历史和文化状态下开拓出一条属于自己也属于民族新生的道路，鲁迅的脚印烙在鲁迅的中国，而其价值取向却决绝地指向未来，但更重要的是，他以执著于现实的批判姿态指向未来。这就涉及到了胡风当年较为器重的舒芜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个命题——“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
二
“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是舒芜1945年9月提出的。应该说，舒芜提出这个命题受到了胡风思想的重要影响，但他更感受并包容了整个时代对于鲁迅的隔膜、对于鲁迅思想尤其是《野草》中所呈现的一些思想命题的误解。可以说，舒芜与当时左翼文化中主流派人士的论述一样，也带有为鲁迅思想正名的意味。而且，他的理解虽然是用那种思想的片断形式表现出来，但只要不带偏见地去领会和认知，也是可以感受到他那颗灼热心灵的跳动和对鲁迅思想的深刻体悟。
舒芜认为，鲁迅的中国造成了鲁迅的道路，鲁迅的道路贯穿了鲁迅的中国。因此，这样的鲁迅的诞生是与这样的中国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而这样的中国原是旧社会的根底非常坚固的，所以必须正视它，并且毫不妥协地批判它的思想根基。鲁迅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21页。舒芜认为，这就是鲁迅开辟其思想与文化道路过程的扼要说明，而“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就正是“他的基本认识，也就是他的道路的路基”。所以，鲁迅在这样的中国“走”出其伟大道路的一个前提，就是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敢于“用他的正视黑暗的眼，正视黑暗的中国”。鲁迅正视黑暗与抒写对黑暗的体验，并非为了把人带入黑暗与虚无，而是为了促发一个光明又真实的中国的到来。但是，鲁迅所身处的又依然是一个灵魂古旧的中国。所以，他要向这样的中国诉说历史的真实，就惟有采取一种变形的话语形式和批判姿态。诚如舒芜所言：“在由鲁迅底光芒的逼射而显现出来的这样的中国，一切为了光明和真实的，也只有在光明之下和真实之中才能以其原形而存在而作用的东西，在这里都不得不要求着种种与原形相反的形式，不得不变形。鲁迅的道路上，大抵都是经历了这种伟大的变形的东西，引导向真实与光明去。”正是要经历这种变形，所以鲁迅才不会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鲁迅并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鲁迅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世界，鲁迅的道路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斑驳暗影：
在这条道路上，是需要善良的，然而它的具体形式只能是恶毒；是需要和爱的，然而它的具体形式只能是憎恨。
在这条道路上，信任的心要存在，反而必得借助于怀疑；公平的心要存在，反而必得借助于偏狭。
在这条道路上，必须通过自卫，才能实现牺牲；必须通过冷酷，才能实现热情。
舒芜这种把鲁迅当作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来看待的思想显然源自胡风。因为胡风早在1943年10月鲁迅逝世7周年时就曾说过，作为一个思想的战士，鲁迅是一个具有强烈战斗色彩之道德律的人，这就决定了他对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而这也使鲁迅的面影在不同的对象和历史境遇面前具有了截然两样的风貌：“由一面看来，他是苦行的圣者，慈祥的佛子，由另一面看来，他是尖酸、刻薄、冷酷无情的‘世故老人’。”但是，鲁迅的这种两面性特征却是同样根源于鲁迅人格的一致性。鲁迅的主体结构在任何时候都是坚强的、恒定的，借助胡风的话来说，鲁迅乃是一个心与力的结合。于是，鲁迅就有可能在体验黑暗的同时并不会为黑暗所吞没，在感受绝望的深渊所带来的颤栗时并不会沉入虚无之中。舒芜就此写道：“在这种场合，决定地支持着他的战斗的，当然就是内敛了的希望，深潜于内部的光明和开拓。倘内部没有这种光和力，则不但不能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而且即使乐观也乐观不了什么，即使可为也为不出什么的。”此种强烈的光和力，显然来自鲁迅精神的内部，是一种主体人格的力量，反映了鲁迅对于革命的爱和信，而“惟其有了战斗的爱与革命的信，所以虽憎恨而不超人，所以虽怀疑而不虚无，所以虽严刻而又不会成为‘神’或‘上帝’”。也正因如此，舒芜显然认同胡风关于鲁迅主观战斗精神养成的观点，而这其实正有可能从外在形式上通向主流倡导的思想改造的历史进程。所以，舒芜说，在鲁迅的道路上“有一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革命人’的养成，内在的蕴有光和开拓力的‘革命人’的养成，由于这种内在的光和力而就不管怎样都非革命不可的‘革命人’的养成；对于他，对于继承他的道路的人，这是最重要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革命意志和主体精神的形成，所以鲁迅在《野草》中就会具有一种转化消极因素的积极力量。因此，也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另一些胡风派成员比如雪苇和张禹对《野草》的相关阐释了。
之所以特别提到张禹和雪苇，是因为在批判胡风运动中，他俩的《野草》研究也是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证之一来进行批判的，而且他们的研究确实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地方。吕东亮：《“胡风派”的鲁迅研究及其与主流派的歧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总体上看，张禹和雪苇对《野草》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应该说，前者的研究不仅受到过后者的影响，而且受到过胡风、耿庸等人的影响，这是可以找到显明的思想脉络的。
张禹和雪苇《野草》研究中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都主张对《野草》必须加以辩证的研究，反对采取琐碎而牵强附会的索隐式研究方法。张禹指出：“我们可以碰到一些人，他们实际上往往不把《野草》当作抒情诗来理解，而热衷于猜谜语似的找寻泥土‘象征’什么，乔木又‘暗示’什么……。这些人的动机常常是很可嘉的：他们希望在《野草》中找寻直接的、像在鲁迅杂文中常见的那种指示，或者想以自己的注释来强调《野草》的政治意义。但是，这种方法却是错误的。其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庸俗化了《野草》，丢掉了‘象征’或‘暗示’以上的意义。”这里所希冀避免的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认知方式和研究方法，此种方法若跟政治实用主义相结合，容易达到歪曲鲁迅创作及其思想的地步，诚如张禹所言：尽管鲁迅在《野草》中抒发的感情“归根结底离不开他的社会斗争；但谁也无权命令鲁迅，鲁迅自己也决不会以为，一定把每一件景物化装起来演一番说明某一社会问题公式的文明戏，才算是‘配合政治任务’的”。张禹在当时能够指出把鲁迅无条件政治化的缺陷，并且希望大家对此保持一种警醒的态度，以期让鲁迅研究更为切近鲁迅本身，确实难能可贵。
雪苇研究《野草》采用的是一种分类的辩证方法。他在总体上把《野草》中的主要篇章分为两组，一组以《过客》《希望》《影的告别》《死火》《求乞者》《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死后》《风筝》等9篇构成，并说明以《过客》为首篇；二组以《这样的战士》《秋夜》《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复仇》《复仇（其二）》《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的失恋》等11篇组成，并说明以《这样的战士》为首篇，而《死后》也可以重列在这一组。在雪苇看来，这两组既各有侧重，又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第一组主要是从心境底‘阴影’的一侧面来解剖自己；第二组，则主要是号召战斗及直接对于黑暗底攻击。后一组，是前一组底内在精神之外在底积极的发扬，而其总色彩，则又是统一。”他又同时指出，第一组文章中所描写的“‘阴影’的本身，也同时放射出战斗的光辉来。这就是如他自己论十九世纪东欧作家底作品时所说过的话：‘即令是颓废和虚无，这也是战士底颓废和虚无。’何况这里决不是什么颓废或虚无呢？这不过是一时的心之波动与心之一角的内在斗争罢了！而且，这正是说明：《野草》里的这一组文字，正是他三十年如一日未停止过的、屹立于最前线的战斗之基础。有什么东西能比预备失败的前途而作舍命的斗争更为坚决，有什么东西能比知道自己的后面没有任何支持而犹要坚决与黑暗作战更为英勇呢”。这样，《野草》中的阴影和黑暗也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此种转换在雪苇的论述中表现为一种结构的回环，它不仅属于论述本身，而且凸现为《野草》的一种内在结构。这种结构形成了一个思想和逻辑的场域，悲观的东西可以由此辩证地转化为一种乐观向上的动人姿态。正因如此，雪苇才会指出，第一组中的“《墓碣文》恰好是《这样的战士》的出发点。《墓碣文》不仅没有什么‘虚无’，且与他的全部作品同调，没有什么绝望与丧气”。这个论断显然跟邵荃麟当时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因为邵荃麟在40年代中期也曾指出：“在《野草》中间最被人们所熟记的，是那篇《这样的战士》，这确是最能代表当时鲁迅先生的生活思想与情感的。有人说《墓碣文》应该是《野草》最好的自序，那末我以为《这样的战士》应该是《野草》最好的自跋。”也正因如此，雪苇总结：《野草》中的“空虚感与寂寞感，在鲁迅的思想中，不是主面而是客面，不是正面而是反面，不是优势面而是劣势面，不是肯定面而是否定面”。显然，在雪苇、张禹等人的阐释中，《野草》中的阴影也是最终成了创作主体奋起搏斗的起点，而其转换的关键在于作者具有一种至大至强的人格结构，我以为，正是由于雪苇、张禹等人把握到了此点，他们论述中体现的辩证方法才能得到具体落实。所以，在对《野草》进行辩证的理解和把握中，注重凸现创作主体之人格力量在文本构造中的积极作用，也就成了雪苇、张禹研究中的另一个特点。
雪苇认为，鲁迅作为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是拒绝向黑暗投降的，他所要求的是战斗，正如他笔下的过客，“无论前进的路是如何迷蒙不清与自己已经是何等的困顿，他仍要作决不休息的前进”，他内心所有的斗争，总是“出发于战斗，解决于战斗”。面对绝望与虚无这些阴影的侵袭，他宁愿以个体的方式承担，用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说法，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这一切正是为了后代与别人。雪苇认为，这是“高度超越的自我牺牲底精神”，它也异常分明地体现在《影的告别》中：“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在雪苇看来，正是由于鲁迅具有这样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所以他才会最终战胜黑暗，而这也构成了鲁迅式战斗的内在的力的泉源。有了这种内在的力，鲁迅就会成为“这样的战士”，永远举起他的投枪，也就会战胜绝望、悲观与虚无，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就不可能成为悲观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此观点显然与40年代邵荃麟、冯雪峰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张禹在文中也明确指出，《野草》更是表达了作者的人格力量。表达了他对正义、光明、自由、幸福的热爱，和对丑恶黑暗的压迫制度及其思想道德的憎恨；《野草》虽然表达了作者的所谓彷徨、怀疑、空虚以及颓唐的心理和感情，但是，因为作者在根本上是一个革命人，所以，他不会由革命的狂热转变为悲观、颓废之人。这表明，鲁迅的人格力量在《野草》写作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人文内涵。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雪苇、舒芜等胡风派成员对《野草》及鲁迅思想的看法其实与邵荃麟、冯雪峰等人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张禹在后来的研究中无疑更多地承继了他们此时的研究成果。他们在当时的研究成果和文本解读中，更多地注意到了鲁迅的主体价值和人格力量。在对黑暗和阴影的书写中，它们之所以没有把鲁迅吞没，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鲁迅具有一种坚强的主体人格和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在《野草》中不仅呈现为一种艺术的结构性因素，而且以一种清醒的战斗的现实主义姿态表达出来，因之具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意义。正是凭借它，鲁迅才会最终战胜黑暗，拒绝虚无阴影的蛊惑。而这些，倘若从理论的表象来说，其实都是通向胡风当时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这也表明，胡风派成员在当时感受到的那种历史氛围以及他们对于主体人格力量的肯定和渴望，其实也正是为国统区的另外一些左翼文化人所共同感受过的，这一点正显现了当时国统区和解放区历史内涵的不同。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不仅邵荃麟在对鲁迅的认知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冯雪峰这位曾经跟胡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也对鲁迅的阐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把《野草》中所蕴含的那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抛弃了，把鲁迅所具有的那种主体战斗意志抛弃了。于是，《野草》中的鲁迅成了一个陷落在由“矛盾”所织就的黑暗深渊中的人，成了一个必须依靠某种外在力量予以拯救的现代知识分子。
比如，冯雪峰在1946年写的《鲁迅回忆录》中对于《野草》时期鲁迅思想中的矛盾给予了富有历史价值的说明，对鲁迅执着于揭示黑暗、反抗黑暗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种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反映，是鲁迅思想和性格的最大特色，是“鲁迅思想提供给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最大的价值之一”，鲁迅也因此并不是所谓的虚无主义者。但到1952年出版其《回忆鲁迅》时，冯雪峰对此作了新的改写，对《野草》的看法也就趋于消极了。他说：《野草》“更多地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内心矛盾的交战和痛苦的叫声，其中的思想就不能当作鲁迅先生的社会思想的代表来看，因为它表现得很隐晦，同时作为思想的著作来看，在鲁迅先生的著作里面也并不占那么重要的地位；并且其中好几篇作品，无论在思想上在感情上都是个人主义的，而且阴暗的，有虚无感的，悲观而绝望的。自然，这种虚无和绝望的感情，同时又被鲁迅先生自己在否定着，他同自己的虚无和绝望斗争，这是在同一篇作品中都看得出来的，但斗争的结果怎样呢？还是有些虚无和绝望，总之是矛盾，个人主义本身的矛盾。”他后来写的那篇《论〈野草〉》，正如前面所指出，更是对鲁迅思想中的所谓个人主义的矛盾从世界观的角度作了系统性的论述，认为鲁迅当时已经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革命现实的发展，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尤其是其中的主体精神成了鲁迅思想发展必须克服的障碍。于是，《野草》就成了鲁迅思想必须加以改造的证明，也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加以改造的证明。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在一些具体而细微的地方，冯雪峰也颇费心思地做了再三改写，比如对“黄金世界”的理解，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就发生了一些颇为耐人寻味的变化。“黄金世界”是鲁迅在《野草》中提出的一个命题，他对黄金世界的质疑当然受到过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但更多地包含了自己的体验和思考。想当年，曾经向往于民国建构的理想以及民国建立之初的新鲜气象，给鲁迅带来过莫大激情和快乐，但是后来民国现实的沉重又让其心头蒙上了几多失望的阴影，所以，你叫他怎敢相信人们对于“黄金世界”的预约呢？其次，鲁迅质疑“黄金世界”也是根源于他的人生哲学，这个哲学观念的核心就是执着于现在以及在此之上的行动。在这意义上，鲁迅显然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把理想的到来建立在这个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但是这是否能说鲁迅就反对希望和“黄金世界”的存在呢？不能。因为没有它们的存在，鲁迅就会完全沉落于一片黑暗和虚无之中，他不仅会为外在的世界所吞没，也会为内在的世界所淹没，鲁迅所强调的，主要在于如何坚守一条从现在抵达未来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根基只能是执着于现在。所以，为鲁迅所反对的“黄金世界”应该说是一种没有现实依据和行动的幻想，是鲁迅对某些虚妄的理想主义者的质疑和反对。显然，鲁迅对“黄金世界”的理解是与他的现实主义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冯雪峰在当时也作了积极的理解和评价。
后来冯雪峰在重写这部分回忆鲁迅的文字时，就开始表示了一种犹疑，认为鲁迅对“黄金世界”的阐释还存在着矛盾的一面，消极的一面，“跟他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时的向前发展的要求，是显然不相符合的，至少在他的情绪上”。于是，鲁迅在《野草》中提出的“黄金世界”的命题就有可能体现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而且只有这样理解，冯雪峰才有可能把1927年以前的鲁迅重新纳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的轨道上来，才能让“鲁迅”在当时发挥其引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意识形态化作用。到了写作《论〈野草〉》一文时，因为正是大规模开展批判胡风的政治运动之后，因而，他的写作动机和理论背景就有可能正是针对胡风派的鲁迅研究了。当然，他也有可能想借此对自己以往的鲁迅研究进行一番较为自觉的清理，所以，才会对鲁迅《野草》时期的思想局限性进行一番新的考量，也才会对鲁迅“黄金世界”的命题给出赤裸裸的指责。于是，在此时的冯雪峰看来，鲁迅所言“黄金世界”就是喻指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或是泛指人们所理想的新社会了。这样，鲁迅前期对黄金世界的质疑就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质疑了，《野草》时期的鲁迅当然也就有了某种深刻的思想局限性。言外之意，伟大如鲁迅者，也会由于进化论、个人主义等思想的制约，而缺乏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正确认识和向往，由此可知，对于鲁迅的思想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党的帮助显得何等重要。正是在这样的阐释中，冯雪峰不仅否定了胡风派对《野草》所蕴含的主体性及其革命性价值的理解，也否定了自己和邵荃麟等人此前对《野草》比较深刻的理解。本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在对鲁迅的理解上跟胡风派具有相通的一面，这就是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胡风所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及其现实主义理论，而胡风理论的产生又在一定意义上根源于他对鲁迅的理解。所以，在对鲁迅和胡风的理解上，冯雪峰、邵荃麟等人原本是有可能跟胡风派产生更多共鸣的。变了的不是《野草》及鲁迅本身，而是冯雪峰等人的观点。
如果说冯雪峰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野草》的阐释更多是从研究者内部瓦解了此前对于这部作品及鲁迅思想比较符合实际的理解的话，那么，陈涌等人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对于胡风派《野草》研究的批判，就是从外部来剥离人们此前对于这部作品及鲁迅思想比较符合实际的理解。正像陈涌在批判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时所采用的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有罪推论一样，他在批判雪苇、舒芜、张禹等所谓胡风派的《野草》研究时采用的也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于是，胡风派的《野草》研究也都是出于一种反革命的需要，《野草》研究成了他们反动政治行为的一部分。由此出发，胡风派的鲁迅研究也就毫无可取之处了。陈涌指出，“胡风集团在有关鲁迅的问题上对我们所作的斗争，是他们对我们所作的反革命的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其成员在鲁迅研究中所涉及的问题，“是从胡风集团所宣扬的一般的反革命观点出发，又从而加深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观点的”。这个观点显然是从当时主流观点而来，胡风集团既然已经是反革命集团了，那么，这些成员当然就是反革命分子了，他们在鲁迅研究上呈现出来的观点当然就是反革命的了。因此，陈涌对胡风派鲁迅研究的批判，本就不是立足于学术研究，而是倾向于政治批判。
陈涌以为，鲁迅在《野草》中表达的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因而充满了彷徨、失望、怀疑、感伤、空虚和颓废的感情，但是，胡风派比如雪苇、张禹，不是把这个方面的内容加以遮蔽、模糊或者缩小了，就是把它加以张扬、扩大和夸张了。具体而言，雪苇是“更阴险地把鲁迅早期思想的一些消极的因素，实际上已经为鲁迅后来所抛弃了的消极的因素，也说成是完美无缺的，积极的，甚至是无比积极的”。此处所言鲁迅早期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就是指鲁迅的个性主义思想，而它在当时被人笼统地叫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必须加以改造的一种思想形态。前面指出，在雪苇眼里，《野草》中的阴影和黑暗最终能够转化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这是因为鲁迅具有一种至大至强的人格，按照舒芜的说法，乃是由于鲁迅有着一种内心的光。陈涌对此表示不可理解，认为雪苇是在“不识羞耻地假鲁迅之名来明目张胆地散布个人主义思想”，因为，“按照雪苇的逻辑，便是，还不能确信斗争的前途，还感到孤独寂寞的战斗者，即暂时还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集体主义的战斗者，是比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战斗者更为‘坚决’、‘英勇’的，个人主义是比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更值得歌颂的”。“如果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前的鲁迅，已经不但毫无缺点和限制，而且比什么都更理想的了，那么，鲁迅还有什么必要再去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呢？”显然，陈涌对雪苇在《野草》研究中张扬鲁迅的主体性力量的做法是表示反对的，因为这会妨碍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心和折服，也会妨碍人们对鲁迅前期思想中的矛盾性予以正确的理解。至于张禹，陈涌说，他是在“步雪苇的后尘”，因为他也认为《野草》中的感伤、空虚和颓废的情绪，并不使人麻木、昏沉，而是感到“更清醒、更活泼”，但是，“他宣扬反动思想是更加隐蔽也更加巧妙了”，原因在于，他至少在表面上还承认“鲁迅曾经有过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样的一个思想变化过程”。陈涌对张禹的批判是份量最轻的，是一笔带过的。
关于舒芜，陈涌认为他写于1945年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一文，也是一篇假鲁迅之名来进行反动思想宣传的文章，它跟雪苇阐释《野草》的文章有同有异：“不同于雪苇的地方是在于，雪苇抓住了鲁迅早期思想中的一些消极的因素，但掩蔽它，至少是模糊它和缩小它，并且极力把它描写成为积极的，甚至是无比积极的，用这样的方法来欺骗和蒙混读者；而舒芜呢，他也抓住了鲁迅早期思想的一些消极的因素，但他不加以掩蔽、模糊或者缩小，相反的是加以张扬、扩大和夸张，使得我们看到的鲁迅，不但不是雪苇所描写的毫无缺憾，而是相反的，变成了悲观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唯我主义者了。但对于这些，舒芜也作为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加以宣扬，这又是和雪苇相同的。”之所以说舒芜把鲁迅歪曲成了一位虚无主义者，是因为他认为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中国便是鲁迅的中国，也是鲁迅的基本认识，是鲁迅道路的根基，也是鲁迅精神的一种表现。而这，正为陈涌所痛恨。其实，陈涌说舒芜把鲁迅看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乃是一种莫大误解。因为，陈涌的批判显然忽略了舒芜在论述中一再强调的鲁迅内心所具有的那种坚定的主体力量，或者说，陈涌有意省略了鲁迅的主体性力量。而且，舒芜跟胡风一样，他们置身其间的还是国统区的现实，因此，他们标举正视现实的黑暗，就像鲁迅所曾主张的那样，也并非是否定进步的力量，而是为一种现实主义和人生哲学观念所决定了的清醒态度。当然，在舒芜把这种态度提升到一种普遍化高度的时候，也确实包含了对于左翼文化内部所具有的一些不良思想习气的抨击。
